1972年2月中美关系解冻后，中美正式建交过程缓慢。除了美国政局变化和国际形势变化的因素外，关键的因素还是台湾问题。由于中国方面在台湾问题上立场坚定，基辛格一度认为中美无法正式建交。
自从美国人十九世纪进入中国以来，无论是传教士还是外交官，对中国总有一种梦想。传教士想把中国基督教化，外交官想按照美国的方案来改造中国。司徒雷登就是体现这种梦想的典型人物。作为传教士世家的司徒雷登，坚定地认为美国的政治制度是最符合基督教教义的。在中国期间，特别是在他担任美国最后一位驻国民党政府大使期间，视同为基督徒的蒋介石为中国最合适的领导人。当蒋介石退守台湾后，回到美国的司徒雷登不断强烈呼吁美国政府对新中国进行围堵，对蒋介石反攻大陆充满了期盼，“我相信我的中国梦一定会实现。”（见《在华五十年：从传教士到大使---司徒雷登回忆录》 东方出版中心 2012年5月 第145页）
由此可见，台湾问题实质上也是美国在亚洲的“核心”问题。美国政府之所以在台湾问题上不敢软化立场，除了担心动摇日本、南朝鲜、菲律宾这样一些同美国订有防御协定的国家和地区的信心外，根本上还是与美国人的“中国梦”有关。毕竟，坚持“梦想”，才有实现的可能性。一旦改造中国成功，以中国的体量和影响，美国在东亚就没有了后顾之忧。2012年8月，中信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学者陶涵的《蒋介石与现代中国》中文版，“陶涵说，蒋大总统虽赍志而殁，但可含笑九泉，因为在精神上，他的反攻大陆已经成功了。”（李零：《鸟儿歌唱---二十世纪猛回头》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年2月 第247页）
1978年12月15日中美建交公报公布后，美国方面迅速采取多种善后措施处理与台湾的关系。邓小平在“旋风九日”访问美国回来后不久，美国参众两院于3月19日至20日，协商一致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文本，1979年4月10日经美国总统卡特签署生效。《与台湾关系法》“实际上还是把台湾看作国家，把台湾当局看作政府。这与中美建交公报的精神是格格不入的。”因而“埋下了以后中美关系中许多矛盾和摩擦的祸根”。（陶文钊 何兴强著《中美关系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第248页）正如1979年4月19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客人说的：“对你们国会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中国是不满意的。这个法案最本质的问题，是实际上不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法案的许多条款还是要保护台湾。美国认为，保护台湾是美国的利益，还说要卖军火给台湾，包括一旦有事美国还要干预。所以说，这个法案实际上否定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政治基础。”（《邓小平年谱 1975-1997》第507页）
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西方政客、特别是美国政客，也包括受其影响的广大美国民众，开始以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必定会导致“自由化”，中国必定会走上西方式的民主道路。对美国人来说，憧憬了一个多世纪的改变“中国梦”到了有可能实现的时候了。
1989年11月23日，邓小平会见南方委员会主席、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尼雷尔。邓小平对大气候的趋势作出了精辟的分析：
在那之后，邓小平及时强调指出：“一个是更大胆地改革开放，另一个是抓紧惩治腐败”，“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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