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来，美国的国家医疗体系早就失衡了。如果你跑到医院，说自己的呼吸系统出了问题，很不舒服，怀疑自己感染了新冠病毒，或者其他疾病，比如膝盖伤了能不能做个CT，这些求医问药的过程首先要考虑保险有没有覆盖掉这一块，否则的话，整个过程很可能要3000美元。其实这个体系充满了各种腐败，奥巴马当年认识到了这一点，试图改革，搞一个“Obamacare”（奥巴马医疗改革），但最终还是失败了。
就在新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国内得到控制之时，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却不断拉响警报。如何分析西方媒体在抗疫新阶段时的表现，以及如何评价疫情相对比较严重国家的防疫措施，观察者网就此采访了定居沈阳的美国作家马意骏。马意骏是一位定居沈阳的美国作家。
观察者网：马意骏先生您好，很高兴再次对您做一个采访。这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疫情防控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不但湖北武汉的局势稳定住了，而且全国的本土新增确诊数量归零。您所在的辽宁省也早已下调了应急响应。可否谈一下，这一个月以来，相比1月情况比较严重的时候，个人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
马意骏：我也注意了一下官方公布的数据，当时辽宁省曾连续多天没有新增病例，就我所居住的沈阳市来说，差不多两个星期没有新增病例了，
所以辽宁是全国比较早的下调应急响应的省份。
我和我的家人的生活和以前相比有一点改变，但是变化并不多。每日的警觉性和戒备心也并没有降低。沈阳市民的最大变化并不是街道上的行人越来也多，或者商场内的摊铺是否都在逐渐复工，而是心境变了。
大家的心情越来越放松，可以在有限范围内自娱自乐的活动，从脸上的表情看，逐渐摆脱了之前的焦虑不安。
日常生活的变化还和以前差不了多少，儿子还是每天线上学习。
观察者网：目前全球的疫情形势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越来越国际化了。从欧洲的角度看，意大利的情况最为严重，您是一位意大利裔美国人，可否分析一下，为何意大利在这段时间成了新冠状病毒肺炎的重灾区？
马意骏：确实现在疫情防控已经成了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具体到意大利，主要是北部地区病毒传播很快。
意大利的伦巴第和威尼斯大区现在的情况和1月下旬的武汉情况很像，就是在一个人口很密集的地方突然爆发，而且瞬间占用了大量的医疗资源。
中国做得很好的一点就是及时把武汉和湖北隔离开了，限制了省际人员的流动，所以中国除了湖北以外的情况一直很可控。
但是对意大利如何应对疫情，我个人是有些信心不足。因为中国疫情爆发之后，意大利本来有至少两周的时间窗口期，他们完全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做好足够的防控准备，包括医疗设施建设，但很遗憾，时间被浪费了。
但是意大利疫情为何突然变得很严重，传播路径的追踪这一点还是个谜，而且只有我们进一步关注意大利疫情的进一步发展，我们才能判断意大利政府到底要负多大责任。
观察者网：可否问一下，作为意大利后裔，您现在和意大利还有多少联系，是否还有亲戚在那边？
马意骏：在意大利还有一些远房亲戚。
我一直强调，研究和消灭新冠状病毒，是全球各国必须共同承担的责任，这个议题必须要和政治意识形态切割，可是西方的主流媒体还是不停地在带各种节奏，他们对舆论的引导是很愚蠢的。
提及到我的个人家族史，我不想说太多，只想说一句“我爱中国”。我承认中国很多方面不够完美，但这就是我的家，我妻子就是土生土长的沈阳人。
我祖先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漂洋过海从意大利移民去了美国，所以我对美国还是要保持足够的尊重。
在大的疫情面前，身份认同突然变得不重要了，我们在灾难面前都是人类族群中的一员，有可以共通的情感。
但出于西方主流媒体一贯对中国的偏见，他们的对华报道出现了一些很偏激和不理智的言论，这也并不反常。
有些所谓的中立媒体也在暗地里充当了美国政府的传声筒，表达了美国官方的一些看法。
但是现在美国也出现了疫情扩大化的情况，该轮到美国人好好考虑，如何从中国汲取足够的经验，做好对新冠状病毒的防控工作。结束找替罪羊的游戏，认真把当前应该做的隔离和检测做好，才是美国政府应该做的事情。
观察者网：除中国、意大利之外疫情比较严重的国家还有伊朗、韩国和日本等。从地理位置上看，他们距离中国比较近。网友们也在讨论，中国现在到了严防外部输入的时候了，是否需要限制疫情严重地区的人来华旅行，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马意骏：我所在的辽宁省和韩国和日本的距离尤其近。提到这两国的疫情管控，我补充一点信息，我曾和美国商务部的某个朋友聊过，他们说在美国的日裔和韩裔都在忙着向他们本国援助运送一些口罩或者医疗设施。
而且我从当初的新闻了解到，中国疫情严重的时候，日本和韩国曾给了中国不少援助，所以现在我觉得有必要建立一个东亚防控联盟的体系，旅行限制不一定是最优解，因为中日韩的联系非常紧密。
昨天我妻子还告诉我，在沈阳的韩国人很多，我们当地并没有对他们有任何敌意或者针对性隔离。因为疫情造成的排外和对特定人群的仇视不但违反了基本道德，也对整体的防疫大局没有任何帮助。
观察者网：我们来聊一聊美国的情况。现在美国已经出现了许多因为新冠状病毒传播而致死的事件，而且确诊人数也在迅速升高。作为一个美国人，我觉得您应该有在美国就医的经历。美国对疫情的防控和其国民医疗和卫生健康体系息息相关。疑似病人的诊断费用和医疗保险关系也很大，可不可以说，目前美国对疑似、确诊病人的检测和隔离对收入有限的民众很不友好？
马意骏：从1月份病毒大规模传播开始，一直到2月初，美国的局势看起来都是可控的，但目前出现了一些控制之外的局面。其中的过程和媒体的一贯乐观高调的宣传有关，他们依然在散播不利于中国的言论，我现在手上就有两份美国媒体的报纸，他们的做法很不光彩，我就不点他们的名字了，说“不相信目前中国公布的任何数据，因为中国的体制不透明不民主”。
实际上中国现在做的工作已经很多了，远远不止隔离和每天减少确诊人数，其中还包括对病毒本身的科学研究和认识。
比如说中国是目前第一个对致死病人进行解剖的，这些临床医学观察的数据很重要，美国如果需要的话，我想中国也很乐意共享，大家合作一起研发合适的疫苗或者有效的药物，但是美国方面无视中国的努力，主流媒体指责中国是病毒散播的源头，破坏了国际经济秩序，这种做派非常不体面。
你提到的美国的国家医疗体系，这个话题很大很复杂，我也只能简单聊一聊。几十年来，这个体系早就失衡了。
如果你跑到医院，说自己的呼吸系统出了问题，很不舒服，怀疑自己感染了新冠病毒，或者其他疾病，比如膝盖伤了能不能做个CT，这些求医问药的过程首先要考虑保险有没有覆盖掉这一块，否则的话，整个过程很可能要3000美元。
其实这个体系充满了各种腐败，奥巴马当年认识到了这一点，试图改革，搞一个“Obamacare”（奥巴马医疗改革），但最终还是失败了。
现在的美国医疗保险的覆盖面在各方面的合作努力下好像是变大了，但是覆盖不到的那一部分其实变得更贵了，这一次的疫情传播本质上不是一次简单的医疗实践，而是全民防疫战争，如果民众检测是否感染肺炎的成本很高，只能导致大家畏医，把局面搞得更严重。
2019年12月4日《纽约时报》评论员文章“美国医疗体系正在杀人”。
观察者网：可否问一下您了解中医吗？平时有没有接触或者采用过中医疗法？
马意骏：了解一些。而且我对中医的了解和你前面那个问题关系很大，就是对比中美两国的医疗卫生体系。
最近这20年，有什么病我只去中国的医院，而且之前生病的时候采用过中西医混合疗法。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在中国治疗，花费很少而且效果很好。
我腿伤了的话，去医院做个CT，最多也就50美元，在美国，这个数至少要乘以10。
我觉得中医可以让人体的免疫机制更加平衡，增加抵御疾病的能力，当然了，它也许不能彻底杀死病毒，但辅助作用非常重要，但现代医学各种医疗器材的应用也是必不可少的。
观察者网：最后一个问题，还是来谈谈西方媒体的对话防控疫情的报道吧。你刚才特别提及了他们的一些做派。从2月后半段的情况看，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主流媒体好像抨击中国的声音不像之前那么强了，是不是和整个疫情的全球性传播有关？毕竟西方国家也突然意识到，像中国那样做到全民抗战是很不容易的。
马意骏：新冠状病毒刚开始在武汉爆发的时候，西方主流媒体是很兴奋的，他们终于发现可以找到一个合适的点攻击中国，而且把疫情和政治挂钩。意识形态话语声浪之高，盖过了很多理性的分析，我后来也写了一篇文章回击。
但是真正回击美国媒体的不是我的口水文章，而是中国全民众志成城的努力。中国的著名学者钟南山也说了，到2底很可能是个拐点，现在看来他的判断很合理。很显然疫情最严峻，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用我们常用的美国俗语形容美国主流媒体，那就是“朝自己脸上扔鸡蛋”（egging their face），因为他们这才发现，这次全球性如此规模的新冠状病毒的防控，相比其他国家，中国做得最好。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西方媒体口中的“专制”，其实是他们不理解为何中国公众为何如此愿意和政府部门合作，那是因为中国人热爱自己的祖国，支持自己的政府。
反观西方国家，他们面临的很大一个考验就是公众与政府的合作。
总的来说，各国之间的合作必须基于公众的同理心而非意识形态。
（来源：
观察者网，采访：武守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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