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一家俄罗斯媒体报道，2020年3月初中国向日本捐赠了两千个NCP检测试剂盒，由驻日某美军运输机完成调运，事后却发现这批货被运到了美国本土，而美国的“有关部门”则声称这是个误会，然后就没了下文，日本再也要不回来这批货了！此消息被曝光后国际舆论一度哗然，但很快又有人出头辟谣，但无论此消息是否属实，最近此类丑闻毕竟是在很多西方国家之间发生了，即便俄罗斯媒体造谣也当属“审时度势”使然！由此类丑闻展开来看，西方“文明”到底怎么了？其中的“翘楚”美国到底带的是什么头？如果对“美国梦”追根究底，吃瓜群众就不会再对上述丑闻大惊小怪，更别提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希腊通过“公投”对欧盟赖账了。“博利瓦驮不动两个人”，西方“文明”不过如此！“博利瓦驮不动两个人”这句话在美国很知名，堪称“美国梦”的极端个人主义价值观标签。文学源于生活更高于生活，“博利瓦驮不动两个人”这句话就来自足以揭开“美国梦”老底的欧·亨利的短篇小说《我们选择的道路》：
“落日快车”在塔克森（注：美国阿利桑那州南部城市）以西二十英里的一座水塔旁边停下来加水。那列著名快车的车头除了水之外，还加了一些对它不利的东西。
火伕放下输水管的时候，三个人爬上了车头：鲍勃·蒂德博尔、“鲨鱼”多德森和有四分之一克里克印第安血统的约翰·大狗。他们把带在身边的三件家伙的圆口子对准了司机。司机被这些口子所暗示的可能性吓得举起双手，仿佛要说：“不至于吧！”
进攻队伍的头儿，鲨鱼多德森，利索地发了一个命令，司机下了车，把机车和煤水车同列车卸开。接着，约翰·大狗蹲在煤堆上，开玩笑似地用两支手枪分别对着司机和火伕，吩咐他们把车头开出五十码，在那里听候命令。
鲨鱼多德森和鲍勃·蒂德博尔认为旅客是品位不高的矿石，没有筛选的价值，便直奔特别快车的富矿。他们发现押运员正自得其乐地认为“落日快车”除了清水之外，没有添加危险刺激的东西。鲍勃用六响手枪的枪柄把这个念头从他脑袋里敲了出去，与此同时，鲨鱼多德森已经动手用炸药炸开了邮车的保险柜。
保险柜炸开后，发现有三万元之多，全是金币和现钞。旅客们漫不经心地从窗口探出头去看看哪里有雷雨云。列车员急忙拉铃索，可是先被割断的绳索一拉就软绵绵地脱落下来。鲨鱼多德森和鲍勃·蒂德博尔把他们的战利品装进一只结实的帆布袋，跳出邮车朝车头跑去，高跟的马靴使他们奔跑时有些蹒跚。
司机正生着闷气，人却不傻，他遵照命令把车头迅速驶离不能动弹的列车。然而在车头开出之前，押运员已经从鲍勃·蒂德博尔使他退居中立的一击下苏醒过来，他抓起一杆温切斯特来复枪，参加了这场游戏。坐在煤水车上的约翰·大狗先生无心中走错一着，成了打靶的目标，被押运员钻了空子。子弹恰恰打进他两片肩胛骨中间，这个克里克的骗子一个跟头栽到地上，让他的伙伴每人多分到六分之一的赃款。
车头开到离水塔两英里时，司机被命令停车。
两个强盗大模大样地挥手告别，然后冲下陡坡，在路轨旁边的密林中消失了。他们在矮檞树林里横冲直闯了五分钟之后，到了稀疏的树林里，那儿有三匹马给拴在低垂的树枝上。其中一匹是等候约翰·大狗的，但是无论白天黑夜，他再也骑不成马了。两个强盗卸掉这头牲口的鞍辔，放了它。他们跨上另外两匹马，把帆布袋搁在一匹马的鞍头上，审慎而迅速地穿过树林，驰进一个原始的荒凉的峡谷。在这里，鲍勃·蒂德博尔的坐骑在一块长满苔藓的岩石上打了滑，摔折了前腿。他们立刻朝它脑袋开了一枪，坐下来讨论怎样远走高飞。由于他们所走的路径盘旋曲折，暂时可保安全，时间的问题不象先前那么严重了。追踪而来的搜索队，即使矫健非凡，在时间和空间上同他们还隔着一大段距离。鲨鱼多德森的马已经松开笼头，拖着缰绳，喘着气在峡谷的溪流边大吃青草。鲍勃·蒂德博尔打开帆布袋，双手抓起扎得整整齐齐的现钞和一小袋金币，嘻着嘴象小孩一般高兴。
“喂，你这个双料强盗，”他快活地招呼多德森，“你说我们准能行——在金融事业上，你的头脑可真行，整个阿利桑那州找不到你的对手。”
“你没有坐骑怎么办呢，鲍勃？我们不能在这里多耗时间。明早天没亮，他们就会来追缉的。”
“哦，我想你那匹小野马暂时驮得动我们两个人。”乐天派的鲍勃回答说。“路上一见到马，我们就征用一匹。天哪，我们发了一笔财，可不是吗？看钱上的标签，一共三万，每人一万五！”
“比我预料的少。”鲨鱼多德森说，用靴尖轻轻踢着钞票捆。接着，他沉思地瞅着他那匹跑累的马的汗水淋漓的胁腹。
“老博利瓦差不多要累垮啦。”他慢吞吞地说。“我真希望你的栗毛马没有摔伤。”
“我也这样希望，”鲍勃无忧无虑地说，“不过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博利瓦的脚力很健——它能把我们驮到可以换新坐骑的地方。妈的，鲨鱼，我想起来就纳闷，象你这样的一个东部人来到这里，在这些横行不法的勾当中居然胜过我们西部人。你究竟是东部哪里的人？”
“纽约州。”鲨鱼多德森说着在一块岩石上坐下，嘴里嚼着一根小树枝。“我出生在厄斯特县的一个农庄里，十七岁的时候，从家里逃了出来。我来到西部完全是一个偶然的机遇。当时我挎着一小包衣服，沿路走去，想到纽约市。我打算到那里去挣大钱。我觉得我能行。一天傍晚，我到了一个三岔路口，不知道该走哪一条路。我琢磨了半个小时，终于选择了左面的一条。就在那天晚上，我遇到一个在乡镇旅行演出的西部戏班子，我跟着他们来到了西部。我常想，如果当时我选择了另一条路，会不会成为另一种人。”
“哦，我想你结果还是一样。”鲍勃·蒂德博尔愉快而带有哲理地说。“我们选择的道路关系不大；我们成为哪一种人，完全由本质决定。”
鲨鱼多德森站起来，靠在一株树上。
“我真不愿意你那匹栗毛马摔伤，鲍勃。”他又说了一遍，几乎有点伤感。
“我何尝愿意，”鲍勃附和说，“它确实是匹头挑的快马。但是博利瓦准能帮我们渡过难关的。我们还是赶紧上路为好，对不对，鲨鱼？我把钱装好，我们上路找一个妥当的地方吧。”
鲍勃·蒂德博尔把抢来的钱重新装进帆布袋，用绳索扎紧袋口。他抬起头时看到的最扎眼的东西，是鲨鱼多德森手里握得四平八稳的、对准他的四五口径的枪口。
“别开玩笑。”鲍勃咧着嘴说。“我们还得赶路呢。”
“别动。”鲨鱼说。“你不必赶路了，鲍勃。我不得不告诉你，我们中间只有一个人有机会逃脱。博利瓦已经够累的了，驮不动两个人。”
“鲨鱼多德森，你我搭档已有三年，”鲍勃平静地说，“我们一起出生入死，也不止一次。我一向同你公平交易，满以为你是条汉子。我也曾听到一些古怪的传说，说你不光明地杀过一两个人，但是我从不相信。如果你同我开开小玩笑，鲨鱼，那就收起你的枪，让我们骑上博利瓦赶路。如果你存心要枪杀我——那就杀吧，你这个毒蜘蛛养的黑心小子！”
鲨鱼多德森的神色显得十分悲哀。
“你不了解，鲍勃，”他叹了一口气说，“你那匹栗毛马摔折了腿，叫我多么难过。”
刹那间，多德森换了一副凛冽的凶相，还夹杂着一种冷酷的贪婪。那个人的灵魂透露了一会儿，象一幢外观正派的房屋的窗口出现了一张邪恶的脸庞。
一点不假，鲍勃·蒂德博尔不必再赶路了。那个不仗义的朋友的致命的四五口径手枪砰的一声，在山谷间布满了吼号，石壁响起了愤愤不平的回音。博利瓦，那个不自知的同谋者，驮着抢劫“落日快车”的强盗中最后的一个飞快地驰走，没有被强迫“驮两个人”。
鲨鱼多德森疾驰而去时，他眼前的树林似乎逐渐消失；他右手里的枪变成了桃花心木椅子的弯扶手；他的马鞍奇怪地装上了弹簧，他睁眼一看，发现自己的脚并没有踩在马镫上，而是安详地搁在那张直纹橡木办公桌的边上。
我告诉各位的是这么一回事：华尔街经纪人，多德森－德克尔公司的多德森睁开了眼睛。机要秘书皮博迪站在他的椅子旁边，嗫嗫嚅嚅地正想说话。楼下传来杂乱的车轮声，屋里是电风扇催人欲眠的营营声。
“嘿呣！皮博迪，”多德森眨着眼睛说，“我准是睡着了。我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梦。有什么事吗，皮博迪？”
“特雷西－威廉斯公司的威廉斯先生等在外面。他是来结算那笔艾克斯·淮·齐股票帐目的。他抛空失了风，你大概还记得吧，先生。”
“对，我记得。今天艾克斯·淮·齐是什么行情，皮博迪？”
“一元八毛五，先生。”
“那就按这个行情结帐好啦。”
“对不起，我想说一句，”皮博迪局促不安地说。“我刚才同威廉斯谈过。多德森先生，他是你的老朋友，事实上你垄断了艾克斯·淮·齐股票。我想你也许——呃，你也许不记得他卖给你的价钱是九毛八。如果要他按市场行情结帐，那他就得倾家荡产，变卖掉一切才能交割。”
刹那间，多德森换了一副凛冽的凶相，还夹杂着一种冷酷的贪婪。那个人的灵魂透露了一会儿，象一幢外观正派的房屋的窗口出现了一张邪恶的脸庞。
“他得按一元八毛五的行情结帐。”多德森说。“博利瓦驮不动两个人。”
欧·亨利将自己笔下的强盗兼投机商的坐骑命名为“博利瓦”有何深意？“博利瓦”（又译“玻利瓦尔”）最知名的标签则是号称“拉美解放者”的一个大英雄，玻利维亚这个国家的取名就是为纪念他而来的。其全名是西蒙·博利瓦
（西班牙语为Simón Bolívar，英语为Simón Bolívar），拉美政治家、革命家、思想家与军事家。博利瓦是19世纪解放南美大陆的英雄人物，是拉美独立战争的先驱，领导军队从西班牙殖民统治中解放了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巴拿马、秘鲁与玻利维亚，尤其是被称为“委内瑞拉国父”。玻利瓦尔一生戎马倥偬，为推翻西班牙殖民统治耗尽心血，在民族解放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他主张民族平等，废除奴隶制，给广大黑人、印第安人与所有贫苦人民以自由平等与权利。他倡导拉美团结合作，联合各族人民共同砸碎殖民枷锁。玻利瓦尔的思想与主张是拉美人民的宝贵财富，至今仍鼓舞着拉美人民团结起来维护国家独立与主权的斗争。在整个美洲，以他命名的街道与广场数不胜数，很多政治家早已习惯了把他名字的那几个音节挂在嘴边。《卫报》文章援引玛丽·阿拉纳的评论称，“如果你是左翼，你可利用玻利瓦尔的名号；如果你是右翼，你还是能利用他的名号。”然而，解放拉美的大英雄却成了美国作家笔下实现“美国梦”的强盗兼投机商的坐骑，足以影射美国子建国以来对其拉美邻国的政策何等龌蹉。
1823年，美国总统门罗宣称“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但事后证明他干的是“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尤其是墨西哥人爱说“我们离天堂太远，因为我们离美国太近！”美国建国之初的地盘都在阿巴拉契亚山脉以东，但不到一个世纪就扩张到太平洋东岸，现在美国西南部的近半壁江山本来都是墨西哥的领土。至于与美国隔海相望的另一个邻国古巴，美国曾策划“猪湾事件”阴谋（未遂）推翻反美的社会主义政权，该国的前领导人卡斯特罗更是曾声称自己被美国特务多次（据说有六百多次）暗杀（未遂）而寝食难安。如果说美国视拉美为自己的长裙，加拿大则更像美国的牛仔帽了。美加两国之间有着世界上最长的双边陆界却互不设防，据说两国的军队由双方的最高军事机构联合指挥，但实际上则是由兼任三军总司令的美国总统统一指挥，美国人去加拿大甚至不觉得是出国了。至于剩下的美洲“托管地”（其实是欧洲列强的前殖民地），最大的一块是格陵兰岛，美国土豪兼总统特朗普曾想从其宗主国丹麦手里买过来，但后者不买账，甚至格陵兰岛的印第安土著也不领情，因为丹麦对格陵兰岛的福利政策远优于美国对其海外领地的福利政策。美洲还有英国的“托管地”百慕大群岛、法国的“托管地”圣皮埃尔与米克隆群岛，由于都是迷你荒岛而不可能被美国看上眼，所以知名度也不高。总之，美洲曾被美国视为自留地，直到拉美难民潮催生的特朗普版“新门罗主义”或新孤立主义让“美国优先”的流氓本色面对全人类暴露无遗。“世界警察”自顾不暇，至于苏联解体后美国对欧洲盟国的态度也就不难推论了。NCP蔓延全球之前欧美之间就在互挖墙脚了，“博利瓦驮不动两个人”！特朗普曾全面封堵NCP爆发的中国，现在对欧洲盟国入境美国者施加种种限制更是见怪不怪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欧·亨利早已揭露了西方“文明”的丑质，从其发源地希腊到现在的“世界警察”美国都不例外。面对本土骤然飙升的疫情数据，西方国家应对无措、乱作一团且以邻为壑、相互撕咬，自扒西方“文明”底裤大现眼。“灯塔国”暗淡下来，其欧洲盟国也好不到哪里去。如果说在亚太有西方国家的GDP老大抢GDP老二的抗疫紧缺物质，那么在欧洲则是有西方国家的GDP老三抢GDP老二十的抗疫紧缺物质了。就像“鲨鱼”多德森连“同胞”加同伙都敢做掉，“同一文明”又算得了什么！瑞士《新苏黎世报》3月8日报道，德国海关在德瑞边境扣留了一辆属于瑞士公司的货车，上面24万个本来要运往瑞士的口罩，这已不是德国海关第一次扣留瑞士的医疗物资。瑞士政府紧急召见德国大使表达抗议，由此引起了瑞德两国的外交纠纷，而这乱糟糟的一切都是在中国暴发新冠肺炎疫情2个月后。有了这么长时间的预警，这么多的现成经验，西方医疗卫生系统的表现仍然不及格，这也难怪西方国家抄中国的作业都没抄明白，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他们抄吗？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党与政府所做的一切，是多么的不容易。2019年12月26日，湖北省新华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张继先主任第一个发现并上报了新冠病毒，不到6天就报给了世卫组织向世界预警。2009年，H1N1流感病毒在美国暴发并流行，美国的CDC用了两周时间才上报给世卫组织。在疫情闹得最凶时，2月9日，中央赴湖北指导组向湖北特别是武汉市下达政治任务：应收尽收、不漏一人。当时，很多人可能没有掂量出这八个字的份量，我在新闻报道后的第二天撰写了《这几天，中央与武汉反复强调了这四个字》（视频：这几天，中央与武汉反复强调了这四个字），大家有空可点开看一看。当时，我觉得在潜在患者持续增加、医疗资源捉襟见肘、医护人员十分紧缺、一线处置能力有限的条件下，能做到应收尽收就已很不容易，不漏一人的难度实在太大，所以只重点解读了四个字。现在看来，党与政府的行动能力比我最乐观的估计还要强。2月25日，刚刚考察完中国防疫工作的世卫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艾尔沃德，在日内瓦的新闻发布会上对着全球媒体感叹：“如果我感染了，我希望在中国治疗”。没有对比就没有发言权。如今再看看西方发达国家的表现，大家就知道中央做出这八个字的决定有多不容易。也正如有些网友所说，这一场疫情让我们看到国家的动员能力、组织能力、执行能力，更加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这场疫情，也再一次教育了老百姓，傻公知的话是真不可信。疫情暴发时，他们指责中国人陋习多、要求向世界道歉；当疫情来源地无法被证实，专家称多点登陆的可能性很大时，他们装没听见。疫情之初，大量信息正在核实时，他们说不透明；当西方国家干脆宣布不公布检测信息时，他们说是为了避免恐慌。当武汉封城时，他们指责没有民主、自由；当意大利11个城镇封城时，他们说人家政府负责任。当我们的媒体报道防疫战斗的胜利，讴歌战“疫”中涌现的好人好事时，他们说丧事当喜事办；当西方媒体报道好人好事时，他们说看人家老百姓素质就是高。……我始终认为，国家强大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国民的内心强大，我们不会因为几个傻公知诋毁就认为国家一无是处，也不会因为几个老外的捧杀就不知天高地厚。中国就是中国，西方“文明”之外敢混搭出特色的东方文明加社会主义国家。
至于西方国家的GDP老四英国，早在“脱欧”之前就已对欧盟策划了很多分家闹剧。尤其是疯牛病肆虐英国期间，其时任首相梅杰曾扬言要坚持用“国产牛肉”招待来访的德国总理施罗德！现任英国首相约翰逊则扬言要放任NCP蔓延以让绝大多数英国老百姓自生抗体而增强免疫力，英国首席科学顾问瓦伦斯表示这个策略是正确的，因为这能让老百姓形成群体抗毒力，并在第二波疫情来袭时能全身而退！这个昔日的高比例移民帝国是不是落下了疯牛病后遗症？美国日裔历史学家福山在苏联解体后不久曾著书《历史的终结》宣称以美国模式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将主导世界未来，但现在他越来越倾向于推翻自己当初的预言了。为此，瑞士《新苏黎世报》曾刊载并整理该报记者对福山的一段专访。内容如下：
第一，美国政治体系出现故障。
记者：福山先生，人类如今着迷于普京、埃尔多安、欧尔班或特朗普这样的人物。这该如何解释？
福山：我们最常听到的对民主的抱怨包括，民主导致了虚弱的政府。这样的政府喋喋不休，要经历漫长的决策过程，不断纠缠于反对意见，最终达成的妥协方案欠佳。我的确认为，美国的政治体系出现了故障，两极分化，瘫痪，由特殊利益主导。对有实干精神并且能做成事的政治家的渴望也由此产生。这导致普京这样的人物大受欢迎。
问：这些政治家确实能满足期望吗？
答：人们必须认识到，在接受优点的同时，也必须忍受缺点。民主国家存在强大的分权。如果一名政治家毫不关心行使权力的限度的话，分权就变得尤其重要。不过，解决行动力疲软的办法并不简单在于选举出一位强势人物，而是应建立相应的制度，使依法高效行事与达成适当妥协变得更加容易。美国现在的政治体系缓慢且复杂，我称之为“否决制”，即通过否决施政。很多美国公民把对这种境况的不满归因于民主，因此他们选择了特朗普。
问：从某种意义上说，否决制只是过度的依法治国？
答：正是如此。美国在依法治国问题上做得完全过火了。比如要在加利福尼亚州修建一条公路，那么理论上讲4000万公民对此拥有否决权。那可能最快要15年时间才能动工。
问：您是否在说，自由民主制已在美国失灵？
答：我认为还没到这个程度。特朗普当选总统以来，人们讨论的一个有趣问题是，三权分立制度有多强大。在我与我的很多同行看来，特朗普具备专制领导人的全部特征：藐视规则、不顾程序、攻击制度。现在的问题在于，是他会破坏制度，还是制度强大到能限制住他。
第二，民主政治趋势出现转向。
问：您撰写《历史的终结》时，世界正处于民主政治看似不可阻挡的胜利前进中。但这一趋势似乎出现了转向。
答：是的。这一趋势在2005年前后达到高潮，此后走向了另一方向。问：没落趋势或许会因特朗普而加速。因为他是自伍德罗·威尔逊以来首位不将推动民主作为外交政策诉求的美国总统。
答：确实如此。特朗普既不谈民主，也不谈人权，而是只谈美国的私利。
问：特朗普的态度难道不是对美国——比如向阿富汗与伊拉克——出口民主失败合情合理的反应吗？
答：或许是如此。越战后美国就已在回避这一领导诉求。在伊拉克与阿富汗失利后，现在又出现了类似反应，即美国应只专注于自身利益。不过人们也必须明白，美国人民实际上影响不了外交政策进程。如果像罗纳德·里根一样的总统奋起高呼，为民主与自由而奋斗很重要，是时候遏制苏联了。那么美国人民也会追随他。因此，当前的孤立主义反转不会持久。
问：到目前为止，有一个关键词尚未出现：金融危机。它也助推了民主危机？
答：人们确实依旧低估了这一事件对历史进程的重要性。美国的银行危机以及欧洲的债务危机是精英阶层的杰作，也是失败的政治决策带来的后果。危机给普通公民造成严重伤害。而精英阶层则在很大程度上全身而退。因此很多公民对精英圈子的怒火是可理解的。
第三，人类实际上走错了方向。
问：我们在对话中已谈了很多自由民主的问题、缺点与弱点。人们可能会产生这样一种印象，自由民主难以解决更大的难题。您是否有捍卫这一理念的话要说？
答：对比什叶派与逊尼派冲突不断的中东，可看到自由民主的巨大好处。土耳其、伊朗与沙特阿拉伯——所有这些国家都在为这场冲突煽风点火。它们支持相互实施炸弹袭击的派别。人类萌生自由民主理念源于一个很简单的认识：如果人类要认真对待宗教或认同问题，就必须找到一种和平解决冲突的框架。在今天这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因为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共同生活着出身各不相同的人们。只有基于宽容思想、相互尊重与言论多样性的制度能提供这种和平的均衡。也就是：自由民主制度。自由主义可为在多样性中施政提供合理的解决方案。
问：但历史的终结还不会如此快地到来？
答：当初我写下《历史的终结》是要指出，我认为长期看，没有哪个替代方案比自由民主制度更出色。历史的终结推迟了，但目前这对很多人来说并非现实。我们现在实际上是走错了方向，但历史的发展终将归于自由民主形式……
无论21世纪的大国角力终将谁主沉浮，福山写的《历史的终结》至少是在2020年要被NCP蔓延全球的现实终结了。福山说“历史的终结”也有一定的道理，即在西方世界里，它们的历史已终结，已看不到前进的方向了，这也注定了它们将停滞不前。我在这里要说的却是另一个意义上历史的终结，也就是对人类认知而言，知识当然是无穷尽的，但人的所有行为模式与行为方式已基本得到认识了。人类社会的技术与科技可不断发展，人类甚至可发展出人工智能，人也可能获得永生，但人类生命的意义已无法再继续拓展了，人类在疫期宅在家里，但地球照样运转。现在福山又自扇耳光，因为他完全没有看到一个还处于隐身状态的中华文明。苏联解体时中国还在韬光养晦，但现在大象已无法躲在兔子身后不被人发现了。历史的终结所讲的是政治学意义上的终结。也就是说，各种政治制度之间的竞争，在福山看来已结束，西方制度被历史证明是“最优”制度，是人类社会的最终归宿。中国崛起之后，西方国家视中国为现有世界秩序的挑战。这点很可笑。说到底，世界不能由他们说了算。中国要共同参与塑造世界，怎么就是对他们的挑战了呢？中国无须挑战它们，我们不在同一个维度。中国与它们完全是一种并行的关系，而且中国的体量在它们之上，它们跟中国不是一个数量级。中国无须挑战它们，只因彼此不在同一个维度，“关公战秦琼”太荒唐。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给出了一个惊人的答案：恒持人类社会大同世界的最可贵精神的就是中国人，大同世界期望中国。为什么汤因比会有这样的看法？汤因比总结了八点原因：第一，中国在漫长的21个世纪里，尽管也多次经历过混乱与解体，然而，就大历史而言，中国人是超级文明的守护神，而且这种文明使得完整保留。文明国度的稳定秩序中长期生存下来的这种中国人的中国模式，为未来大同世界的建立铺就了宝贵且坚实的基础。第二，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恒持人类社会大同世界的最可贵精神的就是中国人、离狭隘民族主义最远的正是中华5000年文明文化。第三，儒家的人文主义价值观使得中国文明符合了新时代人类社会整合的需求。第四，在儒家与佛教思想中都涵盖合理主义思想，这使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有度有序地健全并坚守了这份属于中国人的文明。第五，道家思想对宇宙与人体生命科学之间的深奥意义的认知，以及意欲主宰宇宙世界的深邃文化。正是这种不以为然的深邃文化为人类大同世界文明铺就了前瞻性哲学基石。第六，东方宗教与哲学思想中对于人与自然和谐的追求，以及反对针对自然与环境世界的统治与征伐欲望。第七，以日本为代表的东亚民族已显示了，亚洲人同样可在西方人领先的领域赶上与超越西方人，例如在经济与技术领域日本人所显示的卓越超越能力那样（那时候在1970年代，中国崛起的序幕还远远没有拉开）。第八，亚洲人在西方人的优势与霸权面前，展示了勇气与信心，尤其在经济与军事领域。因此这再次证明了亚洲人未来是可领导世界的，关键是要将这样的勇气与信心转移到人类历史与人类新文明与和平建设领域。
汤因比告诫说，西方在经济与技术上影响与征服了全球，但留下了政治上的民族国家林立世界的超级难题，这个政治真空将由中华文明来补足。而只有中华文明，才能真正给予世界永久的和平。未来由文化引领人类大同世界文明，这个文化就是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汤因比最终的结论是，中国这个历史上一直是和平主义与世界主义为取向的天下文明注定将在21世纪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
一百年前欧·亨利笔下“美国梦”的强盗兼投机商式践行者的口头禅是“博利瓦驮不动两个人”，当今中国提出“中国梦”的引领者递给全世界的名片上最醒目的标签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对比彼此的胸怀与前途则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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