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生公正地指出，“并不能因此而简单地认为，左翼阵营都是一些犯上作乱的乌合之众，右翼阵营才是一些有责任感的社会精英。更不能无视历史上那些代表统治阶级的极右势力，对社会进步造成的危害”。陈先生公允地提出，“那种认为激进主义者酷爱暴力革命、保守主义者喜爱安定团结的说法是每有根据的”；陈先生公平地指出，“‘革命’往往是被‘保守’逼出来的”。
“激进”和“保守”本身没有什么天然的好坏正误，就像“左派”和“右派”一样。
从历史上看，在当年围剿共产主义这个欧洲上空游荡的幽灵时，就连“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那么，这个法国激进派算是好人还是坏人？按照混搭型的学术语言，算是激进左派还是激进右派呢？恐怕得看站在什么阶级立场上说话。
已故的沉稳而儒雅的人文学者陈炎先生，十六年前发表过一篇《“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的文章，今天看来，很多论点真是具有醍醐灌顶的价值，特别是对那些喜欢阅读人文社科类学术文章的一部分知识青年，应该好好读读。
有些孩子，特别容易看谁单位腕儿大、自身名头响、文章发得多，在媒体面前曝光率高、书上了什么网店排行榜，就特别容易个人崇拜起来，觉得还是人家高等“海归”、研究员们技高一筹，一眼就看穿了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无穷匮也的“激进左派”的小心思，简直比马列毛都英明，是五百年才能出一个的神人好汉。到头来是上了高级骗子的当，那就太可惜了。
反思激进，批判激进，将激进和左派完完全全地污名化，造作成为一个子虚乌有的靶子，然后射自己想射出的毒箭，实际上是美好的80年代的“遗产”。
王元化反思过、李泽厚反思着，反思的集大成之作，就是“告别革命”论，反思的遗产之一，就是一本叫做《乌合之众》的小册子在一帮自以为高人一等、超乎众生之上的精英群体中大卖、大热，似乎集体、群众、大多数，都是一般愚蠢激进、盲目激进、幼稚激进的激进左派，而自己则是先知先觉、自知自觉、始终清醒的理性人（他们倒是不愿意公允地给自己一个保守右派的帽子）。
时间的哈哈镜里，谁没有戴口罩、穿秋裤，难道还不明显吗？
激进作为一种价值判断，除非按照量变和质变的辨识来区分，否则，一定会沦为毫无意义的拌嘴。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在清朝末年风起云涌之时，有过一场大论战，核心所在，就是要不要变法维新，要不要改变封建专制制度，“激进”的康有为们的主张无需再引，看看不激进、非激进、反激进的一方怎么说：
曾经激进如今老成的洋务派大官僚们立马变脸，与激进派切割唯恐不及，大讲“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圈子里的头面人物张之洞更是祭出雄文《劝学篇》，称颂三纲五常是“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而“创废三纲之议者”，天下“共弃之”。其维护封建专制王朝之一番赤诚不仅深得老佛爷欢心，而且看起来也很让洋大人舒服，有关文章被翻译为英文，题目倒是显得鸡汤而激进，叫做《中国唯一的希望》。
论战的最终结果不是舌尖上的谁与争锋，而是六君子的一腔热血。激进的嘴巴，在保守的刀俎面前，一文不值。激进和保守的分野由此可见。
再往西方历史上追溯一下，
在英国，反对君主专制、坚持议会制度的辉格党，是所谓自由党的母体；拥护王权统治，反对民主政体的托利党，就是今天的保守党；在法国，认为主权在民、赞成共和，反对教士制度的，是左派，而推崇“王权与祭坛”的则是右派。
需要强调的是，激进和左派，保守和右派，其实不能构成一一对应关系。真像陈炎先生所说的，在特定的情况下，左派中也有保守主义，右派中也有激进主义。
在人性问题上，激进者或者左派往往相信人生来善良，是性善论者，另一方则怀疑人性、持性恶论；在理性问题上，激进者或者左派更加崇尚理性，另一方则更信赖习俗或者习惯势力；在权利问题上，激进者或者左派认为人人生而平等，另一方则认为权利和财富的平等不仅不可能而且不必要。
左派和右派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国防等问题上的主张各有不同，陈炎先生的文章中对此列举得较为详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查看比照。
在B站上有个视频，是齐泽克和另外一位学者的剧场辩论。说的什么不重要，仅仅从齐泽克那一身便装，而对方西装笔挺、领带华美、皮鞋锃亮、头皮油光的穿衣打扮上看，就很容易明白，谁激进谁保守、谁左谁右。
不妨再向马克思寻求一点“灵丹妙药”。
倒腾到西方世界的老祖宗那里去，在马克思看来，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是“古代真正激进的启蒙者”，具体表现是“他公开地攻击古代的宗教，如果说罗马人有过无神论，那末这种无神论就是由伊壁鸠鲁奠定的”。对于这位真正激进的启蒙者，马克思还进一步补充说，
“因此卢克莱修歌颂伊壁鸠鲁是最先打倒众神和脚踹宗教的英雄；因此从普卢塔克直到路德，所有的圣师都把伊壁鸠鲁称为头号无神哲学家，称为猪”。
看来，谩骂激进派，是古代西方教会里的“圣师”和今天象牙塔里的“教授”共同的雅趣。只是，回头再看伊壁鸠鲁，难道那种激进不正是进步的代名词，而反对和谩骂他们的那些平庸之辈或不肖子孙，反而成为一出生就老了、吃的再好也只剩躯壳的“活死人”？
稍有记忆的朋友们一定不会忘记，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陈独秀说毛主席“左”了，王明骂毛主席“右”了，特别是长征之前一段时间，毛主席动辄被扣上右倾保守甚至“极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官帽子被扒拉来扒拉去，回乡养病去也。
甚至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还有人当时当面或背后有意无意地指责老人家在搞建设、定指标等方面太保守、不激进、犯右倾错误。以至于老人家1958年三四月份成都会议、武汉会议多次反复强调要给群众留有余地、给下级留有余地；要看结果，吹牛不算。不要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观领袖 品党史》一书中，对毛主席在大跃进初期讲留有余地，是有一些新鲜资料披露的）。
而当时的一些地方油盐不进、置若罔闻，以至于老人家在1959年要通过连发6篇党内通信来纠“左”，甚至明确提出“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等谆谆告诫的第五封信，直接写给了省、地、县、社、队、小队等六级干部，像有学者说的，真是“一直捅到最基层”。
至于到了珍宝岛事件之后，更是有原来与我友好的国家舆论说我们右倾，据传，毛主席当时就说，我就是右倾机会主义，你能把我怎么样？（采用《北京日报》有关文章中说法）
维护全体人民核心利益、社会主义国家主权安全、劳动人民大团结的“世界和平”，毛主席可是“保守”的哟！
已经作古数载的陈炎先生，本来是个美学家或者文艺评论家，可这篇文章中有些真知灼见，显然具有思想史的价值。比如，陈先生公正地指出，
“并不能因此而简单地认为，左翼阵营都是一些犯上作乱的乌合之众，右翼阵营才是一些有责任感的社会精英。更不能无视历史上那些代表统治阶级的极右势力，对社会进步造成的危害”。
陈先生公允地提出，
“那种认为激进主义者酷爱暴力革命、保守主义者喜爱安定团结的说法是没根据的”；
陈先生公平地指出，
诸如此类的结论和观点，在今天看来，恐怕无可挑剔。
通过阅读陈先生的遗文，我们深刻感到今天的资本主义世界，整体上已经选择了“右转”的社会发展模式，正在致力于建设一个贫富悬殊而又充满“活力”的的右倾社会。于此情境之下，左、右关系实际上是失衡的（很显然今天的言论场上，所谓的“激进左派”根本是个“无”），而且没有一个正常的制度上的左、右平衡的约束机制。所以，各种风险社会理论、不确定性解释模式乃至于逃避现实的玄幻风，才能够大行其道。
毛主席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说，
“两重性，任何事物都有，而且永远都有。……保守和进步、稳定和变革，都是对立统一，这也是两重性。……如果只有保守和稳定，没有进步和变革一方面，植物和动物就没有进化，就永远停顿下来，不能发展了！”
如果完全彻底干净地解构和拒绝了阶级话语，只有保守的右的一种色彩遮天蔽日，如果总是靠着有权有势的学术权威拿“激进左派”一类自造的棍子向群氓和虚空击打，这个世界会好吗？这个世界会美吗？
陈先生千古！
（来源：“察网智库”微信公号
【授权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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