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来，社会的高度进展，显著地改变了我们的生存条件，甚至还显著地改变了我们思考的方法。疫情暴起，揭开了各种习惯成自然的面纱，产生了一些问题意识：我们有机会来换位思考那些相沿成习的内容，同时，也可以用稍微不同的角度去照照镜子，看看我们自己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样子。
这一次的新冠疫情，带来的后果确实严重，而封城这种严厉的管制措施，也属前所未闻。如此重大的改变，撕开了很多遮掩或者装饰，算是给我们熟知的日常，给出一个反常的中断，揭示出很多新意，有些亲见亲闻的人和事，以及一些远未成熟的思考，都值得记下来，留待以后慢慢品味。
一、武汉人民很淡定
今天来回顾的话，武汉民众尚属淡定，除了医疗物资紧张之外，还没有发生大规模的食品抢购风潮，以及相关的恐慌。当然，信心也很重要，很多人相信以今日交通网络的便捷，以及政府的组织能力，应该还能够保障住基本食品供应线，所以多不选择过头反应。
春节的时候，外地朋友打来电话，讲述浙江某市的状况，说超市里的面条都被一抢而空。然后，又看到消息说汕头预备封城结果引发抢购狂潮，几小时后被迫宣布取消此一措施。相比较而言，武汉人民真的是太淡定了，就只有药店里的口罩和感冒药被抢购完了。
疫情消息传到农村之后，很多父老非常重视，有些还反应过度了。微信经常见到各地农民的过火反应小视频，各种花式堵路，公安部发言人说，一些地方的农民设置路障，这是属于违犯法律的行为。不过，老田这个年纪的人，倒是能够理解农民的过度反应——是1949年之前的可怕历史记忆，被重新激活了，然后就按照最高危险加以防范。1949年之前，传染病分类的相关知识很少，一切都归结为“人瘟”，遭遇各种瘟疫的人口损失，为数极大。
旧时各种传染病对于妇女与儿童的伤害特别大，损失的人口特别多，毛主席在家里是老三，他两个哥哥都没有能够养活，毛家还属于为数极少的富户，至少不缺吃的，都还这个样子。在老田的父老乡亲中间，几乎家家都有几个“没有养活”的小孩，这样的历史记忆和人口损失的严重性，都透过口口相传的“讲古”向下传递，因此，这一次严重的传染病疫情，在农村引发的反应，就远较城市为大。
有一位“地主伤痕文学”作家，说死于疫情就是枉死，还说死于疫情等于他杀所以绝对不甘心，但是，地主在中国耀武扬威的时日，死于传染病乃是多数人口的常态，地主家也不见得就能够例外。其实地主统治年代的影响，并没有远去，尤其是负面经验，依然活在很多农民的记忆里，还拿出来应付当前的疫情。
而传染病不再成为中国人口的最大威胁，是花了三十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才达到的。然后又过了三十年之后，心脑血管疾病和肿瘤才成为今日中国人第一位的死亡原因（三者之和约占七成），这个状况就已经跟发达国家差不多了。
二、敏锐的人与迟钝的人
老田则属于那种反应尤其迟钝的一种，疫情初起，近乎天天有公告通告，但没有格外重视。幸运的是，我自己直接的朋友和亲戚，都还没有遭遇病毒的侵染。
由于迟钝远超平均水平，等到老田也觉得需要带口罩出门的时候，早已经到处都买不到口罩了，然后，别人送了一打口罩应付，此时就需要高度关注口罩重复使用的各种经验了。
元月21日，出去吃饭的时候，就发现公交车上人很少，到了饭店则近乎包场——已经很少人来吃饭了。吃饭的时候发现还是青年人最为敏锐，大多带着口罩，还有些采取其他的防护措施。
事后回顾，在元月中旬的时候，微信中间已经近半的信息，都是有关新冠疫情的了，到了下旬则近乎百分之九十有关疫情，至今如此。这个传播平台及其海量信息的影响，看来对青年人的影响更大些。
故乡的中学同学，很早就相约腊月二十九在县城相聚，还有同学特意打电话过来邀约，这个时候武汉已经宣布封城信息了。我回复说情况特殊不参加了，老同学们似乎还认为存在着过敏，我开玩笑说：我要是从武汉过来参加，你们吃完饭都得自己去隔离了。应该说，信息影响人，与年龄段真的是高度负相关。
还居住在农村，以农业为业的同（上）辈人，比走出农村的那些同学，对于“人瘟”的敏感性更强些，反应也很强烈。老家那个大队还有周边两个大队，目前没有人遭遇，都非常严厉地堵住通村公路禁绝往来，结果也还算幸运。大姐住在老家，还三天两头打电话过来，很担心住在武汉的我们。
三、疫情干预的时间点与措施力度
除非把装姿势作为一种既得利益去维护，否则批评如何奏效的讨论，就具有第一位的重要性。人类的一切行为，都需要追问投入产出比。切中时弊的批评，肯定比浮泛的批评有效。
此等疫情，防止民众中间出现恐慌不算出格，但是内部决策信息一定要真，采取措施一定要得力。今天回顾，武汉疫情的大问题，是在第一个爆发期，未能及时扩大收治能力，大批病人窝在家里，这导致疫情在控制之外放大，且重症病人大量增加；还未能及时确立起有序疏导，结果病患的自主选择，蜂拥进入大医院，直接把医院直接搞摊了，肯定会导致一些数量的交叉感染；后续全国支援力度逐步放大，但早期力度偏小，很长时间未能够填平服务差额，到2月中下旬才逐步接近于平衡。
“事后诸葛亮”——这是指代人们往往要等到事后，才能够得到充分的信息，看清楚关键所在。今天进行事后回顾，控制疫情的最佳窗口期应该在1月上旬，彼时若能全力扩大收治力度，可能只需要局部隔离即可，不需要封城。
当然，那时对于疫情的严重性（1月9日出现首例死亡）以及传染性，都估计不足。到了封城时期，估计潜在被感染者已经近万，此时，武汉医疗系统已经应付不了，过多病患带来的严重问题，开始在有效控制之外继续蔓延了。
1月23日封城，这个应对措施，相比较战时管制而言，对民众工作与生活的限制更加严厉，说明对疫情的重视程度，实际上已经达到了最高响应级别。同日开始规划火神山医院，并于2月2日交付使用。2月3日开始规划方舱医院和征用宾馆。2月8日开始大规模征调外地医疗力量，实行“一省包一市”得力措施，大规模提升本地医疗服务能力。
今天做一个事后回顾，建设方舱医院和大规模征调外地医护人员，大幅度增加武汉本地的医疗服务能力，若能够同步于1月23日前后就开始进行，则能够为病患和控制疫情争取较多时间。
四、如何冲破资本主义给我们设置的“理性樊笼”
封城之后武汉疫情控制的主要矛盾，是过多的病人与过小的服务能力之间的巨大差幅，本地服务潜力的挖掘有其极限，全国范围的大规模调度启动，急属必要，规模和力度方面稍缓了一些。当然，有一个特殊的情况是恰逢春节，因此，有一个顺延到节后的时间差。
免费收治全部新冠肺炎患者，同时从外地紧急征调医护力量来支援湖北役区，宣布急速建设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这些都是典型的反资本主义操作，是对医疗服务向个人售卖的资本主义逻辑的反动，但是，在这些选择中间，我们都还一时无法超越资本主义制度对于人们身心的禁锢。
记得最初阶段，到医院就诊还得排队挂号缴费再看医生拿药，有人看一次病，几次排队耗时超过7小时。后来力度加大，一切发热病人均免费收治，这样，医院才逐步放弃了“先收费保证收入”的程序。在这个方面，中央政府的行动能力大于地方政府，政府的主动性大于医院，显然，在这三者中间，医院对于收费服务的执念最深，所以才最后一个放手。
可见，资本与利润逻辑对人们的深度规训，早已经潜移默化地制造了种种“理性樊笼”，只要我们一开始思考，往往就不自觉地在那个“理性樊笼”里头打转。在各种可供挑选的对策中间，新建火神山、雷神山医院，扩大收治能力，也确有必要，但是对这两个医院的宣传过多，寄托了民众的热情和信任也过多。不仅决策层如此，普通民众依然——千万数量级的“云监工”投注的海量期盼和热诚，都是未能及时挣脱“理性樊笼”的结果。
资本主义“理性樊笼”对人们思想的禁锢还是很厉害的，神山的设计以及对其过多期待，就肇源于此。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设立一个机构，招雇人员，投入设备，独立管理和经营，这个是法人概念；然后法人对外提供服务挣钱，这个是为利润而生产；其实这种思维禁锢整个就是资本主义条件下一套“法人做外卖”的思想框框，大家都对此习焉而不察，认为干事情肯定就得这么干，不去设想另外的路子。在这个方面，医院的执念比政府深很多，普通民众也未能免俗。
事后回顾，雷神山最后是8天才建好，火神山至2月底还天天增加床位没有完建，而方舱医院最快是29小时形成收治能力。在疫情紧急、救命如救火的情况下，病患数量天天都在快速上涨，危重病人大量增加的危殆形势下，还巴巴地指望神山，很有点“缓不济急”的感觉。这实际上说明从决策层到吃瓜群体，相当比例的人群心目中，都受资本主义法人独立经营思维框框的局限，超脱出来的少。
据新闻发布会信息，方舱医院是孙春兰决策的，还有点超常思维，据说开始阶段就有公卫政策专家提出过建议，那至少是决策层应用了超常思维。
五、如果医院不为利润而生产，又会怎么样
以方舱医院为代表的思路，是利用已有的资源，最快速形成收治能力，同时近乎按需分配医疗服务，这实际上就把独立实体与对外经营两大天条都戒掉了。
更为可喜的是，四十年来医患矛盾日趋严重，但方舱医院内部的医患关系，则实现了惊天逆转，这至少说明一件事：对于资本主义经营模式的超越，近乎在一夜之间就看到了异化社会及其矛盾尖锐化，在这个小小的局部消失了，真正的人间友爱就会回来，那才是人世间所能够体验到的“最美丽风景”。
但是，医患的日常关系，通常是相当紧张和负面的。有个朋友，他两个亲戚都是医生均就业于某省城，一个在大医院一个在小医院，他听那个在小医院就业的亲戚日常说话就感觉他整个人生都很灰暗而且毫无光亮，因其职业生涯的日常就总是被严重的医患冲突所包围导致整个心态都不好，有点开始怀疑人生了。另外一个在大医院就业的亲戚，其职业体验尚可。
因为大医院不缺病人，故被相信“不会故意留一手、坑人”，故医患矛盾相对少，而小医院缺病人，所以就不太被信任，医患矛盾和冲突也格外多。如果一个人的病老是治不好，在大医院有可能选择忍了，但在小医院里恐怕就会怀疑不完全是医术水平不够，大概率会推测自己被坑了，会产生对医护人员的种种怨气，这应该是产业化之后的普遍心理反应，不仅仅对莆田系才这么看。也就是说，由于医患关系上的信任赤字严重，小医院的医患关系也格外恶劣些。
总之，小医院的发展，处于一个向下的恶性循环中间，从医疗服务的经营状态到员工的职业体验，都处于下行的恶性循环中间，还不是一般的凄凄惨惨。由于缺乏相互信任，且患者经济负担也很重，疑心病更是大幅度上升，小医院里医患纠纷也格外多些，此种恶劣的医患关系，对这部分医护人员的士气打击也非常大。
从1978年卫生总费用110.21亿元，发展到2018年的57998.3亿元，医疗GDP数字上升了526倍，但与此同时，有接近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丧失了有效保障。医患关系的紧张，以及医患关系上的严重“信任赤字”，被这个巨大的数字分隔在两边，人们就很少再相互支付心灵报酬了。缺乏了彼此之间一份真诚的帮助和感谢之情，我们已经很久都难得体味到人世间那一份最美好的风景了。
二〇二〇年三月四日
（来源：昆仑策网，原载“进步文化网”微信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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