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宏超：美国权威智库出台对华政策新思路

 

中国的崛起给美国的同盟架构中打下了楔子，

也暴露了美国同盟体系存在的诸多弱点。

（正文约3300字，预计阅读时间10分钟）

华盛顿的决策者和专家们已经就中国问题达成了新的共识，那就是——抛弃过去的共存政策，战略竞争万岁！

但现在看来，这一共识可能不像最初那样受到认同，因为最近人们又开始探讨这些政策。除了希望对中国采取新的方针外，在今后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上，各方仍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美国决策者应如何将相对模糊的“竞争”概念转变为一套更为连贯的政策？什么样的目标和前提可以推动美国的战略？美国的盟友和伙伴们想在这一新方针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这些都是至关重要但尚没有答案的问题。

 

不幸的是，过去很多的涉华探讨几乎没有回答这些问题。

相反，中美之间在历史、意识形态、重大战略和地缘经济等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尖锐。

这些争论的缺陷在于，他们在处理中国崛起的问题时忽略了重点。

和中国“竞争”不一定要对中国行为的根源有统一的认识，但它确实需要就美国如何界定自己在印太地区的作用达成更深入的共识，并就如何协调我们的政治和经济战略与盟友和伙伴达成更坚定的共识。

为了更深入的探讨中国问题，讨论重点应该回到美国及其盟友以及在建立一个更加稳固的联盟时所面临的复杂的政策问题。

 

美国盟友面临

“我们还是他们”的抉择

很少有像特朗普政府试图把华为排除在美国和其盟友的5G建设之外这样被媒体连番报道的话题。

不少外国合作商愈发担心5G问题：不断恶化的中美关系迫使小国不得不在中美之间做出选择。

像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所说的那样：

如果强迫小国做出选择，并且让小国切断和自己最大贸易伙伴之间的联系的话，这实际上就是置小国于很尴尬的境地。

公开层面上，美国官方一直在努力缓解盟友们的担忧，不断强调美国不会给盟友下最终通牒，也不会逼迫他们选边站。

 

但私下里，不少人也表达了愤慨，认为有些国家在无端指责美国。毕竟，美国和自己的盟友仍然和中国保持着贸易关系，政治对话，甚至是军事合作。

然而，一些国家不想做出选择，不是因为想保持总体战略一致性，而只是日常政策选择的惯性使然。许多国家担心的是围绕5G展开的冲突只是中美争端的冰山一角。

两国之间日益扩大的分歧让小国在一系列问题上面临更困难的选择。要让谁来投资关键的基础设施？该支持联合国的哪项决议？要和谁签订贸易协定？这都是问题。

中美对于这些问题的分歧如此之大，以至于小国甚至美国的大国盟友都处在一个艰难的境地。

 

比如，英国最近在5G方面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尽管美国的官方回应波澜不惊，但其进一步声明却表示出了华府上下对英国的不满，甚至暗示英美之间的关系“没那么特殊了”。但这样做只会加剧美国盟友对中美之间零和博弈的担忧。

如果对政策的讨论想要适应2020年代的话，就必须从原来毫无意义的相互对立的选择中走出来，关注那些更深层次的问题，比如中国影响力增长对美国同盟关系的影响。

如果想要在美国和盟友间建立一个更具有弹性的同盟关系，就必须重新审视我们对华政策的基石。但是，更积极地参与到那些我们并不同意的问题中也同样重要。

考虑到同盟关系中对于威胁的认知和经济利益的认知往往存在很大分歧，这种同盟战略上的不一致可能会成为一种常态。同盟之间公开且明显的不和谐也已被证明成为了中国渴望利用的机会。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美国和其盟友需要坦率地评估他们之间可能存在的摩擦。

各个政府之间是如何勾勒他们与中国在经贸和科技领域之间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关系的呢？各个国家在指导政策时应该遵循什么原则？那些有分歧的政策会给双边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危害？

举个例子，如果澳大利亚或者德国的大学与中国实体开展了美国认为敏感的高科技研究项目，这对美国和它们之间合作的研究项目有什么影响？

更早、更频繁、更安静地参与这些对话，可能有助于避免一些破坏政府5G规划的盟友冲突。

除了这些问题，美国还需要更加创造性地思考如何去帮助那些实力较弱的盟友抵消在敏感问题上和美国站在一起可能会带来的风险。

 

从澳大利亚韩、国和加拿大最近的遭遇就能看出来，比起直接对抗美国，中国更喜欢拿那些弱一点的美国盟友下手。

美国的决策者不能期待盟友心甘情愿去承担那些风险，而又不会当墙头草。

总体上来看，美国和其盟友不仅应该开始研究如何减少经济脆弱性，还应该考虑新的协调机制，以增强在危机中受到中国胁迫时的统一协调能力。

中美“脱钩”问题

过去，中美“脱钩”问题还是主流学界的边缘问题，但在2019年这已经成为最热点的问题。主流媒体、离任官员还有智库都对中美之间经济和解的前景进行了讨论。

 

特朗普政府对有关被迫脱钩的指控进行了反击，副总统彭斯认为：“人们有时会问特朗普政府是否寻求与中国‘脱钩’，答案是响亮的‘不’”。中国官员也反对这一想法，前商务部长陈德铭宣称“让中美脱钩论见鬼去吧！”

然而，许多分析家称这些陈述并不属实。各种指标表明，“脱钩”实际上还是在发生。

荣鼎咨询的分析显示，2016年至2018年间，中国在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暴跌了88％。相似的是，在2018年对美国大学的调查中，中国新生人数下降了将近50％。

诸如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或2018年《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之类政策的意图其实很难去衡量。

在一定程度上，很难说这种选择性的脱钩不是这些政策带来的结果。

 

对于许多美国国家安全专家来说，这实际上就是他们预期的结果，是为了保护美国的创新基础和国家安全利益而做出的努力的一部分。

然而，在某些部门，有限的脱钩并不代表“打脸”中美经济的缓和。这远不及某些人提倡的全面从中国撤离的建议。

如何才能更好地讨论中美脱钩问题？

首先，美国决策者们应该明确如何更好地达成脱钩的目标，以保护美国的优势，同时又不会损害美国对外的开放性，他们应该努力减少美国供应链的脆弱性，并使美国经济关系多样化。

但与此同时，还必须就如何与盟国关于高标准的国际贸易问题达成新的共识展开激烈讨论。如果没能与盟国一起达成一个有意义的新协议，建立新的技术标准的话，贸然“脱钩”将使美国竞争力下降，在国际社会更加孤立。

 

与此相关的是，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评估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是否有可能削弱美国经济威慑手段的效力，比如说制裁。

这也有可能成为打入美国与其盟友之间的一个楔子。长达两年的经济施压几乎没有让中国发生任何有意义的改革。

然而，美国的制裁却使它与一些最亲密的盟友发生冲突。欧洲的亲密盟友们已经探索出了规避美国对伊朗制裁的潜在解决方案，尽管这些方案基本上都失败了。

美国的合作伙伴印度和俄罗斯最近同意用本国货币进行武器交易，以避免美国的制裁。中国正积极地为各国提供美元替代品。这些都加大了喜欢对别国使用制裁手段的特朗普政府的负担。

 

即使中国绕开美元的努力没有马上见效，美国的单边主义也有助于中国推广自己的替代方案。关键在于，美国需要与盟友更紧密地合作，以应对这一挑战，避免损害美国和盟友的关系，削弱美国的金融影响力。

最后，美国学者们还需要分析对某些部门的相互依赖减少所带来的风险。在短期内，这需要仔细思考美国公司在不损害自身竞争力的情况下改变现有供应商，转移投资和转换市场的进程。

国防部对最近一项关于进一步限制美国对华为出口的草案表示反对，这突出了决策者面临的挑战。

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最近承认他们确实很难达到这方面的平衡，他指出：“你不只要考虑到第一级的效应，这很容易想到，但是你还需要考虑第二级和第三级的效应。”

一些第二级效应的潜在长期风险在于，中国“自力更生”和创新的能力十分强大。中国能够以非常快的速度推动本地技术的进步，这让美国感到震惊。

 

在过去的一年中，人们对“自力更生”的呼声越来越高。美国也许有必要在某些领域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但美国及其盟国必须仔细探讨未来可能面临的风险，因为他们很难制衡中国这样一个更强、更不依赖于别国的对手。

同盟调整

很多人都关注到过去十年中美关系巨大的变化。同样要注意的是，中国和美国盟友的关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举个例子，欧洲对华出口额从2008年的780亿欧元增长到2018年的2100亿欧元，翻了一番还多。尽管缺少正式的盟友关系，但是中国己经果断采取行动，和印太地区几乎所有邻国建立起了战略伙伴关系。

在安全领域，美国的盟友泰国和中国一道进行的军事演习，比东南亚地区任何一个国家都多。

 

最近的调查显示，许多美国盟友和伙伴对中国的行动及其对全球体系的潜在影响深表担忧。但同样的，其中一些盟友也担心美国是否可靠。

美国同盟架构成形于不同年代，针对的对手也不尽相同。

而现在，美国决策者们需要对其进行调整，以更好地应对中国全球影响力增长这一新现实。

过去三年来，中国的崛起给美国同盟架构中打下了楔子，同时也暴露了美国同盟体系存在的潜在弱点。

来源于民智国际研究院 ，作者隋宏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