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对我是罕见的。以我每年200余部的观影量，早就练成了一副铁石心肠，习惯于用批评的、挑剔的眼神去看电影。如果有一部电影感动了我，我会觉得自己被导演打败了。冼星海的名字我是熟悉的，至少他创作的歌曲我很熟悉。《黄河大合唱》就不必说了，更喜欢《太行山上》，“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女神在纵情歌唱……”每当我听到这段旋律，都会产生触电一般的感觉。冼星海因此就成了我心中的盖世英雄。在我的想象中，他玉树临风，剑胆琴心，卓尔不群，恰似赤壁之战时羽扇纶巾的周公瑾，能够像指挥合唱那样轻松的挥去一切困难和障碍。冼星海会落难，会抓狂，会像断了线的风筝那样随风飘荡，伶仃无助，这是我未曾料到的。
1941年的冬天，冼星海在零下四十度严寒中流落到阿拉木图，一想到他是在岭南温暖的环境中出生、长大的，我就感到浑身发冷，这是一种怎样绝望的处境啊——
从延安到莫斯科，是为了借助苏联的技术条件，为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进行后期制作，毛主席对这部影片如此重视，离开延安之前专门设家宴为他饯行，现在全部的胶片，在德军逼近莫斯科时的紧张撤退中丢失了，该怎样向主席交代呢？
组织关系断了，举目无亲，语言不通，除了一把小提琴，别无长物，大雪纷纷，口袋里的钱，连一片面包也买不起了。中华民族不世出的音乐天才，有没有可能像苏德战争中前线和后方无数的无名牺牲者那样，无声地瘐死在异国他乡的街头？所幸他是音乐家，音乐是没有国界的，是真正交流无碍的世界语，所幸他还有一把小提琴，小提琴就是他最醒目的名片。当然，也许更值得庆幸的是这里是哈萨克斯坦，虽然彼时还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但历史上却一直和东方的中国有密切的交往与联系。哈萨克一词的含义是“广袤草原上自由迁徙的勇敢、自由的人们”，他们对远方的客人他们从来都热情慷慨，不吝伸出援助之手。
阿拉木图的音乐家拜卡达莫夫发现了冼星海，他让冼星海加入了自己的乐队，并把他安置自己的姐姐家——这是一个清贫但温暖的家。冼星海在离开延安时绝没有想到他这次赴莫斯科会成为与亲人和祖国的永别，所有热爱他的人都会为如此厄运扼腕叹息，但想到他在人生的最后几年得到了温暖和关爱，又让人感到安慰。《音乐家》中的冼星海，让我想起迈克尔·莱德福和马西莫·特洛伊西在1994年执导的影片《邮差》中的智利诗人聂鲁达。
五十年代初，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受到智利反动政府的迫害而被流放到意大利一座小岛上，岛上的民众热情拥抱了落难的诗人，而诗人也用自己的才华和热情感染着他遇到的每一个人。小岛青年马里奥每天为困居岛上的诗人送邮件，聂鲁达则教他写诗，并帮助他获得了爱情，改变了他的一生。
在阿拉木图的冼星海也是这样。他是一团火，只要他活着，这团火就会发光发热。在极为困难的战时条件下，为了帮助女房东，他卖掉了自己唯一的大衣，还代替受伤的女房东到工厂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为了让可爱的小卡丽娅能每餐吃上一颗完整的土豆，他拿出了自己微薄的稿费。在健康状况已经很糟糕的情况下，他指挥、演奏了黄河协奏曲，用慷慨激昂的音乐，激励正在和纳粹做殊死搏斗的苏联人民。我不仅为冼星海的音乐折服，也为他和拜卡达莫夫的友谊感动，为他和小卡丽娅父女般的深情所感动，他们在离别时刻的拥抱，令残酷的战时岁月也变得柔和。冼星海永远都不会为了活着而活着，生活稍事安定，他的音乐激情又如岩浆一样喷射出来。几年时间，他一边啃着土豆，一边写出了《民族解放交响乐》（“第一交响乐”）、《神圣之战》（“第二交响乐”）、管弦乐组曲《满江红》、交响诗《阿曼该尔达》和以中国古诗为题材的独唱曲，住进了医院，他还要创作《中国狂想曲》，遗憾的是他很快就被血癌夺去了生命。对冼星海的家国情怀，《音乐家》没有过多煽情，只是表现他徒劳绝望地一次次走向边境，一次次颓然而返。最后一次，他又来到边境，那里还飘着大雪，冻死的鸟儿挂在铁丝网上，他向祖国方向张望，缓缓跪下，伸出双手，穿越铁丝网，取一抔祖国大地上的白雪，放入怀中。
好的电影通常只有一个主题，但《音乐家》似乎有两个，一个是患难中的友谊，还有一个是在逆境中保持高贵和尊严，并且为未来播种希望的能力。
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上最终能够走多远，其实也取决于这两个能力：能不能给予并获得友谊？能不能给未来播下希望？
《音乐家》是关于两个音乐家的，也是关于两个国家的，从根本上说，也是关于所有国家和所有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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