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交通的发展应该以铁路为骨干,公路为基础,充分利用内河、沿海和远洋运输的资源,积极发展航空事业,形成各具不同功能、远近结合、四通八达、全国统一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体系。”时隔20多年,上述展望均已实现。截至2018年底,中国高铁营业里程 达到2.9万公里以上,超过世界高铁总里程的三分之二【2】。高速公路里程突破14万公里。长江干线主要港口货物吞吐量在2009-2011年间保持两位数增长,2016年恢复两位数增长,达到约160亿吨的水平【3】。
第一步,在2002年前发射2艘无人飞船和1艘载人飞船,建成初步配套的试验性工程,开展空间应用实验; 第二步,2007年左右突破载人飞船与空间飞行器的交会对接技术,发射8吨级的空间实验室,解决有一定规模的、短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 第三步,建造20吨级的空间站,解决有较大规模的、长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1992年9月2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南海勤政殿听取汇报,讨论了整整一个上午,最后决定:要像当年抓“两弹一星”一样抓载人航天工程,有事可直报中央。这次会议是中共中央十三届常委会第195次会议,会议一致同意了中央专委《关于开展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研制的请示》【4】。 二十多年来,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取得长足的进步。当年规划中的第一步和第二步已经顺利实现。长期性的天宫空间站,预计于2020年发射核心舱。已经步入“高龄”国际空间站,预计于2024年退役。而西方国家并未提出取代国际空间站的下一步方案。很可能到2024年以后,中国的天宫空间站会成为世界上唯一可用的空间站。 斯人已逝。回顾李鹏同志多年前作出的重大决策,都可以用收益显著、泽被后人来形容。但是在当年做这些决策的时候,李鹏同志却顶着很大的压力和争议——因为当时的国家财政实在是捉襟见肘。1994年国家财政收入仅为5181.75亿元【5】,相比之下,2018年仅上海市的财政收入就达到了7108.1亿元。李鹏同志在国家财政非常有限的时候,集中资源推动了他认为最重要的一些事情。但是在当时,他的做法激起了许多批评声浪。国内某些干部群众认为这些工程“劳民伤财”,当时并不理解。许多外国通讯社更是三天两头发表酸溜溜的报道,嘲讽这些举措是“好大喜功”。 “力排众议”和“一意孤行”,从表象来看几乎完全一致,区别仅仅在于最终产生的客观效果。李鹏同志力主上马的诸多重大工程,工期较长,见效自然不快。但是放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来看,这些工程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实力的提升,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其真实价值逐步被公众所认识。许多人昔日对李鹏同志的不解,也就逐步转化成了理解和认可。 斯大林曾说过:
“我死后有人会把垃圾扔到我的坟上,但是历史的风一定会毫不留情地把垃圾吹走”。是的,究竟谁是功臣,谁是禄蠹,历史自有公论。 人无完人,李鹏同志并不擅长公开演讲,所以当年在位时并未营造出“光鲜”的个人形象。而今看来,他确实是一位深谋远虑、甘于种树让后人乘凉的政治家,岂是表面“光鲜”、实则怂包的卡梅伦、奥巴马之辈能比的? 而今看来,深谋远虑、甘于种树让后人乘凉的政治家,恰恰难以在当代西方政体中产生。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主要西方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在迅速积累和激化。量变导致质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主要西方国家出现的经济停滞和劳动者贫困化,使得这些国家的政局逐渐失去稳定性——传统政党、传统政治家因为无法有效缓和阶级矛盾,影响力逐渐流失;而带有鲜明民粹主义色彩的政客纷纷崛起。而民粹主义也有左右之分,以下民粹主义政治势力简表可供参考:
美国:桑德斯/民主党非建制派(左);特朗普/共和党非建制派(右) 法国:梅郎雄/左翼激进党派(左);勒庞/国民阵线(右) 英国:科尔宾/工党非建制派(左);约翰逊/保守党非建制派(右) 意大利:五星运动(左);北方联盟(右) 德国:左翼党(左);另类选择党(右) ……西方国家政局失去稳态,直接导致政策失去连续性。政府未来的政策变得不可预期,公众和市场主体自然产生悲观的看法——谁知来年是风是雨,还怎么投资做项目?而对于政客们来说,“深谋远虑、甘于种树让后人乘凉”则成为一种完全不必要的品质——谁知道几年之后,我还是不是总统、总理、首相?我干嘛还要去想20年后的事情?所以,近年来西方民粹主义政客的做法,越来越接近于“短期市场营销”。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情,就长期而言对国家绝无好处,但是就短期而言,却有助于增加政策自己的影响力和政治资本。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英国首相约翰逊鼓吹的“硬脱欧”,政治表演的性质非常明显,短期内确实可以起到吸引民粹势力、为选举催票的效果。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建立在票选制度上的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客观上有利于夸夸其谈、损公肥私的政客掌握权力。于是乎,商人、律师、甚至影星轻而易举地掌握权力,也就不足为怪了。而像李鹏同志这样并不擅长公开演讲的政治家,在西方政体下绝无机会。西方国家的政体在实践中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使得西方营造的话语体系逐渐瓦解,使许多国人对西方的盲目崇拜走向瓦解、甚至成为公众的笑料,这何尝不是一件好事? 稳定的政治环境,加上科学合理的用人机制,才有可能产生深谋远虑、甘于种树让后人乘凉的政治家。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既有能力又有社会责任感的政治家掌舵。周永康、徐才厚、孙政才等危害性极大的人物,还属于并不那么久远的记忆,而今想来仍让人觉得脖子后面凉飕飕。如何构建为人民服务的政治环境,如何防止投机分子登堂入室,是执政党需要面临的长期课题,松懈不得。 参考文献: 【1】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8/09/c_1123245753.htm 【2】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19-01/09/c_1210033635.htm 【3】http://intermodal-asia.com.cn/upload/files/2018/3/27173932993.pdf 【4】凤凰资讯: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shenqi/hangtian/200809/0915_4617_784366.shtml 【5】人民网: http://www.people.com.cn/zgrdxw/zlk/rd/8jie/newfiles/c1200.html (系资深生物制药专家、博士;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 【阅读更多文章,请点击微信号最后左下角“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