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心存幻想，动摇不定：“七七事变”的教训

 

 

      “看了不少官文官微，文风大抵如是——绮靡华丽，无病呻吟，言不及义，廉价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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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七七事变”爆发82周年。

有主流媒体发文纪念——

 “从沉沦到觉醒，从苦难走向辉煌，这段刻骨铭心的历史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自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史为鉴，才能开创未来。”

许多官微也发帖纪念——

 

 

看了不少官文官微，文风大抵如是——绮靡华丽，无病呻吟，言不及义，廉价煽情。

时代没有回到民国，文风先回到了民国。

 “七七事变”的教训究竟是什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大片国土沦陷，3500万同胞伤亡”？

事变发生时，驻守平津地区的29军相对日本华北驻屯军兵力上居于绝对优势，为什么不旋踵即被打得溃不成军，致使战略重镇天津、八百年故都北平都沦于敌手？

难道一句“落后就要挨打”就可以洗清一切腐败无能，洗清一切不能履行保家卫国最基本义务的军政要人的历史责任？

说什么“不能忘，不敢忘”，真正的历史教训恐怕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

这样“难忘历史，面向未来”，恐怕未来也难免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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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是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展开的。

因此，在战争初期，日本处于战略进攻，中国处于战略防御，这一点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已经讲得清清楚楚。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方面不能化总体的被动为局部的主动，不能变总体的劣势为局部的优势。

1937年9月25日，就在29军丢了北平、天津不久，出师抗战的八路军115师，就在师长林彪将军指挥下，取得了平型关大捷，这是日本新式陆军组建以来所遭受的第一次严重挫败。

这次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也足以证明，只要中国军队善于发挥自己的优势，完全可以化被动为主动，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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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发生时，驻防平津一带的29军，共有4个步兵师，2个独立旅，1个特务旅，1个骑兵师，1个骑兵旅加上保安队，共有75000人。

而在同一地区，根据《何梅协定》驻扎的日军，只有5600人，并且分散驻扎在北平、通州、天津、唐山、秦皇岛、塘沽的广大地区，在卢沟桥制造事端的日军只有一个大队。

很明显，如果29军军长宋哲元与华北的上层军政精英能够形成共识，丢掉幻想，认识到中日全面战争不可避免，立足于早打、大打，以绝对优势兵力先机制敌，即便不能全歼华北驻屯军，也能重创当面日军，在日本的援军抵达前抢占战略要地，形成有利态势。

如此，则日军绝不可能在华北轻易得手。

事实上，日本方面最担心也正是二十九军会大打出手，所以事变发生后，一再向宋哲元抛出谈判诱饵，目的就是为调集援军争取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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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哲元以令人难以置信的轻率吞下了诱饵。

7月11日，即事变发生后的第4天，在宋哲元的首肯下，29军与日军签订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接受日本的条件，向日方道歉，处分责任人，第37师撤出卢沟桥，并答应取缔抗日团体。

这样一来，29军就完全丧失了先机制敌的任何可能，陷入被动挨打的态势。

宋哲元之所以是这样一种态度，就在于他始终对日本抱有幻想，以为可以通过委曲求全来保住自己在华北的地盘和半独立地位，继续苟且偷安，避免打烂自己的坛坛罐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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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哲元不肯积极抗战，也和腐败有关。

九一八事变之后，由于日本已经占领了东三省，华北首当其冲，必然会成为日本的下一个目标。

鉴于这样的形势，“七七事变”发生前，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多次要求宋哲元在华北修筑国防工事，并规定以天津到永定河为第一道防线，以惠丰桥到保定为第二道防线，以沧州到石家庄为第三道防线，还先期下拨50万元给宋哲元。

但是宋哲元并没有把这笔钱用于修工事，而是和手下四个师长一起把钱分掉了。

这样，当日军开始大举进攻时，29军的士兵就只能以血肉之躯投入日军炮火了。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南京国民政府直接管理的从上海到南京沿线的国防工事修建工程中。

大量工程款被贪污，许多工事要么根本就没有修，要么质量低劣，比如有的战壕居然“忘了”修建排水系统，士兵不得不泡在水里作战。

今天，如果不谴责民国上层精英的腐败无能，而只是如《800》那样歌颂国军士兵的英勇，那不是对阵亡国军士兵的讽刺和嘲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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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演讲，除了那句著名的“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外，蒋介石还表态“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

在日军已深入国土的情况下，蒋介石的这一原则，等于在开战之前，就把战争主动权拱手交给了日军。

宋哲元在平津地区，把“应战而不求战”的原则发挥到了极致。

此时，日军援兵云集，咄咄逼人，大战一触即发，宋哲元居然严令29军各部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先敌开火，完全把自己置于被动挨打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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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7年这个酷热的7月里，9日、11日、19日，宋哲元和日本华北驻屯军三次达成停火协议，但每次都被卢沟桥时断时续的炮声宣布为一纸空文。

宋哲元从“现地谈判”中收获的是幻想，日军却赢得了增兵华北的时间。

以后的“事变”速度极快，可谓电光石火。

7月25日，陆续集结平津的日军总兵力已达6万人，达到事变发生时的10倍以上，北平被日军三面合围；

7月26日下午，部署完毕的日本华北驻屯军向第29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们于28日前全部撤出平津地区，否则将采取军事行动；

宋哲元退无可退，严词拒绝，并于27日向全国发表自卫守土通电；

7月28日上午，日军按预定计划向北平发起总攻；

南苑是日军攻击的重点。第29军驻南苑部队约8000余人在极为被动的态势下奋起抵抗，副军长佟麟阁、第132师师长赵登禹殉国；

7月28日夜，宋哲元仓皇撤离北平；

29日，故都北平沦陷。30日，天津失守。

此时，距“七七事变”的发生，仅仅23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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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七七事变”，难道我们只会华丽风骚地说一些“不能忘，不敢忘”之类的废话，反而忘记了这些用无量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最沉痛教训吗？

事实上，秉持“应战而不求战”原则蒋介石，就是最不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的人，因为他在不久之后爆发“淞沪会战”中，“完美”重犯了宋哲元犯过的错误。

会战开始前，当在第一线指挥的张治中将军已经展开部队，准备利用优势兵力打日军一个措手不及时，却接到蒋介石“等待命令，避免发生冲突”的指示，结果使攻击完全丧失突然性，导致国军大量伤亡。

蒋介石之所以发出这样的命令，和宋哲元一样，最后关头仍然对依靠列强调停心存幻想。

在抗日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蒋介石都没有放弃这样的幻想，这是抗战期间国军伤亡惨重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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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瞻远瞩的人是有的。

1937年8月1日，毛泽东主席就在延安的一次公开演讲中指出：

 “很久以前，我们就两次三番地对他们（按：指国民党当局）说过，希望他们坚决抗战，他们不听，始终动摇不定，始终没有坚决抗战的决心。”

 “此次平津失陷，是由于动摇不定，没有抗战决心所致。华北当局始终是抱着委曲求全的态度，在军事上不做充分的准备，对于民众是怀着不必要的戒心，不发动民众，不扩大民众爱国运动；相反的，还要出告示，下戒严令，要民众‘镇静’，使有着满腔热血的爱国民众们，动弹不得。这样干的结果，便把平津丢掉了！”

“我希望全国守土抗战的将士们，对于这个悲痛的教训，有所警惕！我们现在只有一个方针，这个方针就是坚决打日本！立即动员全国民众，工农商学兵，各党各派各阶层，一致联合起来，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殊死的斗争！这是民族独立与自由的不二方针。”

 

这才是我们每年纪念“七七事变”时最应该重温的声音，重温这样的声音，我们才可能在未来某一个危机时刻，避免重蹈宋哲元，蒋介石的覆辙。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自新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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