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罗马尼亚，罗援想去参观一下罗马尼亚原革命领导人乔治乌·德治的纪念塔。但去后罗援才得知，这座纪念塔现在叫“无名烈士纪念塔”，塔前点着长明烛，有士兵把守，任何人不得接近。
纪念塔周边铺着大理石，以前立着一些幕碑，这时，从塔里走出来一位老人，他是纪念塔的工程师。他说，“埋在这儿的都是罗马尼亚政治局委员，但现在墓碑全都清空了，墓地被挖成了深坑。”
另一边有一条弧形走廊，也就是骨灰墙，摆放的都是原罗马尼亚中央委员的骨灰，“我去的时候，这些骨灰全没了，被清理了，不允许摆在那。”
这给了罗援一个启示，“如果让所谓的自由民主派得势，倒霉的是老百姓。这表面上看是一场民主的革命，实际上也是血雨腥风，最后共产党人连骨灰盒都不能留下，这说明有了他们的自由，就没有另外一些人的自由。”
8月底的北京，还不到晚7点，夜幕就罩下来了。
在军事科学院附近的一家自助餐厅，就餐的人并不多。罗援给自己盛了一碗粥，在盘子里装了少量面条、半截玉米，及一些莴笋片。
餐桌上放着一本书，是罗援近期出版的专著《鹰胆鸽魂》。
“你们称我为鹰派，我也不否认，但我长了鹰的眼睛和鹰的爪子，同时我又长了鸽子的头和心脏。我们是尚武，但我们更崇尚和平”，在美国出席一次战略对话时，罗援这样做自我介绍，引得台下一片掌声。
那时，他就萌生了一个想法，要写一本书，书名就叫做“鹰胆鸽魂”。
他强调说：“我是一个理性的鹰派，而不是一个莽撞的鹰派”。罗援的声音并不大，但他把“理性”两个字吐得很重。
席间，他起身穿过餐桌，拿了杯牛奶。65岁的罗援身高1米83，穿着竖条纹的衬衫，身形挺拔。坐下来后，他先聊到了父亲罗青长。
不赞成“红二代”这个称谓
罗青长是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于2014年4月15日在北京逝世。“父亲从小就教育我们，要反对特殊化，反对‘自来红’，这是一种封建血统论。”
罗援认为“红二代”这个称谓，是将革命干部子弟和人民大众做了个区别，每个阶层都有自己的后代，如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为什么偏偏提“红二代”？
“父亲总跟我讲，他是农民的儿子，是党把他引上革命的道路，从而有幸能在毛泽东周恩来身边工作，你们这些后代不要高高居上，要把自己当成人民的孩子。”
“我们兄弟六个，老大穿旧的衣服给老二，老二穿旧了再给老三。衣服破了，就自己打上补丁，那时候我们觉得穿有补丁的衣服是一种光荣。”
从初中一年级到“文革”，三年时间里，罗青长让罗援兄弟几个利用假期去“时传祥清洁班”掏大粪、去公安总队和解放军摸爬滚打、去公社大队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
罗援能体会到父亲的良苦用心，“父亲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两条，一是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再就是不忘本，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这在我身上，都有烙印。”
这些烙印有没有受到过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冲击？罗援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他随后说起了去丹麦做武官时的一次经历。
游历罗马尼亚的两点启示
去丹麦，途经罗马尼亚，罗援想去参观一下罗马尼亚原革命领导人乔治乌·德治的纪念塔。
“我父亲随中央代表团参加过乔治乌·德治的葬礼，所以我想沿着父辈的足迹故地重游。”
但去后罗援才得知，这座纪念塔已经不叫“乔治乌·德治纪念塔”，而是叫“无名烈士纪念塔”，塔前点着长明烛，有士兵把守，任何人不得接近。
这时，从塔里走出来一位老人，他是纪念塔的工程师。见有中国人来访，觉得亲切，老人和士兵沟通，获得允许后将罗援带到纪念塔附近。
纪念塔周边铺着大理石，以前立着一些幕碑，“埋在这儿的都是罗马尼亚政治局委员，但现在墓碑全都清空了，墓地被挖成了深坑。”
另一边有一条弧形走廊，也就是骨灰墙，摆放的都是原罗马尼亚中央委员的骨灰，“我去的时候，这些骨灰全没了，被清理了，不允许摆在那。”
这给了罗援一个启示，“如果让所谓的自由民主派得势，倒霉的是老百姓。这表面上看是一场民主的革命，实际上也是血雨腥风，最后共产党人连骨灰盒都不能留下，这说明有了他们的自由，就没有另外一些人的自由。”
“当然，民众对罗马尼亚共产党执政时期的失误是非常不满的，比如贪腐问题”，罗援当时动了好奇心，想去看看齐奥赛斯库埋在什么地方，随行武官告诉他，在一个无名公墓。
齐奥赛斯库的墓地在一条土路上，老百姓给他堆了个小坟包，点上长明烛，每天都有很多人在坟上撒满鲜花，表达对他的怀念。
“这给我另一个启示，老百姓对共产党还是有感情的，若共产党脱离了老百姓，老百姓就会把共产党给抛弃，但若共产党给老百姓认真做事，老百姓就会念念不忘。我觉得现在中国共产党走的这条道路，是正确的，是符合历史潮流的。”罗援说。
道路正确，但有缺陷和不足
就餐的大部分时间，罗援都在讲话，在切换话题的间隙，他才低下头，吃几口盘子里冷下来的面条。
谈到反腐问题，他沉默了几秒，“这正是共产党的高明之处，我们有自我纠偏的能力，宁肯壮士断臂，也要清理出体内的毒素，我们走的是一条创新的路，走的过程中虽然磕磕碰碰，犯了左倾错误，犯了右倾错误，但我们都凭着自身的力量，把它纠正过来。”
在罗援看来，治理腐败主要有四点。第一是在政策制度上需要反思和改进；第二是法制建设的完善；第三就是需要民主监督，要有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第四就是传统教育不可缺失。
“有人说法制是万能的，监督是万能的，我想说，周永康不懂法吗？徐才厚不懂法吗？他们为什么知法犯法，动不动就贪污几千万、上亿的财产，这是昧着良心啊，是一个做人底线的问题，所以我说这就是一个理想信念的教育问题，人得懂廉耻、得自律啊。”
罗援认为，在制度上做一些改革，并不是要改头换面，“我们的道路是对的，如果这道路上有缺陷和不足，可以进行修修补补，甚至做些大手术，习近平主席说得好，鞋子合不合脚，我们自己知道。”
罗援打比方说，“解放鞋穿得好好的，非要换个高跟鞋，那根本不合脚啊，当然，也有可能在上坡或下坡时，脚会不舒服，但只要把鞋带松一松或紧一紧，就挺好的，没必要把鞋扔掉。”
新书献礼抗战胜利70周年
在媒体记者聊天的间隙，罗援的手机突然响起来。接电话时，他侧了侧身体。
“我给你打电话，让你来参加我的新书发布会，打了好多个，没人接……”
在聊到钓鱼岛问题时，罗援认为不能世世代代拖下去，“关于钓鱼岛，小平同志曾说过，‘我们这一代人智慧不够，交给下一代人来解决’，所以我们这一代要有我们这一代的历史担当，不能把这问题一代代传下去，起码我们这一代解决不了，也要给下一代解决做好铺垫，打好基础。”
未来中国有没发生战争的可能？罗援觉得“主动权不在我们手里，中国主张用和平手段来解决国际争端，但到底是用和平手段还是非和平手段，不是中国一家说了算。”
除了上班、开会、讲课，罗援大部分时间都在网上，但他并不使用微信。“我上微博人家都无端地谩骂我，又何必再去招惹微信。”
他接着又补充说：“网上有人攻击我，说我家族的子女在美国，我想声明，我的家族子女都在中国，我的妻子子女一直陪着我生活和工作，我们都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永远不会背弃祖国。”
罗援生活中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微微笑了笑，说平常人。
记者把桌上的书推过去，请他签名，他拿起笔，手一挥，写下“精忠报国”四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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