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我在德国参加过一个论坛，主讲中国崛起，讲完之后就有互动。有一位欧洲学者就问我：你认为中国什么时候可以实现民主化？我就问他，我说你的民主化这个概念怎么界定？他有点不耐烦，说：这很简单，一人一票，政党轮替。还补充了一句：至少我们欧洲的价值观是这样的。我跟他说，你是否知道我们中国人也有自己的价值观？举一个例子，我们经常讲实事求是，英文叫做seeking truth from facts，从事实中寻找真理。我们从事实中找了半天，就是没有找到一个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您讲的这种形式的民主化，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然后我很客气地建议，你们觉得有的话，可以提供一个这样的例子。我走了一百多个国家，讲话比较有底气。其中一个学者说印度。那么我就问他了，我说你去过吗？他说没有。我说我去过两次（而且后来又去了两次），而且是从北到南，从东到西。以我自己的感觉，印度恐怕比中国落后至少20年，甚至30年。我在孟买和加尔各答两个城市看到的贫困，比我在中国过去20年看到的加在一起都要多，贫困比比皆是。另外一位学者说博茨瓦纳。我问他去过没有，答案是没有去过。我说我去过。当时那个国家人口才170多万，而且实行了西方民主制度，也没有出大的动乱。这个国家资源非常丰富，有钻石矿，民族成分也是比较单一的，但即使有这么好的条件，这个国家还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而且当时由于艾滋病的失控，当地人均寿命降到了不到40岁。我说你们还有没有例子？又有人说哥斯达黎加。你也会注意，西方很长一段时间内，一讲到西方民主在发展中国家，就老讲这三个国家：印度、博茨瓦纳、哥斯达黎加。我又问他去过没有？他说没有去过。我去过。那是一个小国，人口才400多万，多数人都是欧洲移民。但是总体给你感觉还是一个相当落后的国家。城市里大片的贫民窟，20%左右的人口还是处于赤贫状态。我就感叹，西方很多国家，包括他们很多学者，津津乐道的就是这么几个国家，就算他们认为采用西方民主制度，在发展中国家也做得比较成功了。但是以中国人的眼光、视角、标准审视一下，这个离成功的标准还很远。然后我就问他们：你们还有什么其他例子吗？我看没有人举例子了，我说，我给你们举几个例子。没有做好的可以举10个、20个、30个，你们需要的话。我简单谈了一下菲律宾，还有美国黑人在非洲创立的所谓民主国家利比里亚（Liberia），还有美国家门口的海地，我说确实是都没有做好。我觉得，中国没有采用西方模式或者西方推荐的模式，而是坚持自己的一整套做法，坚持中国模式，做得远远比这些国家成功得多。那么我就想总结一下中国模式有哪些特点，用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来探讨。我把中国模式归纳为八个特点，一一作简单介绍。第一是实践理性。中国人比较务实，我们整个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是实事求是，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搞本本主义。我们非常明确，从一开始就要借鉴人类文明创造的一切成果，逐步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民情、国情的成功之路。我们在对事实的检验中发现：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现代化方面，苏联模式没有成功，西方模式也没有成功。所以我们决定大胆探索自己的路，我们今天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哲学观上的差别太重要了。你仔细比较西方模式和中国模式下的发展路径，一般西方主导的改革都是从“修.宪”开始的，修改宪法，修改法律，修改有关的规定，最后才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中国做法正好相反，中国一般是从试验开始的，先试验，逐步在小范围内试点，试点成功再推广，然后再制定有关的规定、法律。我回头看这40年，实践理性最大的好处，就是使中国成功地避免了一个又一个的政治和经济陷阱。特别是避免了休克疗法、全盘私有化、金融危机，还有各种各样的伪民主化……这些真正的陷阱。万一中国不幸陷入的话，那就糟了。第二是有为政府。作为“文明型国家”，中国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传承。中国在过去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大部分情况下都有统一的执政集团，所以“文明型国家”是一种“百国之和”。领导这样国家的执政团体，只能代表人民的整体利益，而不是像西方那样代表部分人利益。你看整个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凡是采用了西方模式的发展中国家，它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缪尔达尔所说的“软政府”问题。政府的执行力非常弱，被各种既得利益绑架，政客没完没了地扯皮，最后连修一条路的共识都达不成。结果是，现代化的事业举步维艰，人民生活迟迟得不到改善，更不要说赶超西方国家了。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在其《亚洲的戏剧》一书中提出了“软政府”的概念中国这样的比较有为的政府，应该说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在过去数十年中，中国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而且与西方同步进入了信息社会，甚至在不少领域内走在世界的前列。第三点就是稳定优先。作为“文明型国家”，“百国之和”的国家，我们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有限，这容易导致因为资源问题的纷争，容易造成不稳定。我们巨大的版图，又有着比一般国家复杂百倍的地域文化差异和民族文化差异，稍微处理不当，就容易引起各种矛盾甚至冲突。所以，中国稳定同时还受到了西方的威胁，包括境内境外的敌对势力、分裂势力，他们期盼着各种独立，期盼中国会像前苏联、前南斯拉夫那样解体。当然有党的坚强领导，有中国人源远流长的这种“大一统”情结，实际上中国已经或者说正在迅速地形成世界最大的统一市场，所有这一切都会使西方这种企图落空。那么反过来看，一个“文明型国家”有自己非常了不起的文化传承，只要你保持国家稳定，执行比较开明的政策，人民就会通过勤劳致富，丰衣足食。因为中国人有勤劳奋斗的传统。华人到海外也有着一样的精神。只要有稳定的环境，比较开明的政策，他就富裕起来了。中国文化把“太平”和“盛世”是连在一起的，只有中国稳定了，发展了，很多问题在发展的过程中可以得到逐步地解决。第四点是民生为大。中国历史上有数千年的民本传统。所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古训，也就是说，人民是国家的基石。而民生问题解决得好坏，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所以在过去漫长的自然经济情况下，“人人有饭吃”，一直是中国历代政府面临的头等大事。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最大的压力也是如何解决这么多人口的吃饭问题，包括我们后边提出的“温饱”、“小康”、“全面小康”，乃至今天讲的“两个一百年”，实际上背后都体现着这种民本思想，是这种思想的延续和发展。中国过去40年的一条重要经验，如果放在国际范围内来看的话，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一定要以民生为大，把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当作核心的人权来推动。因为贫困，特别是赤贫，本身就损害了人起码的尊严和权利。从这样的理念出发，中国大力推进民生的改善，而且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而西方模式迟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都被政客用来搞政治。所以非洲人有个说法叫做“大象打架，草地遭殃”，弄得民不聊生。中国资本力量的长处是在于它能创造财富，能够展现效率。我们通过改革开放，也是使资本力量迸发出来，所以中国创造了财富增长的世界奇迹。但资本力量也有副作用，如果没有必要的制约的话，资本逐利的特点会导致社会高度的两极分化和社会危机等等。那么在中国模式下，我认为资本力量总体上受到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的某种规范和制约。我相信随着中国进一步的崛起，我们会看到中国模式三力平衡的这一特点，对于超越西方模式、超越西方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现在中国模式在世界上很受重视，很多国家特别发展中国家都公开表示，希望学习中国模式，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一个最重要的差别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打仗打出来的，我们是通过22年武装斗争才建立新中国，之后跟美国又较量过两次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国这种独立性，这种国防力量，独立的科技体系，独立的工业体系，一般国家都是没有的。所以中国是为数不多的可以对美国说NO的国家，这对于坚持自己的道路和模式非常之重要。
2007年我在德国参加过一个论坛，主讲中国崛起，讲完之后就有互动。有一位欧洲学者就问我：你认为中国什么时候可以实现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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