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军：重赏之下，未必都是勇夫——国企改革再评论之五

缺乏约束的激励或将激励更大的腐败

（《南方日报》2011年6月14日）

激励！激励！除了激励，还是激励。

上海市国资委日前表示，“上海市国资委希望通过激励机制上的改变，让国有企业更具竞争力，今后所有整体上市的公司，不仅仅是上海汽车，都要推出激励方案。”有媒体称，上海市国资委的改革将成为国企整体上市的风向标。更有分析人士指出，股权激励“将成为央企开启内生性增长的重要驱动因素”，今年可能是央企的“激励之年”。

一直以来，国资委将建立激励机制作为搞好国企的主要手段。特别是在近些年来国企经营突然“柳暗花明”，表面上进入良性发展周期的时候，激励，更成为国企改革的关键词。从国家层面到各省市的国资委“十二五”规划版本中，无一不提及将在国企尤其是大型国企中，实施以股权激励为核心的激励建设方向。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国资委也从来都把建立有效的约束与监管机制作为改革的重中之重。正所谓利益与风险对等，激励与约束共存，这反映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委托—代理”机制的正确认知。

然而，国家审计署的一纸审计报告，将这些年附加在国企头上的现代企业制度光环无情地扯下。在这份报告中，以及此前被曝光的广东中石化天价酒事件、安徽电力车改事件等，我们看到的是在表面的制度约束下，对约束制度肆无忌惮的践踏！

可以肯定的是，对于建立强有力的约束机制目标，国资委过往态度明确，以后也将不遗余力。同时也可以认定，对国企的制度约束，目前远远没有达到要求，未来仍不敢奢望。

既然制度约束缺失，作为等价条件，股权激励也必须缓行！因为——

其一，缺乏约束的激励一定不会产生真正的激励。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进则予以激励，不进就被淘汰。这里的“逆水”就是指约束。“逆水”不存，顺水行舟，不进也进，如何产生激励作用？约束不强，行舟者可以通过造假账等多种手段，既圆满地“到达”行舟的彼岸，也可中途顺水推舟中饱私囊，谁还会奋力划桨？结果必然是雪中炭不送，锦上花却添。说得难听点，就是肉包子打狗了。

其二，缺乏约束的激励必然导致更大的社会不公。

现今国企管理层的选任始终没有完成市场化改造。优厚的职位上却不一定是优秀的人选，国企的业绩并不完全来自管理层的“优秀”能力，更多的是借助垄断和政策性扶持，再加上产业周期性繁荣因素。盈利是必须的，不盈利反而没有道理。因此，如果对经营者“优秀”能力的约束不能有效建立起来，这样的激励无疑就成了对既得利益者的再次利益输送，产生更大的社会不公。说得严重点，这是在挑战社会忍耐力的底线。

其三，缺乏约束的激励或将激励更大的腐败。

国企管理层中的每一位都是现实生活中的凡夫俗子，是经济学意义上具有自利倾向的“经济人”。在缺乏约束条件下的激励，就是从潘多拉盒子里放出来的魔鬼，它将勾起每一位“经济人”彻底的并且是无止境的欲望。我们将会看到令人瞠目结舌甚至是疯狂的激励方案“闯关”，会看到更多的政府官员踊跃到国企“交流任职”。在股市造富的神话中，我们将眼睁睁地目睹已经暗潮涌动的自肥企图变成阳光下的罪恶。说得可怕点，阶层的隔阂即将成为阶级的鸿沟。

国企改革的激励设计类似于党政系统对高薪养廉的认识。恰巧就在近日，新加坡学者在媒体上披露，我们时常挂在嘴边的“高薪养廉使新加坡成为世界上最高效廉洁的政府”实为误读——新加坡政府的高薪政策主要是为了吸引最优秀的人才。高薪与养廉有关系，但不绝对。“新加坡养廉最主要靠的还是体制，包括良好的法律体制、透明的财政体制，以及五年一次的选举制度，来遏止官员贪污腐败现象”。这里所说的法律与财政体制，对国企而言就是向资产所有者——全国人民——负责的制度约束；而所谓的选举，就是对国企管理层进行优胜劣汰的市场化而非行政化的选任机制。

国企改革从开始的第一天起，就一直围绕着激励这个主题，却从来没有建立起真正管用的约束机制。这就是国企改革一路坎坷的死穴！结果是越改毛病越多，越改胃口越膨胀，越改胆子越大，直到把大部分中小国企产权“改革”到自己的名下，现在又开始觊觎大型国企了。

也许主流经济学家们又要言必称“这是改革过程中的问题，必须要以更大的改革来解决问题”“国企改革不容否定”“改革不可动摇”，或者以“不争论”来做挡箭牌，继而回避严酷的现实。若如此，既如此，我们之间已然关闭了理论探讨的大门，真的要以“左”“右”来划分彼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