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光：新中国70年：工业化与国企（上）

 

新中国成立70年，中国经济最大的变化是实现了工业化，而且工业化的水平越来越高。看一个社会是否进入工业化，可以借助4个基本指标。

第一是结构变化。首先是国民经济的构成是否发生了变化？农业、工业、第三产业的比重怎样？其次，在工业部门内部，生产资料的生产是否扩大？考察结构变化，要关注轻、重工业的比重发生了什么变化，还要看其产品结构是否发生了升级换代？其技术含量是否有所提升？

 

第二是量的增长。包括生产总量、人均产量增长。

 

第三是效率的提升。生产同一产品所需时间，劳动力和原材料等消耗。效率既包括劳动生产率，也包括全要素生产率。

 

第四是地区分布。在一个国家的范围里，工业化是集中在某一个特定的区域，还是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工业化？这应该是衡量工业化不可忽略的一个指标。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毛泽东同志就对中国的工业化提出两大期待。他的第一个期待是，中国要“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第二个期待是，中国不仅要实现工业化，还要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第28条规定了国有经济的使命：“国营经济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凡属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民生计的事业，均应由国家统一经营。凡属国有的资源和企业，均为全体人民的公共财产，为人民共和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主要物质基础和整个社会经济的领导力量”。《共同纲领》第35条提出了中国工业化的使命：“应以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和发展重工业为重点，例如矿业、钢铁业、动力工业、机器制造业、电器工业和主要化学工业等以创立国家工业化的基础”。这里突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重要性。由此可见，《共同纲领》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声明，它包含丰富的内容，具体地规划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新中国的起点

 

关于新中国的起点，本文从四个方面加以考察，即经济、工业、资本、国企。

 

（一）经济的起点

新中国经济的起点，我们首先从结构特点分析，其次看量的特点。

 

从结构上看， 1949年的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5亿多人口中，只有大约200万人从事工业；工业总产值只占全国经济总量的10%左右。不仅比欧美国家，比俄罗斯也落后很多。而俄国在一次大战前的1913年，工业比重已经占其经济总量的43%。

 

根据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三卷第756页），1920年时，中国新型产业（排除农业和手工业的现代工业和公用事业等）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7.37%；到1936年也仅为13.37%，这已是战前的最高水平。到1949年，全国新型产业的比重提升至工农业总产值的17%，其余超过八成仍是传统产业，主要是农业。由制造业、采矿业和公共事业构成的现代部门份额更小；以1933年为例，它仅占GDP的净值大概3.4%，实在是经济中非常小的一个板块。

 

到1952年，中国国民经济的总体水平已经超过战前最高水平。其中，第一产业占整个GDP的51%，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加起来大约占四分之一，服务业与批发零售业加起来大约也占四分之一。中国依然是典型的农业国。

 

与印度相比，在1949-1950年期间，印度的经济结构比中国稍微先进一点，工业就业人员、服务业就业人员占就业总量的比重都比中国高，农业就业人员比重比中国低。印度的人均GDP高出中国三分之一。

 

与全世界各国相比，中国的经济总量也是非常低的。在Conference Board的数据库里，1950年，有126个国家的数据。排除三个海湾石油国家的极端个例，图1按它们各自人均GDP的水平由高到低进行排列，中国位于倒数第7位，也就是属于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之列。这就是我们经济的起点。

图1：世界各国人均GDP（1950年）

数据来源：

The Conference Board, Total Economy Database, April2019,

https://www.conference-board.org/data/economydatabase/TED1

 

（二）工业的起点

新中国工业的起点之低，是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的。

 

旧中国的工业，绝大部分是手工业，机器工业很少。手工业生产方式已经存在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不能与现代工业同日而语。1933年，手工业产值占工业的73%，现代机器工业只占27%。

 

即使在机器工业中，绝大部分是半机械化生产，一半用机器一半用人，技术非常落后。1912年到1936年间，中国平均每年只有11件专利，可见技术有多么落后。

 

从工业部门结构来讲，绝大部分为消费品行业，占工业总产值的70%左右；生产资料的工业产值只有30%左右。那时候，中国著名的厂家无非是一些纱厂、面粉厂、火柴厂而已。

 

从地理分布来看，绝大部分现代工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上海；内地只是几个大城市，如重庆、武汉点缀着一点点现代工业。进入中国腹地，很难找到现代工业的痕迹。

 

当时中国的工厂数量少、规模小。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时，总共有12.3万家私人工业企业，一共雇佣164.4万工人；其中雇佣10人以上的工厂只有1.48万家，占私营企业总数量的12%左右，雇佣人数92.5万。按当时的标准，雇佣10人以上就算上规模的企业了。所有这些企业加在一起，资本净值只有25亿元左右，总产值只有不到70亿元；其中10人以上企业的资本净值为14亿元，产值为46.6亿元。 

 

解放初期，私人工商业发展势头很好。到1953年，全国私营工业企业的数量增加到15万个，但其中职工在500人以上的企业一共只有区区167个，占总数的0.1%。而在十月革命之前的俄国，雇佣500人以上的企业已经占全部企业的54%以上，当时俄国和欧美相比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早在1907年，德国雇佣1000人以上的工厂已经达580家之多。

 

1953年，中国职工在50人以上的企业也只占企业总数的3.74%。职工10人以上企业虽有了大幅增加，但也不到企业总数的三分之一。在这些10人以上的工厂中，仍有60%的企业使用手工工具。其它占70%的10人以下的企业只是手工业作坊，绝大多数没有现代动力设备，产品不能定型和按标准化批量生产。不难想见，这样的生产方式有多么落后。

 

1953年，中国使用机器的工业主要是轻工业而不是重工业，其中食品与纺织工业的职工人数和产值占全部工业的一半以上。那时的重工业主要是燃料工业，如煤矿，其产品固然可以用于生产资料的生产，但主要是直接用于城市人口的消费。

 

当时的工业产品结构相当原始。当年，几乎没有什么稍微现代一定的工业产品前面不带“洋”字，“洋纱”、“洋布”、“洋火”、“洋烟”等等。这个“洋”表达的意思是，要么是从外国进口的，要么是模仿洋货制造的。

 

工业产品产量非常低。不仅消费品的人均产量很低，由于战争的破坏，1949年全国钢产量仅为15.8万吨，1952年钢产量超过解放前最高水平，也只有135万吨，每个中国人平均只有2.4公斤。发电量也是如此，中国现在每一天的发电量就是解放前最高全年发电量的三倍！

 

当时，中国的很多工业产品都不如印度。印度的人口当时是3.5亿人，中国是5.4亿人。印度的钢、生铁、糖、水泥、硫酸、原油等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是中国的1倍、2倍、3倍、4倍、5倍一直到8倍之多；纱、布、发电量也比中国高。中国产量超过印度的产品只有原盐、烧碱、卷烟、纯碱，然而平均到每个人，印度与中国也差不了太多。直到1954年6月毛泽东还有这样的忧虑：“我们现在能造什么？能造桌子凳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把它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新中国成立三年后，中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已经全面、大幅度超过解放前最高产量。但是，中国当时的工业主要集中在占中国国土面积不到12%的东部沿海地区，主要是两大块，一个是上海，一个是东北，此外还包括天津、青岛、广州、南京、无锡这些城市；除了武汉和重庆以外，内地几乎很少有现代工业；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几乎完全没有现代工业的痕迹。总之，当时中国的工业在各方面都远远落后于世界其它地方。

 

（三）国家资本的起点

要发展工业、发展现代经济就需要有资本投入。新中国成立后，面临西方帝国主义的重重封锁，企图置新中国于死地。新中国只能靠自己进行资本积累。

 

在旧中国，工业、交通运输、商业以及金融业的资本，来源不外乎三种：外国资本、官僚资本、民族资本。其中工业资本规模很小，到1948年外资、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加在一起也才37.1亿元（按1936年币值），加上交通运输业资本28.4亿，整个产业资本加在一起是65.5亿元左右。而商业资本、金融业资本加在一起是77亿左右，产业资本的体量不如商业与金融业资本的体量。所有这四类资本的总和是142亿多，平均到每个中国人头上只有26元钱。这142亿减去11亿元的外国在华资本，国内资本只有131亿元，平均每人只有24元。

 

当时国内资本的大头是官僚资本，约76.7亿元，主要包括国民党官营企业的资本，其主要来源是抗战胜利后没收日、德、意三国以及日伪汉奸的资本。官僚资本集中在交通运输业与金融业，在前者占比91.6%，在后者占比88.9%，都是绝对主导地位。在工业领域占比稍低，但所占份额（43.1%）依然比外国资本（16.8%）和民族资本（40.1%）都要高。

 

民族私人资本发展了几十年，到解放前规模约54.6亿元，只占资本总额的38.3%。更何况，在这50多亿元私人资本中，产业资本只有16亿元，不到27.2%的份额，70%以上的私人资本集中在商业与金融业。到解放前夕，在与工业化直接相关的产业资本中，份额最大的是官僚资本，占这类资本的三分之二。指望私人资本担负中国工业化重任，显然不现实。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的产业资本中，帝国主义在华工业占11.2%，本国资本占88.8%，其中官僚资本64.1%，私营24.7%。这主要是因为抗战结束以后，占外国资本87%的日本资产由国民政府没收，成为国有资本。1949年2月份，在西柏坡会见苏联来的代表米高扬时，毛主席说过这样一段话：“国民党在一定程度上为发展中国工业创造了有利条件”。因为“日本和国民党促使资本集中到国家手中，例如，东北的工业占53%，其中47%在国家手中，6%在私人资本手中”。这样，“中国工业的主要部分都掌握在国家手中”了。也就是说，国民党政府没收敌产实行国有化，实际上为新中国创造了一个有利的条件。共产党接收政权时，国有化的份额已经比较大了，尤其是在工业领域。

 

（四）国有企业的起点

为什么新中国会大力发展国有企业？

 

首先是因为国有化是那时的时代趋势，可以从四个方面看。

 

第一，国有化是近代中国各政党和政治文化精英的共识。孙中山主张“发达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在他看来“中国不能和外国比，单行节制资本是不足的。因为外国富，中国贫，外国生产过剩，中国生产不足。所以中国不单是节制私人资本，还是要有发达国家资本”。 国民党资源委员会两位负责人翁文灏和钱昌照也认为，发展经济必须遵循三个原则：（1）现代化主要是工业化，中国建设必须以工业化为中心；（2）工业化必须以重工业建设为中心；（3）重工业建设必须以国营事业为中心。不仅国民党的官方人士这么看，知识界也这么看，就连最亲西方的留美学生也不例外。1948年春，北美中国学生基督协会曾对中国留美学生做过一次盖洛普式调查，它发现，“目前在美的大学生对于久远的基本经济政策是主张社会主义”。51.5%的留学生主张中国工业化过程中重工业和公用事业应该国营, 更有6%的人主张轻工业也应该国营, 而主张完全民营者不足5%。这方面的资料非常之多。

 

第二，国有化是战后世界各国的共识。以中国的邻国——战后朝鲜为例，无论南北意识形态有多大差别，大多数知识分子、新闻工作者、政党都相信，计划经济体系是朝鲜最好的选择。最激进的右翼政党（独立党）、最激进的左翼政党（共产党），最保守的政党（民主党）统统持这种看法。就连驻朝鲜美国陆军司令部军政厅任命的民政长官安在鴻也不例外。

 

其实朝鲜的道路也只是世界潮流的一部分。当时，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走的几乎都是这条道路。欧洲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亦是如此。早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一年，英国工党党章第四条便明确了追求国有化、公有化的目标。二战结束不久，执政的工党便开始推行经济国有化。1946年，英格兰银行与所有民航公司被国有化，开办全国医疗服务；1947年，所有电信公司都被国有化，并创立国家煤矿局；1948年，铁路，运河，道路搬运和电力公司也被国有化；1951年，钢铁工业和汽油提炼工业被国有化。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欧洲各国投资中公有部门的占比依然很高：奥地利达65%，法国达55%，英国达25%，西德达20%。到80年代末，私有化的声浪日渐高涨。1988年，世界银行曾出版过三卷本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技巧》，据其统计，至少有83个国家已开始尝试私有化。需要指出的是，那时绝大多数前苏联东欧国家还没有开始私有化。世界银行的这个报告从反面告诉我们，国有化在世界各国（包括那些非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曾经达到什么样的广度与深度。

 

第三，苏联模式的影响。新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却没有经验，当时唯一可以借鉴的社会主义模式是苏联模式。既然苏联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国有制的基础上，中国当时必定会受到影响。然而，中国后来采取的公有制形式与苏联不完全相同。在中国，集体所有制的比重更大；另外，中国大量的国有企业是地方国企，并不是由中央政府直接掌控的。

 

第四，解放区公营经济的传统。中国与苏联另一个不同点：苏联是革命后才开始建设新的经济、政治体制，而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早已拥有大片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共产党早已建立了一些公营经济实体，并积累了运作经验。

 

新中国建立之初，国营工业的固定资产已占全国工业固定资产的80.7％；国有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26.2%，占全国大工业产值的41.3%；在工业的重要领域，国有经济已经占据绝对优势地位；交通运输行业更是几乎100%掌握在国有企业手里；银行业也不例外。

 

在1949-1954年间，国有企业在生产效益上也优于私营企业。1950年以后，公私合营企业（国有化的私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效率一直遥遥领先于私营企业。 这也是在当时的历史发展背景下，为什么支持国有化发展的重要理由：国有化更有效率，为什么不能搞国有化？

 

经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经过了大规模投资国有企业，到1957年，中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52年，国有经济只占国民经济19.1%；到1957年已达到三分之一。同一时期，资本主义经济的份额从6.9%降到0；个体经济从71.8%降到2.8%。在此期间，发展最快的是合作社经济，即我们后来叫做集体经济部分，它的比重从1.5%跃升至56.4%。这表明，在所有制结构上，中国的社会主义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很不一样：我们有大量社会主义性质的、或公有性质的集体所有制企业，而苏联则是以国有制为主体。

 

以上，我们从经济、工业、资本、国企四个方面讨论了新中国的起点。无论从哪一方面看，这个起点都是非常之低的，往前每走一步应该都不容易。中国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缺乏工业基础、缺乏人才、缺乏资本、缺乏经验。今天世界上还有很多穷国，不知如何实现经济上的飞跃。其实，新中国刚起步时，比它们还要难，但路选对了，就能进入新天地。

 

 

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

 

早在抗日战争结束前，毛泽东已经在设想新中国未来的发展蓝图。在他看来，新中国“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无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为此，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

 

当然，毛泽东深知，要实现这个经济发展的目标，首先要在政治上创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此前105年的历史告诉中国人民，“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已经实现，为创造“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建国后，毛泽东更关心的是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也就是“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发展的关系的问题”。他认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以重工业为中心”是学习苏联经验。毛泽东指出: “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 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 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 必须善于学习”。他特别强调，“要善于向我们的先进者苏联学习”，因为“苏联的建设经验是比较完全的”。但“所谓完全，就是包括犯错误。不犯错误，那就不算完全”。 

 

学习苏联经验，绝不意味着照搬苏联经验。“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独立思考，忘记了历史上教条主义的教训”；“苏联经验是一个侧面，中国实践又是一个侧面，这是对立的统一。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苏联的做法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造成农、轻、重发展的不平衡。这在毛泽东看来是一条严重的教训，一定要引以为戒。他坚信，思考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即从中国是一个大农业国这一基本情况出发，从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出发，探索一条与苏联有别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详细地论述了重工业和轻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目前还没有使人们看得很清楚。但是随着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发展，农业的日益现代化，为农业服务的机械、肥料、水利建设、电力建设、运输建设、民用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等将日益增多，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情况，将会易于为人们所理解……如果我们的农业能够有更大的发展，使轻工业相应地有更多的发展，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会有好处。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

 

在毛泽东看来，发展重工业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把发展农业放在重要位置是毛泽东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思想的一大特色。后来, 毛泽东把他的思路概括为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的方针。

 

道路确定了，但每向前一步都需要探索，都需要艰辛付出。既然叫做“探索”，不可能没有任何失误，更何况当时中国进行的是一件前无古人的划时代伟大探索。今天有些事后诸葛亮，对前人走过的路横挑鼻子竖挑眼，他们觉得共和国的前30年有那么多失误，犯了那么大错误，仿佛是一片漆黑。这是心智发育不良的表现。中国这样一个贫穷的农业大国，面对世界列强的封锁禁运，要探索一条工业化道路，没有现成的路线图，不走点弯路，不犯点错误，可能吗？ 

 

（一）国有企业的成长

1957年前，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全国共有国有工业企业约五万家。第二年大跃进，这类企业猛增至约12万家。1959年，国有工业企业数量开始下滑；到1964年，降至谷底，约4.5万家，比1957年还少。然后开始恢复，到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有工业企业是数量大概是8.5万上下。是同期集体工业企业的数量（约35万家）的四分之一。

 

国有工业企业的职工并不是很多。1952年刚刚超过500万， “大跃进”时期猛增至2300多万人。一下这么多人进城吃商品粮，那时的农业生产水平无力支撑。进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三年调整期后，大量工业企业关停并转，国有工业企业职工精简掉一半，剩下1100多万人，1964年后才逐步回升；到80年代初，已超过3500万人。

 

国有工业企业的职工人数在增长，与此同时城镇就业人口也在快速增长，1952年只有不到2500万人；到1984年，已超过1.2亿人。除大跃进时期外，国有工业企业职工占城镇就业人口的比重从未超过三分之一。

 

在大跃进期间与文革初期之外，中国的工业总产值与国有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双双持续快速增长。刚解放时，在整个工业总产值中，国企的占比只有26.3%；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占比已升至50%以上。大跃进将国企的占比拉高到90%左右；其后，这个水平一直维持到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社队企业（即后来人们所说的乡镇企业）的五小工业（小钢铁、小煤矿、小机械、小水泥、小化肥）兴起后，国企的占比才逐渐下滑；但到八十年代初，仍在70%以上。可见，尽管国企的单位数、职工数不多，其对工业的贡献非常大，对推动中国工业化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近些年来，有些人不断散布一种说法：凡是国有企业，效率必定低下。它误导了很多不明就里的人。表8已经告诉我们，从1949-1954年间，国有企业的效率高于私营企业。表10则告诉我们，从1949-1984年间，国企的全员劳动生产率不断提升。如果以1952年为100%的话， 1984年则为336%，提高了3倍多。

 

表1：国有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

 

随着国企的工业总产值与劳动生产率不断提升，它们产生的利润与上缴的税金也水涨船高，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1952年，两者相加不过30亿元；到1984年，已突破千亿大关，增长近34倍。在这个时段，政府对国企实行“统收统支”，即国企利润全部上缴，亏损国家弥补，扩大再生产费用由财政部门审核拨付。因此，国企实现的利润与税金都是对国家财政的贡献。

 

（二）国家资本的成长

资本对落后国家发展经济至关重要。新中国的资本积累不仅不能靠对外扩张，还要随时提防帝国主义的入侵。在这样的情况下，积累资本只能靠自己。从1949年到1984年，全国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增加了47.71倍。这些钱从何而来？主要靠国家财力！国家财力从何而来？主要靠国企积累！

 

1952年，国有固定资本投资为43.56亿元；其后8年高速增长；到1960年已达416.58亿元，几乎是1952年水平的10倍。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1984年突破千亿大关，达到1185.2亿元，是1960年水平的两倍多。

 

从1952年到1980年，固定资产投资部分的统计范围仅为全民所有制单位。因此，现有统计数据显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百分之百由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构成。直到1981年以后，统计数据中才出现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及其它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在1952-1980年间，集体经济肯定也有一些固定资产投资，但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不会很大，估计在5-10%之间。毫无疑问，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占绝大部分。“外资”首次在1977年出现，但直到1984年，其份额一直在5%上下。外资大规模进入中国，成为固定资产投资的生力军，则要等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

 

在共和国历史的头30年，中国还是一个穷国，拿出那么多的钱进行投资，实在是不容易。当年靠节衣缩食、压低现有消费去投资未来的做法，叫做“勒紧裤带搞建设”。在1953-1984年的30年间，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占国家财力比重平均值为43.4%。中国每年拿到的财政总收入中有43%投入到了新增固定资产里面。可见，新中国创建初期中国人民、中国政府有多拼。

 

国家财力的钱从哪里来呢？1952年，财政收入的60%来自于全民所有制。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财政收入的80%以上来自于全民所有制；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84年。也就是说，国家财力的钱来自于国有企业；国家拿到的钱，大部分又投入到国有经济作为固定资产积累，构成一个良性循环。

 

中国有一句成语，“聚沙成塔，集腋成裘”。这种良性循环持续运作了30年，日积月累的成效是惊人的：国有工业企业年底固定资产原值从1952年的148.8亿元增至1984年的5170亿元，国有工业的底子越来越厚。

 

在一篇发表于1982年的论文中，美国经济学家威尔弗雷德·马伦鲍姆对比了中国与印度。到那个时候，中国和印度已经出现巨大的差异。他认为其中的原因很简单：印度的年度投资率通常比中国低10%或更多。多年积累的投资差距，导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远高于印度。换句话说，在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中国暂时牺牲了当前消费，最终却极大地促进总体福利的快速增长。形象地说，在工业化的初级阶段，中国采取的是强行军方式。强行军肯定对即刻的体能、意志力是巨大的挑战，但正是这种方式使中国得以后来居上。

 

 

（三）工业的成长

因为有大量国家投资，在共和国的前30年，中国工业高速发展。这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工业增加值增长迅速。1949年，中国的工业增加值不足120亿。此后，中国的工业增加值快速攀升。大跃进和文革期间，工业增加值有小幅跌落；其它年份里，它一直呈上升态势；到1984年，中国的工业增加值已达2815.9亿元，是1949年的23.5倍。

 

1949年，工业增加值只占GDP的17.6%，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既小于农业，也小于服务业。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工业体量大增，占GDP的比重已超过40%，成为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对国内生产总值贡献最大的部门。

 

其次，工业内部构成更趋现代。考察一国工业的发展水平，不仅要看总量，也要看其内部构成。解放初，中国的工业部门不仅规模小，而且结构以生产简单的消费品为主。刚解放时，中国工业总产值的四分之三左右由轻工业构成，1952年，仅纺织与食品两个行业的产值就占了全部工业总产值的一半。此后工业产值的构成发生快速变化，重工业的比重在1951年超过30%，1960年达到巅峰66.7%。上世纪60-80年代，该比重一直在50-55%上下摆动。其中电力、冶金、石油、化工、机械工业的比重大幅提升，到1984年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已超过50%。

 

重工业是实现社会扩大再生产的物质基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从中国当时所处的历史条件考虑，优先发展重工业至少还有四个重要的理由。（1）中国当时面临十分严峻的外部环境，必须发展国防工业，而国防工业就是重工业。 （2）推动铁路、公路、内河航运、远洋海运、航空的发展，必须靠重工业。没有现代交通运输体系，中国各个地区的经济无法互联互通、协调发展。（3）轻工业本身使用的机械必须由重工业生产。（4）发展农业机械、水利设施都得靠重工业。

 

电力作为重工业的一部分，整个现代工业都有赖于它。1949年，中国的发电量少得可怜，只有区区43亿千瓦时。1984年，中国的发电量达3770亿千瓦时，是1949年水平的87.7倍，已居世界第六。到1984年，中国的很多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已经进入世界排名的前列，其中棉布产量已排世界第一，基本解决了全国人民“穿衣”问题。

 

第三，工业生产的地区分布更加平衡。不论是看整体工业总产值，还是分开看轻工业、重工业，我们发现，沿海省份的比重下降，内地省份的比重上升，说明工业生产能力已经扩散到全国范围，而不再是集中在少数几个点上。

最后，建立起来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1980年，世界银行代表团第一次到中国考察，让该考察团印象深刻的是：“几乎整个现代工业体系已经建成，尤其是那些与装备制造相关的行业。虽然在许多方面中国的产业结构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类似，但其机械和冶金产品的份额并不比工业化的市场经济体小多少。可以说，中国目前在生产资料方面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进口不到10％）”虽然中国仍是一个穷国，但它已实现了毛主席的一个愿望：建立起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为当时与后来的经济发展奠定了一个坚实的物质基础。

 

（四）经济的成长

经济的成长可以分为四个方面考察：经济增速、经济结构、就业结构、以及收入水平。

 

不少人有个错误的印象，好像GDP增长率在改革开放前是停滞的，只有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快速增长。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在1950-1978年间，GDP的年均增速接近8%。如果从1950年一直算到1984年，GDP的年均增速则为8.09%，人均GDP的年均增速也达到6.08%。和世界上其他经济体相比，新中国头35年经济发展的表现也是相当突出的。

 

从经济结构的演变看，新中国在头35年实现了毛主席的另一个愿望：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新中国成立时，第二产业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到13%，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高达68.4%，1952年第二产业比重超过20%，1975年超过45%，之后长期维持在这个水平上下。到1984年时，中国可以有把握地说实现了初步的工业化。

 

综上所述，到新中国成立35年时，毛主席的两个期待基本都实现了。

 

然而从就业结构与收入水平看，中国那时离现代化还有不小差距，依然任重道远。

 

虽然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了45%，但第二产业的就业占整个就业的比重还非常低：1952年为7.4%，1958年一度达到26.6%，1984年为19.9%。服务业就业的比重也不高，1952年为9.1%，1984年为16.1%。在1984年，二、三产业的就业加在一起约为36%，这意味着农业从业人员占就业总人口的比重仍高达64%。在这个意义上，工业化的中国还有一条腿陷在传统农业中。

 

另外，从人均国民收入来看，一方面进步不小，另一方面水平还很低。1949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只有可怜的66元，到1984年达到549元，是1949年的8.32倍。建国头35年，人均国民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是7.1%，可以说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1984年人均500多元钱的水平在世界上还是属于穷国的行列，刚刚进入温饱阶段。

（作者系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公共管理学院特聘教授；来源：昆仑策网，转自“中信基金会”，原载《经济导刊》10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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