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的主义

 

 

         【摘要】本文驳斥了那种认为“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主义”、“公有或私有并不是社会主义的界限”、“在中国问题上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等错误观点，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是有着原则规定的，这些错误观点，实际上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原则，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拉回到空想社会主义的水平，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对社会主义实践也是有严重危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是一百多年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发展的结晶，是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既要从理论上驳斥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错误观点，也要从实践上正视存在的问题，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防止改革变成“改向”。

 

自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剧变以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谷。20多年来，虽然资本主义出现了多次经济危机，世界社会主义仍在艰难探索中不断前进。从总体上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依然处于低潮。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信仰不坚定分子动摇了，放弃了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念。一些人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随意曲解社会主义。他们就像当年修正主义的鼻祖伯恩施坦一样，借口时代的变化，否定马克思主义、公开提出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丧失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信念，信奉民主社会主义。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的王占阳就是这样的人。这些年他发表了关于社会主义的一系列言论，歪曲社会主义，在社会上特别是网络上产生了不好的影响。本文主要围绕他的“在中国问题上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等观点进行商榷。

 

一、科学社会主义是有原则规定的

 

王占阳从本质上歪曲社会主义，胡说“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主义”，“是否有利于增进公民的普遍幸福。这就是判断真假社会主义的标准”，从具体特征上曲解社会主义，说“公有或私有并不是社会主义的界限”、“坚持党的领导，并不等于坚持社会主义。把共产党领导等同于社会主义政治是荒谬的”，还美化民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些观点严重违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自社会主义思想出现至今，已500年历史。这期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想，但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是有着其原则规定的。

科学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的科学认识基础上。恩格斯曾经指出：“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1]。19世纪中叶，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不断发展，工人阶级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马克思、恩格斯深入考察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社会状况，批判继承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英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合理成分，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唯物史观实现了人类历史观的伟大变革，使科学地考察人类历史成为可能；剩余价值学说的创立，“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马克思著作的划时代的功绩。它使明亮的阳光照进了经济学领域，而在这个领域中，从前社会主义者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曾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此为起点，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2]正是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这两大理论基石，使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的伟大飞跃。

马克思、恩格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来说明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灭亡的历史必然性，从社会化大生产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来分析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得出无产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资本主义掘墓人和共产主义建设者。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旧世界的基础上，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发展方向、一般特征作了科学预测和设想。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包括：一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组织生产，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二是对社会生产进行有计划的指导和调节，实行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的按劳分配原则；三是合乎自然规律地改造和利用自然；四是无产阶级革命是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最高形式、必须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五是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高度发展最终实现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等等。这些构成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质的规定性。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界定社会主义的本质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的界定，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高度概括。

这些原则的提出,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的历史性飞跃。马克思曾经深刻地分析这一飞跃：“正如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的学术代表一样，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无产者阶级的理论家。在无产阶级尚未发展到足以确立为一个阶级，因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尚未带政治性以前，在生产力在资产阶级本身的怀抱里尚未发展到足以使人看到解放无产阶级和建立新社会必备的物质条件以前，这些理论家不过是一些空想主义者，他们为了满足被压迫阶级的需要，想出各种各样的体系并且力求探寻一种革新的科学。但是随着历史的演进以及无产阶级斗争的日益明显，他们就不再需要在自己头脑里找寻科学了；他们只注意眼前发生的事情，并且把这些事情表达出来就行了。当他们还在探寻科学和只是创立体系的时候，当他们的斗争才开始的时候，他们认为贫困不过是贫困，他们看不出它能够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但是一旦看到这一面，这个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论，而是革命的科学了。”[3]

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这些原则，把社会主义建立在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之上,克服了空想社会主义者从道德和理性原则出发批判资本主义和从头脑中构思未来理想社会的根本缺陷,是对资本主义理性认识的结晶，是建立在严密的科学论证和现实基础上，是科学的设想，是从社会发展趋势预测、设想未来社会主义的原则，是世界近代以来探索人类理想社会最有科学依据、最有生命力、最有群众影响的改造社会理论。这些原则，从总体上说是科学体系、科学理论，经过了历史的检验证明。从此以后，“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再被看作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作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斗争的必然产物。”[4]“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5]在科学社会主义指导下，社会主义运动越出了少数思想家的狭小的范围，变成了一个群众性的社会运动，并在二十世纪在众多国家变成一种社会制度，进行了波澜壮阔的实践，极大地推动了人类进步。

 “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看待。”[6]至于如何付诸实践，需要与具体的实际条件相结合，必须在实践中寻找最适合的实现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对实践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是十分清醒的，他们反复强调，要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预测未来社会，坚决反对教条式预测未来和规定未来社会的具体细节，强调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具体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反对把科学社会主义教条化，也反对把科学社会主义修正主义化。王占阳说什么“我们的理论从根本上成为了脱离实际的理论，而我们却仍把这种脱离实际的理论叫做‘科学社会主义’”，这完全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污蔑，也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漠视。

科学社会主义是有准确内涵规定的，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随意歪曲的。王占阳认为“社会主义是普遍幸福主义”，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曲解。这种做法实际上回到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做法。空想社会主义就从所谓永恒的真理出发，把社会主义说成是正义的体现。幸福是一个主观性很强的概念，不同的人对幸福的理解是不一样的，社会不存在所谓普遍的幸福。资本家的幸福是建立在无产阶级的痛苦之上的。只要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就必然存在工人的痛苦。马克思曾经指出：“使相对人口过剩或产业后备军同资本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7]

把社会主义界定为诸如幸福之类的价值，就像马克思所指出的：“这种空论的社会主义”，“主要是幻想借助小小的花招和巨大的伤感情怀来消除阶级的革命斗争及其必要性；这种空论的社会主义实质上只是把现代社会理想化，描绘出一幅没有阴暗面的现代社会的图画，并且不顾这个社会的现实而力求实现自己的理想”[8]。其结果没有任何意义，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这种诉诸道德和法的做法，在科学上丝毫不能把我们推向前进；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作证据，而只能看作象征。”[9]500年前,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们的社会主义思想虽然存在“十分空想和虚幻的性质”，在当时仍是进步的思潮，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某种进步趋势。今天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追求进步的人士,更多地从社会主义的民主、自由、公正和人道主义等价值理念来描述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社会主义不是被当作一种具体的社会形态或社会制度去奋斗，而是强调在社会发展中追求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如个性的自由、社会的平等与公正，等等。这种做法在这些国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但是，马克思主义从来不认为社会主义只是某种价值理念的实现 ，而主要强调它是一种与资本主义有本质不同而又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幸福、平等、自由、公正和人道才有现实基础。我国宪法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在这种情况下，把社会主义只是作为一种价值，这不是历史的倒退吗？这不是在挑战我国的宪法吗?

王占阳不仅从本质上歪曲社会主义，还从社会主义具体特征上指鹿为马，阉割社会主义。

他胡说“公有或私有并不是社会主义的界限。公有制若不利于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它就不是社会主义。私有制若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它也属于社会主义。所以公有化或私有化也并不是界限。”

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特征，私有制从根本上不能普遍改善人民的生活。空想社会主义创始人、英国思想家托马斯·莫尔早在《乌托邦》中就指出：“任何地方私有制才存在，所有的人凭现金价值衡量所有的事物，那么，一个国家就难以有正义和繁荣。”“如不彻底废除私有制，产品不可能公平分配，人类不可能获得幸福。私有制存在一天，人类中最大的一部分也是最优秀的一部分将始终背上沉重而甩不掉的贫困灾难的担子。”[10]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资料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之间的关系是基本的生产关系。“这些一定的分配形式是以生产条件的一定的社会性质和生产当事人之间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前提的。因此，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地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11]不同的所有制决定了不同的分配方式。社会占有生产资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最基本特征,社会主义社会的其他特征都是由其决定的。在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的条件下，社会“通过有计划地利用和进一步发展一切社会成员的现有的巨大生产力，在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人人也将同等地、愈益丰富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12]

他胡说“邓小平主张市场社会主义，始终认为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是公平分配而不是公有制，始终强调的是社会主义再分配而不是按劳分配。”实际上，邓小平多次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1985年8月，邓小平在同外宾的谈话中说：“我们现在讲的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开展的。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现在占整个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他还说：“总之，我们的改革，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又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过去四年我们就是按照这个方向走的，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

针对这种把社会主义等同于再分配，鼓吹“公平的分配”，马克思当年就进行了驳斥,他指出:“在所谓分配问题上大做文章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错误的。”“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是：生产的物质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手中，而人民大众所有的只是生产的人身条件，即劳动力。既然生产的要素是这样分配的，那么自然就产生现在这样的消费资料的分配。如果生产的物质条件是劳动者自己的集体财产，那么同样要产生一种和现在不同的消费资料的分配。庸俗的社会主义者仿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部分民主派又仿效庸俗社会主义）把分配看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围绕着分配兜圈子。既然真实的关系早已弄清楚了 ，为什么又要开倒车呢？”[13]

王占阳还说“坚持党的领导，并不等于坚持社会主义。把共产党领导等同于社会主义政治是荒谬的。”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来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就是各国共产党建立、发展、壮大和为社会主义事业、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历史。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就会名存实亡。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才会蓬勃发展。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特别是对于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来说，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还在不断壮大过程中，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就为坚持社会主义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障。共产党坚持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使社会主义有了明确方向和奋斗目标；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使社会主义有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共产党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组成，具有严密的组织体系，很强的组织力量，富于献身精神，使社会主义有了牢固的组织基础；共产党集中体现和代表无产阶级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使社会主义能够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对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割裂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政治的关系，是王占阳对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的无知，对共产党领导本质的歪曲。

    王占阳罔顾现实，还胡说“民主社会主义不是空想的、不是胡来的，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美国已在逐步向社会主义和平演变了”“欧美现在已经进入社会主义了”。这些观点是对民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美化。实际上，民主社会主义虽然有一定的进步性，但其本质是一种改良的资本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有本质区别！目前实行民主社会主义的国家和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真正能解决资本主义的痼疾——贫富两极分化问题，与社会主义追求的共同富裕理想相去甚远。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他的著作《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中指出，近几十年来资本主义体制导致了不平等的持续扩大，资本主义体制越来越表现出“承袭制”的特点。2014年末，英国《金融时报》评出的年度热门词汇是“不平等”。该报的解读是：“一种危险的不公平状态，尽管政客们极力让自己看起来在阻止它，但以自我为中心的西方社会仍然被无情地拖向这种状态。”[14]经合组织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34个富国成员中最富有与最贫困人口的收入差距已达30年来最严重程度。英国和美国最富有和最贫穷的10%人口，收入差距分别是9.6倍和16.5倍。这个指标在日本和韩国是10倍。”[15]美国前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的一番话发人深省。他认为，美国在过去30多年一直在倒退。他说：“今天，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想要变成中产阶级或者有钱人要难多了。甚至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想要变得有钱也比以前难了。主要原因就是不断扩大的不平等状况。梯子越长，爬起来就越难。美国不平等了80多年甚至更长时间，现在更加不平等了。在所有发达国家里，美国的收入和财富分配是最不均等的。平等的机遇已经成了一个白日梦。……2009年经济复苏以来，95%的经济收入被那1%的最富有的人攫取，经济怎么可能好转？”[16]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实现“普遍幸福”呢？这又哪里是向社会主义演变呢?这只能暴露王占阳的无知。期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能够实现公平分配，就像恩格斯所说的，那就等于要求电池的电极和电池相联时不使水分解，不在阳极放出氧和在阴极放出氢。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傅立叶早就指出，资本主义制度这种“所谓臻于完善境界的文明制度只不过是一种人间地狱”[17]，“是恢复了的奴隶制度”[18]

总之，科学社会主义是有着原则规定的，王占阳对社会主义的界定，实际上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原则，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拉回到空想社会主义的水平，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对社会主义实践也是有严重危害的，是对我国现行宪法的挑战。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王占阳胡诌“始终在中国问题上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 这种说法完全是错误的。

对待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应该像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的：“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9]。恩格斯晚年反复强调：“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20]我们党始终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什么别的主义。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是一百多年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发展的结晶，是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那就是不论怎么改革、怎么开放，我们都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这就包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些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从我国国情出发，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内容。如果丢掉了这些，那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否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不能教条式理解，要从我国现阶段国情出发，要看是否在实际上本质上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否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在早期社会主义实践中 ，马克思主义者就明白了一个道理，社会主义理论必须与实际条件相结合，必须在实践中寻找最合适的实现方式，不可能一步建成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社会，不能犯“左”的错误，急躁冒进，急欲求成，超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世界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在这方面都有过惨痛的教训。在苏联,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宣布建成社会主义,还要过渡到共产主义，后来赫鲁晓夫提出20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在中国出现1958年大跃进，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些都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出现了在社会主义国家不该发生的大量饿死人现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就在于它始终坚持以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为理论源泉和理论核心。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明确指出,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共同富裕等，“我们就是要坚决执行和实现这些社会主义的原则”。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对社会主义的设想和他们提出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最终实现，需要一个过程。我们党始终将其作为核心理念，始终将其作为进行改革开放和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的“魂”。这样的理念，这样的“魂”，鲜明地体现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其鲜明特征在于它的“中国特色”。我国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国最大的国情，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根据。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这就与否定社会主义道路的各种错误思潮划清了界限；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这就与各种超越阶段的错误思潮划清了界限。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要义。我们党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坚决反对和抵制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错误思潮；又汲取不顾历史条件生搬硬套本本的历史教训，破除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教条式理解，将其与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进行的改革开放，都是围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根本任务的，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因此，“中国特色”既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坚持和运用，又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丰富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是很清楚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确实向西方学习借鉴了不少东西，但不是照搬，更不是搞西化，而是消化借鉴；我们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大量发展，但始终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共同富裕方向。这些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方向始终没有变，人民在我国的主人翁地位始终没有变，党的根本宗旨和最高理想始终没有变，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始终没有变。我们党反复强调，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表明，我们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没有丢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因此，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以全新的视野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人口多底子薄的东方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使我们国家快速发展起来，使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起来。”[2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人类近代以来快速发展的“中国奇迹”。2010年，我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2014年4月30日，世界银行推测，若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国2014年很可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中国道路的成功，归根到底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成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使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告别了贫困，推进了世界和平与发展，打破了历史终结在资本主义的神话，提振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为第三世界国家树立了“别样的发展道路”。2014年5月，阿富汗前总统卡尔扎伊在访华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阿富汗有机会重新选择的话，一定会走中国式的发展道路。因为它行动高效，决策果断，以结果为导向，是一个很好的模式，为所有人带来积极的结果。”“阿富汗渴望发展。我们想发展教育，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在这些方面我们非常落后。阿富汗失去了30年的发展时间。中国模式是最好的选择。”[2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走向复兴。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这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我们应该坚持“三个自信”，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并没有改变其必然灭亡的根本趋势，社会主义运动虽然处在低谷，但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趋势也没有改变。当代资本主义是一个精神与物质悖逆的矛盾体，经济上的富庶与发达、科技上的文明和先进，与比较普遍的失业、贫穷、暴力、精神颓废、糜烂并存。法国学者米歇尔·阿尔贝尔把这种现象概括为“不同阶层的居民就像生活在相互间逐年远离的不同星球上”的“二元对立”[23]。德国著名思想家马克斯·舍勒在谈到资本主义的未来时说：“眼光只需稍微明确一点，便可看到：我们已经满帆地驶进了社会主义体制国家的最初阶段；我们不得不在通往目标的道路上继续前行。”[24]

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王占阳胡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完全是无知妄说。

 

三、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王占阳说“中国现在不仅没有建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且更存在着走上权贵资本主义的不归路的极大危险。”这种说法是无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对中国存在的腐败问题的夸大。

社会主义从来都是在开拓中前进的，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不断前进的。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把握，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这一点不容置疑。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但绝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终结，还需要不断向前拓展。一方面，这是客观实际发展的需要。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面临的内外环境更趋复杂，每前进一步都会遇到新的问题。我们必须直面并及时回答客观实际发展所提出的新课题。另一方面，这是科学理论自身发展的需要。我国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还面临很多没有弄清楚的问题和待解的难题，对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和处理都还处在不断深化 的过程中，这一点也不容置疑。对事物的认识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而对社会主义这个只搞了几十年的东西，我们的认识和把握也还是非常有限的，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毕竟只搞了30多年，对其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还处在不断深化、提高的过程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现在,中国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

当然，我们不仅要从理论上驳斥王占阳的观点，也要从实践上正视我们存在的问题，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防止改革变成“改向”。

我国现在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公有制主体地位有动摇趋势，在一些表象上与民主社会主义有相似之处。我国目前社会贫富差距相当大。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在与他弟弟邓垦谈话时就提醒说：“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25]邓小平的谆谆教导恍如昨日。正是因为中国社会目前贫富差距非常大，所以使得不少人产生了中国改革是否还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的疑问，产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否为科学社会主义等错误认识。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压反腐的态势，坚持“老虎”和“苍蝇”一起打，一批“大老虎”被绳之以法。这显示了中央坚决反腐的决心，但一些人却错误地解读中国社会主义存在走上“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这也是王占阳的观点在社会上得到一些人响应的重要原因。如何从根本上防止腐败，这是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全面深化改革，涉及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广泛性、深刻性前所未有。随着我国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各种诉求相互碰撞，各种力量竞相发声，企图影响中国改革的方向。因此，推进改革的敏感程度、复杂程度前所未有。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确保改革沿着有利于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方向前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进改革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是一个关系到改革成败的一个严峻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和关键期，处在向何处去的十字路口。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认为：“总体上党中央是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的，总体上没有背离社会主义方向。但具体地讲，改革方向在许多重要方面受到干扰，如在所有制问题上，公有制为主体问题受到干扰；如在分配问题上，社会公平问题受到干扰；等等。”[26]在这种情况下，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更显得迫切、重要。

2013年11月12日，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三十五年的改革历程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也经历曲折，但由于方向正确、驾驭得当，有了问题能及时纠正，所以取得了历史性成就。”[27]他还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具有蓬勃生命力，就在于是实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28]，是通过改革开放自觉地实现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健康发展，就在于它是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目的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多次强调：“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29]胡锦涛曾经指出：“这30年来，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之所以能够发生历史性的变化，最根本的就是我们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30]“我们党所领导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实现了目的和效果的高度统一，就在于我们既坚定不移地进行改革开放，又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坚决排除各种错误思潮、错误倾向的干扰，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31]既然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所以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必须坚持这条成功经验，始终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前需要处理以下几个问题：

1.处理好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关系

民主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放弃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肯定历史前进的规律，就是要肯定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共产主义者不是把某种哲学作为前提，而是把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特别是这一历史目前在文明各国所造成的实际结果作为前提。共产主义的产生是由于大工业以及由大工业带来的后果，是由于世界市场的形成，是由于随之而来的不可遏止的竞争，是由于目前已经完全成为世界市场危机的那种日趋严重和日益普遍的商业危机，是由于无产阶级的形成和资本的积累，是由于由此产生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共产主义作为理论，是无产阶级立场在这种斗争的理论表现，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理论概括。”[32]邓小平在1992年春的南方谈话中，曾对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作了言简意赅的概括，他说：“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33]

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要处理好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关系。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必须认识到，我们现在的努力以及将来多少代人的持续努力，都是朝着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个大目标前进的。同时，必须认识到，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我们必须立足党在现阶段的奋斗目标，脚踏实地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如果丢失了我们共产党人的远大目标，就会迷失方向，变成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强烈反共的布热津斯基也不能不承认：“共产主义不仅仅是对人们所深切关注的问题的一种情绪激昂的回答，也不仅仅是自以为是的仇视社会的信条，它还是一种通俗易懂的思想体系，似乎对过去和将来都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见解。……因此，共产主义对于头脑简单和头脑复杂的人都同样具有吸引力：每一种人都会从它那里获得一种方向感，一种满意的解释和一种道义的自信。”[3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的最高纲领和基本纲领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纲领，概言之，就是建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既是从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的，也没有脱离党的最高理想。我们既要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也要胸怀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矢志不移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极端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做好当前每一项工作。革命理想高于天。没有远大理想，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也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一些人由于缺乏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为共产主义是可望不可即的，甚至认为是望都望不到、看都看不见的，是虚无缥缈的。今天，衡量一名共产党员、一名领导干部是否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有客观标准的，那就要看他能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能否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能否勤奋工作、廉洁奉公，能否为理想而奋不顾身去拼搏、去奋斗、去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乃至生命。一切迷雾迟疑的观点，一切及时行乐的思想，一切贪图私利的行为，一切无所作为的作风，都是与此格格不入的。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统一起来，做到虔诚而执着、至信而深厚。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站位就高了，眼界就宽了，心胸就开阔了，就能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在胜利和顺境时不骄傲不急躁，在困难和逆境时不消沉不动摇，经受住各种风险和困难考验，自觉抵御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2.处理好与国际资本主义关系

当前，从国极上看，人类社会主义正面临两种制度并存、共处、竞争和斗争的新时代。因此，如何处理与国际资本主义关系，应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民主社会主义的挑战，防止全盘西化，警惕民主社会主义化，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要防止全盘西化。长期以来，国际资本主义势力从来没有放弃敌视和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立场，国际间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斗争是长期的。在这种情况下，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必须一方面要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一方面在对外开放和与西方和平共处、合作、竞争的过程中，要坚持独立自主，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与利益，不能迁就与退让，对西方腐朽、反动的思想与文化进行抵制与批判，防止全盘西化，同时加快国内问题的解决，做到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的统一、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统一、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的统一，避免为西方和平演变找到可加利用的突破口。

警惕民主社会主义化。国际上一些反华反共势力和国内一些自由化势力妄图利用中国改革开放机会把中国共产党民主社会党化，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化。2007年一篇“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文章在网上得到许多人的喝彩就是证明。由于“民主社会主义”挂着“社会主义”旗号，具有一定迷惑性和欺骗性，同时我国目前存在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社会基础。因此，我们要高度警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化。在防止中国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化的同时，对国际上的各类社会主义政党也要采取团结的政策，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就像恩格斯在1848年写成的《共产主义原理》中提出的：“应当和这些社会主义者达成协议，并且要尽可能和他们采取共同的政策。当然，共同行动并不排除讨论存在于他们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分歧意见。”[35]

事实一再告诉我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没有过时，关于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也没有过时。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最终消亡、社会主义最终胜利，必然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我们要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充分估计到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军事方面长期占据优势的客观现实，认真做好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合作和斗争的各方面准备。在相当长时期内，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还必须同生产力更发达的资本主义长期合作和斗争，还必须认真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创造的有益文明成果，甚至必须面对被人们用西方发达国家的长处来比较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不足并加以指责的现实。我们必须有很强大的战略定力，坚决抵制否定和抛弃社会主义的各种错误主张，自觉纠正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坚定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信念，坚信随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特别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必将越来越成熟，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将进一步显现，社会主义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社会主义对世界的影响必将越来越大。我们要有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真正做到“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不断壮大我们的综合国力，不断改善我们人民的生活，不断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不断为我们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社会主义未来打下更坚实的基础。

3.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

由于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非公有制经济将在我国长期存在，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因为需要利用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来发展壮大生产力，就像王占阳所鼓吹的“现代社会主义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后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主义，而是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新型社会主义”。这实际上在玩概念游戏，是自欺欺人。对于非公有制经济，我们应该将私有经济的性质与作用分开来分析。只要是私人占有生产资料，雇佣和剥削劳动者，它的性质就属于资本主义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的，就不属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对于私有经济的作用，要看具体历史条件。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非公有制经济适合生产力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在看到非公有制经济积极作用同时，也要看到其挑战公有经济的消极一面。因此，在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同时，还要正确引导其发展方向，规定其发展什么，不能发展什么。如果任其发展，“到一定的时候问题就会出来”，“两极分化自然出现”[36]。引导非公有制经济，要靠发展和壮大公有制经济。如果公有制主体地位动摇，就无法通过经济基础来引导非公有制经济服务于社会主义制度。当前，在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受到挑战情况下，发展和壮大公有制经济就非常迫切。同时，引导非公有制经济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正确看待私营企业主的阶级属性。关于私营企业主的阶级属性，目前理论界认识不一致。中央将其定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是现实可行的，但又是不够的。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这个群体是雇佣者。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又具有两重属性，既有剥削劳动者一面，又具有建设性作用。在社会主义普照的光下，其积极作用远大于消极作用。要因势利导，克服其消极性，发挥其积极性。要充分肯定其积极作用，在支持、鼓励、团结的同时，要加以引导、教育，防止这个社会群体发展为挑战社会主义制度的资产阶级。

总之，我们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一定要高度警惕像王占阳这种打着“社会主义”旗号背离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人，要注意警惕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蔓延，并防止影响社会主义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