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从强国崛起的历史经验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实践看，处于赶超阶段的新兴大国需要自己的经济学。引领俄罗斯崛起的普京政治经济学并非转轨经济学的一个特例，而是参照发达国家历史经验、结合俄罗斯国情、体现着普京的鲜明色彩与个人抱负的全球化时代的现实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发展。本文通过总结进入21世纪以来俄罗斯的重大政治经济举措，包括对寡头的改造、再国有化、限制跨国公司在俄罗斯战略性产业的投资和培育本土企业等政策实践，系统阐释普京的政治经济学思想体系。当然，在今天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俄罗斯经济发展不稳定的情况下，普京政治经济学也面临严峻挑战。
一、大国需要自己的经济学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第十个年头，世界经济终于告别危机，迎来逐步向好局面。全球经济增速和增长预期提升，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势头良好，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速企稳回升。但地缘政治格局仍处于剧烈变动之中，民粹主义势头上升，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风潮对世界经济依然形成负面冲击。在此背景下，尤其是在美欧等西方国家延长对俄罗斯经济制裁的情况下，经历了2015、2016年连续两年的经济衰退，2017年俄罗斯经济走出衰退实现增长，成为自2014年以来俄罗斯经济表现最好的一年。据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预测，2017年俄罗斯经济将增长2.1%。因此，普京总统称2017年对俄罗斯而言是“成功之年”。2017年12月6日，普京正式宣布将参加2018年俄罗斯总统选举。在此后的一系列活动中，普京提出了“保护本国制度稳定和社会共识、保持和增加人口数量、建设新经济和促进北极远东西伯利亚等地区发展、消除贫困和不平等现象、保持自身独特性并恢复世界主导地位”等竞选主张。俄罗斯民意调查机构“社会舆论”基金会近期发布的一项民调显示，81%的俄民众认为普京在总统职位上“干得好”，68%的民众表示，若举行大选会投票给普京。根据俄罗斯当前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普京胜选连任几乎毫无悬念，这意味着普京即将于2018年5月开始其第四个总统任期。
回望2000年，普京首任俄罗斯总统时从叶利钦手里接过的是一个几近崩溃的国家——面临着沦为世界二流或三流国家的危险。2012年，当普京第三次在克里姆林宫宣誓就任总统时，俄罗斯已经走在重新崛起的道路上。但2014年以来乌克兰危机带来的地缘政治冲击，一方面使俄罗斯经济的结构性危机日益凸显，另一方面也使俄罗斯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不断恶化。尽管俄罗斯还有不少内忧外患，但任何一个尊重历史的人，都难以否认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在俄罗斯历史上，普京创造了奇迹。当然，赞美普京的人容易将其理想化，仇视普京的人则将其妖魔化。对普京似乎没按“规则”出牌的政治经济举措，有人说无法用“理性”来理解；对普京一反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治国方法，有人说普京没有跟随任何一种主流经济学范式。的确，普京应用的是一套俄罗斯国家利益至上的现实主义政治经济思想体系——普京政治经济学。
世界舞台是大国角逐的竞技场。作为国家间竞争的重要技战术理论，经济学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适合所有国家的通用经济学是不存在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只不过是最大程度体现主导性大国利益的经济运行逻辑。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英国统治全球阶段，没有任何一个落后国家通过学习《国富论》成为像英国那样富裕强大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也没有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因遵循新古典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而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从古至今，无论是英国的《国富论》还是美国倡导的新自由主义，各个时期的主流经济学的目的和作用都是为霸主服务，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科学，而是维护等级森严的世界体系的规训。
从强国崛起的历史经验看，大国需要自己的经济学。德国之所以在近代崛起，思想上得益于19世纪著名的经济学家弗里德希·李斯特（1789—1846）的开拓性工作。19世纪上半叶，在弥漫全德国学术界的思辨氛围中，李斯特是一个惊人的现实主义者，他建立了德国自己的现实主义经济学——德国历史学派。历史学派主张以历史的方法研究国民经济，强调每一个民族或每一种经济制度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活动或发展起来的。李斯特一直站在德国国家利益的立场反对英国古典经济学，并主张以国家的力量帮助本国工业实现成长。因此，李斯特著名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早期曾被翻译为《国家经济学》也就绝非偶然了。李斯特从西欧各国历史研究中得出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具有多样性，而非仅英国模式一种。传统的李斯特主义建立在三个递进关系的基石上：生产力理论、工业优先理论和国家干预理论。在生产力理论中，李斯特指出，国家创造财富的能力比财富本身更为重要，“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多少倍；它不但可以使已有的和已经增加的财富获得保障，而且可以使已经消失的财富获得补偿”。李斯特认为，创造财富的能力集中体现在一国工业能力上，因此优先发展工业具有重要意义。李斯特进一步指出，生产力理论和工业优先理论体现的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需求，而如何发挥国家作用才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他认为，后进的德国只有在强有力的国家力量的保护和扶持下，才能实现强国之梦。可见，如果没有李斯特，没有自己的经济学，德国可能会在继续甘愿以谷物换取英国的制成品中丧失发展时机。
需要指出的是，李斯特思想体系的建立受到当时的另一新兴经济体——美国的巨大影响。美国学派是美国开国元勋、宪法起草人之一、首任美国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建立的一种保护主义结合内向型工业化的政策理论体系，在美国南北战争后成为美国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石，使美国经济迅速赶超英国。美国学派诞生后不断发展，以亨利·凯里为代表的第二代和以西蒙·帕滕为代表的第三代美国学派学者反对李嘉图的学说，认为李嘉图的体系是造成矛盾的体系，他们试图通过调和美国的生产关系促进经济发展。1885年美国经济学学会宣告成立，1886年《政治科学季刊》和《经济学季刊》创刊，1890年《政治经济学杂志》创刊，美国经济学逐步发展壮大。美国学派延续下去发展出美国制度学派（老制度学派），以凡勃伦为代表人物，他保持了美国学派前辈的传统，把经济发展视作一个“过程”来研究制度的发展和变化，重视从历史、社会和文化的角度研究经济的“质”。
同样，日本的崛起依靠的也是自己的经济学。大久保利通发现日本与英国差距如此巨大之后，并没有听信英国富裕之后怎么说，而是研究英国是怎样走向富强道路的，之后民治维新把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技术与日本民族文化性相结合，采用了德国历史学派的某些观点和英国的重商主义历史经验，成为第一个非欧洲工业化国家。
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实践看，处于赶超阶段的新兴大国更需要自己的经济学。国家富强不是靠完善市场机制就能自然而然地实现的，盲目推崇所谓主流经济学理论，没有政治引导和国家保护，国民经济迟早会成为寡头的私产或外国的附庸，20世纪90年代叶利钦执政下的俄罗斯就是鲜活的例子。苏联解体后，激进改革派按照美国推销的休克疗法“肢解”了俄罗斯经济体系，造成国家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综合国力的急剧下降。2000—2012年，在两任总统和一任总理任期内，普京实现了俄罗斯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2012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超过2万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世界银行设定的高收入国家门槛，达到1.4万美元，在金砖国家里位居第一；并且连续十年实现了居民收入的增长高于国民经济的增速，被联合国称为“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普京的政绩的根源无法用当前主流经济学解释，普京的大部分经济政策与现代市场经济学所推荐的“正统”教义相背离，俄罗斯的发展依靠的是大国自己的经济学——普京政治经济学。引领俄罗斯崛起的普京政治经济学并非转轨经济学的一个特例，而是参照发达国家历史经验、结合俄罗斯国情、体现着普京的鲜明色彩与个人抱负的全球化时代的现实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发展。
当然，在今天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俄罗斯经济增长不稳定的情况下，普京政治经济学也面临严峻挑战。高油价为俄罗斯积累了财富，增加了人民的福祉，但却使俄罗斯经济至今没有摆脱对能源出口的依赖，致使俄罗斯经济增长受制于世界市场石油价格的波动，俄罗斯各界都在呼唤改革和创新。当前由于石油价格低迷，美欧对俄实行联合制裁，俄罗斯如何走上经济稳定增长之路、重新振兴其大国地位，也是对普京政治经济学的考验。
依照罗伯特·吉尔平的划分，国际政治经济学可以分为三种路径：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和激进主义。本文从现实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总结进入21世纪以来俄罗斯的重大政治经济举措，包括对寡头的改造、俄罗斯的再国有化、限制跨国公司在俄罗斯战略性产业的投资和培育本土企业等政策实践，系统阐释普京的政治经济学思想体系。
二、改造寡头：
从分利集团到共容性利益集团
叶利钦留给普京一份危险的政治遗产——寡头垄断经济和干预政治。如果触动寡头的利益，普京的政治前途将充满荆棘。然而，长期的国家安全部门所积累的丰富经验使普京知道如何动用国家力量驯服寡头。为使垂危中的俄罗斯恢复元气，为使曾经辉煌伟大的俄罗斯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普京誓言要“把寡头作为一个阶层消灭掉”，“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事实上，普京并没有终结寡头，而是采取多种方式把俄罗斯寡头的性质从有害的分利集团转变为共容性利益集团，也就是使之创造的财富主体服务于国家复兴和人民富裕。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的现实主义为如何评判寡头的是与非提供了最简单的路径：是作为共容性利益集团服务于国家和人民，还是作为分利集团掠夺国民财富、危害国家利益。如果是前者，国家应该强化寡头的竞争优势；如果是后者，国家应该使用政治力量进行纠正。普京首任总统后规范作为分利集团的俄罗斯寡头，不仅是收回他们具有“原罪”性质的财产，更是俄罗斯政治振兴的开始，它是奠定普京未来政治经济之路的基石。
（一）寡头财富与权力的二维码
休克疗法使苏联时期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迅速坍塌，但市场经济却没有像叶利钦承诺的那样迅速建立起来，俄罗斯出现了权力与财富的真空。在衰败的政治生态下，叶利钦启动了20世纪最大规模的俄罗斯私有化进程——俄罗斯遭遇了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盗窃和抢劫。当时大权在握的原苏共内部的既得利益阶层和特权阶层成员迅速将权力变为资本，成千上万的原苏联国有企业经理非常精明地利用“无偿私有化”和贱卖国有资产而暴富，而畸形的“贷款转股份”计划作为一场浮士德式的赤裸裸的政治交易，则把这些企业从经理们手中转移到少数实力强大的金融工业集团——俄罗斯寡头手里。俄罗斯寡头是在20世纪90年代大规模私有化过程中出现的俄罗斯大资本的代表，是叶利钦时代既掌控国家经济命脉又控制国家政权的特殊利益群体。具有俄罗斯特色的寡头政治表现为政治权贵与经济大亨相互勾结，以俄罗斯的未来为筹码实现各自的私利。在这场交易中，俄罗斯人民的利益被全然出卖了。
1992年6月11日，最高苏维埃最终批准了俄罗斯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制定的私有化计划，核心内容是从1993年1月到1994年6月大约18个月的时间内完成大部分企业的私有化。作为叶利钦时代俄罗斯私有化的总设计师——俄罗斯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主任，阿纳托利·丘拜斯的核心目标既是经济的，更是政治的，“通过把所有制从国家转为个人，丘拜斯准备永远摧毁全能的苏联式官僚体制的支柱，迅速创造一个愿意为资本主义而战的选民阶层——新的私有财产所有者”，“而且，丘拜斯自然也不反对用私有化的收益来填充已经灾难般空虚的国库。但是，所有这一切潜在的好处都是第二位的，都是可以为最核心的目标而牺牲的”。
迅速的私有化使俄罗斯付出了高昂的社会经济代价，价格自由化使绝大多数俄罗斯百姓一生的积蓄化为乌有。在这种情况下，“想快速将国有资产转移到个人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一结果，即大部分财富将转移到原来的上层集团中居于有利职务的官员手中，这些人与那些制定政策的人有着最紧密的联系”。的确，也许我们永远都无法准确知道企业的管理者和政府官员在自己所在的位置上实际得到了多少好处，事实上这已构成对国有资产的偷盗和抢劫。但是，“经理们的确以低得可怜的计划价格把设备和产品卖给了他们的朋友、亲戚和同党，这些人又以高价转卖或出口。经理们与外国人和其他公司建立合资企业，将资产和机器设备白白地转移到这些企业，因而从中获取大量的个人好处……这种诱惑是巨大的，合法交易与非法交易之间的界限十分模糊”。
为了使苏联时期的国有企业经理们侵吞国有资产合法化，丘拜斯提出了最为慷慨的私有化方案——允许企业工人和管理人员以名义性的价格购买其所在企业51%的具有投票权的股份；为了最快以及在最大程度上获得大众支持，丘拜斯提出了一项将“苏联留下的财产直接给予俄罗斯人民”的措施——向每位俄罗斯公民发放1万卢布私有化证券，用以支付分配给他们的企业股票的名义费用等。这就是叶利钦时代著名的俄罗斯国有资产“无偿私有化”。
无偿私有化提供了将大量国有资产向私人手中转移的“历史性机遇”。1992年开始的私有化只不过为“资本向少数人手中集中”提供了法律依据，具有平民主义色彩的证券私有化并没有“形成作为市场关系基础的广大私有者阶层”，反而成了各级官僚和各种基金会大量收购居民手中的私有化证券（很多平民百姓的1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只换得了一瓶伏特加酒）、将国有财产变成私人财产的一种合法手段。具体来看，通过大规模的无偿私有化，企业领导人利用私有化法律所赋予的对企业股份的一定控制权，开始收购私有化证券，聚敛财富并逐步把企业置于自己的掌握和控制之下。到1994年底，将近2/3私有化后的大中型企业的控制权落到了苏联时代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们手中——侵吞国家财产的行为合法化了。
丘拜斯的无偿私有化奠定了俄罗斯寡头形成的基础，但寡头的最终形成要归功于波塔宁等寡头们设计的“贷款换股份”计划。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寡头们结成了利益集团。这是一场典型的浮士德式的赤裸裸的政治交易，是以叶利钦为代表的俄罗斯政治精英和俄罗斯寡头之间为达到各自目的而相互交换的政治行为。
私有化初期的无偿私有化迅速改变了企业所有权，但没有改变企业的运行机制，也没有增加政府的预算收入，宏观经济状况依旧惨淡。1995年通货膨胀率高达215%，人们看不到经济复苏的曙光。时任俄罗斯政府顾问的波塔宁设计出了著名的“贷款换股份”计划。表面上看，这一计划似乎堂而皇之地表现为弥补政府财政赤字和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私有化的经济行为：由当时最具实力的七大寡头——别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霍多尔科夫斯基、弗里德曼、波塔宁、斯摩棱斯基和阿文组成财团向政府贷款，而政府用大型国有企业的股份做抵押，若政府不能如期偿还贷款，则抵押的股份就要被拍卖。但事实上，陷入严重财政危机的俄罗斯政府是不可能如期还款的。因此，这是一个将国有资产进一步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将少数俄罗斯人变成亿万富翁的计划。1995年8月31日，叶利钦签署了第889号总统令，政府将拍卖一批重要企业的国家股份交给私人管理，以换取贷款。这种拍卖在形式上颇具公开性和竞争性，实际上却被内部人所控制。由于利益相关者的激烈游说，外国人被禁止直接参与首批被拍卖的七个企业的竞争，其中包括诺尔里斯克镍厂、斯丹科、尤科斯和鲁克石油公司。
这些股份虽然从程序上来看是合法拍卖的，但拍卖只是为了掩盖真正的内部人交易，没有一个圈外人分走一丝一毫。这些曾经的苏联国民经济的支柱企业、国民的共有财产全部落入了俄罗斯的七个寡头手中。更可怕的是，寡头们借给政府的钱与那些大型国企股份的价值相比微乎其微。正是在波塔宁自己设计方案、一手操纵下，作为“贷款换股份”计划的首个实施方案，他如愿以偿地将诺尔里斯克镍矿公司收入囊中。在诺尔里斯克镍矿公司的拍卖中，波塔宁的俄罗斯联合进出口银行被政府指定为主持者，波塔宁以1.701亿美元(比起始价1.7亿美元仅高出10万美元)胜出，获得诺尔里斯克镍矿38%的优惠股和51%有表决权的股份，而其竞拍对手3.5亿美元的出价则被判为无效。与国际交易所对诺尔里斯克镍矿公司40亿美元的价值评估相比，波塔宁付出的代价简直不值一提，而整个拍卖也像一出闹剧。
“贷款换股份”计划既不是一种成熟的理论，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发明。而是“无耻和狡猾，乃至于除了莫斯科内部人的小圈子以外，人们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也没有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实际上，“贷款换股份”是赤裸裸的诈骗，是对一个处于危机中的国家的嘲讽和玩弄。其最终结果是一种“变态的资本主义”——寡头资本主义。
事实上，俄罗斯的寡头不是完全自发地产生的，而是通过政府不同程度的参与，也就是通过政府颁布法律、命令等手段自上而下地推动和组织起来的，所以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官僚资本与私人资本相互接近和融合的性质。到1996年底，为了把金融工业寡头的形成和发展纳入法制化和规范化轨道，俄罗斯共出台了2部法律、5项命令和11项政府决议和指令。正是在政府的直接推动甚至命令下，许多由政府要员或公开出面或在背后支持的大工业企业、金融和商业机构纷纷走上金融工业寡头之路。
俄罗斯的大中型国有企业私有化过程以瓜分国有财产的形式造就了一批与国家政权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金融工业寡头，他们在私有化过程中掌握了俄罗斯的经济命脉，垄断着金融信贷部门以及诸如石油、天然气和有色金属等许多重要生产部门，控制着大部分新闻媒体，以国有财产构筑起自己的经济王国。
随着俄罗斯寡头经济版图的扩张，它们开始在政坛翻云覆雨，逐渐形成了俄罗斯典型的政商结合控制国家权力的寡头政治——干预立法、操纵媒体、左右选举甚至亲自出任政府要职。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或者官僚资本与私人资本的联姻，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满足于个人聚敛财富和加强对经济的控制。为阻止共产党卷土重来和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它们还要成为左右俄罗斯政治进程的主导力量。开启了俄罗斯寡头政治时代的别列佐夫斯基说，“如果不参与政治，你就无法保护你的资本”，甚至曾放出“只要我愿意，我可以让一只猴子来当总统”的狂言。从1996年叶利钦竞选连任到 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后的两年内政府的频繁改组，台前幕后都有寡头们活跃的身影。
（二）以国家权力终结寡头政治野心
按照现实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政治权力高于经济权力，因此政治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引导经济。动用政治权力来解决经济问题属于“降维打击”，因为政治工具要远远强于且多于经济手段。国家既有制定法律的权力，也有强力部门确保执行。普京在对付寡头、外企乃至地方政治势力时都是利用了这一点。
叶利钦时代，俄罗斯寡头的财富来源于叶利钦政权的支持与保护，来源于对政权的影响与贿赂。在对政权施加影响的过程中，俄罗斯的寡头们既不考虑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也不顾法律的约束，更没有将私有化和丰富的能源带来的巨额财富转化为生产投资、回馈国家和人民，从而导致俄罗斯经济社会生活的严重紧张局面。在任何一个国家，大资本都意味着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没有一个国家会认同损害国家、社会和人民利益的企业和企业家。普京对此有十分清楚的认识。他强调，国家权力不应被寡头收买或私有化，“国家手里握着一根橡皮警棍……等我们真被惹恼的那一天，我们会毫不犹豫地使用它，因为任何人都不能要挟国家”。
其实，作为叶利钦在寡头影响下钦点的接班人，普京在首任总统竞选中也曾获得多数寡头政治上和财政上的支持。当叶利钦向普京交班时，那些呼风唤雨、尽享荣华富贵的寡头们甚至把普京当成“叶利钦第二”。但是，针对寡头参与政治、瓜分国家财富和操纵公众舆论的危险情况，普京执政后没有像叶利钦那样投桃报李，而是彻底理清俄罗斯钱权交易的乱局，摆脱俄罗斯“寡头政治”的影响。因此，普京在2000年担任总统之初就确立了新政权与寡头关系的新规则：寡头不能干政，但是政权需要寡头。由于俄罗斯国内严重的两极分化，大部分人都反对寡头对经济的控制，支持作为打击寡头新贵的普京。
来自“西罗维基”的颇具影响力的俄罗斯政治学者斯坦尼斯拉夫·别尔科夫斯基在呈送普京的《政府与寡头》的报告中说，“寡头们正把国家领向死胡同，他们支配国家政权，导致社会和政治堕落、国家解体。这就是寡头政变的道路……但是，为了抑制这种影响，必须避免破坏工业基础……我们的任务就是，减少寡头对国家发展带来的负面作用，剥夺他们积累的巨大利润，消除他们给政权机关施加的无形影响……要完成这项任务，首先要加强俄罗斯政府的力量……这得花费时日，但是不能再拖延。我们必须采取行动，使寡头的计划无法实现，这是俄罗斯唯一的机会。我们必须确保成功”。
2000年7月28日，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召集了当时的30多位寡头，召开了一次标志性的会议——杯酒释兵权。会上普京明确表示现政权的游戏规则改变了，不会剥夺寡头们的财产，对他们过往的违法行为也可以既往不咎，但是需要约法三章：合法经营、依法纳税、不准涉足政治。谁破坏了游戏规则，谁就要付出代价。在这次会议之前，普京已下令拘捕了传媒寡头古辛斯基，以示震慑。但一些自认为老资格的寡头并没有意识到规则变了，仍在克里姆林宫寻找属于自己的特别位置，甚至与普京对抗。钱与权是对亲姐妹，已经富可敌国的寡头都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普京表示，“寡头们不可以也没有权力影响政府的决策。如果有人不喜欢这样，如果有人已经习惯了无政府主义，那我很抱歉，他们将必须遵守新的规则”，“不接受这一点的人应该不会忘记，过去曾选择歧路的那些人的命运……有的人永远走了，另一些人离开了”。
为避免剧烈的社会动荡，普京设定了红线——寡头不得干预国家政治生活，越过政治这条红线，国家就会拿起手中的棍棒。政治权力高于经济权力，政治力量约束经济活动是从来都不缺少工具的。普京巧妙地从经济犯罪入手来消灭寡头的政治野心，无论是使古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流亡国外停止对政府的攻击，还是让霍多尔科夫斯基身陷囹圄以消除其对俄罗斯国家经济和政治安全的影响，普京采用的都是这一手法：以“侵吞和欺诈国家资产”为由先后拘留和检控并全球通缉古辛斯基，使古辛斯基最后被迫定居以色列；对别列佐夫斯基以洗钱、藏匿外汇收入和怂恿金融诈骗等多项罪行进行全球通缉，使当时正在法国的别列佐夫斯基仓惶逃往英国寻求政治避难并客死他乡；对反对设立国家石油稳定基金和欲将40%尤科斯石油公司控制股权出售给埃克森—美孚公司的霍多尔科夫斯基，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和总检察院在飞机上将其逮捕，罪名是“商业诈骗、偷漏税款、谋杀以及侵占国家资产”等。
普京驯服寡头招致了众多批评，但以国家利益为目的的现实主义政治家不需要服从常人需要奉行的教条。普京从经济问题入手以法律手段终结了俄罗斯寡头的政治图谋，确立了寡头与政府的距离规则。普京说：“让市场的所有主体都能同政权保持同等距离，这一方面是所有权的保障，另一方面是政治经济领域的一块基石。”
（三）改造后的新寡头
叶利钦时代的寡头为了私利而操控俄罗斯政坛，与外国公司合伙合法洗劫俄罗斯资源，让民众守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却过不上丰衣足食的生活，这是严重有悖国家利益的行为。俄罗斯丰富的资源只被小部分人用来牟利，他们组成了分利集团。相反，如果企业家能够与国家利益站在一条战线上，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组织资源，为居民提供就业岗位，为国家缴纳税收，使本国产品占领更多的国际市场，以企业家的身份帮助国家获取海外资源，将企业的经营成果回报给本国人民，这样的寡头就是共容性利益群体的一部分，是国家所必须支持和鼓励的。普京指出：“对经济的垄断部门进行改革应该对国家有利。不应该让产品和劳务的消费者——公民、市政府和国家在改革中遭受损失。”
普京果断智慧地用政治和经济手段清理了叶利钦时代具有强烈政治野心的寡头，这使人不禁再次想起普京“要将寡头作为一个阶层消灭掉”的誓言。其实，寡头并没有退出俄罗斯历史。叶利钦时代的一批旧寡头倒下了，另一批新寡头又出现了。其中既有叶利钦时代的寡头幸存者，也有普京时代成长起来的生力军，比如钢铁业巨头利辛、工业大亨普罗霍罗夫、金融及石油业大亨弗里德曼、担任英格兰切尔西足球俱乐部老板的石油巨头阿布拉莫维奇和铝业大王杰里帕斯卡等新一代寡头的名字频频见诸俄罗斯各主要媒体。2000年前，俄罗斯尚无一人入围《福布斯》亿万富翁排行榜，而到2008年已激增至87人。当时，这87名俄罗斯亿万富翁的资产总值高达4714亿美元，约占俄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的35%，他们所拥有的公司基本都是所在行业的龙头老大。
实际上，普京打击和终结的是叶利钦时代的“寡头政治”，是试图参政议政从而为自己的财富寻找保护伞的具有政治野心的寡头。普京并没有去着力恢复苏联的国有化模式，而是大力扶持有利于俄罗斯国家利益和人民福利的大企业家。“合理调节自然垄断部门的活动。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因为正是这些部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生产和消费价格的结构。这就是说，它们既会对经济和金融领域造成影响，也会影响到居民收入的变化。”其实，任何国家的大资本都应该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和骨干，大资本应该承担大责任，无论对国家还是对人民。普京要求寡头们恪守生存准则：依法经商不问政治，商人不能与国家作对，要与政府密切合作，实现俄罗斯的伟大复兴和人民的幸福安康。
普京巧妙地将俄罗斯的分利集团引向共容性集团。在这个过程中，普京一方面利用叶利钦时代寡头们之间的分歧安抚不参与政治的寡头，另一方面也扶植了一批支持普京政权的新寡头，利用它们强大的资金和丰富的资源振兴俄罗斯。如卢克石油公司董事长瓦吉特·阿列克佩罗夫，低调、忠诚、爱国是他的标签。他说：“政治离我很近，但我没有个人野心。我接近政治的唯一任务就是帮助国家和公司。我与普京关系并不密切，但我非常尊敬他。”实际上，卢克石油公司在许多领域扮演了俄罗斯“能源大使”的角色，俄罗斯和里海地区国家之间的能源对话主要是通过卢克石油公司进行的。这对俄罗斯能源产业的发展、维护俄罗斯国家利益和增进俄罗斯人民的福祉具有重大意义。
三、俄版资源民族主义：
主权财富基金
进入21世纪以来，普京格外重视俄罗斯能源产业，并强化了对俄罗斯能源企业的控制，被西方国家称为“资源民族主义”的激进代表。在西方主导的国际话语体系中，资源民族主义是贬义词，常用于批评发展中国家利用其资源优势加强资源主权、控制资源流向、强化资源价值的政策实践。俄罗斯拥有丰富的资源，其中石油和天然气地位尤其重要，是俄罗斯的经济支柱，也是普京权力的经济基础。
（一）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民族主义不符合发达国家利益
众所周知，很多拥有丰富资源的发展中国家（如大部分拉美国家）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发展动荡反复，政治和社会问题丛生。主流经济学将上述情况称为“资源魔咒”。丰富的资源是一国的天赐财富，当然不是魔咒，不然为什么资源丰富的美国引领着世界经济的走向？为什么盛产石油的挪威依然保持高福利？资源成为魔咒的原因在于，资源拥有者如何使用资源和服务于谁——丰富的资源是由外国公司控制使利润流向海外，或者被本国的分利集团巧取豪夺据为己有，还是由大资本掌控并最终服务于国家和人民——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中国家，资源变成魔咒的原因通常有两种。其一，资源红利漏出国外，本国优质资源成为外国公司整合的全球资源的一部分，外国公司获取高额利润，支付给东道国的仅仅是必要的开发成本，东道国政府只能获得有限的税收，国民根本无法分享本国资源的收益；其二，资源红利被国内少数分利集团独占，引起社会广泛不满，为各种政治社会动荡埋下隐患。
当然，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经很清楚这样的道理，于是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资源民族主义。在西方主导的理想主义主流经济学语境中，“资源民族主义”几乎是给拥有丰裕资源的发展中国家“量身定做”的概念，通常是指一国政权将自己封闭起来，不允许外国控制自身的资源，不可避免地与拥有强大实力的西方形成对峙。例如，萨达姆·侯赛因统治下的伊拉克，或者乌戈·查韦斯领导下的委内瑞拉。它们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价值观、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体系格格不入，美国及其盟友无法控制这些国家的资源。由于这些国家的资源性产品生产和出口搭了发达国家掌控的国际市场价格的便车，因此就会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社会中被孤立。发展中国家实行资源民族主义的政权难以维系，一方面可能因为自身糟糕的统治而崩溃，另一方面可能被外部势力以各种手段颠覆。
依靠强大的资本、技术和管理实力以及制定国际规则的权力，发达国家在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会按照美国和发达国家的意图分配经济成果。发达国家需要一个平坦的世界，以便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利益来组织全球资源和分配全球利润。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是非常关键的一环，发展中国家若实行资源民族主义则割裂了这个平坦的世界。
现实主义政治经济学表明，发达国家的政权和跨国公司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国家权力为跨国公司提供安全保障和制度规则，跨国公司则成为国家权力的物质基础。具体而言，为了整合发展中国家的资源，一般的模式是跨国公司与发展中国家的特权阶层合作，以政治保护换取经济利益，通过跨国公司赚取利益输送回发达国家。如果发展中国家切断了这个输送通道，将遇到来自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巨大政治压力。发达国家的政治资源、经济实力对于影响发展中国家来说是简单易行的。尤其是采用民主制度的国家，低质量的民主为强国干预提供了便利。即便不采用民主制度，一个不符合美国利益的国家也可以轻易被发达国家改变，前南斯拉夫、伊拉克、利比亚就是典型例子。
进入21世纪以来，类似的事情发生得更为频繁。例如，美国明里暗里支持委内瑞拉亲美势力发动政变，企图推翻执政的民选合法的查韦斯政府。政变前，美国通过有政府背景的美国全国民主基金会向发动政变的委内瑞拉亲美势力提供资金，用于资助委内瑞拉反政府组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埃雷利事后还说，“这不是干涉，这是支持民主。我们公开这样说，我们为此感到自豪”。在被问到查韦斯是不是委内瑞拉的合法总统时，一名美国官员回答说：“他（查韦斯）是民选出来的，但合法性不仅仅由多数选民说了算。”可见，标准是不固定的，完全是从美国利益出发。这是现实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要客观描述和不能回避的问题。利比亚也是一个典型例子，卡扎菲政权被颠覆后，曾经普遍富裕的利比亚经济出现问题。毫无疑问利比亚不会是最后一个。
现实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维系全球政治经济运转和世界格局基础的，更多的是发达国家之间的默契配合，而不是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发达国家俱乐部不是开放的，如果没有强大的政治实力支撑，资源民族主义是难以成功的。所以，衍生出一系列发展中国家的权贵政权，在美国的庇护下实现分利集团对国家的统治。
（二）俄罗斯“资源民族主义”的推进
俄罗斯是全球最重要的石油、天然气开采和出口国。在20 世纪90 年代的私有化和全球化过程中，俄罗斯石油寡头和外国石油公司获得了巨大利益。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国际市场能源价格一路高涨，丰厚的石油利润滚滚而来。由于石油天然气在全球能源结构中的特殊重要地位及其本身的相对稀缺性，油气资源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一个关系国家安全，尤其是能源安全的战略问题。而要保障一国的能源安全，没有政府的积极参与是无法实现的，这就决定了政治因素在国家和世界能源经济中的重要地位。石油天然气是俄罗斯经济增长和国民福利水平提高的基石，也是俄罗斯国家安全的保障。
在这一背景下，普京将石油和天然气这一重要的战略性资源视作俄罗斯重新崛起的支柱。因此，普京主张国家必须加强资源主权、控制资源流向和强化资源价值，使资源优先服务于俄罗斯国家利益。
第一，强化能源主权，确定战略资源地。近年来，随着能源价格的不断上涨，能源主权在俄罗斯政界和学术界热议的话题，主要是强调俄罗斯的能源开采与出口都要以国家安全和国家战略为出发点和最高原则。2006 年以来，俄罗斯有70 多个矿产地被选定为战略资源地。根据俄罗斯的相关法律，如果一个油气田被选定为战略资源地，外国石油公司将不得持有49%以上的股份。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俄罗斯政府还将提高战略资源地的入门条件，进一步限制外国公司在俄罗斯的油气开发。
第二，加强石油生产集中和垄断，对能源工业实行国有化重组。无论是通过国家政权力量把有问题的私有石油公司的核心资产收归国有，还是采取市场手段由国家控股企业收购一些私有石油公司，或是通过立法保证核心国企的主导地位，普京的目的都是竭力打造“俄罗斯的埃克森—美孚”。
第三，修改相关法律和税收政策，迫使跨国公司转让油气资源项目股权。普京执政以后，俄罗斯将外国公司参与油气开发项目股权限制在49%以内。（库页岛项目二期）的命运和收购科维克塔气海之谜，都是外国资本在俄罗斯政府调整产品分成合同的压力下不得已而为之的结果（详见下文）。
第四，限制外资进入俄罗斯能源领域。虽然俄罗斯政府原则上不反对俄罗斯能源公司与外国石油公司共同勘探和共同开发，但俄罗斯政府历来是从政治角度对待外资并购的，导致事实上外资对俄罗斯能源企业的并购难度很大、成功率很低。在《2020年俄罗斯能源战略》中，俄罗斯政府强调要吸引外国投资，利用外国投资改造能源产业结构。但在实践中，外资却遇到重重阻力。俄罗斯曾宣布与西方跨国石油公司组成财团，共同开发什托克曼超大型天然气田，但是，2006年，俄罗斯天然气有限公司突然宣布独立开发该气田。
（三）俄版主权财富基金的建立
丰富的石油资源和日益强化的能源主权为俄罗斯带来了可观的石油出口收入，并成为俄罗斯政府预算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在全部联邦财政收入中占比超过一半。在普京2000—2008年的两届总统任期内，国际市场石油价格一路走高。作为世界重要石油输出国挪威的邻国，俄罗斯有着现成的标杆来学习怎样实行资源民族主义，怎样使油气资源最大限度地服务于国家的强大富裕和国民的幸福安康。虽然没有明确的资料证明普京有意识地复制挪威的做法，但同俄罗斯具有极其相似经济结构的挪威模式一定是俄版“主权财富基金”的重要参照系。
2004年3月，俄罗斯政府以通过法律形式设立了主权财富基金——俄联邦稳定基金。法律规定，以乌拉尔牌原油每桶20美元（ 2006 年改为27美元）为基准价格，将超过基准价格形成的超额税收收入计入稳定基金；当石油价格低于基准价格时，需要动用稳定基金来弥补国家预算的损失。其实，设立稳定基金的最初意图比较简单，即将国际石油价格高企时的“石油美元”储备起来，以备政府在国际油价下跌时使用，从而保证经济可持续增长和社会稳定。随着石油价格不断飙升，稳定基金的资金规模发展十分惊人，甚至可以说超出了俄罗斯政府的预期。2004年稳定基金设立时的资金规模为180亿美元，2005年猛增至450亿美元，2006年为647亿美元，2007年飙升至1568亿美元。基金的资金规模占GDP的比重也从2004年的0.8%增加到2007年的8.8%。
但是，这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方面，俄罗斯依靠石油出口收获了大量石油美元，支持了俄罗斯的经济增长，提前偿还了巴黎俱乐部（220亿美元）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87亿美元）的债务。政府依靠石油出口收入实施了一系列社会政策改革，让俄罗斯国民享受到石油出口增加和经济增长的实惠，其中包括增加国家公务员、教师、医生等政府预算单位的职工工资，增加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提高军人的待遇等等。另一方面，在石油出口收入增加带来的经济增长的繁荣背后也潜藏着危机。国际市场能源价格是不稳定甚至是剧烈波动的，这会严重影响影响俄罗斯经济的稳定增长和财政收支平衡，石油价格波动可能引发严重的经济、社会、政治问题；同时，俄罗斯经济长期过度依赖能源出口可能会导致“荷兰病”效应；此外，尽管俄罗斯拥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储备，但其毕竟是有限的和不可再生的资源，俄罗斯需要发展其他实体经济。
现实的问题和潜在的隐患要求俄罗斯政府从长远视角更合理地利用已获得的资金，在现有的丰厚收入与未来可能出现的收入不足之间建立有效的平衡机制。正如普京在2007 年总统国情咨文中指出的，“时间证明建立稳定基金的决定是正确的、值得的。我们实现了持续地降低通货膨胀的目标，这利于居民实际收入的增加，促进了经济的稳定发展。但是，今天经济任务的性质要求在保留——无条件地保留——稳健的财政政策的前提下，调整稳定基金的职能和结构”。自2008年2月1日起，俄联邦稳定基金正式拆分为储备基金和国家福利基金（也称“后代基金”）。
从功能定位和投资策略看，储备基金的主要功能是缓冲国际石油价格下跌对俄罗斯可能造成的预算冲击，发挥财政的安全气囊作用，使俄罗斯经济风险最小化、抑制通货膨胀和保证国民实际收入增长。储备基金投资于相对保守的政府债券投资组合，作用等同于原来的俄联邦稳定基金，可以看作是稳定基金的延续。国家福利基金的投资相对激进一些，主要不是用于当前经济发展，而是为子孙后代留下更多的财富和储蓄，以实现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公平分配，提高当前和未来人民的福利保障水平。
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俄罗斯的主权财富基金较好地达到了预期目的。尤其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和国际市场油价暴跌的影响下，在2014年由乌克兰危机导致的美欧对俄罗斯的联合制裁和油价、卢布的崩盘式暴跌中，俄罗斯经济尽管困难重重，但并没有出现西方预期的经济崩溃。不可否认，俄罗斯主权财富基金的建立以及由此带来的国民福利水平的提高是功不可没的。
当然，普京未来的道路上依旧荆棘密布。因为俄罗斯的主权财富基金天生就被打上浓厚的政治烙印，可以预见，俄罗斯主权财富基金将遭遇重重挑战，新兴经济体主权财富基金的国际投资环境将非常恶劣。
四、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
在战略行业限制跨国公司
由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缺少资金和技术，积极引进拥有雄厚资本和先进技术的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被认为是行之有效的经济发展方式。发达国家历来鼓励发展中国家实行这样的开放战略，但发达国家自己在实践中则心口不一。而且从世界范围看，还没有哪个发展中国家通过吸收外资并在跨国公司的主导下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大部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是具备丰富资源的国家，且它们的优势产业被跨国公司垄断了。普京对待外国投资的态度是理性和务实的。他动用国家政权的力量保护本国企业，避免跨国公司控制俄罗斯任何有发展潜力的行业，为本国企业释放足够的发展空间，但又不完全排斥跨国公司。现实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跨国公司不是简单地反对或者赞成，而是从是否有利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管理外国投资。
（一）普京对外国公司的限制态度
由于俄罗斯政局动荡、汇率不稳定和市场混乱等多种因素，跨国公司大规模进入俄罗斯的时间被推迟到了普京首任总统的21世纪初。但在新自由主义的大潮中，叶利钦为跨国公司进入俄罗斯清理了制度障碍，俄罗斯对外资几无限制。进入21世纪，随着世界市场石油、天然气等资源性商品价格的不断攀升和俄罗斯经济的快速恢复，俄罗斯以其丰富的资源和巨大的市场为跨国公司所青睐，发达国家跨国公司逐渐涌向俄罗斯战略性行业。对此，普京的思路与做法非常明确——限制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俄罗斯的经营，并优先培育俄罗斯本土企业。
从2003年开始，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俄罗斯战略行业的一系列大型并购开始了。例如，英国石油公司收购秋明石油公司50%的股份；美国康菲石油公司收购俄罗斯政府在卢克石油公司7.59%的股份；德国西门子公司收购俄罗斯动力机械集团20.62%的股份。此外，2005年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有意收购尤科斯石油公司部分股份，后因霍多尔科夫斯基事件未果。一时间，跨国公司在俄罗斯获得了众多优质投资项目。
西方资本对俄罗斯战略性行业，特别是石油行业的迅猛进入势头引起了普京的不安，担心经济安全的基础将会受到冲击和动摇。2005年4月25日，普京在俄联邦委员会发表年度国情咨文时首次提出，俄罗斯政府应在短期内出台专项法律，对涉及国家安全、国防军工、天然垄断和战略性矿产资源等的行业实施国家监控。普京认为，俄罗斯政府应当明确规定，哪些经济领域由于关系俄罗斯的独立和安全利益，民族资本或国家资本必须占绝对控制地位。“这里指的是一些基础设施、完成国防订单的企业、对国家未来和子孙后代具有战略意义的矿藏、垄断性设施。必须用立法方式制定一整套标准，规定出哪些领域限制外资参与……如今许多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都是这样做的。我们也应当这样做”。“这种做法对于社会和国家也是公正的，国家必须保护自己将来的利益，考虑国家数年和数十年后的发展。”因此，俄罗斯在跨国公司的投资行业和投资方式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规定。
从投资行业来看，主要是限制外资进入俄罗斯战略性行业。2008年5月，普京签署了《战略领域外国投资法》，明确规定13大类42种经营活动被视为具有战略意义的行业。42个战略行业非常宽泛，除能源、航空和国防领域外，还包括矿业、空间技术、核能、大众电信服务业、邮政服务、供暖和供电行业等。此外，还包括观众和听众人数超过全国人数一半的电视、广播公司以及日发行量超过100万份的印刷媒体。按照新法律标准，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卢克石油公司、俄罗斯石油公司、苏尔古特石油天然气公司、鞑靼石油公司、俄罗斯秋明—英国石油公司、阿尔罗斯矿业公司、诺里尔镍业公司等资源开采业巨头，包括电力部门地区电网组织及天然气分配领域的约7000家公司和企业在内的天然垄断主体以及三大移动运营商都属于战略性企业，其数量占所有行业半数以上，产值约占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的50%~60%。
同时，《战略领域外国投资法》中使用的语言也留出了比较灵活的解释空间，使试图进入战略性行业的外国企业随时可能处于不利局面。该法规定，外国私人投资者如欲在属于战略性行业的企业持股50％以上，必须获得一个委员会的批准，而这个委员会的主任就是当时即将卸任俄罗斯总统但很快就任俄罗斯政府总理的普京；如果是外国政府控制的企业将被禁止控股俄罗斯战略企业，即使持股比例超过25%，也须寻求获得批准。
从投资方式来看，该法对跨国公司青睐的并购有非常明确的规定。俄罗斯允许外资并购本土企业，但对战略性企业的并购比重有明确的法律限制：对联邦级地下资源公司的控股权不得超过5％，对其他部门战略性行业公司的控股权不得超过25％~50％。如果跨国公司希望在按法律规定具有战略意义的相关公司或项目中取得10％以上的控股权，必须向相关机构——俄罗斯联邦反垄断署——提交申请，并由联邦安全会议牵头的跨部门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核。
俄罗斯的法律严格限制外国企业对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在引进外国开采技术方面表现出极大的热忱。为了提高经营模式效率和开采效率，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领域的各大设计公司，或是与国外工程技术公司在国际项目中合作，或是发展下游阶段的合作，其中包括建立合资企业。
（二）从战略行业挤走跨国公司
正如新自由主义学派代表人物约瑟夫·奈所说的，每个人都会谈论到权力，但很少有人真正理解它的含义。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创始人之一，英国著名学者苏珊·斯特兰奇创造性地将权力进行了分解。她认为，在国际政治经济运行中主要存在着两种权力：一种是联系性权力，另一种是结构性权力。联系性权力是指甲迫使乙去做他本来不愿意做的事的权力(比如1940 年，德国靠联系性权力迫使瑞典允许德国军队穿过它的“中立”领土)；结构性权力是形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构造国与国之间、国家与人民之间或国家与企业之间关系框架的权力。
如果从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关系看，通俗地说，联系性权力是政府迫使企业去做或许它本来不想做的事的权力，即对过程或结果的控制力；结构性权力是政府拥有制定机制的权力，即决定办事办法和程序的权力。在斯特兰奇对权力的分解中，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的相互交织可以作为剖析普京如何用国家权力管理跨国公司在俄罗斯经营的钥匙。
无规矩不以成方圆。规则是公平的，但制定规则不一定是公平的。国家在管制跨国公司时要从商业本质出发设计规则，让国家可以“合理”地控制产业。俄罗斯国有企业只生产全国30%的石油，普京如何控制石油产品并把它们作为实现国家富裕的基石呢？俄罗斯法律规定，石油运输管道的建设必须由国家审批，在管网中输送的石油数量由一两家国有控股企业负责具体调度。这样一来，无论是私营企业还是外国企业开采的石油都要经过普京的同意才能运送出去，这一方面可以防止偷税漏税，另一方面也可以让普京可以统揽全国的石油资源作为他执政的政治筹码。
政府是规则的制定者，规则是平等的，但政府可以通过制定规则、改变规则以及自主调整行政力度的旋钮（从扩大追究到默许违法）取得对产业的绝对控制。普京收回库页岛项目二期项目的控制权和科维克塔气田的开发权就是两个非常典型的案例。
案例1：库页岛项目二期的命运
库页岛是一个狭长的岛屿，蕴含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叶利钦时代，俄罗斯与西方石油公司签署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协议，把土地以低廉价格租给跨国公司用于开采石油。第一期合作对象是以埃克森石油为首的投资团体；第二期的情况比较复杂，合作方是壳牌联合日本商社共同投入200亿美元，如果进展顺利，他们将成为俄罗斯最大的外国投资商。本来这个项目是存在环境隐患的，但俄罗斯政府一直对此置之不理。2006年9月6日，俄罗斯联邦自然资源监察部突然列举项目方多项危害环境的事例，要求取消工程的所有环评许可。两周后，俄罗斯政府一改低效率传统，取消了该项目运营集团的营业执照，要求经营者必须达到俄罗斯官方突然给出的全套环保标准，否则不允许继续开工。接下来的三个月里，无论项目公司如何调整或解释，每次满足了政府的要求后，都又会出现一系列新的不符点。僵持到12月，项目公司终于认输了，以折让价格把项目51%的股权卖给了俄罗斯国家天然气公司。至于俄罗斯政府指控的环保问题，普京向记者表示已经“解决”了。
案例2：收购科维克塔气海之谜
科维克塔是西伯利亚贝加尔湖附近的庞大天然气海，据专家估计拥有2万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储量、23亿立方米的氦储量以及1.15亿吨凝析油储量，拥有其开发权的是俄罗斯秋明—英国石油公司的子公司卢西亚石油公司。秋明—英国石油公司于2003年9月根据2003年9月签署的协议成立，是当时俄罗斯第四大石油公司，其年产量已经占到了英国石油公司全球总产量的四分之一。在俄罗斯政府的操控下，2011年3月1日，俄罗斯天然气出口大户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宣布，以223亿卢布(7.732亿美元)收回俄罗斯秋明—英国石油公司对科维克塔气田的控股权。
众所周知，英国石油公司代表的是老牌政治强国英国的国家利益，BP的经营受到英国政府的直接保护。在1971年智利没收美国铜业公司之后，智利政权不仅遭到严厉制裁，还被美国支持的政变所颠覆。俄罗斯，一个在20世纪90年代引入了完整的市场经济法律法规的国家如何能够以没收的成本取得BP的权益却毫发无伤？
普京的做法是非常巧妙的。按照俄罗斯的法律，石油和天然气的管道建设权归国家审批，而管道使用配额分配也由政府控制的垄断企业决定。根据开发许可协议，科维克塔气田应每年开采90亿立方米天然气，但是该气田所在的伊尔库茨克州每年只需要25亿立方米天然气。由于缺乏管道，该气田也无法向周边地区输送天然气；由于国外的价格要高于俄罗斯国内的价格，卢西亚石油公司原计划主要是销往近邻的中国等新兴市场。但是，俄罗斯所有的出口管道都属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后者将决定是否允许其他公司使用其出口管道。由于无法解决天然气的管道输送问题，秋明—英国石油公司没有急于向气田开发投资，2006年该气田共开采了3 000万立方米天然气。由于秋明—英国石油公司公司未能按照事先订立的许可条款完成年产90亿立方米天然气的要求，俄罗斯政府表示，如果公司不能在规定期限之前填补该缺口，就吊销其开采许可证重新拍卖。科维克塔气田原本是BP在俄罗斯能源发展战略中的重要环节之一，面对俄罗斯政府提出的无法满足的要求，开采科维克塔气田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最终秋明—英国石油公司因无法获得俄罗斯政府颁发的天然气出口许可证，不得不对旗下的卢西亚石油公司进行资产清算，被迫出让股权。
可见，现实主义地管理跨国公司不是僵化地与“国际接轨”，满足发达国家的胃口，而是像狐狸一样审时度势，利用政府的更高级权力，来“合理”地实现国家利益，又不会被国际社会所责难——发达国家都是这样做的。
（三）培育本土企业
普京一方面限制和防止跨国公司在俄罗斯的过度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各种方法帮助俄罗斯本土企业发展并提升竞争力。上述限制跨国公司在俄罗斯投资的措施使西方经常抱怨俄罗斯的投资环境不佳，在国际权威机构对全球183个国家进行的营商环境排名中，俄罗斯多年来始终在100位之后。但是，普京初衷未改——本土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控股企业是俄罗斯经济发展的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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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产业的重新国有化
俄罗斯是名副其实的资源大国，拥有世界天然气储量的26%、煤储量的20%、石油储量的8%、2/3的金刚石、1/4的镍和锡以及1/10的金和银。这些自然资源，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气已成为俄罗斯的命脉。但在叶利钦时代，俄罗斯丰富的石油资源被国内一些金融工业集团和国外油气公司垄断，丰厚的石油利润被俄罗斯寡头和跨国公司转移到国外，而俄罗斯政府和人民却陷入困境。针对这一威胁到俄罗斯国家发展和国民福利的重大问题，普京于1999年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矿业学院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就曾指出，考虑到油气资源的核心战略意义，这些资源必须得到国家保护，或者直接由国家控制。
20世纪90年代，与其他经济领域一样，俄罗斯石油行业陷入了空前混乱。苏联解体后，各种势力纷纷强占或偷窃俄罗斯石油并出口国外换取美元，没有人清楚石油资源到底归谁所有。在混乱的生产和枯竭的投资中，俄罗斯石油工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陷入崩溃——俄罗斯独立后“不到5年的时间里，石油产量下降将近50%，损失高达500万桶/日”。
经过从1992年开始的俄罗斯石油工业私有化浪潮，1998年石油业务主要集中到6家规模最大的私有公司手中，即卢克石油公司、苏尔古特石油公司、尤科斯石油公司、西丹科石油公司、西伯利亚石油公司和秋明石油公司。其中，除了卢克石油公司和苏尔古特石油公司仍然由原来公司领导人掌舵之外，其他4家公司都是由私有化过程中形成的金融工业寡头收购的，而这些白手起家的寡头在10年前和石油工业还毫无关系。这6家石油公司的产量占当年俄罗斯石油总产量的2/3以上，而此时作为国有企业的俄罗斯石油公司仅占总产量的1/4左右，已沦为鸡肋，旗下只管理着几个寡头无暇顾及或者根本不屑一顾的小公司。更有甚者，在叶利钦的纵容之下，鞑靼石油公司和巴什基尔国家石油公司在实质上已经变成鞑靼斯坦共和国总统和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总统的家庭私有财产。
面对国家资源、国有财产、国民财富被寡头巧取豪夺，普京走向了与“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相反的方向。他说，俄罗斯的油气资源是俄罗斯恢复国内经济、参与世界经济以及成为一个“伟大的经济强国”的关键。因此，普京开始了控制经济制高点的重要谋划与行动——将能源领域的私有企业“重新国有化”。
首先，普京通过国家政权力量（司法手段）将“有问题”的俄罗斯私有石油公司的核心资产收归国有。叶利钦时期的大规模私有化使得俄罗斯80％以上的优质石油资源控制在私人财团手中，而随着1999年以来国际原油价格的飙升，解决石油资源控制权的问题日益紧迫。普京在2002年就提出要设立由超过石油基准价格的超额税收收入形成的国家稳定基金，此举直接触碰到俄罗斯石油工业寡头的利益，尤其遭到有着浓厚西方背景的尤科斯公司总裁霍多尔科夫斯基的强烈反对。在普京和霍多尔科夫斯基的斗法中，普京重拳出击。2003年10月，霍多尔科夫斯基被以偷税漏税等7宗罪名逮捕；2004年初，俄联邦稳定基金正式设立；2004年12月，俄联邦政府依法裁定，拍卖尤科斯下属的尤甘斯克油气公司76.79％的股份以抵偿偷逃税款，而最终购买者为国有独资的俄罗斯石油公司。
同时，普京还通过市场手段由国家控股企业收购一些私有石油公司。2005年9月，俄联邦政府控股的天然气工业公司以131亿美元收购了私有的俄罗斯西伯利亚石油公司72.6％的股份。此举增加了国有公司石油开采能力3500万吨／年。以上措施使俄罗斯联邦政府控制的石油开采能力从7.5％上升到30％，总计相当于约1.4亿吨／年，极大地加强了俄罗斯国有能源企业的实力，使政府拥有了对能源工业的有效控制力，同时打击和削弱了俄罗斯国内寡头和外国公司，保护了国家利益。
此外，普京还通过立法保证俄罗斯核心大型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俄罗斯联邦《矿产法》修正案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把联邦与联邦主体两级政府共有的油气开采审批权完全收归联邦政府。从偏僻的地方生产的油气需要运输出来，但根据俄罗斯法律，管道建设、运输和出口权都归国有企业。其中国有天然气工业公司（气产量占全俄90％）垄断天然气的管道建设、运输和出口权。其他私有天然气开采和出口商无权建设干线管道，且需从天然气工业公司获得相应配额才能使用干线管道。这一垄断权利使国有天然气工业公司成了决定其他企业的开采量和出口量的阀门。在石油领域，国有石油管道运输公司和国有成品油管道运输公司也依法获得垄断权利，分别垄断石油和成品油的干线管道建设与运输权。其他石油和成品油生产企业无权建设干线管道，且需从上述两公司获得相应配额才能使用干线管道。这一垄断权利使这两家国有公司成了调控其他公司的石油和成品油产量及出口量的杠杆，也成为普京的能源政治的精密武器。
2.大型国有控股企业的建立
普京提出的重新国有化战略并不局限于能源领域。为了加强对俄罗斯国有资产的控制和管理，保证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安定，2004年8月，普京亲自确定了俄罗斯战略企业名单——1063家俄罗斯大中型企业，涉及国防、石油、天然气、运输、电力、对外贸易、银行、渔业、钢铁制造业等领域，并明确规定政府无权对这些战略企业实行私有化。普京指出，颁布战略企业名单的目的是“防止它们被私有化，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并规定俄政府对于名单中的战略企业具有绝对的控股权，“国家不仅要得到红利，还要参与实际管理”。
自2004年以来，俄罗斯国民经济各主要行业陆续出现了重新国有化的迹象。俄罗斯政府几乎在每个重要战略领域都建立起了大型国有控股公司，大大增强了国家对经济的主导作用。
在能源领域，国有的俄罗斯石油公司收购尤科斯公司的资产、俄罗斯国有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收购西伯利亚石油公司，使国家控制了30%的石油资源；在军工领域，将国有俄罗斯武器出口公司由贸易中介转变为生产集团，囊括600多家武器出口企业；在飞机制造领域，成立联合飞机制造集团将俄罗斯最负盛名的飞机制造企业囊括进来，国家将控制50%~60%的股份；在重型机械领域，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和统一电力公司分别收购了俄罗斯机械行业的龙头老大联合机械集团的控股权和动力机械公司22.4%的股权；在汽车制造领域，组建包括小汽车、载重汽车和公共汽车生产企业在内的多领域多元化的企业集团；在核能领域，把俄罗斯境内的所有核电站并入俄罗斯国家核电公司，将核电出口公司收归国有，以核燃料巨头TVEL为核心组建由国家控制的核能集团，而其将成为世界第三大采铀公司；在矿产开采领域，对世界最大钻石开采商之一的阿尔罗萨公司实行国有化，并组建国家开采公司；在海洋运输方面，将两家最大的运输公司现代商业船队集团公司和新罗西斯克海运公司合并为国有公司；在航空运输方面，将前苏联最大的莫斯科多莫杰的沃机场重新收归国有；在银行领域，国有独资外贸银行2004年收购了俄罗斯50强之一的古塔银行86%的股权，2005年3月又控制了十强之一的建工银行，12月接收了中央银行在国外设立的多家国有或国家控股银行；在造船领域，整合造船企业，按照水面和水下的划分分别组建国有控股公司；等等。
实施重新国有化战略后，俄罗斯政府在重要战略领域通过大型国有控股企业对经济再次取得控制权。当前俄罗斯的5 500家骨干企业有政府的持股，即俄政府能够通过控股或参股的企业影响俄罗斯国内经济的40%左右，既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也提高了俄罗斯国民的福利水平。
五、结论与研究展望
普京政治经济学的内涵与转轨经济学并没有密切的关系，而是与德国、美国等发达国家实现经济腾飞所采取的政策高度一致的、以俄罗斯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的现实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鲜明特色的普京政治经济学是在全球化条件下典型的现实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演化产物。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清晰地看到普京政治经济学的现实主义特性。
第一，国家权力塑造经济秩序与利益的正当性。理想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存在看不见的手，政府应该尽量退出经济领域，让市场来配置资源。现实主义并不赞同理想主义的理念，认为政府应该调控经济的发展方向，让经济发展最大限度地符合俄罗斯国家利益。普京上任之后最具特点的两大举措就是打击寡头和重新国有化。普京打击寡头的力量来自于国家权力，收服寡头对经济的深层次作用与撒切尔夫人的改革措施有异曲同工的效果，即打破抑制社会发展的既得利益群体，让经济体重新获得活力。重新国有化在形式上显然与撒切尔经济学所采用的私有化完全相反，但俄罗斯显然取得了成功，原因在于避免了利润丰厚的油气资源带来的利润像很多产油国那样被本国寡头或者外国企业分流，无法惠及俄罗斯人民。
第二，以国家利益为中心，参与经济全球化，不迎合西方世界设立的标准。和发达国家一样，俄罗斯对外资非常警惕，欢迎外国的资金和技术，但只要影响或威胁到俄罗斯企业和国家的利益，就会利用官僚体系让外国投资者疲于应付。在经济发展中政府对经济体的保护作用彰显，这与自由主义经济学提倡的政府“守夜人”职能完全相反，包括对包括能源、电信和航空业在内的42个战略行业的外国投资的限制。普京并不按照西方制定的规则和西方提倡的方法来参与国际合作，始终确保本国利益最大化，防止出现资源丰富的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尴尬局面。
需要指出的是，俄罗斯所采用的政治经济发展战略充满了普京总统的个人色彩。普京总统是政治强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俄罗斯的发展模式也孕育着风险。首先，俄罗斯经济面临增长动能不足的问题，过度依赖能源的经济结构及其经济的脆弱性为俄罗斯能否真正重新崛起打上了一个问号，因此从资源型经济向创新型经济的转变依然是普京下一个任期面临的严峻问题；其次，2014年乌克兰危机以来地缘政治冲突的加剧使俄罗斯的国际发展空间被严重挤压，俄罗斯对应性地选择了更加强烈的民族主义政策，这可能导致未来俄罗斯被进一步孤立，一旦俄罗斯所承受的政治挑战大于经济承受能力，其有可能陷入新的政治经济危机；最后，作为欧亚经济联盟的主导国，能否实现后苏联空间的稳定发展，能否实现欧亚经济联盟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对俄罗斯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及俄重新崛起非常重要。总之，俄罗斯选择了一条不寻常的道路，纵使艰难也必须坚定地走下去。也许正如20世纪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所言：“俄罗斯完全是一个特殊的国家，它具有特殊的使命。”
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历史中各自承担了重要的功能。前者维护着发达富裕国家的领导地位，在稳定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方面发挥了巨大的功能；后者则为落后国家的经济赶超提供了有据可查的指导作用，是世界格局变化的动力。现实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作用是有历史证据的。从历史维度来看，以现实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脉络为指导，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依次实现富强，成为世界或者区域内的霸权国；而英国和美国在各自取得世界霸权国地位以后，都选择掩盖自己曾经使用过的现实主义经济政策，而把自由主义作为通行规则推行给世界其他落后国家：英国推行了自由贸易，而美国在此基础上推行了资本和商业的自由主义。历史经验表明，自由主义经济学对维持国际霸权统治有利，但不适合落后国家的赶超，在英国霸权统治的一百多年中，没有任何一个殖民地国家或落后国家通过采用自由贸易政策成为强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也没有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通过引进外资突破了中等收入陷阱。
对于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而言，选择哪种经济学可能对该国的发展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可能影响到新兴经济体发展的速度以及能否崛起。韩国采用了与日本相近的经济策略，取得并续写着汉江奇迹。俄罗斯曾因新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遭遇重大挫折，普京在政策上实施了转向，凭借俄罗斯巨大的资源优势和市场机遇，也创造了经济奇迹。这对其他新兴经济体国家而言，是值得研究和借鉴的。
（作者：关雪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张猛，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助理教授。本文原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18年第9卷第2期；来源：昆仑策网
【作者授权】，转自“政治经济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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