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中宁 赵瑜：中国应尽快建立公平税收、支出及其法律体系

 

 

 

 中国应尽快建立公平税收、支出及其法律体系

（上）中国的不平等状况、总税负和总支出研究

2016年曹德旺因为在一段采访中谈到了中美两国企业税的对比，认为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负比美国高约35%，这以后税务话题成了网上关注的一个焦点。以后重庆市前市长黄奇帆在一个讲话中对比了中美个人税，认为中国个人税也比美国高。一些经济学家或会计师写了一些有比较详尽数据的文章，比较典型的有署名恒大研究院任泽平、甘源的文章《中美税制及税负比较》和署名张帆的文章《中美制造业税负比较》。

再以后，演员范冰冰偷漏税事件引起广泛关注和公众愤怒，税收问题上形成了两个对立的阵营。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实施减税政策后，许多中国经济学家发表意见，认为中国应该学习特朗普减税，以后税收政策确实做出了一些改变。

应该怎样看待中美税负比较和怎样进行税收改革，成了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话题。

任何关于税收的讨论都应该明确两个前提，一个是税收的目的是什么？另一个是和谁比，也就是参照系。离开了这两个前提，税收的讨论就会失去方向，失去标准。

税收是政府存在的基础，而政府存在的目的是向人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平产品。所谓公共产品，指国家安全、国内秩序、基础设施等；所谓公平产品，是指新政之后发达国家政府开支向食住行医教养等社会保障，也就是人民基本生活需求方向的延伸，这是现代经济保障基本人权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税收还要避免经济发展受到影响，努力实现公平与发展的平衡。

为了实现公平与发展的平衡，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不同文化历史背景的国家，不同税法执行难度的国家，都会根据本国的特点制定一些税收的平衡点。发达国家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经历了革命、战争、经济危机、经济衰退，它们的税收政策和税收额度，总体上说，反映了他们的经验与教训，也体现了他们的历史文化特点。发达国家的税收政策，总体上说应该是中国税收政策、税收改革的一个参照标准。

总体上说，发达国家的税收总额会高一些，发展中国家税收总额会低一些。在发达国家中，欧洲日本的税收总额会高一些，美国则低一些。这些差别一方面反映了不同国家对不平等程度的耐受度，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不同国家政府所奉行的不同意识形态，因此这个参照并不是一个硬指标，只是一个讨论起点而已。

由于税收的目的是实现公平发展，税收与不平等程度就会密切相关。在本文中，我们从收入不平等分析入手，分别分析税收总额，税收结构，增值税与销售税的关系，资本利得税、遗产税和赠与税，政府支出分配，以及税法执法等方面，分析中国税收的公平问题。

一、中国收入不平等的状况

中国改革开放40年经济发展迅速，可以说是前无古人。但同时中国贫富差距迅速拉大，两极分化在短时间内迅速膨胀，收入不平等和财富不平等已经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这是中国种种社会问题的总根源，也是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使中国处于被动地位的根本原因。

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处于不平等程度不断加重，两极分化越来越大的状况中。今天发达国家社会内部的动荡，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动荡，世界政治中威权主义的抬头和发展，福山所谓历史的终结正在被终结，所有这些历史大变局的背后，不平等问题的加剧是总根源。达沃斯论坛已经几年把不平等问题作为世界的头号问题提出来。世界政治经济的潮流正在改变，中国要把握历史潮流，就要从解决不平等问题着手，可惜的是，真正能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人，在中国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根据联合国收入差距统计数据库,自1978年到2015年，中国前10%的富裕人群，拥有税前国民收入的占比，从27.2%增加到41.4%，增加了14.2%。而底部50%的人群则从27%下降到14.8%，下降了12.2%。甚至占40%的中间阶层，其税前国民收入的份额，也从45.8%下降到43.8%，下降了两个百分点。也就是说，90%的民众，没有从改革中同等获益。（见表1和图1）

表1：

 

图1：

 

我们再看一下净财富的分配，即逐年分配不均的累积效应。中间40%和底部50%人群的财富减少率更严重，比收入分配的下降比值还低许多。再次说明前10%人群获取了改革收益增长的最大头。（表2和图2）

表2：

 

图2：

 

如果和美英法日德等主要发达国家的收入分配情况对比，过去40年来，前10%人群拥有的国民收入的份额从27%（比其他几国都低），增加到如今41.4%,增长最大，达1.5倍，高于所有发达国家。而41.4%的绝对值水平仅低于美国的47.1%和日本的41.6%，高于英法德。

有意思的是，联合国的数据表明，日本并非一般所认为的贫富差距比较低的国家，相反，它高于所有欧洲发达国家。联合国的数据还充分表明，所有发达国家在1940年到1980年期间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收入平等阶段，这个期间也是资本主义有史以来生产率和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最快的时期，说明主流经济学那种把平等与生产率对立起来的观点是错误的。

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的加剧是从1980年之后开始的，主要原因是受到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指导，中国恰恰在这个时期引入了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国不平等程度的增长，与英美日是同步的，也远远高于英美日。

法国和德国不平等程度的增长很小，这是法国和德国受到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冲击的影响最小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考虑到法国和德国还承担了相当大一部分欧盟区经济增长的负担，法德两国更值得钦佩。这其中，法国在20世纪初前10%的富人拥有超过50%的国民收入份额，到今天降到32.6%，降幅最大。但是，100年来，法国的发展程度并没有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再次说明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谬误。（表3和图3）

表3：

 

图3：

 

如果看富人净财富份额，中国的增长率也是最大的。70年代末，中国前10%富人拥有40.8%社会个人净财富，低于英法美，而如今是64.7%，增长1.6倍，高过英国的46%（英国下降了12.8%）和法国的55.3%,仅低于美国的73%。其中英国从20世纪初前10%个人拥有超过90%的国民财富下降到今天的46%，降幅最大。（表4和图4）

表4：

 

图4：

 

值得注意的是，对联合国数据中关于中国的数据，我们有所质疑。主要是70年代末，中国富有人群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有的份额，从直觉的角度说被大大夸大了。2015年，他们所占的份额也疑似被缩小了，这是因为中国社会中有许多隐形富豪，他们的收入和财富并没有被统计出来，最近范冰冰偷漏税事件就清楚的证明了这一点。所以，中国实际不平等程度要高得多，很可能要高于美国。

另外，中国占总人口90%的中下阶层群众，由于在教育医疗养老方面的补贴大大低于发达国家，也由于住房价格的极度扭曲，中国实际不平等程度，很可能远远高于发达国家。

二、总税负合理吗？

税收是调节不平等程度的重要工具。现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实行累进税，尽管有香港这样极少数地区实行极不平等的平均税，这些地区也有相当数量的民众由于收入太低而不交税，所以，世界上所有税收的原则都是“损有余而补不足”。

公平是现代社会的基础准则，无论哪种政治制度，如果它能够实现经济公平，社会公正，这种制度就是合理的，否则它就是不合理的。公平的税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总税负是否合理，另一个是税负结构是否公平合理。

我们先来看总税负的比较。

表5比较了美国和中国的国民经济总产值，各级政府的总收入、总税收、总支出、赤字和总债务水平。中国是财政部公布的2017年数据，总收入包括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和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包括国有土地出让金收入）；美国是白宫预算办公室、布鲁金斯学会、税务基础智库等关于2015年的联邦、州、地方三级政府收入数据分析，金额单位都是亿元人民币。

表5：中美公共收入、支出、债务、赤字比较；金额单位：亿元人民币

 

数据来源：中国财政部网站2017财年数据；美国数据是2015年财年数据，联邦数据源自白宫预算办公室网站，州与地方政府数据源自城市与布鲁金斯学会税收政策研究中心网站。

表6则是更详细的收入数据。

表6：中美公共收入组成结构比较；金额单位：亿元人民币

 

数据来源：中国财政部网站2017财年数据；美国数据是2015年财年数据，联邦数据源自白宫预算办公室网站，州与地方政府数据源自城市与布鲁金斯学会税收政策研究中心网站。

中国各级政府收入中84%来自税收，美国是80%，联邦政府只有税收收入。中国总收入非税收部分有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和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后者即包括土地出让金净收入。而美国的非税收入包括地方州府水、电、固废、下水等公共服务收入，地方政府收取保险公司、信托和卖酒店等的收入。

我们可以看到，全国政府总收入占比国民生产总值，中国是29%，美国是33%，相差4%，和公共赤字差距一样。税收收入占比GDP，中国和美国差距仅2%。但是美国的公共债务水平大大高于中国，中国是36%的GDP，而美国是近120%GDP。

所以和美国比较，无论政府总收入、总税收和总债务水平，中国都低于美国，而且总债务水平大大低于美国，仅为美国的不到1/3。所以，中国政府的收入、债务水平，总体上是健康合理的，无论是向下还是向上的调整，都存在着适当的空间。

要说明的是，署名恒大研究院任泽平、甘源的文章《中美税制及税负比较》认为计入土地出让金的全口径税负，中国略高于美国，我们收集到的美国数据不是这样。我们认为他们对美国州和地方政府的数据收集的不全。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但不影响总的判断，这就是中国税负水平总的看是合理的。

我们在发表于《经济导刊》2018年第12期的文章《健全和发展资本市场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大问题》中指出，中国和美国的总杠杆率都是250%GDP左右。上述数据进一步说明，我们的非公共负债率过高，即商业银行贷款比例过高，非政府的债券发行不足。

这种情况说明，相较于美国，银行系统承担了支撑经济发展的过重负担，现在的政策在进一步加重这种负担。例如，在美国，支持小企业发展的联邦担保贷款是联邦财政支付，而中国则是政策强迫国有商业银行承担低息小微贷款。这种状况是不可持续的，它带来了较大的系统性风险，非常值得政策制定者关注。

如果我们对比经合组织国家的税收占GDP比例，我们的税赋负担也还是比较合理的（见表7），人均税负金额单位为美元，数据来源经合组织、霍普金斯学会和中国财政部、统计局，占比GDP是2015年数据，人均负担是2013年数据。

表7：中国与美英法德日税收负担比较；金额单位：美元

 

数据分析来源：中国是财政部网站2017财年数据和国家统计局；美英日法德和经合组织平均值源自经合组织网站，税收占比GDP是2015年数据，人均税负担是2013年数据。

根据经合组织对全球80多个国家2015年的税收/GDP占比分析，50%的国家比值在20-35%之间，比较低的比值存在于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如刚果民主共和国、多米尼加、印度尼西亚、管地马拉和乌干达，税收占比GDP都低于15%。最高比率的是经合组织国家，丹麦和法国最高。非洲大多数国家占比低于25%，平均19.1%。亚洲和拉美国家差别巨大，日本最高，印尼最低仅11.8%，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哈萨克斯坦在15%--20%之间。拉丁美洲平均为23.1%，古巴最高，是38.6%，危地马拉才12.4%。

经合组织35个国家中总税收占GDP的平均值是34%，最高的是丹麦45.9%，法国第二高45.2%，美国税收收入仅占其GDP的26.6%，排名30位，仅高过五个相对不发达国家：韩国（25.2%）、土耳其（25.1%）、爱尔兰（23.1%）、智利（20.5%）和墨西哥（16.2%）。德国、英国和日本的税收/GDP比值分别是：37.1%，32.5%，30.7%。

我国的24.5%，低于韩国和土耳其，仅高过三个经合组织国家：爱尔兰、智利和墨西哥。人均税赋（除以总人口），我们大大低于发达国家。

总体来讲，我们的税负水平是合适的，客观反映了我们实际处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未来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们的税负比例也应该会进一步提高，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

三、总支出合理吗？

表8：中美公共支出结构比较；金额单位：亿元人民币

 

数据来源：中国财政部网站2017财年数据；美国数据是2015年财年数据，联邦数据源自白宫预算办公室网站，州与地方政府数据源自城市与布鲁金斯学会税收政策研究中心网站。

在对比中美政府支出的情况之前，我们需要了解，由于提供服务的价格差距较大，在相同政府支出的情况下，政府支出接受价格较低的一方，受惠的群众反而可能更多，也就是效用可能更大。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中美政府支出的情况：

支出占比美国比中国高得多的主要有以下几大项：国防支出，外交支出，教育支出，非社保基金的社保、就业支出，医疗支出，赤字。

过去，有人仅从表面数字，批评中国政府教育、医疗支出远低于美国，其实这是不对的。因为美国的教育、医疗服务价格远高于中国，有几倍到十几倍的差距，如果计入价格因素，中国教育、医疗支出所提供的效用，可能与美国差不多，或稍高于美国。从占GDP比例的角度看，由于中国GDP仅占美国的2/3，中国政府教育、医疗的支出并不能说是不合理的。但是由于中国人口众多，随着中国GDP的增长，适当增加中国政府在教育、医疗方面的支出，是公平发展的一个必然要求。

一般人对社保支出这一块会比较困惑，这是因为中美两国在社保支出上都是两笔账。

首先，和中国的社保缴费差不多，美国有社会保障税，为个人工资的7.65%，同时企业按1:1也交一份社会保障税，这也被称为“工资税”，这笔费用与我们的社保基金一样是单列的。从今年开始，我们的社保基金也由税务部门征取。这项支出，中美都是全部支出的最大单项，几乎处于同一个水平，中国是19%，美国是20%，占各自GDP的6%和8%，美国稍高些。如果计入价格因素，中国支出的效用会更高。

其次，非社保基金由财政支付的社会保障和福利项目，中国占总支出的9.6%，主要是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最低生活保障、退役安置、各种补助、抚恤金救助金等；而美国高达18%，包括退伍军人福利与服务、退休与残疾人福利、失业救济、食品与营养补助、住房补助、政府雇员退休金与残疾人福利等。

但是，中国有一些单列支出是美国所没有的，有一些支出中国高于美国，这些支出都有相当的或一定的福利性质。例如公共援助，住房保障，文体传媒，农林粮油，城乡社区，节能环保等等，加上这些项目并考虑价格因素，中国与美国的差距很可能并不大。同样，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太大，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提高总福利，也是公平发展的一个必然要求。

中国的国防、外交支出远低于美国，差距在四倍左右，这说明中国政府着眼于解决中国社会的内部问题，不想当世界老大。当然由于价格因素，差距也没有表面上看到的那样大。显然保持当前的比例是恰当的。

由于赤字等公共债务，美国的利息负担相当重，在这方面，中国政府是相对轻松的。

支出占比中国高于美国的，除了上面列出的一些产业补贴和社会福利支出，主要就是科技研发，但正像沃顿商学院院长指出的，美国的庞大军费支出，实际上掩盖了美国的科技支出。

四，财政供养的公务员太多吗？

由于长期受到中国经济学家的误导，许多人都想当然认为美国是小政府大社会，而中国供养公务员吃公粮的太多。其实我们也长期这样认为。这次我们亲自动手来整理统计数据，结果令我们大吃一惊。表9列出了中美政府人员的比较分析。

表9：中美政府雇员总人数与收入比较

 

数据来源：中国人社部和美国劳工部统计局，除中国事业单位员工总数为作者综合调查预估

中国人社部只披露过2015年底总计716.7万名公务员，没有可靠数据来源披露全国事业单位的总数，有预估是3153万人，这里总计3870万。美国劳工部统计局2018年12月底披露各级政府总雇佣2119万人。相对于美国的劳动力总数占比13.5%，中国的政府和事业单位员工仅占5%。如果按照中国非私营城镇劳力平均年工资计算，政府员工薪酬开支仅是总开支的11.3%，而美国则是21.9%。

毛主席说过一句堪称为真理的话：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中国经济学家到底是怎样一群让人匪夷所思的人群啊！

但是中美的这一比例差距，不能说明中国政府没有人浮于事，努力提高中国政府的效率，缩减不合理的人员和机构，仍然是中国政府的艰巨任务。

通过上述数据，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大致的结论，中国政府的税收总额，支出总额和支出结构，总体上是合理的，但并非没有调整的空间。把中国政府办成一个效能政府，仍然是中国政府的艰巨任务。

在下一篇文章中我们将指出，中国税收的结构极其不合理、不公平，正是中国政府改进效能的方向之一。

中国应尽快建立公平税收、支出及其法律体系

（下）税收改革的目标是公平发展

中国的总税负和总支出虽然相对是合理的，但是如果我们分析中国税负的结构，会发现这个结构的主要问题是不合理、不公平，主要表现在增值税、资本利得税、遗产税和赠与税这四大税项上，后三项中国到现在都没有开征；也表现在税务活动中腐败严重，法律不健全和执法不严上，这是中国不平等问题加剧，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的重要原因，它应该是中国税收改革的重点。

一、税负结构合理吗？

表1：中国与美英法德日税负结构比较

 

数据来源：中国数据基于2017年财政部数据；其他为经合组织2014年各国税负结构统计数据

表1是经合组织公布的2014年各国税负结构的图表。按照经合组织定义，消费税包括增值税、销售税、特种消费税（对特殊商品如酒、烟草、汽油等的税）、海关和进口税、特殊服务的税（例如对保险保费和其他金融服务的税）。按照国际惯例，增值税、消费税和销售税三者都列在消费税项下，经合组织在消费税下列出了总额。

表2是为了适合中国读者的习惯，我们将大消费税分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向企业征收的增值税和消费税（我们称之为小消费税）之和，一个是美国独有的向最终消费者收取的销售税。

表2：中国与美英法德日增值税比较

 

数据来源：中国数据基于2017年财政部数据；其他为经合组织2014年各国税负结构统计数据。Consumption tax：消费税；sales tax: 销售税。

要说明的是，增值税和小销售税与销售税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因为这两个税赋被加在了出厂价格上，最终由消费者承担了，经合组织将这三种税合并计算列为统一税项是合理的，因为增值税和小销售税本质上是一种个人税而不是由企业负担的企业税。

有的人可能会说，企业的营业税等其他税收都最终会进入价格，那么企业营业税是否也可以最终进入个人税项？不是这个道理。我们讲增值税是和美国独特的销售税相比较而谈的，美国的销售税是把增值税加到了最终销售环节，体现在价格上；而增值税则是把销售税加到了流转环节，体现在价格上。这两种税的本质是一样的，当我们比较税收结构时，像经合组织那样把它统一算在消费税中，也就是个人和法人的最终支出中，是比较合理的。

根据这个概念，我们将经合组织的图表整合成为表3，这个表中，个人和企业的实际税负就一目了然了。

表3：中国与美英法德日税负中个人与企业承担比较

 

数据来源：中国数据基于2017年财政部数据；其他为经合组织2014年各国税负结构统计数据

中国企业的税收负担高于表中所列经合组织所有国家，高的部分，表中已经列的很清楚，企业所得税，中国比美国高出7个百分点，也比其他发达国家高得多，比经合组织平均也高7个百分点；社保支出，中国比美国高出9个百分点，比经合组织平均高7个百分点。

同时中国个人的税收负担总计低于表中所列经合组织所有国家，中国是45.9%，美国是64.7%，经合组织平均是64.1%。其中消费税中国比美国高出18个百分点，但比经合组织平均只高两个百分点；社保个人负担，中国最低，比美国低三个百分点，比经合组织平均低两个百分点；而个人所得税就低得太多，中国比美国低33个百分点，比经合组织平均低18个百分点，完全不成比例。

从边际税率上看中国并不低，表4是中国和经合组织内发达国家的个人税边际税率比较表。最高边际税率中国的45%比经合组织平均40.9%高（经合组织中有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所以拉低了平均最高边际税率），和美德英同水平。远远低于法国的53.9%，日本的55.8%和瑞典60.1%，这三个国家在经合组织中排在前三位。

表4：中国与美英法德日最高边际个人所得税率与人均工资比较

 

数据来源：中国数据基于2017年财政部税务局和人社部数据；其他为经合组织2017年各国个人税负统计数据

中国个人所得税的收缴比率如此之低，一个原因是中国人工资低，表中列出了人均工资的比较，经合组织的平均工资比中国高六倍，由于中国职工人数众多，比经合组织国家多4到10几倍，所以总数额差距不应该很大。

所得税占比很低的第二个原因是许多富人是企业大股东，只给自己发比较低的工资，其分红和买卖股票不交任何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更不会按最高比例缴纳社保，而且许多个人花费都走公司的账目充抵成本，少交公司的所得税，公私不分现象非常普遍。

第三个原因是在所有发达国家都已开征的三大富人税，资本利得税、遗产税和赠与税，中国至今没有开征。

第四个原因是中国富人偷税漏税严重。

这些原因迫使国家向生产环节征税，它的实质是全体中国人民为富人纳了税，也就是说，中国的税制结构是极其不合理，不公平的。

要说明的是，在中国过去许多分析税赋的文章中，认为增值税是一种企业税，增加了企业的税收负担，按照经合组织的标准，这个理解是错误的。增值税的问题，不在于它是企业税，而在于它的累退性和不公平性，我们在下面要进一步说明。

这个总税收结构说明，无论是曹德旺，黄奇帆，还是各种各样经济学家的税务分析都是有问题的。曹德旺并不了解也没有分析过税收结构问题，他从企业直接纳税的角度说出自己的感受，这并不离谱。而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的税务分析就实在是太离谱了。

下面我们从增值税的本质开始分析这个不合理不公平到底在哪里？

二，增值税为什么是不公平的？

增值税本质上是消费税，表5对比了中国和经合组织、美英法德日的消费税率情况。来源经合组织2018年1月数据。

表5：中国与美英法德日增值税税率比较

 

数据来源：中国数据来源2017年财政部税务局；其他为经合组织2018年各国增值税数据

除了美国，经合组织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使用增值税，经合组织平均值19.2%，英法德都是19-20%水平，而日本和韩国仅为8%和10%，比中国的增值税的16%（制造业）和10%（非制造业）要低。

美国没有增值税，采用的是最终产品的销售税，是州和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之一，由各个州自己制定，各州从低于1%到最高10%不等。而且，销售税也不是一刀切的，在绝大多数的州生活必须品,如食品、服装和药品要么免税要么大大低于该州规定的销售税，体现公平原则。有些州对酒和加工食品（包括饭馆里的食品和超市里加工好的食品）收取更高的销售税。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增值税和销售税的根本区别。增值税是这个产品只要被生产出来它就会被征税，而销售税是，这个产品只有在卖出去时才会被征税。由于富人买的东西比穷人多，并且销售税是差别税，国家在生活必需用品上实行了免税或低税，因此增值税的意义，第一是对所有人无差别征税，第二是消费低的穷人为消费高的富人交了一部分税，显然，这非常不合理、不公平。

销售税是直接税，而增值税是间接最终消费者买单的税。直接税较符合现代税法税负公平和量能纳税的原则，对于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和社会保障的满足具有特殊的调节职能作用。国际税务专家公认增值税具有累退性，穷人承担多；会导致过度消费；缺少反周期机制；伤害新业务和利润微薄的企业生存；复杂的供应链体系中需要为每一个产品和零部件计算增值税。

但是，包括大多数发达国家在内的大多数国家都实行增值税，国际税务专家的共识是，增值税的税源大，容易增加税收，无论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成本高低或者是否盈利，只要商品和劳务一经售出，税金即可实现，在税制监控体系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能避免直接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销售税等）的偷漏税行为。

可见增值税是一种不得已的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企业和富人的偷漏税行为无法得到监管。

增值税理论上对所有企业是公平的，但是由于政府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监管程度不一样，也由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激励机制不一样，相对来说，民营企业偷逃税款的程度比较严重，因此增值税也在无形中加大了国有企业的负担。

根据经合组织的估测，中国国有企业大约贡献30-35%的GDP，而民营经济大约65-70%。在税收上，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总计2017年贡献4.2万亿税收和1.2万亿资产收入，总计5.4万亿，占全部政府收入的22%（不包括国企的社保基金贡献）。如果加上国企贡献的社保基金税收，大约占政府总收入的30%，根据表1，这个比率加上个人所得税的比率5.9%，再加上个人缴纳社保基金7.2%，再加上16.6%的其他税的大约1/3，也就是5.5%，这个总比率大约是48.6%，剩下的51.4%，大约就是民营经济的税收贡献，这和官方表述“非公经济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60%，税收比重超过50%，新增就业比重超过90%” 相一致。

也就是说，中国国有企业对GDP的贡献率与对税收的贡献率是相匹配的，而民营企业对税收的贡献率与其对GDP的贡献率相比低了约15%-20%，这个数据还需要进一步分析，到底有多少是正常的税收优惠，有多少是非正常的税收流失？

三、资本利得税的意义

在美国，资本投资收益如果是在12个月以内，资本利得税按个人所得税合并报税，而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为46%，如果是跨年收益，资本利得税为20%。

实际上美国资本利得税的设计已经是大大有利于富人了，因为如果按累进制的个人所得税算，富人从资本市场的获益，要交高的多的税。资本利得税是最能体现什么叫“资本主义”的税种。

根据皮尤对2015年美国税务局的数据研究分析，在美国，收入低于3万美元的，实际税率是4.9%，5万到10万美元的，实际缴税率9.2%，收入200万美元以上的实际税率27.5%。但是实际税率的累进比例并没有成线性上升，最高的实际税率是29.3%，位于收入200万到500万人群，而收入1000万美元以上的实际税率降到25.9%。因为这些更富有的人群，其收入中按20%资本利得税缴纳比例比较高。

也就是说，在美国，白领和金领缴纳了最多的税，而真正的富豪缴税反而比较少。这就是巴菲特说他的实际税率要低于他的秘书的原因，也是巴菲特和盖茨主张提高资本利得税的原因，也是刚被选上的美国史上最年轻的穷人女议员柯特兹主张1000万美元以上的收入要缴纳60-70%的税的原因。

在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公众在讨论是否应该给富人加税，而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府不但对富人应该缴纳的税款一分不收，任由富人逃税漏税，还忙着给富人减税，这个世界真是颠倒了，各种常识也被彻底扭曲了。

好吧，就算是资本主义的既不合理又不公平的税，有总比没有强。资本利得税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的公平性，而且在于它的效率性。

首先，资本利得税的这一规定，惩罚了资本市场的短期投机行为，鼓励了长期投资行为，是用税收手段规范资本市场。

其次，资本利得税在个人所得税中占有相当的分量。根据2010年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对1995年到2009年的个人所得税分析，在这期间资本利得税平均占总个人所得税的9.2%，但各年浮动比较大，最高占比的是2000年11.8%，最低占比的是2003年6.3%。公司的资本利得税和其收入合并报税，使用一个税率，一起计入税前收入而纳税。

根据公布的最近年份资本利得税的数据，2014年个人资本利得税总计缴纳1400亿美元，大约是个税总额的8%，平均实际税率19.4%，所获资本利得收入占4%GDP。对其个人收税财富程度分析，2百万美元以上年收入的富人占报税个人总数的1.1%，贡献了56%的资本利得收入，5百万美元以上的占0.3%，贡献44%的资本利得，而1000万美元以上年收入的富人仅占0.13%，却贡献了36%的资本利得。

美国的资本利得税税率对于住房出售没有特别税率，只有一个减免规定：如果个人总年报税收入25万美元以下或夫妻共同报税收入50万美元以下，对于住居期长达五年的第一居所的房屋买卖免缴资本利得税。

英国的资本利得税更体现是富人税特点。资本利得税年起征点是1.17万英镑（合10万人民币）。如果个人年应税收入在4.64万英镑（合40万人民币）以上，住宅交易的资本利得税是28%，其他资产如股票买卖是20%。而年收入4.64万英镑到15万英镑的人，个人所得税税率是40%，高于15万的，45%个税。收入介于1.19万和4.64万之间的，20%个人所得税，交18%的住宅资本利得税，10%的其他资产利得税。1.19万以下免个人收入税和资本利得税。对于企业或者信托，资本利得税是28%住宅交易，20%其他资产交易。

当一个国家考虑给企业减税，以刺激生产，同时普遍工资收入低，对偷漏税行为的监管又很难的时候，资本利得税是对整个税收水平的一个有益补充。

中国迟迟不出台资本利得税是个令人匪夷所思的事，决策层小心翼翼，怕这怕那，就怕得罪资本市场的投资者，就不怕得罪广大民众。可是，就像我们在《健全和发展资本市场是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之一》一文中所指出的，资本市场的根本问题是基本制度和规矩没有建立起来，市场不能建立长期预期，投机行为严重，没有起到资源恰配的作用。同时这种不公平的税收制度也寒了全国老百姓的心。

四、遗产税和赠与税是基本的公平税收制度

中国税收制度的不公平，不但表现在增值税和资本利得税上，而且体现在至今不出台遗产税和赠与税，发达国家这两种税都是专门针对富人的。

美国新政之后遗产税曾经非常高，但是富人们很快就发明了家族信托基金这种形式来避开遗产税，例如沃尔玛的老板萨姆·沃尔顿就用这种形式交了很少的税，有很长时间美国的前十大富豪中有五个人都是他家族中的人，他的家族一直都是美国最富有的家族。

美国80年代之后，推行有利于富人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不断降低遗产税，加上美国富豪的各种避税办法，除了家族信托基金之外，还有将资产转移到避税天堂等，使得美国遗产税的实际缴纳额越来越少，这是美国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的原因之一。

由于特朗普的减税政策，2018年美国遗产税的起征点是个人财富1118万美元以上，据此规定，目前只有2000人会支付遗产税。超出此起征点金额的部分也是累进税率，从18%到40%（超过1百万元以上）最高。

从历史数据分析，从1934到2013年间，80年里共计约1亿零2百万成人去世，而符合缴纳遗产税的成人仅170万，占1.7%，涉及总计2.6万亿美元遗产，扣除减免遗产税的金额，实际170万富人缴纳遗产税总计4710亿美元。我们仔细分析美国2014年的个人遗产税的组成，总额为164亿美元，税前收入5百万美元以上的占报税总人数0.3%，却贡献了97.5%的遗产税，而2000万元以上的人缴纳65%的遗产税。

美国的遗产税本质上还是保护“资产阶级”的财产，也是美国前10%个人净资产值比例最高，达到73%的原因。由于起征点非常高，实际其对税收贡献微乎其微，从2000年的380亿美元降到2015年的200亿美元遗产税缴纳，虽然美国的最高边际遗产税很高。

表6对比各国最高边际遗产税，数据来源于税务基础智库和经合组织：

表6：

 

日本遗产税最严苛，它没有起征点，最高边际遗产税也是经合组织里面最高的55%，韩国以50%排第二，法国45%是第三。光看边际税率不说明问题，而要看起征点和最高档的适用金额。日本所有遗产纳税，60万元人民币以下10%，累积税率，最高是3700万人民币以上交55%遗产税。美国起征点就是7600万人民币，是日本最高档金额的两倍以上，而美国的最高边际遗产税率40%应用于8300万人民币以上。

法国对于政府和公司债券免遗产税，夫妻之间继承免遗产税；直系亲属继承的起征点是77.5万人民币，比较低。英国超过32.5万英镑的部分缴税；如果给配偶或者捐给慈善机构，也免遗产税。

赠与税也叫礼物税，美国的政策是每年每个人可以赠与15000美元以下的免税价值的“礼物”，超过的部分需要缴税，或者递延统计计算到终生遗产税。赠与的科目包括个人之间现金礼物，给慈善机构的捐款等。2014年给出礼物总额1100亿美元，当年应赋税礼物总价值仅76亿美元，实际当年缴纳礼物税16亿美元，实际税率21%，年报税收入100万美元以上的个人缴纳了94%的赠与税，占申报礼物赠与税的0.5%。

资本利得税，遗产税和赠与税，通常被合并称为富人税，在所有发达国家和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征收。征收富人税体现了公平原则，尽管富人税在不同国家实施的程度不同，对经济公平的作用大小也不同，但有比没有强。中国的问题是，不但政府从来没有这个意愿，连经济学家们，各种智库也都闭口不提。

曾经有人说，中国是富人养活了穷人。增值税，、资本利得税、遗产税赠与税的情况说明，恰恰相反，是中国的穷人们在养活着富人们。

在这里要给中国那些准备携款出逃的富人提个醒，要逃你就逃到美国去，只要它愿意接收你，如果逃到日本和欧洲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那你的财产可就out了。

五、税务腐败、执法不严、网开一面是税收不公平的重要原因

演员范冰冰偷逃巨额税款，被罚巨额罚款，全国老百姓才惊讶的得知，原来刑法早已被改，像范冰冰这样的所谓初犯，可以不入刑。刑法是被以免除“原罪”的名义改动的，也就是说，法律面前不再人人平等。有的人因为是富人，他的“原罪”可以被免除，有的人比如小偷，因为是穷人，他的“原罪”就不能被免除。

何况范冰冰从严格意义上并非是初犯，偷逃税已经是历年累犯了，只不过由于税务部门对偷税漏税不闻不问，而且很有可能从纳税主体那里获得了很多私利，使得累犯变成了初犯。

也就是说，富人有没有“原罪”，是税务部门说了算，他们查就有，不查就没有，天底下哪有这种法律？这哪里还是法制，完全是人治。

那些主张和建议修改刑法的人，那些主张对所谓“原罪”网开一面的人，都是赫赫有名的“改革派”，他们一向主张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主张司法独立，主张要法治不要人治，范冰冰案彻底撕毁了他们的面具，清楚的说明了他们的主张到底是什么？他们不过就是富人的代言人，他们和那些与富人勾结在一起的税务部门的人没有什么区别。他们给自己戴上的道德高洁的面具，只能说明他们是一群地地道道的骗子。

范冰冰案出来后，他们又给自己辩护说，由于偷税漏税的人很多，所以法不责众，不能把所有人都判了刑。但是重要的问题在于，是他们在法律上网开一面，激励了偷税漏税，造成了偷逃税款的严重问题，他们用修改法律激励犯罪，大大降低了犯罪成本，他们才是损害国家利益的罪魁祸首。

如果我们看看被这些所谓的“改革派”交口称赞的典范美国是怎样对待这类问题的，更能清晰的看出他们的骗子嘴脸。

美国历史上最大金额的逃漏税案子是企业家沃特·安德森，他将财产转移至境外离岸免税区域如巴拿马群岛和英属维京群岛等地以逃避美国税务。2011年美国税务法庭认定他1995年到1999年间逃税金额高达1.4亿美元（合9.5亿人民币），加上罚款1.06亿美元和逃漏税的利息，共计缴纳2.5亿美元。因多项逃漏税行为，安德森被判9年监禁。

政客触犯税法也很严格。2013年伊利诺伊州民主党国会议员杰西·杰克森和其妻子由于在2006年到2011年间隐瞒75万美金的竞选经费收入，杰西被判30个月监禁，其妻子12个月监禁。

著名电视节目《幸存者》第一季胜利者理查德·海奇赢了1百万美元，但是该交个人所得税的时候却根本不予理会，说应该由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替他付税。2006年，海奇被判有罪，6年监禁。2011又被第三次判监禁，因为他故意不提交修改后的报税表。美国的媒体说，明星纳税教训：不要“忘记”缴纳个人所得税，特别是面对5100万观众。

好莱坞曾经炙手可热的黑人武打明星wesleysnipes（韦斯利·斯耐普斯）因为连续六年故意少报税，偷漏税总计高达7百万美元（合4800万人民币）被判3年监禁，除了补交透漏税和罚金外。2013年刑满释放。逃漏税犯罪对他的职业生涯打击重大，出狱后的韦斯利日落西山，受到好莱坞大制片公司的抛弃。当年美国税务局局长接受今日美国报纸采访时说“对那些如此公开毫无羞耻的逃税人，我们必须抓住他们。不是因为他有多重要或者他偷漏税金额有多重要，而是因为会有许多愚蠢的人学习他们！”。

也就是说，由于明星效应，明星故意触犯税法，美国量刑只会更严苛。

美国也有网开一面的孤例。豆宝宝玩具的创始人亿万富翁泰·沃纳，他通过几个瑞士银行帐号逃漏税2400万美元（合1.6亿人民币），2014年被判两年监禁缓刑、500个小时的社区服务、5300万美元罚款、补交2400万美元逃漏税金额。本来按照他的指控会有高达5年的监禁，法官却给了缓刑，以让他“继续他的好工作”。这个案例受到了社会舆论的谴责。

美国税务局隶属美国财政部，税务局拥有执法权力，并拥有专属税务犯罪调查处，有2159名特别调查员，佩戴像联邦调查局和警察一样的盾牌徽章，同时有835名的支持队伍，以2017年为例，进行了3019个税务偷逃税案件调查，起诉2294名税务犯罪个人和公司，判决2549人，共发现总额价值25亿美元的税务欺诈行为，其他金融犯罪11亿美元，判决率91.5%。

范冰冰案是一个典型的利益集团勾结事例：专家学者社会名人主张在法律上对所谓原罪网开一面，法律部门的人“从善如流”，税务部门就坡下驴，对偷税漏税不闻不问，以获得一些私利，富人则通过损害国家利益获得了大量私利，他们又把这些本应属于国家和人民的财产，转移支付给了专家学者和社会名人，请他们演讲，给他们赞助。这样的分肥利益集团在中国已经大量存在了，各种各样的媒体也加入其中，一边分得一杯羹，一边帮他们掩盖分肥事实。

中国的贫富差距不断加大，不平等问题越来越严重，主要原因就是中国存在着这样一个所谓权贵学媒的利益集团，他们的力量十分强大，如果不能及时制止这个肆意妄为的集团，中国的前景十分堪忧。

六，关于中国税收不公平的反思

什么是公平？公平就是满足人的生活的基本需求，而且是有归属感和有尊严的满足人的生活的基本需求。马斯洛将这些基本需求归纳为经济的、安全的、归属的和尊严的，也有少部分人有自我实现的需求。如果处于社会上层的那10%的人群，这五种需求都得到了满足，而社会中下层的那90%的人群，连前四种需求都不能得到满足，那么这个社会就应该被认定为是不平等、不公平的。

发达国家80年代后不平等程度的大幅提高，说明经济发展并不能解决不平等问题。相反，不平等带来了经济危机，而经济危机反过来又加重了不平等。今天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被诬称为“民粹”的问题，发达国家在政治上的两极化和社会不稳定程度的普遍提高，正是经济两极分化的必然结果。

发达国家的特点是，在税收问题上一直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也是政党政策斗争的主要内容。以美国共和党、欧洲保守党、自由党为代表的保守派阵营，一贯主张为企业减税，为富人减税，而为企业减税实际上是一种被掩盖起来的为富人减税的花招。以欧洲的社会党、工党和美国的民主党为主的进步派阵营，一贯主张降低中下阶层的税负，提高富人税负比例，

特朗普总统的减税政策受到了共和党派政客和经济学家的支持，受到了民主党派政客和经济学家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这个减税政策虽然在短期内能够起到提振经济的作用，但从长期看会进一步拉大两极分化，造成社会不稳定，并最终危及到经济发展。

中国的特点是，只有站在富人这一边的共和党这一派，所有经济学家和在他们影响下的政府政策都是一边倒，中国几乎没有为90%中下阶层的人说话的经济学家，这就使得中国社会潜藏着巨大的危险。也许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加大这个危险，并引爆这个危险。

总体上来看，欧美在不平等问题上要强于中国，欧美的税收政策总体上说也比中国更公平，但是如果欧美在相对公平的基础上，都遇到了这么大的社会问题，那么中国如果不采取更公平的政策，相反，继续拉大两极分化，中国能够独善其身吗？

于中宁，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国家一级导演。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于导谈天说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