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带来了中国的一次文化集体觉醒，使得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植入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救亡图存、爱国奉献的民族精神激荡长空。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难题尚未解答之际，更在五四百周年之际，对“五四”之前三个时间段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国民族主义思想形成历程做以历时性回顾，以史鉴今，试图启发当代中国进步知识青年，践行爱国主义，到人民中去，为中华民族复兴做出卓越努力。
澳门理工学院中西文化研究所荣休教授王五一在“中国思想史中的天下主义传统”讲座中用“目的因”和“致动因”方法分析了世界上民族国家形成的关键原因。
他认为，从目的因分析来看，战争创造了国家。而这套战争逻辑则适用于达尔文进化论的内在逻辑体系，战争要求统一，战争要求团结，战争要求国家；
从致动因来看，民族为国家的组建提供了现成的文化素材。
因民族具有天然的、无可比拟的组织强势，从欧洲历史来看，宗教社群、封建领属关系、阶级、城邦等社会实体始终未能超越民族概念的文化强势，在欧洲永恒的战争史中，战争强化了民族，也使得民族集团开始逐渐形成领土概念。
王五一认为，民族主义文化是一个民族国家大系统中的骨干子系统，而国民的爱国精神是国际争斗最重要的能源，也正是因为这种“能源替代”的需要，促进了民族国家的产生。
卡尔·瑞贝卡将“民族-国家”中间这个被自然化的符号，定义在了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的中国晚清时刻，更确切地说定义在了1895-1911间清帝退位民国肇建的关键时刻，卡尔·瑞贝卡将中国置于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的世界大舞台上，试图从正在出现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运动的亚非拉地区找到答案，她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话语的出现是与被创造出来的漫长的二十世纪全球的经济、政治、文化、表述、力量的不均衡紧密相连的。
汪晖则认为民族主义就是在这种全球的不均衡性中被构造出来的，同时也是构造的力量。他认为“五四”文化运动的根本特征是文化与政治之间的相互转化、渗透和变奏，要理解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必须要从全球史的角度切入，“五四”不仅回应中国问题同时带有全球性色彩，所探讨的道路也带有全球性。
本文试图简单勾勒民族主义这种被构造并且成为构造的力量在中国晚清思想场域中为“五四”时刻的诞生所做的思想准备。
一、中国民族主义观念的萌芽（1840-1894）
（一）“师夷长技以制夷”民族观念的萌芽
1840年，鸦片战争一声炮响，中国被卷入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体系中，中国这头沉睡的雄狮慢慢开始从“天朝”的美梦中醒来，走上了一条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民族觉醒、民族独立、民族自强、民族复兴的道路。
以林则徐、魏源、左宗棠、李鸿章等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开眼看世界，在鸦片战争失败的战争阴影下，民族危亡、国将不国之际，林则徐、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从器物层面向西方学习的主张，这是中学教科书上的标准教法，但当回顾魏源的《海国图志》时，却并未仅止步于此，魏源提出此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可见，师夷目的在于攻夷，在于款夷，学习西方为我所用，而非全盘西化。
他说：
“故同一御敌, 而知其形与不知其形,利害相百焉；同一款敌,而知其情与不知其情,利害相百焉。古之驭外夷者,诹以敌形, 形同几席；诹以敌情, 情同寝馈。”
从魏源作书的目的便可看出，魏源已经开始有了内外之别，夷夏之辩的观念。
他在《圣武记》中提到：
“昔帝王处蒙业久安之世, 当涣汗大号之日, 必然以军令饰天下之人心, 皇然以军食延天下之人材。人材进则军政修, 人心肃则国威遒, 一喜四海春, 一怒四海秋。五官强, 五兵昌, 禁止令行, 四夷来王, 是之谓战胜于庙堂。”
这里的“饰天下人之心，延天下之人材”已经有了“用夏变夷”的意味，也有了强烈的“中为体，西为用”的思想内涵，同时他也深刻意识到这一前提在于加强内部的团结与认同感，这样才能在“四夷来王”时，“战胜于庙堂”，这一思想已经初具近代民族主义意识的萌芽。
（二）“塞防观”与“海防观”民族观念的崛起
1864年，新疆各少数民族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清举事，举事的上层头目占地为王称汗，把新疆地区分裂成若干小汗国。
其中，南疆以金相印为头目的举事者攻下了喀什葛尔的回城，但久攻清军坚守的汉城不下，当时的清廷向中亚一个小汗国浩罕（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东部）乞师，于是浩罕摄政王派阿古柏率兵万余入侵新疆。
阿古柏1865年入侵南疆，攻占了汉城。1867年，他在喀什葛尔悍然成立所谓的“哲德沙尔汗国”，自称“毕调勒特汗”，在中国境内建立了一个反动的非法的由外国干涉军把持的国家政权。
阿古柏的势力最盛时占领了整个南疆和北疆的大部，此时占中国领土近六分之一的新疆可以说是岌岌可危。同时，两次鸦片战争使得清廷损失惨重，国家主权危在旦夕。
在内忧外患之际，清廷衍生出了两派，一派是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海防”派，主张加强海防，防范列强从海上入侵，避免两次鸦片战争的惨祸重演，对新疆问题不作为。另一派则是以左宗棠为核心的“塞防”派，主张“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两者并重”。
以慈禧太后为核心的清廷最高统治者最终采取了左宗棠的主张，采取东抚西剿的策略，这才有了后来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壮举，到1878年1月，在左宗棠带领下，清军已收复几乎整个新疆，拥有160多万平方公里辽阔土地的新疆重回祖国怀抱。
从这一历史事件便可看出，“塞防观”和“海防观”这两种观念便内涵着民族主义观念的崛起，深刻上演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保卫民族，保卫国家的民族观念的生动实践。
二、民族主义思潮在知识界的大讨论（1894-1911）
百年前，梁任公在1899年12月23日的《申报》副刊《自由谈》中曾说过这么一句话：
“（中国人）视欧人如神明，崇之拜之，献媚之，乞怜之，若是者，比比皆然，而号称有识之士者益甚”。
百年后的今天，此种崇洋媚外之情尚有变否？抑或是换上了“新装”，依然迷惑着当代知识青年。
百年之前，此种民族亲疏意义上的怪异情节在今天长成了参天大树，新一代的知识青年在这参天大树之下读着一本本新版的中国近代史，民族自卑感油然而生。
带着这样的困惑，
有必要重新翻开晚清以降的历史，把这段历史辩上一辩。
甲午中日战争战败后，清廷签署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中国进一步被卷入19世纪末的世界序列革命的浪潮中，欧洲列强企图瓜分中国的狼子野心显露无疑。
而邻国日本通过了明治维新，宣布“脱亚入欧”，开始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试图走上帝国主义的道路，而欧洲的两次工业革命使得日本的产业革命走上高潮，加之日俄战争后日本的胜利使得日本民族自信心高涨，开始想尽办法去扩展殖民地甚至制定了所谓的“清国征讨策略”，企图灭亡中国，征服亚洲，称霸世界。
而
日清战争后，中国的殖民地化程度不断加深。中国从19世纪60年代轰轰烈烈开展的学习西方的洋务运动宣告彻底破产，民族危难之时，中国思想界开始反思“学什么，怎么学，哪些学对了，哪些学错了”的关键命题。
不仅仅是知识界开始反思，上到政客，下到士农工商阶层也都开始了集体反思，展开了一场到底是革命还是改革的道路探索。
实践证明，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探索的资产阶级改良道路百日后便被迫宣告破产。
1900年义和团运动将这场反思的矛盾瞬间点燃，梁启超在《灭国新法论》中这样说：
“义和团之运动，实由其爱国之心所法，以强中国、拒外人为目的者也”。
民族主义思潮呼之欲出，开始在主流思想界展开了一场大讨论，知识界开始寻求救国救民的中国方法。
就连做了二十多年买办、在十里洋场混了近半个世纪、有着许多洋人朋友的郑观应也写出了《盛世危言》，回应着民族主义思潮的讨论，表达着“进步与爱国”的辩证思想，他在书中写道：
“有国者苟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盖宪法乃国家之基础，道德为学问之根柢，学校为人才之本源。政治关系实业之盛衰；政治不改良，实业万难兴盛。”
王五一认为郑氏这段话的百分之九十乃是今天的进步主义者、普世主义者所爱听的，但如果把这段话的整体结构比作一棵树的话，这百分之九十都是大树的枝蔓叶，其根其本其干则是第一句“有国者苟欲攘外”。
也就是说攘外是目的，其他百分之九十都是手段，手段有用时就有用，无用时必须去掉。
就这个论点，笔者专门仔细观察了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门前约218年的雪松，在雪松的绿荫下仰视雪松，会发现雪松的根和主干非常强壮且高耸入云，而主干上的有些枝干却被“人为的”砍掉了，留下许多整齐的被砍掉的痕迹，而这些“痕迹”就是在完美地表达着“进步与爱国”的辩证思想。
在这个意义上，爱国与进步就是一个整体，是一个完美的统一体，用学者王五一的话来回答便是：
“以国而言，求进步是为了救国；以人而言，向往进步就是因为热爱祖国”。
“攘外必先安内”这个问题的解决在改良的道路上失败了，以章太炎为核心的革命派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一阶段，中国革命的核心任务是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推翻帝国主义的任务没有根本解决，至于中国未来走什么样的道路也尚未明确，此后出现的复辟帝制就是一个小的注脚。
无论如何，孙文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zz制度，推动了中华民族思想的解放，民族主义思潮渐渐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中国人也渐渐开始有了民族国家意识，中国人的民族观念开始了大觉醒，“五族共和”理念的提出就是一大明证。
三、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1911-1919）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主义这座大山，帝国主义以及和帝国主义勾结的mg政府这两座大山靠谁来推翻，是这一阶段中国知识界迫切需要解决的命题，为了推翻这座大山，该做哪些思想上的准备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而新文化运动就是为这一场艰巨革命的到来进行思想准备的契机。
王传利认为：
“较之于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运动，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蕴含着深刻的民族文化觉醒意识”。
而这个民族文化觉醒在王传利看来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思想观念变化，而是唤醒沉睡或被束缚的自我意识，对世界、民族和个人前途命运进行科学理性地自觉认知和实践追求。
笔者认为在此意义上涌现出来的梁启超、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瞿秋白、刘半农、郭沫若、成仿吾、钱玄同等民族意识觉醒的思想领袖，才真正开始引领新文化运动前进的方向，民族主义思想在这个过程中渐渐形成。
梁启超在1902年写下的《国家思想变迁之异同论》所表达的民族主义思想在这一阶段得到了真正的用武之地，他明确表达了：
“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
任公还高呼
“凡国而未经过民族主义之阶级者，不得谓之为国。譬诸人然，民族主义者，自胚胎以至成童所必不可缺之材料也……”。
这些思想都在表达着民族国家意识的不断觉醒。
王五一认为标志着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的临界点便是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而毛泽东思想就是构建民族国家的整体构想和战略部署。
在此意义上，可以认为毛泽东思想开始形成大抵可以标志着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也有一段经典表述，他说：
“在中国文化战线或思想战线上，‘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构成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那时的所谓学校、新学、西学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代表们所需要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说基本上，是说那中间还夹杂了许多中国的封建余毒在内）。在当时，这种所谓新学的思想，有同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是替旧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可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入到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五四’以后则不然，‘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
汪晖在接受南风窗采访时，也将“五四”视为世界历史上的中国时刻、中国历史上的世界时刻。他认为“五四”这个“决定性瞬间”是让人们重新获得自身新的主体性并且创造出新的主体性的时刻。意即将这个时刻看成是一种能量、它是以文化运动为方法，重新创造出了一种新的政治空间，从而得以形成新的政治。
如果按照这个脉络来思考，就可以在一定意义上阐释毛泽东思想作为民族国家意识觉醒的思想形成是这个时刻所蕴含的巨大能量。
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也旗帜鲜明地指出：
“五四运动改变了以往只有觉悟的革命者而缺少觉醒的人民大众的斗争状况，实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第一次全面觉醒。经过五四的洗礼……,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历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在五四百周年之际，在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中国历史进入崭新的一页怎么持续走下去，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也做出了强有力的回应和呼吁：
“五四运动，孕育了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伟大五四精神，其核心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爱国主义自古以来就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之中，去不掉，打不破，灭不了，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的强大精神动力，只要高举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就能在改造中国、改造世界的拼搏中迸发出排山倒海的历史伟力！”。
四、结语
习近平五四百周年讲话在笔者看来，通篇都在表达一个核心即“爱国主义”，而爱国主义的本质和学理基础就是民族主义及其内生性与源动力。
陈平原谈到在五四百周年之际，不能就“五四”谈“五四”，这样是不得要领的，必须拉长这个时刻。
他认为有两个路径可以谈论“五四”：
第一个便是往后梳理百年来“五四”因不断被纪念与阐释是怎样成为一种重要的思想资源的；
第二个便是往前追溯晚清以降“新文化”是怎样逐步积聚能量最终破茧而出的。
汪晖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专访时，也谈到自陈独秀开始以“器物——制度——观念”三阶段来表述“五四”成为经典表述，但是这个表述又全部服从于现代化的目的论，也遮盖了这一进程中现代化进程自身的不同思考和批判。汪晖坦言是否可能从另外的脉络来理解“五四”。
本文试图以“民族主义”思想的萌芽——发展——讨论——形成这个内嵌于历史事件的民族国家意识觉醒这个维度试图来理解晚清以降的近代史，理解“五四”的发生，理解“五四”所蕴含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国家意识觉醒的巨大能量。
由于史料搜集能力的局限性，根据具体历史事件的相关文本做了一个历时性的线索勾勒，本文尚未真正完成，需要后续继续做出努力，但以期提供这样一个视角供大家参考借鉴，期待与大家共同从民族国家意识觉醒，中国民族主义这个视角来理解“五四”，理解当代青年，理解当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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