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主要探讨跨国家、跨民族、跨文化和跨地区的历史现象，大范围的疾病传播自然成为全球史研究的对象。1918年大流感是一场全球性灾难，其导致的死亡人数甚至超过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人数，从全球史视角对这场流感进行探讨和反思，有助于我们理解经济全球化和战争条件下的疾病传播及其影响。1918年大流感发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之时，造成大量人员感染和死亡，使交战各国陷入与敌人和疾病两面作战的困境。流感发生之初，英、法、德等交战国因战时新闻管制而均未报道，中立国西班牙的报刊成为人们得知流感的最早信息来源，由此被认为源于西班牙而被称为“西班牙流感”。
在当时战争环境下，美英一些人认为“流感病菌”是德国人制造的生物武器。1918年9月19日《纽约时报》刊登一位美国卫生官员的话说，德国人制造了病菌，派人通过潜水艇登陆美国，将病菌投放到剧院和其他人群聚集之地。10月10日伦敦《泰晤士报》报道称，传染病是德国人使用毒气引发的一种新型链球菌造成的。1918年大流感究竟起源于何处？西方史学界曾有争论。有学者指出，大量史料表明流感是从欧洲扩散开来的，它可能最早出现于法国的英国军营，因为法国在1917年曾发生了呼吸道传染病。而一些病毒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研究则表明，1918年流感病毒是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新病毒，其源头在美国，这种观点逐渐得到学界公认。历史学家们描绘出了这场大流感的传播路径。1918年3月，流感首先出现在美国堪萨斯州的哈斯克尔县，由该县入伍的新兵将其带入福斯顿军营。4月，流感随美国赴欧参战的远征军传到法国，美军登陆的港口城市布雷斯特成为流感的登陆点。由此，疾病传播到西线的英法军队进而传给英国海军。5月，美法英德在西线的军队都有士兵染病。随后，流感传播到欧洲交战国后方和中立国家。8月，欧洲出现了第二波具有较强致死率的流感，并在9—10月形成传染高峰，造成大量人口死亡。这波流感的重灾区是欧洲国家，同时随着欧洲人的足迹传播到了亚洲、非洲、南美洲、大洋洲的主要国家和地区，以及大西洋和太平洋上的岛屿。流感一直持续到1919年夏天才结束。这场流感中，患者的症状主要表现为发热、咳嗽、呼吸困难、胸部疼痛、脸色发青，传播途径主要通过咳嗽、打喷嚏和说话，同时也可通过接触患者接触过的物体来传播，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当时英美医学界普遍认为，大流感由费佛杆菌引起。但到1933年，科学家发现这场流感的祸首不是杆菌而是一种病毒。到20世纪末，美国病理学家杰弗里·陶本伯杰等人的研究最终确定，这场流感病毒为H1N1亚型。全球死于这场流感的人数，保守估计为3000万，也有人估计高达1亿。感染的人数更多，估计接近世界人口的一半。欧美主要国家的大致死亡人数为：英国22.5万，法国16.5万，德国25万，美国67.5万，加拿大5万，西班牙将近26万。在这场灾难中，死亡人口的年龄分布呈W曲线，即15－45岁之间的青壮年死亡率非常高，这直接影响到前线的战斗力，对于后方和其他国家来说，也导致了大量劳动力的丧失，结果出现了企业缺少工人，公共部门人员不足，商业活动大大减少的现象，对经济和社会造成冲击。各国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措施。例如，在美国、澳大利亚的一些州，采取的措施包括隔离患者，禁止公共集会，关闭剧院、学校、图书馆、台球室和其他人群聚集场所，在教堂、酒吧、餐厅、咖啡馆、零售店等地要求人们保持一定距离，企业错开上下班时间以减少集中出行，公共服务人员必须戴口罩。在英国，政府隔离了患者，发放各种小册子、通知和传单，敦促民众避免接触患者，要求电影院等娱乐场所定时通风和消毒，建议人们保持室内通风和清洁，戴口罩和勤洗手等，但并没有关闭学校、剧院和其他公共娱乐场所，工商业活动也照常进行。法国医学界认为这种流感通过人际接触和感染场所两种途径传播，因此公共卫生工作的重点是消除传染场所，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全国各地学校停课，在许多城市关闭剧院、教堂，并要求所有的公共场所，包括火车车厢、电车、餐馆和咖啡馆等每天消毒。但在德国，为了战争的进行，政府一开始就隐瞒这种疾病的危险程度，禁止发表或公开讨论任何治疗传染病的统计数据，在出现极为严重的疫情时也极力否认或淡化患病率和死亡率。在中立国西班牙，学校被关闭，但教堂、剧院和电影院仍然开放。公共卫生部门对街道进行清洁，对公共场所、国会大楼和邮件等进行消毒，呼吁民众避免在封闭环境中开会或聚会，避免与病人直接接触，保持饮食健康和室内通风。
从全球史视角对1918年大流感进行审视，以下几点值得我们思考。20世纪初的经济全球化是理解这场流感大规模流行及产生多米诺效应的一个重要条件。此时，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和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已经建立起来，轮船、火车、汽车、电报等新发明所形成的现代交通和通信网络，也将地球大大缩小了，在此情况下，一种地方性流行病完全可能发展成为全球性传染病。这场流感从美国暴发，随美军传播到欧洲，然后通过英国迅速扩散到其遍布世界的自治领地和殖民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西非和南非都出现了严重的疫情，进而影响到世界其他地方。流感传播对社会经济造成的影响，也导致了一些多米诺效应式的社会变化。例如，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尼日利亚，传统粮食作物是薯蓣，但1918年大流感导致大量青壮年人口死亡和劳动力短缺，于是该国放弃薯蓣而改种劳动消耗较少的木薯，由此成为木薯生产大国。因此，从整体、跨国、关联和互动的视角来审视传染病和历史事件的关联性，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理解历史的新维度。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流感的大范围传播提供了温床，流感又对战争进程产生了影响。1918年大流感得以迅速传播，战争环境是一个重要因素。正是参战各国军队的集中和大范围快速调动，导致流感广泛传播。而德国等参战国出于战争需要对疫情的隐瞒，以及缺乏相应的控制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流感的传播。面对跨国性的疾病传播，各国本来应该相互协调共同应对，但在战争条件下却对流感各自为战，缺乏信息共享，这就很难控制流感的跨国传播。各国应对流感的措施，体现了不同文化应对疫情的差异。例如，中国在应对这场流感时与西方国家在隔离患者、保持清洁卫生等方面相似，但在具体措施方面却存在中西医之间的差异。在西方国家，用于杀菌的物质通常是薄荷醇、桉树、苯酚、过氧化氢等，通常用水和次氯酸钠的混合物来清洁街道，医生普遍使用的治疗药物包括水杨酸盐、奎宁、可待因、樟脑油等，疫苗基本上是一种肺炎球菌、链球菌和费佛杆菌的混合物。在中国，应对传染病的消毒普遍使用石灰，如1918年《热河警察厅致三区警察署训令》中提到的消毒药剂包括石炭酸水、升汞水、生石灰、格鲁儿石灰水、加里石碱或绿石碱等。《承德县公署布告稿》中要求民众“室中均宜多喷石灰水或遍撒干石灰，并用大黄、苍术烧薰，以消疫毒”。有学者认为，在当时中国民众就医主要依靠中医而非西医的情况下，中国在这场流感中相对较低的死亡率，表明了中医的独特作用。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方史学史谱系中的文明史范式研究”首席专家、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来源：“共青团中央”微信公号，转自“光明日报2020年3月11日第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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