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红四军在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古田召开的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即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因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这次在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意义的会议史称为"古田会议"。作为党和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90年前召开的古田会议并没有因为岁月流逝而被淡忘，反而在今天凸显出其更重要的现实意义。2014年10月30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古田镇召开，被称为“新古田会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对比两次古田会议，会发现历史惊人相似，不仅都是在人民军队面临众多考验的关键时候召开，而且都为此后的军队建设乃至整个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具有重大意义。尤其是面对“去意识形态化”、“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军队国家化”、“普世价值”论等错误思潮蔓延和党员队伍良莠不齐、意识形态斗争形势复杂、民主集中制被妖魔化等问题凸显，认真总结古田会议精神的亮点及其现实意义，对于新形势下如何更好地加强党和军队建设，切实把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贯彻到军队建设各领域全过程具有极其重要的启示意义。
作为党和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1929年12月28日召开的古田会议并没有因为岁月流逝而被淡忘，反而在今天凸显出其更重要的现实意义。2014年10月30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召开，被称为“新古田会议”，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对比两次古田会议，会发现历史惊人相似，不仅都是在人民军队面临众多考验的关键时候召开，而且都为此后的军队建设乃至整个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具有重大意义。尤其是面对“去意识形态化”、“军队国家化”、“普世价值”论等错误思潮蔓延和党员队伍良莠不齐、意识形态斗争形势复杂、民主集中制被妖魔化等问题凸显，认真总结古田会议精神的亮点及其现实意义，对于新形势下如何更好地加强党和军队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坚决反对“去意识形态化”等错误思潮
从1921年正式成立开始，中国共产党就非常重视思想政治工作，而古田会议正式确立思想上建党的原则更是标志着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视达到一个新高度，这也是古田会议最突出、最重要的一个历史贡献。在为大会撰写决议时，毛泽东特意把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放在第一部分，旗帜鲜明地指出了当时红四军党内存在的极端民主化、个人主义、主观主义、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等非无产阶级思想，不仅剖析了其表现、来源，而且提出了纠正办法，并号召大家共同努力彻底肃清。这是毛泽东一贯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的体现，也是我们党加强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的一次重要努力。当时，因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失败，很多中国共产党人无法在城市开展革命，被逼着来到农村，发动广大农民开展土地革命。经过一个时期的发展，农民出身的党员成为党员队伍构成的主要成分，工人出身的党员在党员总数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小。因此，在古田会议上，针对当时农民党员占多数的实际情况，毛泽东等认为，既然没有办法选择党所处的环境，但党的性质和党员社会成分之间的矛盾却可以通过大力加强党员的思想教育进行解决。以古田会议指出“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1]85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已经把农民视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而不是以前那种无产阶级同盟军的定位了。根据这种实际情况，会议抓住当时党内最主要、最本质的矛盾——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提出重点从思想上建党这一重要原则，并特别突出了无产阶级思想领导问题，把思想建设放在第一位。会议提出和确立的“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等思想不仅在当时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直到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不仅如此，会议还总结出了一套思想教育的方法、途径，从而实现了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通过思想教育灌输到广大党员的头脑中去，使得广大党员真正实现了从思想上入党。
也正是从古田会议开始，一直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理论建设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推动着全党都来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毛泽东在1938年10月强调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2]533揭示出革命理论对中国共产党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极端重要性，让更多人认识到没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为指导就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这是对从思想上建党原则的坚持和深化。1962年9月，他又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再次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3]正是在毛泽东主席的模范带头作用下，我们党形成了坚持思想上建党、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的优良传统，一直坚持到今天。虽然已经过去86年，但古田会议形成的从思想上建党的优良传统不应该丢、也绝不能丢。走过前30年、后30年，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率领中国步入新30年，能否真正抓好意识形态工作对于中国能否在新30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决定性意义。而由于我们一部分党员干部在过去一个较长时期内丢掉了从思想上建党的优良传统，放松甚至忽视意识形态工作，再加上遭受全球化、市场化、网络化冲击和西方不断加强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形势严峻。因此，我们必须正视现实、直面问题，高度重视、切实抓好意识形态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三十年的意识形态工作，特别强调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两年多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意识形态领域大力开展新一轮拨乱反正，使得广大党员干部开始高度重视意识形态能力建设。什么是意识形态能力？就是通过新的理论观念、新的理论概括、真正理论创新来辨别、引领和掌控社会思潮与社会主流意识的实际水平，可以通过思想辨别力、理论创新力、共识凝聚力和话语支配力体现出来。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意识形态多元化”、“非意识形态化”、“去意识形态化”等错误思潮蔓延，过去那种大而空的意识形态传播方法、手段、方式在新30年面临严峻考验、遭遇众多挑战，在意识形态能力上对广大党员干部提出了更高、更多的要求，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意识形态能力建设。而在中国已经进入新媒体时代的今天，要真正抓好意识形态能力建设，就应该继承、发扬好从思想上建党的优良传统，并在媒体融合的大潮中切实抓好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基层工作创新，坚决反对“去意识形态化”等错误思潮和西方的意识形态渗透，更好地发扬好我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不断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继承、发扬从思想上建党的优良传统，强调要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结合落实制度规定来进行思想教育，使得加强思想建党和加强制度治党相融相生、相互促进。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是对古田会议思想上建党原则在新时期的继承、发扬和提升，也推动整个党建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上升到了一个历史新高度，是我们今后应该认真贯彻的重要指导原则。在“新古田会议”上，他进一步强调指出，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这是对古田会议精神的高度肯定和坚定继承，也让更多人深刻认识到革命的政治工作对保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任何时候都不能削弱政治工作，必须积极作为地抓好政治工作。由此可见，虽然已经过去86年了，但我们党对思想政治工作不仅没有忽视或者轻视，反而更加重视了。可以说，“新古田会议”再次吹响了全军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的冲锋号！
二、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决反对“军队国家化”等错误思潮
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建军纲领和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原则，被认为是古田会议的最大历史贡献，标志着毛泽东建军思想的形成与确立，尤其是在有些人极力鼓吹“军队国家化”、“军队非党化”、“军队非政治化”等错误思潮的今天，重温古田会议精神这一重要亮点和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古田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对于进一步加强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决反对、有力回击“军队国家化”等错误思潮，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的湘南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合编后的工农革命军在5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成为红军最重要的主力之一，被称为红四军。但由于很多人是从旧式军队过来的，旧式军队的一些思想对红四军官兵影响很大，军事不受政治节制等错误思想可以说是普遍存在。正是看到了这些问题，1929年6月，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专门指出红四军中偏于军事观点的人和站在政治观点上的人的意见不合是很严重的政治路线问题，只重视枪杆子、追求单纯的军事影响等错误思想应当引起重视。面对单纯军事观点等错误思潮的危害，毛泽东决定尽快进行清除，打造一支真正忠诚于党的人民军队。针对当时有些人主张军事领导政治的错误思想，古田会议不仅批判了“司令部对外”等单纯军事思想，而且在决议中明确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1]86从而明确了红军必须坚决服从党的绝对领导这一指导思想，并把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作为红军队伍建设的根本原则明确了下来，从而铸就了人民军队的军魂，一直到今天没有改变。并且，决议还同时批判指出，如果任由单纯军事观点等错误思潮发展下去，便会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革命政权等危险。针对当时有些人对红军军事、政治两大系统的关系认识模糊甚至错误的问题，决议对政治、军事工作机关进行了明确分工，从而使二者都能各负其责，推动红军朝着发展成为新型人民军队的方向迈出关键性的一步。从此，“党指挥枪”的重要原则得到确立，再加上“支部建在连上”的这一重要制度保证，红军从此一直坚决服从党的绝对领导，并将其作为根本原则长期坚持下来。
为进一步明确红军的阶级性质，决议强调红军不仅要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还要负担宣传、组织、武装群众和帮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等重大任务。不仅明确了红军的无产阶级性质，更使红军成为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先锋队和主力军，成为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重要力量。因此，古田会议被认为是红军真正成为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开始，是人民军队同旧式军队的鲜明分界线。正如罗荣桓元帅所说：“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以后，我军要建立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就定型了。”[4]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西方敌对势力始终没有放弃对人民军队进行渗透。从前些年鼓吹“军队非党化”、“军队非政治化”到近些年来不断炒作、大肆宣扬的“军队国家化”等错误思潮，其根本目的就是要逼着党放弃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最终使人民解放军脱离党的领导。尤其是“军队国家化”具有非常大的蛊惑性，不仅故意搅乱军队与政党、国家的关系，而且把军队的政治属性同国家属性对立起来，以军队的国家属性否定军队的政治属性，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否定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极其重要的根本原则。戈尔巴乔夫笃信“军队非党化”、“军队国家化”，使苏军脱离苏共、实行“军队国家化”，不仅是苏共亡党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苏联解体的主要推手之一。因此，今天再次深入学习、领会古田会议精神，就是要深入剖析、正确把握军队与政党、国家之间的本质关系，深刻认识、充分揭批“军队国家化”等错误思潮的欺骗性、荒谬性和危害性，进一步加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原则不动摇，在新时期更加牢牢确立“党指挥枪”的重要原则，确保人民军队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对党忠诚、听党指挥，真正做到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古田会议”上所强调，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我们的强军之魂，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在新30年，我们必须进一步大力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保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得到不折不扣地落实，确保党指挥枪的原则在全军落地生根，切实引导广大官兵保持政治定力，站稳正确立场，积极培育好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真正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不仅关系到党和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也是真正维护好国家综合安全和战略利益的需要，更是沿着正确道路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事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需要。
三、大力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确保党永远不变质、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
纯洁性建设一直是共产党人不可回避的一个重大问题。没有纯洁性就没有先进性，共产党只有始终保持纯洁性，才能提高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才能赢得人民信赖和拥护。而在古田会议召开之前，红军中的党员、党组织建设可以说是思想混乱、成分复杂、问题众多，如果不能纯洁党的队伍，革命的前途不容乐观。因此，古田会议不仅提出要通过加强党内教育实现思想上的纯洁，而且要通过整顿党员队伍实现组织上的纯洁，标志着我党从此开始大力加强纯洁性建设，成为党的建设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尤其是随着党的十八大将纯洁性建设列为党的建设的主线，重温古田会议精神，对于搞好新形势下党的纯洁性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之一，党的纯洁性问题既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大实践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直高度重视党的纯洁性建设。正是深刻认识到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保持思想上的纯洁和先进是保持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的根本所在。在古田会议决议中，针对红四军党组织中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斗争的主要问题和矛盾，不仅提出必须加强对广大党员的马列主义正确路线的教育，而且强调要通过加强思想建设和对农民等出身的党员进行思想改造，保证无产阶级思想领导与党组织的无产阶级性质，这样才能达到担负重大斗争任务的目的。决议明确指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之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5]94并进一步规定了阅读党报、编写印发各种开展教育的小册子、开办训练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等18种加强党内教育的好方法，迈出了党的纯洁性建设的关键一步。组织纪律涣散是当时红四军面临的严峻问题之一。1929年3月，红四军打下闽西重镇汀州城后，竟然有包括党员在内的一些青年士兵用刚发的零用钱去大吃大喝，甚至出现了偷着去赌博嫖娼、私自结伙打土豪、偷挟公款逃跑等问题。据1929年5月的统计，4000人左右的红四军中有党员1329人，这些党员成分比重分别为工人23.4％、农民47％、小商人8％、学生14％、其他7％。能不能把中国共产党真正打造成为一支无产阶级先锋队是包括共产国际负责人在内的不少人担忧的问题。面对党的组织问题已经非常严重的严峻现实，在通过加强党内教育实现思想上的纯洁的同时，古田会议也采取了通过整顿党员队伍实现组织上的纯洁等举措，实现了党在思想上、组织上的一致。为了保证党员质量，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决议先是制定了“以战斗兵为主要对象，同时对非战斗兵如夫子、勤务兵等亦不应忽视”[5]88等组织路线，肯定和进一步明确了“三湾改编”确立的每个连建立一个党支部以及每个班、排建立党小组等重要原则，并进一步对红军中发展党员的条件做出了更加严格的新规定：政治观念没有错误，忠实，有牺牲精神和能积极工作，没有发洋财的观念，不吃鸦片、不赌博。这些举措对于纯洁党的队伍和增强党的战斗力、影响力、号召力、凝聚力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高度重视、大力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而且是极其重要的重大任务和永恒主题。因此，马克思主义者一直高度重视党的纯洁性建设，并使其成为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列宁早在1919年10月就旗帜鲜明地指出：“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6]并成功开展了几次“清党”运动，对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人也深知纯洁性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并从古田会议开始注重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后来的事实证明，古田会议通过加强党内教育实现思想上的纯洁、通过整顿党员队伍实现组织上的纯洁，使得党员真正在红军中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党组织战斗力、号召力也比以前大大增强，为党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有了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从思想上建党、加强纯洁性建设又让党的战斗力大大提升，极大鼓舞了整个红军队伍和全党的革命信心和斗志。就在古田会议召开仅仅五天之后，信心百倍的毛泽东就写下了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指明了中国革命前进的道路。截至2013年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8668.6万名，比上年净增155.9万名，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而随着党员人数急剧增加，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地方、单位放宽了入党标准，不少不合格党员混进了党内，造成了恶劣影响，也对党的建设提出了不少新挑战。因此，今天站在时代角度解读古田会议，想想当年在那么艰难的环境下，我们党都能痛下决心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今天还有什么犹豫的呢？尤其是在全党深入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不仅为新30年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更为在全党范围内全面开展纯洁性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刚当选党中央总书记不久，习近平就郑重表态，对一切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都必须严惩不贷，绝不能手软。2014年1月14日，他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又一次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刮骨疗毒、壮士断腕”来表示从严治党的勇气、决心与信心。在“新古田会议”上，他又进一步强调，要坚持抓常、抓细、抓长，确保改进作风规范化、常态化和长效化。2014年12月中旬，他在江苏调研时更是将“从严治党”首次提升到“全面从严”的高度，首次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凸显出他对党的纯洁性建设的高度重视。因此，我们应该有“刮骨疗毒”的勇气，借鉴古田会议、延安整风等历史经验，结合新形势、直面新挑战、剖析新问题，在总结山东省寿光市畅通“出口”、严把“人口”等探索的基础上，依据党章规定科学界定不合格党员的标准，建立不合格党员的甄别、处理机制，坚决清退不合格党员，同时进一步切实严把党员“入口”关，不断增强党的自警能力和自净能力，最终确保实现进口严、出口畅、管得好、作用大，建立起加强党员队伍纯洁性建设的长效机制，确保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
四、不断加强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坚决反对迷信西方民主
民主集中制是列宁在1905年提出并开始推行的，但中国共产党真正开始推行，则是从古田会议开始的。在批判极端民主化等错误思想的基础上，古田会议强调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并做出了一系列制度规定，使得民主集中制从此真正在党内生根发芽并一步步成长为枝繁叶茂的大树。在某些人或势力借鼓吹“普世价值”论大肆宣扬西方的所谓民主自由、攻击甚至妖魔化民主集中制的今天，回顾古田会议是如何批判极端民主化和推行民主集中制的，对我们在新时期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党内民主制度体系，搞好党内民主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是党永葆生机和活力的关键。因此，党的一大、二大都提出要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加强党的建设，第五届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更是把民主集中制明确规定为党的指导原则。但由于种种原因，民主集中制并没有真正得到贯彻、落实。古田会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如何解决好党内民主问题成为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因此，古田会议不仅旗帜鲜明地指出和批判了极端民主化思想有削弱以至于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等严重危害，而且提出了一系列纠正方法，强调要通过建立党委领导制实行集体领导、通过正确开展党内批评解决党内矛盾等，并提倡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正是这些有力举措，古田会议被认为是我们党开始真正确立和推行民主集中制的开始，是我们党的建设历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为确保民主集中制在红军队伍中的执行，大力推进军内民主，古田会议决议规定在党的领导下，红军队伍中连、营、团各级都要建立士兵委员会，不仅代表士兵利益，而且协助党组织开展政治工作；而在经济制度方面，则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明确指出：“官兵生活平等(官兵之间只有职务的分别，没有阶级的分别，官长不是剥削阶级，士兵不是被剥削阶级)”。[5]106并且，在实行官兵平等、官兵一致的基础上，决议提出红军要主动接受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充分体现了军政一致、军民一致的原则，推动建设良好的军政、军民关系。这不仅有利于及时发现、纠正红军中不利于革命斗争的问题和隐患，也是对党的群众路线的积极探索和成功实践。古田会议之后，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巩固和发展民主集中制，推动其成为我党建设的一大法宝。1937年10月，毛泽东对民主集中制做出了这样的论述：“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将民主和集中两个似乎相冲突的东西，在一定形式上统一起来。”“民主和集中之间，并没有不可越过的深沟，对于中国，二者都是必需的。”[2]3831945年4月，在党的七大上，他又对民主集中制进行了进一步阐述：“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2]1057并且，党的七大制定党章时特别对民主集中制做出了明确规定：“即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7]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民主集中制在中国才有了一个明确定义。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修改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这就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8]1962年1月，毛泽东主席在扩大的中央会议上的讲话中又对民主集中制进行了重点论述：“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9]291并严厉地批评那些违背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干部：“现在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9]2921992年12月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试行)》则进一步明确民主集中制就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比八大党章更明确了“相结合”的要求，从而使“民主”和“集中”两大过程更加有机地结合起来，避免了被某些人人为分裂开。正是在毛泽东等人的大力推动下，民主集中制理论不断丰富和发展，实践也更加生动、成功。
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多年的历史就是一部民主集中制理论、实践在中国的发展史，越来越多人深刻认识到，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制度，必须真正实行、科学推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要健全和认真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具体制度，促使全党同志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促使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激发党的创造力、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根本保证。民主集中制贯彻得怎么样，关键看高级干部做得怎么样。”但我们必须看到的是，由于部分领导干部尤其是党政“一把手”没有坚持好民主集中制，甚至大搞“家长制”、“一言堂”，引起一部分人攻击我们的民主集中制是虚假的，并借机大肆宣扬“一人一票”、“多党制”等所谓西式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导致一定的思想混乱。面对新形势、新问题，2014年8月2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指出，党的组织制度改革的重点就是坚持、完善民主集中制和严格党内生活，进一步健全、完善党内民主制度体系。这再次凸显出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因此，在新30年，我们要切实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就必须结合新的形势坚持和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尤其是在前不久结束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各级党组织积极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一把手”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因此，我们在新30年要不断加强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深入理解、准确把握民主与集中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不断增强领导班子凝聚力、号召力、创造力和战斗力，不断加强党员的党性修养、作风建设，坚决抵制各种不正之风和西方的所谓民主自由、“普世价值”论等错误思潮的侵袭，揭批所谓西式民主的虚伪性、欺骗性，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通过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充分调动、切实发挥全体党员、各级党组织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有力武器，努力构建新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坚持真理、高举旗帜、明辨是非、敢于亮剑、善于批判、勇于担当的良好政治生态，并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主义民主，才能真正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1]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194.[4]何绍斌：论古田会议决议对军队建设规律的认识[J].党史文苑，2009，(4).[5]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6]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22.[7]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358.[8]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318.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毛泽东思想研究室主任、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秘书长；来源：昆仑策网
【授权】，转编自“思想火炬”，原载《理论探讨》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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