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丽娜｜解密江津“红军手迹”的三个疑问

即使在当时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哪怕只是临时组成的养伤集体，红军战士们也时刻不忘建立基层党组织，保持党组织的完整性和战斗性。

在长达两个多月的养伤期间，他们所做的一切决定，都是由党小组共同做出，而不是由某一人决定，这充分体现了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和基层党组织的战斗性。

 

当年，7位红军的藏身之地——石岩寨子。图为石岩寨子的后门。

贵州省习水县九凤山金龙寺曾是中国工农红军疗伤院，当年7位红军战士曾在这里养伤。

 

江津四面山发现的“红军手迹”为什么会使用“红一方面军”部队番号？手迹为什么会有三个部分？文内提到的“陈赓”“杨德（得）志”是否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红军将领？针对这三个疑问，记者采访了重庆市部分专家学者。

 

“文中使用‘红一方面军’的部队番号，应该是惯性使然。”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周勇称，1934年1月，红军总部合并于中央军委，红一方面军改称中央红军。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直到1935年6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省西部懋功地区会师后不久，中央红军才再次改称红一方面军。因此有人认为，1935年1月长征经过重庆一带的红军，不应自称为“红一方面军”，而应该称为“中央红军”。

 

“这是从严格的历史学考证角度提出的，现实中未必使用得这样严谨。”周勇称，当过兵的人都知道，部队番号经常变换。但在惯性之下，老番号常常被人使用。所以，在80多年前的长征途中，7位受伤红军惯性使用部队原来的番号“红一方面军”是完全可能的。

 

 

“手迹中的三个部分应是不同时期所写的。”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研究部副主任艾智科研究馆员提出，手迹中第一部分是封面，上面写的“打倒蒋介石，消灭蒋匪帮，解放全中国”疑为后来添加的。第二部分是正文，共5页，含落款，是1935年4月所记。第三部分是红军伤员吴贞和于1943年返回唐家时所留地址，这是文物正文内容的辅证。

 

在这份“红军手迹”中，多次提到“陈赓”和“杨德（得）志”，如：“组织上安排陈赓、杨德（得）志把我们七人转到温水方向隐下来治伤”“干部团的陈赓、杨德（得）志同我们在庙里过了一个春节”“过了春节，陈、杨就赶回部队。走时陈、杨在山寨岩子里开了一个会”等。

 

当时陈赓任干部团团长、杨得志任红一团团长。手迹中提到的陈、杨两人是否就是赫赫有名的红军将领？周勇认为有几种可能：一、土城战役后，红军伤亡惨重，在部队大量减员的情况下，领导亲自护送安置伤员，未必不可能。二、陈赓、杨得志派人护送伤员，这对普通战士而言，就以为护送者就是陈与杨。

 

周勇讲到，尽管有这些谜团待解，但这份史料的真实性是毋容置疑的，这件事情的发生是真真切切的，期待历史学家深入研究，发现更多、更翔实的史料。

 

周勇还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在远离组织的情况下，7位红军伤员自动成立了党小组：“七名战士有四个党员，成立党小组，廖永江任组长。”

 

这表明，即使在当时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哪怕只是临时组成的养伤集体，红军战士们也时刻不忘建立基层党组织，保持党组织的完整性和战斗性。在长达两个多月的养伤期间，他们所做的一切决定，都是由党小组共同做出，而不是由某一人决定，这充分体现了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和基层党组织的战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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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党建网微平台”，原载2018年8月23日《重庆日报》文章《解密“红军手迹”中的三大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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