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多次亲临排练场。演员们每唱一曲，他都详尽地讲解长征这一段的历史背景，一共讲了10次。经过指挥、演员、乐队、舞美等各方面的再创造，《长征组歌》逐渐趋于完美，周总理鼓励大家说：“很成功，祝贺你们，你们的路子是对的，一是革命的，二是民族的，三是大众的……当然还要不断改进，不断提高。”
战友文工团的排演场在平安里1号。
一次，周恩来悄悄来到没有空调、没有沙发的排演场，坐在一只木凳上观看。工作人员把全场唯一一台电风扇放在周恩来身边，而他起身把电风扇放到指挥唐江身后。排练结束，他对指挥唐江说：
“你的衣服全湿了，你这是十曲大会师了。”
周恩来要求有关人员做两套演出服。他对演员说：
“萧华写《长征组歌》时是个病人，你们一定要用萧华写《长征组歌》的精神来排练。”
当晚，周恩来给在杭州休养的萧华打电话说：
“只有经过了长征的人才会写出《长征组歌》，你为党和人民做了件好事，为子孙后代做了件好事，我感谢你！”
此后，周恩来多次亲临排练场。演员们每唱一曲，他都详尽地讲解长征这一段的历史背景，一共讲了10次。
第二曲《突破封锁线》的背景是拼命，所以用极快的速度演唱，显示压倒一切的气势，反复用的节奏是从山东快书借鉴来的，最后一句“迷雾途中盼太阳”用半终止，表示期待。
第三曲《进遵义》，曲调焕然一新，虽敌情严重，但毛泽东回到领导岗位，红军迎来政治上的春天，前途必然光明。
周恩来多次把演员们请来，听他们演唱，并与主创人员一起修改词曲。为避免音乐节奏的雷同或单调，增加一些辅助词，如《祝捷》中“大雪飞”，改成“大雪呀，那个纷飞呀”，既合旋律，又体现地方特色。
经过指挥、演员、乐队、舞美等各方面的再创造，《长征组歌》逐渐趋于完美，周恩来鼓励大家说：
“很成功，祝贺你们，你们的路子是对的，一是革命的，二是民族的，三是大众的……当然还要不断改进，不断提高。”
“萧华同志的词写得好，你们谱的曲子也好，演唱更好，尤其是‘二马一贾’（马玉涛、马国光、贾世骏）唱得好，我看可以公演了，再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
1965年8月24日晚，《长征组歌》在北京人民剧场演出。因为《长征组歌》时长50多分钟，一般安排在演出后半段。当《长征组歌》开始时，周恩来悄悄坐到剧场最后的警卫席上，结果还是被观众发现了，大家立即起立鼓掌，并主动为他让出剧场中间的座位。周恩来婉言谢绝，直到把给艺术指导留的座位让给他时，他才勉强坐到前面，并让秘书补上票款。
一天傍晚，周恩来陪外宾从上海回到北京，连晚饭也顾不上吃，就到京西宾馆观看《长征组歌》。他说：
“谁知道你们这次演了，什么时候能再演呢？只要你们在北京演出《长征组歌》，我一定抽空来，争取场场都不错过。
从排练、审查到公演，周恩来观看《长征组歌》不下10次，他能够唱出《长征组歌》中的每一段歌曲。他最喜欢《过雪山草地》，那是他刻骨铭心的一段记忆。
过草地前，周恩来因肝脓肿昏迷不醒，邓颖超和医生用从30公里外取来的冰块为他冰敷局部，终于排出半盆绿脓。周恩来随彭德怀的红3军团殿后，彭德怀下命令把带不走的迫击炮埋掉，兵站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带头组成担架队，分几组轮流抬着周恩来。草地到处是沼泽，空手行走都困难，更何况要抬着沉重的担架。周恩来几次挣扎着要自己走，都被大家劝阻。六天六夜后，周恩来终于被抬出草地，而杨立三却病倒了。1954年杨立三逝世后，周恩来无论如何要为他抬棺送葬。
歌唱家贾世骏回忆说：
“1966年一天晚上，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见到我，说你再教我唱《过雪山草地》吧！当时陈毅、谭震林等也在场。我说您不是会唱了吗？周总理说再给我纠正纠正。我打着节拍，周总理用累得沙哑的嗓子唱了起来。我说总理，您唱得一点儿也不差！周总理笑着说，你再唱一遍，让我熟悉熟悉。等我唱完，周总理亲自给我端来一杯热茶。”
1965年国庆节之夜，《长征组歌》剧组在天安门城楼西侧演出。周恩来走过来说：
“你们能在这里演出，我很高兴，祝贺大家！”
1966年春，周恩来点名《长征组歌》剧组随其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等国。受出国人数的限制，合唱队由60人减为18人，其中8人除合唱外，还要独唱、领唱或朗诵，这样从乐谱、配器、声部到动作、队形、布景都重新进行了编排。6月1日，周恩来审看战友文工团准备出国演出的《长征组歌》，认为第九曲《报喜》的独唱曲调没有发挥出马玉涛的水平。4位作曲家先后改了四稿，周恩来才表示满意。
6月26日晚，《长征组歌》剧组在阿尔巴尼亚地那拉市成功演出后，周恩来说：
“咱们吃完晚餐后，演几段节目慰问一下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我和你们一起唱，唱《长征组歌》的第七曲《到吴起镇》，好不好？”
大家一致同意。周恩来指挥演职人员和使馆工作人员一同高唱《长征组歌》，这样的情景有好几次。
（来源：“党史博览”公众号，“党建网微平台”节选自《党史博览》2019年第1期，原标题《周恩来为何对<长征组歌>情有独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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