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抗战史：18天举白旗的港英政府与慨然而起的港九大队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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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抗战史：18天举白旗的港英政府与慨然而起的港九大队
2019-09-22
今年“九一八”前夕，驻香港部队部分官兵赴香港新界大埔乌蛟腾烈士纪念园开展瞻仰活动
乌蛟腾曾是日军侵占香港期间，广东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港九大队活动的基地之一。乌蛟腾烈士纪念园也是香港唯一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在“九一八”88周年前夕，多处地方被暴徒涂污。暴徒以此挑衅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制造影响力。此事激发了许多港人的愤慨，多个香港市民群体不约而同地在9月17日晚间连夜赶到乌蛟腾抗日烈士纪念碑，清理被暴徒涂污的痕迹。9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今年“九一八”前夕，驻香港部队部分官兵在乌蛟腾烈士纪念园举行瞻仰活动。外界认为，这是明确的信号，香港的抗日史是中华民族抗日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抗日先烈不容侮辱，历史需要铭记。
“悠悠五千载，风流孰与伦。浅人轻弃掷，何处立本根。要当承伟业，舍陈焉出新。我需宁作我，不羡域外民。”这是诗人外交家周南所作《江南行》中的诗句。
作为当年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和香港回归的主要参与和执行者，新华社香港分社原社长周南在6月1日出版的香港《紫荆》杂志刊文——《一点感想——写在香港回归二十周年之际》。
文中说：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周年，是件值得全体炎黄子孙热烈庆祝的大事，是中国近代史、也是世界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是迈向祖国全面统一的重要步骤，又是用“一国两制”的新思维以和平方式圆满解决领土问题的一个范例。
在读罢周南文章的两天后，6月3日，我们乘车来到了位于香港最南端的赤柱军营。站在赤柱军营的高坡上放眼望去，绿树环抱、三面临海、雾气袅袅，一幅如诗如画的景象。这里似乎从来就是一处安宁的乐土。然而，回头望去，残破的炮台遗址却触目惊心，隆隆的枪炮声仿佛在耳畔回响。站在赤柱军营高处远眺海面，隆隆枪炮声仿佛在耳畔回响。VR摄影 曲延涛尽管火炮已然不在，但仍可看出，临海而建的赤柱炮台，直面辽阔的南中国海，地势险要、气势磅礴，确是一处军事要地。登上一号炮床，规模宏大的战备工事可容纳上百余名官兵作战。远望二、三号炮床，曾经的防卫工事已经改为卫星通讯站，建有成群的卫星通讯天线，是今日港岛对外联络的通信枢纽。听驻守岛上的官兵说，这里以前是英军的通讯基地，驻扎着英军的本土军队，叫黑色守备团。赤柱营区是二战时期香港保卫战的最后战场，赤柱炮台，见证了驻港英军最后的抵抗。史载，在18天的香港保卫战中，有4000多名军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来自香港、英国、加拿大、印度等地，他们就静静地躺在离此不远处的赤柱军人坟场，而时任港督杨慕琦却在圣诞节这一天举起白旗投降了。战争与和平，腥风血雨同风光如画，就这样并存。真实的历史总是这样残忍。
恰如意大利学者克罗齐所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
2015年7月3日，93岁的加拿大老兵麦克唐奈在多伦多的住所内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讲述了香港保卫战18天的一幕幕情景。
“没有人认为日本人会愚蠢到真的发动袭击。”麦克唐奈回忆：1941年12月8日日本开始进攻香港，与偷袭珍珠港几乎同时。战争打响第一天，日军就摧毁了我们的海军舰艇，炸毁了我们在启德机场的军机。随后一周，香港保卫战进入巷战肉搏阶段，士兵们收到温斯顿·丘吉尔的命令，“不能投降，全力摧毁日军，拖住他们，争取时间，绝不妥协，不放弃香港岛，和中国人民一起战斗到最后。”
与力量悬殊的日军顽强抗击18天后，麦克唐奈所在的C军团伤亡惨重，1975名士兵中有500多人战死，余者被迫投降沦为战俘。“我们被逼到赤柱半岛，但没有举起双手投降，只是得到命令放下武器。”12月25日，香港沦陷。
麦克唐奈与他的战友们被关在香港深水埗战俘营。麦克唐奈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游击队曾策划营救行动，在美军轰炸袭击日军时潜入香港，希望救出他们逃到中国内地，可惜功亏一篑。“几乎就要成功了，但最后一刻被日军发现。你看，中国人也绝不放弃，他们一直坚持抗战。”然而，麦克唐奈至今可能也不知道：英国其实早有战争预感，时任英国首相的丘吉尔对香港的态度，更非他对守军下令的“绝不放弃”。从1939年起，香港开始征召男丁入伍，组成义勇军；1940年起，超过55岁的男丁也被征召，组成休斯兵团。随着战事临近，香港英籍男丁纷纷入伍备战。从1935年起，香港便开始展开预算高达500万镑的防御计划。
英国政府对于香港防务的态度始终是前后矛盾的。战前，英军陆军司令向丘吉尔首相报告说：“我们一共讨论过3套香港防务标准，将香港防务分为A、B、C三级，作为一个海军基地的防务标准，我们逐渐下降，最后采取的是最低标准。也就是说，仅仅向香港提供支持拖延行动所需的最低限度的兵力。”
对此，丘吉尔首相说：“香港这个殖民地目前唯一的任务是尽可能长久地拖住日本人，以便使新加坡得到有力增援。不但不应增加守军，还应把兵力减少到象征性的规模，我们应避免在难以守住的据点消耗我们的实力……”
战事之前，香港共驻守英军和印度籍士兵1万多人。包括刚刚加盟的加拿大部队，一共有6个步兵营，还有成年英籍市民组成的义勇军几千人，少量的海军和更少的空军。在二战之前，英军从未与日军交战。尽管兵力不足，但驻港英军司令仍傲慢地认为，虽然中国军队抵抗不了日军，但精锐的英军不是那么好惹的。
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华南的抗日武装——东江纵队港九大队曾表示希望能与英军共同抵抗日军来犯，并提出由港府提供武器弹药。但是，他们被港英政府视为散兵游勇，谈判不欢而散。国民党政府也曾经提出派兵共同防御香港，但是英国政府担心在香港的统治权受到威胁，也予以拒绝。
就这样，当年的香港凭着临时凑成的三支杂牌部队，意图抵挡如狼似虎的日本精锐师团。战前，英军方面乐观地认为：九龙半岛的防线至少可以守半年，整个港岛可以守一年。而日军最初的估计是：最多半年可以拿下整个香港。事实上，日军不到3天便占领九龙半岛，香港战役只进行了18天。在开战时驻扎在香港的英国皇家海军蝉号炮舰。（资料图）1941年12月25日，随着时任港督杨慕琦宣布向日军投降，绝大部分英军举起了白旗、放弃了抵抗。驻守赤柱的英军东旅指挥官华里士准将虽然接到了投降命令，但是他却不敢相信，因为此前，他对港英高官反复宣称的“英军会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颗子弹”深信不疑。他要求进一步确认消息，但是通讯已经中断，英军指挥部杳无音讯。华里士准将便继续指挥赤柱炮台的3座9.2英寸口径大炮猛烈轰击日军，造成了日军较大伤亡。直到26日凌晨，华里士的副官将投降手令带回，东旅才宣布投降，并交出了所有武器。
在香港保卫战中，英军共有数千人伤亡、失踪，上万人被俘；日军数百人死亡，一千余人受伤。驻港英军司令莫德庇，受到了日军指挥官酒井隆中将的鄙夷和嘲讽，因为日军认为，近八成的部队放弃抵抗、向敌军投降，是一个军队指挥官的耻辱。而英勇抵抗的加军罗逊准将，则得到了日军的尊重，其遗体被日军安葬于牺牲地，并立碑纪念。
1941年12月25日，这一天在香港被称为“黑色圣诞节”。这一天起，香港彻底沦陷了，昔日美丽的校园变成了集中营，拘禁了近千名英军和加拿大士兵。
当天，日军攻下香港最大中学——圣士提反中学。当时这里被当作伤兵医院。日本丧心病狂地展开大屠杀，据史料记载，有近200人被残杀，其中有170名是伤兵和手无寸铁的被俘军士。
在日本侵略者统治香港的3年零8个月里，华人陷入了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凶残的日本兵白天当街搜掠市民，夜间则三五成群挨家挨户破门而入，发现女人就破门追逐轮奸。许多女人吓得跑上楼顶，甚至失足坠楼而亡。养和医院当年的院长李树芬医生曾在著作中表示，他那时估计至少治疗了一万名强奸受害者，其中许多人是被刺刀捅倒在大街上。
日本人对香港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就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投降后，日军还在香港的大屿山犯下了另一桩血案——银矿湾屠村事件，烧杀、抢掠，杀害数十名无辜村民……
显而易见，在英国殖民统治者的心中，本土的利益高于一切，至于殖民地香港的死活，那就听天由命吧！如此，香港沦陷也就成了必然。
二战结束后，发生在香港的这些血案，鲜有人提。个中原因，却不能不深思。这终究是一段不能忘记的历史。它让我们更深刻地懂得一个道理：在危急关头，祖国，唯有祖国与同胞，才是最大的凭借与靠山。那种把希望寄托在洋主子身上的念头，其结局只能是徒伤悲。1997年6月30日，被称为“日落仪式”的英方告别仪式在香港添马舰东面举行。
“博浪方知沧海阔，攀峰又见碧山雄。”
1997年7月1日，历经百年沧桑的香港，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在滂沱大雨中，第一次踏上了香港这片神圣的国土，担负起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防务。
1997年6月30日，23时58分，一名英军中校向我军中校谭善爱敬礼报告：“谭善爱中校，威尔士军营现在准备完毕，请你接收，祝你和你的同事们好运，顺利上岗。长官，请允许我让威尔士亲王军营卫队下岗。”谭善爱声若洪钟：“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岗，我们上岗。祝你们一路平安。”英方指挥官随即下令撤离，23时59分55秒，最后一名英军士兵走出营门。7月1日零时零分，威尔士亲王军营升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烽火旌旗：香港抗战中的港九大队
香港素有“东方明珠”的美誉，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抗战时期既是英国在远东控制的重要金融、经济与军事基地之一，又是中国对外联络与物资秘密输入的重要渠道，早已被日军纳为重点进攻目标。为进一步实现南进计划、彻底破坏援华路线、迫使中国屈服，1941年12月8日，日军在偷袭美军基地珍珠港的同时，大举进犯香港。在香港沦陷后的三年零八个月里，由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港九大队慨然而起，与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灵活周旋，书写出可歌可泣、气壮山河的英雄篇章，为华南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1年12月8日凌晨，凄厉的空袭警报划破了香港夜的静谧，日机炸弹的爆炸声瞬间响彻全岛。早已集结完毕的日军1.5万余人，越过深圳河迅速入侵九龙；12日，九龙沦陷；18日，日军登陆香港。尽管丘吉尔21日声称驻港英军“无论如何决无屈服的念头”，但港督杨慕琦还是于25日圣诞节下午降日，当天被称为“黑色圣诞”。其实对于日军的作战行动，中国共产党人早有预判。同年11月下旬，日军即将进攻香港时，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前身）即接到了正在香港开会的该队政委尹林平的指示：“作好应变的准备，一旦战事发生，立即派部队进入港九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根据这一指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于12月9日派一部兵力进入新界元朗地区活动；11日，派茜坑、马鞍岭抗日自卫队挺进西贡半岛的赤径、企岭下、深涌附近，并从第3大队第1中队抽调20人组成小分队，从惠阳短枪队等部抽调10余人组成短枪队，同时进入西贡。随后，这3支队伍组成武工队性质的短枪队，队内设立临时中共党支部。至此，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挺进九龙、新界地区有近百人，如同一把尖刀，深深插入日军的心脏。1942年2月，为加强港九地区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上述部队统一编为港九大队，蔡国梁任大队长，陈达明任政治委员，黄高阳任政训室主任，下辖短枪队、长枪队和海上队。
蓬勃开展的城市游击战
为巩固香港的重要“堡垒”作用，日军任命陆军中将矶谷廉介为港督，以军警特宪钩织成严密的殖民统治网，大肆进行军事镇压、经济掠夺和文化奴役，使香港进入漫长的“黑暗时期”。港九大队利用日军占领香港初期兵力不足、无暇顾及乡村的有利时机，派出大批民运队员深入到九龙、新界的650多个村庄，积极发展、组织和武装群众，肃清土匪，组建抗日团体，收集英军遗弃的武器，不断扩大队伍，还在一些村子建立了“白皮红心”政权，为游击战争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针对港九地区地域狭窄、回旋余地小、日伪军警林立、城镇密集的特点，港九大队着重发挥短枪队的高机动优势，多打小仗、巧仗，扰得敌人蒙头转向，袭得敌人笼破网穿，打得敌人惶惶不可终日，推动了城市游击战争的蓬勃发展。名扬港九的传奇英雄刘锦进，就是短枪队中涌现出的杰出代表。刘锦进原名刘黑仔，是西贡区沙田短枪队副队长。他和队长黄冠芳率领短枪队以观音山、吊草岩一带为依托，频频奇袭日军，屡建战功。该队曾在狮子山下与日军的遭遇战中全歼日军1个分队；在窝塘村联合抗日自卫队夜袭日军兵营，全歼日军1个工兵分队；化装奇袭日军牛池湾哨所，全歼日伪军16人。刘锦进更是英勇无畏，曾3次化装挑着菜担进入九龙市区，击毙4名岗哨日军；设伏活捉日本高级特务东条正芝；驾船在九龙太古船坞海面跳过敌船，活捉了两名密探……刘锦进的英勇事迹扬我军威、大快人心，令敌闻名丧胆、谈虎色变。经过艰苦斗争，港九大队在西贡、沙头角、元朗、大屿山、上水等地建立了抗日游击根据地，部队人数也于1943年春夏后增至约800人，下辖5个地区中队、1个海上中队、2个长枪中队和1个直属中队。灵活游击歼敌的同时，港九大队从1943年春开始，还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扫荡”作战。进入1944年后，这种反“扫荡”作战更加频繁，几乎月月都有，在5月1个月内竟多达8次。1944年2月，日军出动1000余人，陆海空密切配合，以“远道奔袭”“分区拉网”“拉锯清剿”等战术，对沙田、西贡进行了为期17天的“扫荡”，企图一举歼灭港九大队。港九大队遂以西贡中队在内线积极进行麻雀战，机动灵活歼敌；以短枪队挺进外线九龙市区，神出鬼没伏击日军。13日，刘锦进带领3名队员乔装奔赴市区九龙塘，处决了日军九龙宪兵司令部的汉奸翻译，令日军大为震惊；接着又和黄冠芳率队潜入启德机场，炸毁日军油库1座、飞机1架。同时，市区中队也全线出击，展开了“纸弹战”（散发传单）“地雷战”，成功爆破了九龙窝打老街四号铁路桥。几支队伍配合作战，迫使日军回援，仓促结束“扫荡”。港九大队既是陆地猛虎，又是海上蛟龙。这支队伍与兄弟部队护航大队一起，被誉为中国的“土海军”。日军侵占香港后，开辟了从广州经香港、汕头至台湾的海上运输线，把从华南掠夺的战略物资运往日本，再由日本运输武器到东南亚和中国战场。为了破坏日军的运输线，港九大队海上队扩编为海上中队，苦学苦练海上杀敌技能，从“旱老虎”变成了“深水龙”，游弋在大鹏湾内及九龙西贡沿海至担杆岛附近，出奇制胜、以弱克强，开创了独具特色的海上游击战，创造出一套小船打大船、木船歼灭机动船的宝贵经验。1943年11月下旬，海上中队两艘武装船在西贡以东果洲的外海巡逻，发现从汕头方向驶来1艘日海军机帆船，拖带着1艘武装木帆船，逆风向香港方向航行。海上中队立即投入战斗，1号船顺风斜插敌船，2号船绕向敌船左侧截其后路，并集中火力猛烈射击敌船。日机帆船突然遇袭手忙脚乱，一边还击，一边赶紧切断拖带的武装木帆船的缆绳，仓惶向香港逃窜。海上中队顺利缴获武装木帆船上的全部物资，船上的数十吨白纸刚好解决了我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机关报《前进报》的急需。海上中队如同蛟龙翻江，不仅扰乱了日军的海上交通线，还直捣日军巢穴，有力地配合了地面部队作战。1944年8月16日，海上中队派出两艘武装船，夜袭停泊着3艘船的日军大鹏湾内黄竹角据点。我1号船直插右侧敌船，双方轻重机枪同时开火；2号船趁机从左侧隐蔽接敌，离敌船30米时突然向敌投掷2枚鱼炮（甘油炸药制成的炸药包），引起敌船大火。此时，1号船借势逼近右侧敌船，投掷鱼炮，敌船一声巨响后火光冲天。中间敌船见势不妙立即升帆企图逃窜，1号船船头战士迅速用长篙钩住敌船帆绳，随后纷纷跃上敌船，于拂晓前顺利结束战斗，击沉日船3艘，毙伤敌38人。
在3年多的海上游击战中，港九大队海上中队与护航大队一起，共击沉敌船7艘，俘获43艘，击毙日军52人、俘36人，日军溺亡40余人，击毙伪军近百人、俘50余人，缴获轻机枪5挺、步枪50支、山炮1门及大批物资，为破坏日军海上运输、保护我方交通队和商旅安全、抢救物资等作出了重要贡献。正如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政委尹林平所指出的，中国的“土海军”驰骋于南海之滨，“使大亚湾和大鹏湾成为我军的内海，应予高度赞扬”。香港沦陷前，港九地区已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物资、药品、武器、弹药的重要补给地。香港沦陷后，港九大队将收集的英军遗留物资和武器弹药，连同每次战斗后缴获的大部分战利品，都源源不断运回内地，送给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同时他们还利用香港物资集散地的优势，帮助党组织和游击队搜集、运送物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指战员们的衣服、日用品及各类药品等，不少也都来源于港九地区。日本投降后，港九大队积极转移武器弹药，就地掩埋或设法运回内地，还将收缴的日军汽车转给当地汽车行，为以后部队活动积蓄了经费。由于港九地区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因而也成为敌情紧张时部队休整或转移伤病员的重要安置点。1943年1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总队惠阳大队在梧桐山战斗中有10余人负伤，便被运至港九沙头角三亚村附近茅寮治疗。在物资短缺的情况下，港九大队医务人员宁肯自己挨饿，也将仅有的菜粥让给伤病员。1944年，护航大队大队长刘培在战斗中身负重伤，必须进行手术治疗，也是由港九大队在当地群众帮助下转送至香港医院，手术后又在西贡医疗点休养了一段时间才返回部队。
此外，随着港九大队游击战争的发展，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1942年由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扩编而成）的机关报《前进报》社曾一度进驻沙头角和大埔地区。大量的报纸通过交通站发向驻港日军、伪政府和广大民众，成为游击队攻心制胜、鼓舞士气的利器。随着日军炮火的骤然而至，香港这个战时的“世外桃源”瞬间破灭。日军侵占香港后立即封锁香港至九龙的海上交通，大肆搜捕、诱捕爱国人士和抗日志士。这样，早年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中被疏散到香港的数百名知名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面对更加残酷的迫害，身陷孤岛，处境十分艰难。1941年12月8日，战事爆发当日，周恩来就接到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来电，“香港文化界人士和党的工作人员应向南洋及东江撤退”。8日至9日，周恩来连续致电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等人：要不惜任何代价，营救被困在港的文化界精英、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和国际友人，将其转移往大后方安全地区。这是一项与时间赛跑的艰苦而复杂的工作，港九大队在其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他们与香港中共地下组织一起，动用各种关系层层串联，设法与全部滞留人员逐一联系，帮助他们摆脱日军特务的监视跟踪转移住址，分东西两线，秘密分批从港岛偷渡过海，护送到九龙佐敦道、花园街、上海街等秘密接待处，再转送至东江抗日根据地。1942年元旦，廖承志、连贯、乔冠华等在地下交通站负责人李健行、短枪队队长黄冠芳的掩护下，先行撤离香港。1月9日，在香港洛克道的临时集中点，茅盾、叶以群等人乔装混在难民群中，由交通员带领穿街越巷，黄昏时来到铜锣湾避风塘，穿过被剪开的铁丝网缺口偷偷上船。次日凌晨，又与前期抵达的邹韬奋、胡绳等一起，在交通员的带领下改乘3只竹篷小艇，趁日军换岗之机疾驰渡海，抵达九龙市区秘密接待点。11日，一行人再次扮作难民，在武工队的护送下翻山越岭，历经艰辛终于抵达阳台山抗日根据地。同时，从九龙西贡乘船的部分爱国民主人士，也辗转抵达坪山抗日根据地。由于何香凝、柳亚子等体弱不易爬山涉水，只能乘风帆船至汕尾，偏偏海上无风可乘，被迫漂泊多日，缺粮少水，多亏港九大队送粮送水才化险为夷。
两条营救路线布满日军岗卡，时有土匪袭扰，险情重重。港九大队官兵冒着生命危险奔走其间，历经艰难险阻。经过6个多月的紧张营救工作，800余名知名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终于逃离日军“虎口”，突然出现在内地大后方，极大震撼了日军。这一壮举蜚声海外，被茅盾称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对这段惊心动魄的往事，夏衍评价道：“大营救表明了党中央、南方局对知识分子的关怀”“这是真正的肝胆相照，生死与共”。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港九大队严格遵循上级指示，积极加强与盟军合作，配合盟军作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香港沦陷后，囚禁在集中营中的港府官员、英军官兵和英、印、荷、比、俄、丹、挪、菲等国侨民，成为港九大队营救的主要目标。从1942年2月开始，仅耗时短短两个月，港九大队就营救出香港警司汤姆逊先生等多名英军官兵。后经被救的赖特上校建议，英军成立了专门营救战俘的英军服务团，由此开始了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营救盟军、互通军事情报的短暂合作。随后，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调派熟悉英语、有合适社会关系的干部，在港九大队建立了国际工作小组，黄作梅任组长，并在香港和九龙设立了秘密的联络点。尽管受国民党方面的干扰，英方同年8月断绝了与我方的联系，但港九大队本着坚持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仍冒着极大的危险积极展开营救活动：有的通过牧师、神父直接打入了集中营；有的乔装成小商贩，趁集中营战俘外出劳动之机，帮其藏匿再伺机转移；还有的将写着英文的木板漂流到驻扎在海边的集中营，秘密取得联系后帮助战俘逃离。这些获救人员多次致信感谢港九大队，英军服务团负责人赖特对游击队的壮举也深表敬意，曾向游击队领导表示：“如果没有你们的帮助，我们是不会做出什么工作来的”。港九大队努力营救盟军和国际友人，赢得了盟国的赞扬，在国际上声誉日高。战后，英国政府对我营救英军的这一珍贵援助“表示钦佩”，给予高度赞扬，并授予黄作梅一枚奖励勋章。此外，港九大队还营救了美军第14航空队飞行员克尔中尉，受到国内外高度赞誉。与盟军合作收集日军情报，是港九大队的又一重要贡献。鉴于东江纵队（由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1943年12月改编而成）日益重要的国际地位，美军第14航空队主动与东江纵队接洽，提出建立电台、收集日军情报等合作事宜。东江纵队请示延安后，答应了美军的请求，建立了联络处，情报范围遍布整个东江敌后和西江、北江地区。港九大队更是成立了大队、中队、群众三级情报网，并派人渗透到日军行政要害部门，网、线、点全覆盖，耳目遍及港九。女队员文淑筠天天站在中环半山“儒林台八号”的4层楼阳台上，用望远镜观察记录维多利亚港日军舰艇进出港及锚泊情况。同时会讲英语和日语的情报员李成，设法打入驻港日军宪兵总部特高课，取得了驻港日军的军用地图副本，交给地下党员黄施民，通过港九大队地下交通站送到东江纵队司令部，而后转交美军。凭借此图，美军于1944年底至1945年初，连续轰炸了日军的香港军事设施。港九大队为美军提供的情报举不胜举，如香港日军的海防详图，日军在港机关、油仓、机场、船坞等详细图样，日本华南舰队密码，伪香港政府组织详情、文件报告和军事图册摘录，日军在香港的防卫力量，广九沿线日军工事图解等。正是由于港九大队及其兄弟部队的突出表现，美军盛赞其情报工作“对美国战略部队在中国的组织的成功有着决定的贡献”。
港九大队历经无数艰险，坚持香港抗战，直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8月30日，英军抵港。9月28日，港九大队发表宣言，向九龙、新界同胞告别，一周内离港。1998年12月28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隆重举行了“原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阵亡战士名册安放仪式”。时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亲自将港九大队牺牲的115名烈士名册安放在香港大会堂供市民凭吊，并宣布：港九大队“是香港沦陷时期一支正式的武装部队，在保卫香港的战斗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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