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60年揭秘“北京九所”：这里的事曾“跟任何人都不能说”

六十年前，中国处在三年困难时期，同时面临着西方大国的核讹诈与核垄断。一批科学家下定决心，为了祖国核事业“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

胡思得、李德元和李维新是原二机部第九研究所三位参与核武器研制的科学家，如今都已到了耄耋之年，但加入这项事业时，他们都还是刚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近日，三位科学家接受记者专访，一起回忆中国核武器探索的峥嵘岁月。

 

 

 

 

“核武器”三个字后面是“跟任何人都不能说”的隐秘

1958年7月，北京西郊的一片高粱地里，一座名为“花园路3号院”的办公楼开始动工，“北京九所”就是在这里。

同年8月，22岁的胡思得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九所。来九所报到的当天，他见到了第九研究所一室主任——33岁的邓稼先。 当时，邓稼先给年轻的大学生安排的工作是学习一本钱三强从苏联带回来的《超声速流与冲击波》。胡思得回忆，学来学去，为什么要学，成了大问题。一个月后，他“斗胆”向邓稼先提出，“能不能开一个党小组会，给我们讲一讲到底干什么？”

胡思得回忆，邓稼先后来告诉他们要搞核武器，“讲完‘核武器’三个字后，又讲了很多不能跟任何人说我们是干什么的话，至少交代了二三十分钟。”

 

胡思得

 

1957年，中国政府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按照协定，苏联将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但1959年6月，苏联致函中国，表示不会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1960年7月，苏联政府撕毁同中国签订的所有协定和合同，苏联专家带着重要的图纸资料撤出中国。有一种悲观的说法是：“中国再过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

 

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导致粮食短缺，但九所的大楼里，哪怕大家饿到浮肿，算盘和手摇计算机的噼啪作响也从来没有停过。年轻的科研人员在邓稼先的带领下，紧张地进行着“九次计算”。

“当时我们的党支部书记有一个任务，晚上十点钟一定到办公室来看看，把浮肿的同志赶回去，但很多浮肿的同志到外面转转，书记一走又回来了。”胡思得回忆，他们都是自觉自愿的，没有人强迫要这样做。

 

李维新

 

李维新表示，由于当时中国用的计算机跟美国计算机相比，百万次每秒计算速度相差上百倍，为保证精准就得靠精确计算反复检查。李德元回忆说，这个事情很单调，但心里怀着宏大的目标。“很多记者、很多作家要想写我们的故事，我说你们不要写，这里面没有故事性、没有爱情，是很枯燥的。”

李德元

 

大胆质疑苏联专家给的数字，从理论上推翻苏联数据

 

当时，郭永怀、王淦昌、彭桓武、程开甲、陈能宽、秦元勋、周毓麟等顶尖的科学家都在九所集结。但“九次计算”历时近一年，如同一个关口，卡在那里——其中一个重要数据和苏联专家讲课时提到的技术指标不符合。

 

 

直到1961年，周光召加入九所。“他从头至尾把我们的数据重复算了一遍，觉得没错。所以他当时就提出一个怀疑，会不会苏联专家的数字给错了？”胡思得表示，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怀疑，一个没有搞过原子弹的人，否定原子弹专家给出的数据，这谈何容易？ 

1961年9月，周光召从炸药能量的利用率入手，求出炸药所做的最大功，从理论上证明了“九次计算”结果的正确性和苏联数据的不可能。

“九次计算”持续将近一年时间，反复磨砺，厚积薄发，为之后原子弹和氢弹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罗布泊腾起了蘑菇云，办公室里却不敢欢呼

1963年初，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按预定计划诞生。邓稼先在这份历史性的文件上，郑重地签署了自己的名字。

1964 年10月16日，罗布泊一声巨响，火球腾地而起，冲击波从地面上卷起粗壮的尘柱，戈壁滩上冉冉升起翻滚飞腾的蘑菇烟云。根据现场采集的数据表明，爆炸威力初估TNT当量在2万吨以上，科学家们确认这是一次成功的核爆炸。

那一天，胡思得身在青海核武器生产基地，李德元和李维新依旧在北京的九所办公室里。“得知试验获得圆满成功后，当时大家都在鼓掌，不敢欢呼。”李维新回忆，因为会议室靠围墙太近了，怕声音传到外头，“那时候这个事情还是保密的。”

新中国首次核试验的成功震撼了全世界！仅仅两年零八个月后，震撼再度降临，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继美国、苏联和英国之后，中国成为第四个掌握氢弹原理和制造技术的国家。

 

李德元：“我对国家有贡献，这一辈子过得可以”

 

为什么中国人只用两年多时间，就实现了原子弹到氢弹的突破？很多年来，人们一直在找寻这个问题的答案。家国情怀，是九所人给出的第一个答案。

胡思得感慨地说：“这些老科学家从旧社会走过来，亲身感受到国家如果弱了，就会受帝国主义欺负，这口气很难咽下去。所以一有机会能够为国家服务，他们就要回来。‘我愿以身许国’，就这么六个字。”

60年过去了，当年的年轻人都已成为耄耋老人，他们依然怀念核武器研制过程中的科学精神，只问科学不问人的讨论，是科学工作者最珍视的工作氛围。“科学就是简单的东西，一个人真正受用一辈子的东西，是科学态度。”李德元这样说。

接受采访不久后，李德元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88岁。

他们为核武器默默奉献了一辈子。因为保密，他们的相册中几乎没有壮年时期的照片，所获得的荣誉和奖项也不能对外公布。

“我参加了中国的核武器研制，这是我一辈子的价值。我很自豪参加这么伟大的事业。”李德元说，“我大言不惭地说，我对国家是有贡献的，这一辈子过得可以。”

致敬！

（来源：“人民日报”微信公号，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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