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时期军政委李先念，改编时“连降”6级拟任营长

  

党指挥枪，我们的队伍永远向太阳

 

 

▲图为红军改编后举行抗日誓师大会

 

导　读

 

　　1937年2月到9月，半年多时间里我党与国民党进行了6次拉锯式艰难谈判，其中5次谈判涉及红军改编问题。

 

　　改编中，红军许多高级将领只能被降级使用，陈再道、王宏坤当时是军长，改编后任旅长副旅长。叶成焕、汪乃贵等原来是师长、师政委，改编后只能当团长、副团长。

 

　　红军时期军政委李先念，改编时拟安排到第129师当营长。从军政委到营长，相当于连降6级。一般人难以接受，但李先念不这么想，他觉得只要能在党的旗帜下扛枪打击日本侵略者，干什么都行！

 

　　党指挥枪是我们一直以来坚持的根本原则，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这一优良传统深深植根在我军的血脉基因中。苏共放弃了兵权，结果丢掉了政权，一个社会主义大国随之分崩离析。昭昭前事，惕惕后人。无论战争形态怎么演变、军队组织形态怎么调整、军队建设内外环境怎么变化，我们都应该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站稳脚跟，擦亮眼睛，决不能跟着敌对势力的魔笛起舞。

 

　　 一部波澜壮阔的抗战史，既是人民军队不断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胜利史，也是“听党指挥”这一优良传统深深浸于血脉、融入基因、固化成魂的锻铸史。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开赴前线抗日，是我党我军铸牢军魂的又一次生动实践。

 

我党与国民党半年多进行了6次拉锯式艰难谈判

 

坚持保留改编后的独立指挥权

 

　　国共两党就红军改编问题的谈判，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1937年2月到9月，半年多时间里，我们党派周恩来、朱德、林伯渠等人为代表，同国民党进行了6次拉锯式的艰难谈判，其中5次谈判涉及红军改编问题。蒋介石自恃军事上的绝对优势，企图通过改编削弱红军并取得对红军的控制权。

 

　　第一次谈判，国民党拒绝了我党“红军主力应编为十二个师四个军”的要求，把“服从统一指挥”的条件改为“服从一切命令”，并提出红军改编后“各师之参谋长与师内各级之副职，自副师长至副排长人员，亦皆由中央派充之。”第二次谈判，国民党居心叵测提出了所谓“永远合作”的办法。第三次谈判，国民党提出毛泽东、朱德必须在红军改编后离开红军。第四次谈判，又提出红军改编后不能设置独立的军事指挥机构，只能设置政训处，妄图将红军改编后完全置于国民党指挥之下。

 

　　在根本原则问题上，我党坚持立场据理以争。毛泽东指出，红军改编后要“保证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依靠党的领导的加强，保持红军的光荣传统，巩固与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坚决“反对国民党插入任何人”。在红军名称、服装的改换和改编后的规模上，我党适当做出让步，同意将红军编为3个师。

 

　　我党一再坚持努力，加上日军8月13日突然大举进攻上海，直逼南京。蒋介石急欲让红军开赴前线参战，不得不允许红军改编后设立总指挥部。8月25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宣布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0月12日，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除琼崖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

 

改编后1年多敌后抗战，作战1万多次，歼敌5万多人

思想建党是八路军新四军的制胜法宝

 

▲1937年8月1日，总政治部印的红军改编的意义和今后工作的报告大纲

 

 

　　红军改编时思想出现过波动，很多官兵在感情上过不去、想不通，不愿换下八角帽、摘下红五星。

 

　　但同时，党内也出现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倾向，甚至有个别人以做国民党的官为荣。新四军改编时，国民党或以谈判为名设圈套，或以功名利禄为诱饵，致使有的红军游击队放松了警惕，遭到暗算。何鸣领导的闽粤边红军游击队在改编过程中被包围解除武装，湘鄂赣边红军游击队在谈判时一度接受国民党派来的副职……

 

　　严峻形势下，必须把各种思想统一到党的旗帜下。党中央明确指出，红军始终是共产党唯一领导下的队伍，“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不能放弃工农主要成分与党的政治上组织上的领导”。毛泽东反复强调，八路军改编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坚决执行党中央与军委会的命令，保证红军在改编后成为共产党的党军。”

 

　　改编初期，红军被迫只设政训处，党的领导受到削弱，政治工作明显削弱，军阀习气开始滋长。发现问题后，中共中央立即决定恢复政治委员和政治部（处）制度，同时成立军委总政治部，毛泽东亲自兼任政治部代主任。这对于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事实证明，军魂是战斗力的根本动力源。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后，抗日战场出现一种奇特现象：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而八路军却接连取得平型关、雁门关、阳明堡等战斗胜利，新四军深入华中敌后，先后取得了蒋家河口战斗、新丰车站战斗和句容等战斗胜利，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经过一年多敌后抗战，八路军、新四军与日军作战1万多次，歼敌5万多人，创建了10多块敌后抗日根据地。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取得这么辉煌的战绩，出乎许多人意料。

 

红军许多高级将领只能被降级使用，但毫无怨言

 

党员领导干部必须率先做到绝对忠诚

 

　　改编中，红军许多高级将领只能被降级使用，陈再道、王宏坤当时是军长，改编后任旅长副旅长。叶成焕、汪乃贵等原来是师长、师政委，改编后只能当团长、副团长。

 

　　特别是李先念，红军时期是军政委，改编时拟安排到第129师当营长。从军政委到营长，相当于连降6级，这是一般人难以接受的，但李先念不这么想，他觉得只要能在党的旗帜下扛枪打击日本侵略者，干什么都行！

 

　　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对官兵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引导作用。改编时，贺龙动情地讲：“现在国难当头，为了国家生存，我愿意带头穿国民党发的衣服，戴青天白日徽。我们的外表是白的，但我们的心却是红的，永远是红的！”129师改编动员大会在滂沱大雨中进行，师长刘伯承说：“换帽子算不了什么，那是形式。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质不会变。”他率先拿出一顶灰色军帽戴上，然后下达换帽子的命令。官兵们明白这是党的决定，是革命形势需要，很多官兵一边哭一边换帽子，脸上分不清哪是雨水，哪是泪水。

 

　　我党我军的很多优良传统和作风，都是领导干部亲身倡导的，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听党指挥。1973年，中央军委决定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8位司令员在命令下达10天内，每人按规定带了不超过10名工作人员，干净利落完成了对调工作。

 

　　这些重要历史启示我们，对党绝对忠诚要害在“绝对”两个字，就是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掺任何杂质的、没有任何水分的忠诚。绝对忠诚规定了党员领导干部忠诚的最高境界，必须全心全意而不能三心二意，始终如一而不能遇到逆境就动摇，无怨无悔而不能讲价钱讲条件，用实际行动做党的主张的拥护者、倡导者、执行者。

 

　　现在，军事斗争准备进入关键期，国防和军队改革步入攻坚期，正风反腐向纵深发展。这些都对党员领导干部的忠诚纯洁提出了更高要求，当个人利益在党的利益面前不可避免有一定牺牲时，当各种诱惑扑面而来时，我们能否在这些面前保持政治定力、坚定理想信念，是每个人必须作出的选择和回答。

 

评　　论：兵权问题上不得患幼稚病

作者：辛士红

 

　　兵权之所在，则随之以兴；兵权之所去，则随之以亡。怎样认识兵权、能否抓住兵权，从来就是衡量一个政党成熟程度和领导能力的重要标志。

 

　　在《星火燎原》丛书中，不少革命前辈谈到红军改编时，认为最难做的思想工作不是军长任旅长、师长任团长之类的降职使用，而是大家不愿穿国民党的军服、不愿戴青天白日帽徽。朱德、刘伯承、贺龙等将领只能看着官兵们的泪眼下达换装命令。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统一战线中保持我们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毛泽东反复告诫全党，一定要吸取第一次国共合作中不重视掌握武装斗争和军队领导权的教训，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

 

　　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一个关注上层，一个关注下层；一个重视军事，一个重视民众；一个注重枪杆，一个注重笔杆；一个擅长武斗，一个擅长文斗。当两党互相合作时，无疑是一对优势互补的搭档。而当合作破裂时，共产党就吃了大亏。正如毛泽东所讲，大革命失败，我们“被人家一巴掌打在地上，像一篮鸡蛋一样摔在地上，摔烂很多，但没有都打烂，又捡起来，孵小鸡”。

 

　　正是有了惨痛的教训，红军改编时，国民党要求向八路军派副职、参谋长和政训人员，我们党的回应是：“不许入营门一步!”

 

　　正是有了斗争的经验，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以“政令军令统一”为借口，要我们党交出军队和解放区，我们党的回应是：“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

 

　　有专家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近代中国最伟大的军事创造。这一论断是否准确姑且不论，但某些西方人士“不怕中国军队现代化，就怕中国军队毛泽东化”的担忧令人深思。何谓“毛泽东化”？一心为民、官兵平等、三大民主等都是其重要内容，但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无疑是最根本、最核心的内容。

 

　　美军有本《军人的政治教育》教材，在评价中国人民解放军时这样写道：“不可回避的事实是，在战争中从未发现一支健全的共产党军队陷入解体。不管这支军队如何遭到惨败，损失如何严重，或者近期根本看不到胜利的前景，他们总能从暂时的失败中恢复过来。”

 

国家大柄，莫重于兵。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看来，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谁想掌握国家政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在当代中国，唯有我们党才有资格领导军队，而且也只有在党的绝对领导下，我军才能真正成为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捍卫者。

 

　　兵权问题上患不得幼稚病，在今天更加具有现实意义。敌对势力极力鼓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根本目的是要把我军从党的旗帜下拉出去。苏共放弃了兵权，结果丢掉了政权，一个社会主义大国随之分崩离析。昭昭前事，惕惕后人。无论战争形态怎么演变、军队组织形态怎么调整、军队建设内外环境怎么变化，我们都应该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站稳脚跟，擦亮眼睛，决不能跟着敌对势力的魔笛起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