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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世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科学内涵和理论意蕴
点击:  作者:郭世军    来源:《治理现代化研究》【作者授权】  发布时间:2018-02-08 12:4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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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坚持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发展目的,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向,把发展作为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前提,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现代经济体系建设,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重要举措,突出创新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作用,从时空整体性上谋划和布局,并通过全面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的水平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保障。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智慧结晶,是我国推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规律性提炼和总结。梳理这一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内在逻辑,对于在理论上开拓中国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在实践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继续前进具有重要意义。

 

  一、建设之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不仅将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植根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之上,而且将“五位一体”发展的根本利益都汇集于最广大人民;同时,站在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高度——从未来审视当下——初心不改地“倒逼改革”,谋划特定历史时期的发展战略步骤。这点与任何资产阶级政党将社会发展最大利益输送给资本家、输送给政治同盟的“金主”,谋求短期的“纸上富贵”,有根本的不同。习近平坚持运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这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反复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有其特定的深刻内涵。

 

  (一)人民主体观

 

  《共产党宣言》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P42)70多年前,毛泽东与黄炎培畅谈历史周期律时提出,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新时期,“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2]“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我们党的一贯主张。”[3](P40)人民是党的力量根基之所在,力量源泉之所在,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力量,也应是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

 

  (二)人民立场观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坚持人民立场这个根本政治立场,才能不被眼前的浮华所迷失,才能看清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从而能够真正获得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不竭动力。“在新的长征路上,全党同志都要自觉坚持和维护党的领导,自觉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3](P56)唯有如此才知行之所依,才能找到前进的动力,才能与时代同行。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很明显,此处“美好生活需要”前面的定语是“人民日益增长”,再次彰显了我们党新时代推动改革、谋划发展的人民立场。

 

  (三)人民宗旨观

 

  “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4](P1004)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的章程,确立了党的根本宗旨。进入发展新时代,“要开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局面,我们党就必须始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始终把人民拥护和支持作为力量源泉,坚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5]人民宗旨观决定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决定为人民施政的纲领、决定为人民谋福祉的行动,保证了我国经济建设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突破。

 

  (四)人民标准观

 

  只有人民才是我们工作价值的最高裁判者。“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邓小平提出姓“资”和姓“社”判断标准之一;“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人民满意不满意、赞成不赞成”是科学发展观中“人民的标尺”。新时代我们党更加切实地将“人民标准观”贯彻到全面深化改革、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提出:“要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一面镜子,审视我们各方面体制机制和政策规定,哪里有不符合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哪里就需要改革;哪个领域哪个环节问题突出,哪个领域哪个环节就是改革的重点。”[6]这种以人民福祉为镜的观念,更切实地增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的可触性、可视性、可知性。

 

  (五)人民同富观

 

  “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7](P364)共同富裕的关切点应是“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让“后富”的这部分人追上来,尽量缩短先富与后富的差距。因此,全面建成小康必须打赢脱贫攻坚战,“以更大决心、更精准思路、更有力措施,采取超常举措,实施脱贫攻坚工程,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8](P832)这意味着我们党将在实践中自觉磨炼自身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决心定力和意志品质,是共产党人践行庄严承诺的行动,更是爱民、安民、富民的壮举。

 

  二、发展之向: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向

 

  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必须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我们必须“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6](P78)强化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使党的执政地位具有坚实物质基础。同时,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探索解决如何让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如何促进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习近平关于“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6](P79)的论断,进一步明确了二者的功能定位。归根到底,两种经济成分同时存在、共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发展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共同发展,对于公有制经济是“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对于非公有制经济是“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必须充分认识两种所有制的具体方针,在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中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在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中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处理好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不能将公有制经济“混”弱了,也不能将国有资本“混”弱了。

 

  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主要力量和主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基是否牢固、政权基础是否牢固、执政兴国依靠力量是否强大,都要看能否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能否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2016年,习近平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强调发挥国有企业“六个方面”的力量,提出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方针。他特别重视党在国有企业中的领导作用,指出:“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我国国有企业的光荣传统,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是我国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3](P176)他强调:“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特’在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把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坚持了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重大政治原则。他指出:“国有企业党组织发挥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归结到一点,就是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3](P176-177)指明了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方式。另外,他还重申了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这些观点包涵我们党如何领导国有企业建设、如何巩固党的领导核心作用的理论,是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重视的研究课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根本前提,国有企业是市场的参与主体,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邓小平南方谈话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论断,解决了束缚人们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30多年的实践,我们由当初的计划和市场这对范畴的界定,拓展到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这对范畴,进而提升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6](P177)。同时认识到,“二者是有机统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既不能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9]可见,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不是静止的、固定的,而是动态的、历史的过程,其运行受到商品经济成熟度、生产交换需要度、政治发展认识度等因素的制约。

 

  三、矛盾之解:把发展作为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前提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最大国情、最大实际”。我们要在这个国情下谋发展,把发展作为“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2]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和根本属性,这一辩证唯物论基本原理要求我们必须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在发展中解决矛盾。从“发展才是硬道理”到“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再到科学发展观,我们党对发展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党的十三大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党的十四大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写入党的章程。新时代,习近平提出“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发展是永恒的主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等重要观点。《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也是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开展的根本保证”。[10]经济建设处于中心地位,理应是生命线、幸福线,应在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对社会主要矛盾中起基础性作用。

 

  问题意识是谋划发展的首要意识。面对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习近平指出:我们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在改革发展稳定之间,以及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促改革之间找到平衡点,使中国经济行稳致远”。[11]2014年,他在谈到未来中国经济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时说:“我们要的是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要的是以比较充分就业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投资回报率、资源配置效率为支撑的发展。”[8](P245-246)2015年,他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坚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8](P828)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明确:“我们要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发展活力,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2]从“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基本衡量标准更为清晰。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物质文明的丰硕成果为精神文明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从根上说,没有扎扎实实的发展成果,没有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空谈理想信念,空谈党的领导,空谈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空谈思想道德建设,最终意识形态工作也难以取得好的成效。”[12](P5)没有扎扎实实的发展成果,人民生活长期不能得到有效改善,这是东欧剧变留给我们的深刻教训之一。我们必须以史为鉴,不断推进社会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变革,以促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为标准,去解决社会发展矛盾和各类文明冲突。

 

  四、运用之妙: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现代经济体系建设

 

  第一,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这一观点丰富发展了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把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抓住了创新,就抓住了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鼻子’。”[12](P33)创新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之源,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可以不断增加社会财富总量,也可以通过创造增量财富、创新生产分配制度弥补“后富”的这部分人的财富短板。

 

  第二,协调发展主要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思维,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这就要求运用唯物辩证法,处理好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区域、城乡、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矛盾运动也是克服发展不平衡的矛盾的过程,就像推进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一样,只有在二者互动中才能实现二者协同发展。

 

  第三,绿色发展的基本内涵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思想包含着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古代哲学智慧。习近平以深邃的历史眼光来审视生态问题与人类文明发展之间的关系,提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3](P209)因此,环境的改善与人的发展一致,本身就是生产力发展的标志。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发展理论的创新。

 

  第四,开放发展要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世界市场是马克思构筑政治经济学的逻辑终点和最高范畴。新时代,要加快“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2],必须在解决如何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国际规则制定、如何将我国经济实力转化为国际制度性权力、如何合力打造新的全球价值链等一系列课题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五,共享理念实质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其内涵包括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共享发展不仅要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把物质的“蛋糕”做大,还要把精神的“蛋糕”做好,让人民群众共享经济发展和精神文化发展的盛宴,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大文明的发展中享有更多获得感,实现全面的发展和全方位的共同富裕。

 

  五、着力之点:提高供给体系质量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生产相对于交换、分配、消费处于首要地位,“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13](P23)习近平强调:“要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转变发展方式,培育创新动力,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打造新引擎、构建新支撑。”[12](P107-108)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综合研判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和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作出的重大决策。这一决策直指“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三大失衡”问题。这“三大失衡”问题是制约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也是激发我国内在发展动力和活力的根本问题,从现实发展看关系民生,从长远发展看关乎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如果不能有效解决,还会酿成极大危机。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重点要落实三项基本要求:“根本目的是提高供给质量满足需要;主攻方向是减少无效需求、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本质属性是深化改革。”[12](P105-106)在治理房地产与实体经济失衡方面,他强调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有助于我们深化对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发展房地产的认识。房子有储藏货币的功能,又具有实现资本增值的金融功能,可能脱离实体经济,成为金融泡沫。因此,怎么看待房地产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作用,必须认清金融资本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习近平强调:“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14]“回归本源,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应是金融工作的第一原则,应该从推进实体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视角认识房价和金融发展,深化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运行规律的把握,掌握运用资本服务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门高超的经济与政治艺术。

 

  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的一般关系,又是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处理好的特殊关系。“经济政策是以供给侧为重点还是以需求侧为重点,要依据一国宏观经济形势作出抉择。放弃需求侧谈供给侧或放弃供给侧谈需求侧都是片面的,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关系,而是要相互配合、协调推进。”[3](P253)在现实操作中,不应拘束于短期调控、刺激或者抑制需求、进而推动经济增长的宏观调控思维,而应注重贯彻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着重解决供给侧结构性、机制性、协调性内在矛盾,“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2]

 

  六、推进之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创新既可以直接创造巨大生产力,也可以通过调整和变革生产关系,使生产力获得解放和释放。总之,创新能力能够充分展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我们可以用新办法、新理念、新举措适应引领新常态,牵引改革,实现发展,下好先手棋,赢得主动权。习近平分析了产业革命带来的全球经济变革以及中国近代落后挨打的事实,指出“即将出现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15]面对这个科技创新与产业变革并行的机遇期,要“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16]。这其实从根本上指出了科技革命、产业变革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说明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经与生产方式的变革形成内在联动,这种联动要求必须把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建构在创新基础之上。

 

  为了这些目标的达成,必须着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是要抓好顶层设计和任务落实;二是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坚定不移走自主创新道路,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步伐;三是要加快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破除一切制约科技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通道;四是要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基础性作用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五是要把人才作为创新的第一资源,也是创新的根基和核心要素,加快形成一支创新型人才队伍;六是要坚持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加快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加快军民融合发展步伐。

 

  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从外延上看涉及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品牌创新等众多方面,从链条上看牵涉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政策链,从内涵上看全面创新的总抓手和核心还在于推动科技创新,要将其国家赖之以强、企业赖之以赢、人民生活赖之以好的作用发挥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断之所以具有超强的预见性和科学性,就是因为他们关注最先进科技的走向,关注由科技革命带来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变革。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的思想涉及科技基础、战略导向、科技供给、制度创新、科技人才等众多方面,这些方面对于我国破解科技难题,服务社会经济发展,形成科技管理和运行机制,实现科技领域由跟跑并跑向领跑的转变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七、联动之局:从时空整体性上谋划和布局经济建设

 

  时间和空间是物质运动的存在方式。习近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格局思想明确了在什么样的时空格局中贯彻新理念、落实新举措、实现新发展。其中,“四化同步”思想是对新科技革命、新时代特征的积极回应;区域协同发展和开放发展理论重新明确了地区在国内国际发展中的战略定位,是经济发展的战略再构;“一带一路”倡议开启了对外开放新篇章,将对未来世界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实现四化同步

 

  作为后工业化国家,我国走的是新型工业化与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并联式”发展道路,与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必须从当前世界的工业化、科技化、产业化进程的阶段和特点出发,走好符合中国实际的“新四化”道路。一是推动形成城乡发展互动、均衡互惠、公共服务一体化的体制机制,在居民基本权益、公共服务、居民收入、城乡要素配置等方面实现融合式均衡化发展。二是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协同发展。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就业,缓解了农民失业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同时农业现代化又为城镇化建设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源,二者是有机统一的。三是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促进互联网技术、智能化科技成果广泛应用于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四是城镇化与信息化的融合发展。通过建立信息共享平台,逐步形成全国信息资源共享体系,“更好用信息化手段感知社会态势、畅通沟通渠道、辅助科学决策,”[17]打造新型智慧型城市。

 

  (二)促进区域联动

 

  一是突出顶层设计。区域合作不能再走原来那样相互走动,签订几个协议,然后各自单干的浅层次合作路子,而是要注重整体规划、指导性意见的前瞻性,“一旦确定至少管10年、20年”[12](P249)

 

  二是把生态环境建设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无论是长江经济带还是雄安新区建设,都要把“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放在突出位置,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把“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思想落实到新时代现代化经济体系。三是区域建设强化空间整体性思维。习近平从整体性思维, 从国际视野、战略全局高度指出区域发展定位,例如,他在广东、广西、云南考察时都对如何发挥区位优势提出战略性指导,他还要求自贸区建设“既要谋子更要谋势, 逐步构筑起立足周边、 辐射‘一带一路’、 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 积极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商建自由贸易区”。[18]

 

  (三)注重内外联通

 

  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我们要努力建设一个远离封闭、开放包容的世界。”[19]未来的发展仍面临着恐惧与安全、贫困与繁荣、封闭与开放等相互对立的多重考验,我国要继续致力于内外联通,实现资金、技术、人才、设施、文化等全方位的与世界的互动,尤其是以“一带一路”为纽带强化互联互通。

 

  一是要着眼于欧亚大舞台、世界大棋局理解“一带一路”建设重大战略思想,“从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重构和延伸、区域合作等角度阐释‘一带一路’建设”“要结合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从周边外交、南南合作、全球治理等层面深挖‘一带一路’建设的理论内涵”。[12](P282-283)

 

  二是通过“一带一路”致力于打造利益、责任、命运共同体,以更加积极的心态、策略、方式融入世界,通过“聚焦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聚焦构建互利合作网络、新型合作模式、多元化合作平台,聚焦携手打造绿色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智力丝绸之路、和平丝绸之路”,[12](P277-278)将中国与世界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三是将“一带一路”建设作为推进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要抓手,带动我国东中西部梯次联动并进,带动形成全方位开放、东中西部联动发展的局面。

 

  八、建设之依:全面提升党领导经济工作的水平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面对新形势,我们工作中出现了“新办法不会用,老办法不管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能用”的情况。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全面增强执政本领,包括学习本领、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新本领、科学发展本领、依法执政本领、群众工作本领、狠抓落实本领、驾驭风险本领。在经济工作中,我们还要做到以下三点。

 

  第一,加强党领导工作制度化建设。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习近平担任小组组长或主任,在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下开展工作。总书记习近平带头,中央政治局坚持集体学习制度,每季度分析研究经济形势的制度,同时定期研究部署重大战略问题,研究财税体制改革、城镇化发展、创新驱动发展、军民融合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对经济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第二,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法治化水平。改变过去仅靠行政命令或者利用超越法律法规的手段和政策来抓经济工作的做法,强化法治思维和法治观念,强化发展的质量效益观。领导干部抓经济工作要像工匠精雕细琢高质量产品一样,潜心钻研经济发展规律,琢磨经济发展的全局和细节,力求精益求精高质量高效益发展,避免“大水漫灌式”的“粗放作业”,强调领导干部“要带头依法办事,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12](P323)

 

  第三,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专业化能力。将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与学习和调研、与经济工作和现实生活、与群众路线和群众工作方法结合起来,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提高科学决策、民主决策能力,增强全球思维、战略思维能力”,[12](P316)适应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新变化新要求。同时,要用好舆论引导,把握新媒体特征和大众心理特点,学会运用“宣传矩阵”掌握话语权,增强党和政府声音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3]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4]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习近平.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11-12.

[6]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9]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5-28.

[10]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N].人民日报,2016-11-03.

[11]习近平.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同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对话会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11-11.

[12]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4]习近平.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N].人民日报,2017-07-16.

[15]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09-30.

[16]习近平.在华东七省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上的发言[N].人民日报,2015-05-29.

[17]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4-26.

[18]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12-07.

[19]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N].人民日报,2017-12-02.

 

基金项目: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现路径研究”(15CKS005);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基础能力提升项目“‘四个全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研究”(KY2016YB519);广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航空航天文化研究中心”委托项目(HY007)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桂林航天工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来源:原载《治理现代化研究》2018年第1期【作者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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