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国明：结合历史，看清日本修宪解禁军国主义的国运“豪赌”

点击：作者：尹国明来源：昆仑策网发布时间:2022-07-14 08:47:04

【提要】结合历史，更容易看清楚日本的图谋。对于日本修宪解禁日本军国主义，我们保持高度警惕，但没必要对此恐惧。中日的国力，日本已经不是旗鼓相当的对手，我们的真正对手是日本的主人美国。既要防止日本刺激中美冲突，也需要防止美国把中国视线过度引向日本。解决了美国问题，也就大部解决了日本问题，日本问题是美国问题的附属问题。

第一部分

警惕这个国家，已刻不容缓

日本最近外交进入空前的活跃期，而且针对中国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动作也越来越大。我们需要给予高度的警惕，这个邻国也正在下一盘大棋。

虽然它单独的实力不够，但日本对中国的敌意之强、图谋之大，从日本对台湾问题的态度就不难察觉。

台湾问题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利益，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与所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重要基础。随着美国日益频繁打台湾牌的同时，日本也亦步亦趋，很多时候表现得比美国更为激进。

2021年3月“日美2+2联合声明”首次提及台湾，2021年7月，日本副外相麻生太郎还公然称“日美必须共同保卫台湾”。

此后，在2021年的七国峰会、日本-欧盟峰会、日本-法国2+2会议、日本-澳大利亚2+2 磋商、美日韩三边部长会议联合声明，以及在日本与英国、日本与德国进行领导领导人会谈时，均是言必称台湾问题。

日本“2022年外交蓝皮书”5次提到台海问题，与前五年的版本相比，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最近日本《产经新闻》报道，日本政府打算“最快于今年夏季”，派遣防卫省现役官员“常驻台湾”。

日本在越来越多的国际场合把台湾问题作为必谈项，还不只是配合美国的对华战略那么简单。

日本对台湾问题上的动作，和日本对于中国的定位发生的变化有关。

如果说世界上最不希望中国强大的国家，日本必居其一。随着中国越来越强大，日本对中国的心态就越趋向对立。

2022年4月，自民党政调会关于国家安全战略的提案中，首次将中国定位为“重大威胁”。

在该提案中，日本还公开提出干预台海、东海、南海的立场，在军事上“呼吁各国共同钳制中国”，日本还要拥有打击敌国指挥中枢的“反击能力”，指向性明显。

提案还提出未来5年防卫费倍增计划，建议将军费的GDP占比从1.24%提升至2%。如果实现了，等于日本走出实现政治正常国家和军事大国的重要一步。

日本现在不但成为美国围堵中国在亚洲最得力的帮手，而且，日本还是很多针对中国计划的倡议者。

美日澳印四国机制，最早是2006年安倍在首次执政前的建议；2013年，安倍在美国演讲时提出：“在印太世纪，日本和美国应该联为一体”。2016年安倍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比美国2017年正式制定针对中国的“印太战略”要早一年。

日本也在加强同北约国家的合作。

日本和英国签署了新防务协议——《互惠准入协定》，该协定将深化两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合作。

日本和德国这两个二战的发起国，关系也在走近。这两个国家都在借俄乌冲突增加军费，扩充军备，被压制的军事潜能在破除封印，野心也会随之膨胀。

日本作为“北约的忠实合作伙伴”，首相岸田文雄将于月底出席北约峰会，还考虑在峰会期间举行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四国领导人会谈，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

日本异常活跃的外交，针对性很强，都围绕着旁边的东方大国。

日本所做的这一切，都围绕着日本想成为正常大国，变成世界政治和军事大国的目标。但日本不是想办法加快自身发展，而是和美国一样，把机会寄希望于遏制邻居发展。

日本的野心最为露骨的表现，是现在右翼炒作“核共享”议题。

日本的异动，也是世界进入百年大变局的现象之一。

世界百年变局开始加速，日本既感觉到了危机，又感觉到了机会。他既感觉紧张和不安，又感觉到兴奋异常。

这种矛盾心理，既与国际形势和发展趋势的复杂性有关，也与日本特别复杂的民族心理有关。

日本作为一个岛国，长期严峻的自然条件与生存环境，形成了日本特殊的岛国心态。深入全面研究日本社会文化、解剖日本人多重矛盾性格的《菊与刀》，就对日本人的心理有过经典的刻画：日本人彬彬有礼，却又蛮横倨傲；他们无比顽固，却又极易适应激烈的革新；他们性格温顺，却又不轻易服从上级的控制；他们忠诚宽厚，却又心存叛逆，满腹怨恨；他们勇敢成性，却又十分怯懦。

美国战后对日本的殖民教育很成功，，日本就一直充当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战略支点长达70年的时间还未失控，日本主流精英和主流文化至今对美国整体上还是恭顺而服从的陶笛，与美国人对日本民族性格充分了解之后，措施对症有莫大的关系。美国抓住了日本最核心的一个特点：畏强而不怀德。与其说日本对美国忠诚，不如说是日本对于最强者的畏惧和依附。

日本的民族心理之复杂性还表现在几个方面：

日本虽然是一个亚洲国家，但从一百多年前的脱亚入欧开始，日本开启了民族西化的过程。一方面日本在心理上很大程度习惯于认为自己已经属于发达的西方阵营，另一方面，他还保留着一些东亚文明圈的特点，形成了日本既开放又保守的民族心理。

日本是经济大国和政治侏儒的矛盾结合体。战后日本经济一度成为世界第二，最高时经济规模达到美国的60%以上，日本的制造业更是给美国以很大压力，企业和半导体让美国产生了危机感。被美国极限遏制之后，日本迎来“失去的三十年”，日本的房地产和股市的经济泡沫破裂，日本金融和经济遭遇严重内伤，制造业也开始走了下坡路。但即便如此，现在日本的GDP仍然是世界第三，妥妥的世界经济大国。日本在汽车制造、半导体材料与设备、机床和机器人等领域具有很强的优势。而日本在二战结束之后背负着战败国的身份，一直是政治上的侏儒，还没有实现真正的独立和主权完整，在国际政治中的话语权比较低，基本是以一个美国阵营中的坚定跟随者形象出现。经济的发达与政治地位的不相匹配，也加剧了日本民族心理的内在矛盾。成为政治上的大国，取得与经济实力相匹配的政治地位，一直是日本努力的目标。

世界大国梦想与自然禀赋条件之间的矛盾也投射到日本的民族心理。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在亚洲率先实现工业化与现代化，成为亚洲的“世界列强”之一。建立大东亚共荣，成为亚洲秩序的主导者，一直是日本的梦想。二战失败，日本的梦想破碎，但后来经济再次起飞，日本又开始推行以日本为头雁的雁行模式。但遭遇失去的10年、20年之后，日本前进的动力都在逐步衰竭，而后又因为中国的快速发展，日本的雁行模式也就失败了。日本人似乎没有想清楚，限制日本成为世界大国的短板，是日本的自然禀赋。日本只是一个岛国，旁边有着中俄这样的大国，日本并不具备成为世界大国的的自然条件和外部环境。日本国内资源匮乏，国内市场容量有限，这些都决定了日本发展的上限。日本不能清醒地承认这一点，无视自己发展的天花板，以为限制旁边大国的发展，就能凸显日本自身的地位，以为依附美国，借助美国的力量，遏制亚洲其他国家的发展，就可以取得在亚洲国家的突出优势，是现在日本主流圈的想法。近代史上日本对中国的领先，只是漫长历史中的一段插曲。在更长的时间内，日本在东亚只能作为一个配角存在，区别是做谁的配角。日本现在是美国的配角，充当美国的棋子。这就是日本的自然条件决定的日本宿命。日本对美国再忠心，美国对他的信任也不会超过白种人民族。何况，基辛格就说过：“做美国的敌人是危险的，但是做美国的盟友则是致命的”。诚哉斯言。

冷战开始之后，日本长期处于美国势力范围与其他战略板块进行博弈的风暴口。冷战时期是美苏，现在是中美。日本就是这样一个有着世界大国的雄心，却又缺乏成就一个全球性大国的禀赋资源，始终摆不正自己的位置的国家。

这样的国家或者表现得太恭顺，或者表现得太有侵略性，一切看实力。

日本的这种矛盾心理，特别明显地体现在对中国的心态和关系定位上。

在唐宋以前，日本是中华文明比较认真好学的学生。从630-895年的二百六十多年间，日本一共任命了十九次遣唐使，到中国学习。对日本产生了重大影响。

元明，中日关系，开始异变。

进入近代史，日本两次打断中国的发展进程。对于中国造成的伤害，为各国之最，而且这个国家就没有认真地反思过。

主动反思，也不符合日本的民族个性。尤其在军国主义没有清算的情况下，日本作为一个整体，不具备主动反思历史的可能。只能迫于外部足够的压力，对军国主义历史和现存势力进行清算之后，才有可能进行比较彻底的被动反思。

现在阻挡日本清算军国主义最大的障碍还是美国的保护和纵容。美国允许日本的军国主义遗留至今，是要择机把日本的军国主义打造成为美国控制的军国主义，需要时就放出牢笼。

正是在美国庇护下，二战后，日本军国主义一直没有得到彻底清算，反而一些重要战犯在战后得到重用。这跟美国喜欢在韩国重用伪军势力，都体现了美国实用主义的哲学，谁容易被控制，并有利于达到目的，就可以不受任何道德约束的大力重用。重用具有政治瑕疵，不得不依靠美国势力才能生存的政治力量，把他们培养成为一代又一代习惯于服从美国的势力，以最小的代价控制这个国家。

在美国支持下，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在日本政坛越来越抬头。日本政要越来越没有顾忌地参拜祭奠着日本重要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这是延续日本军国主义传统的标志性动作。日本这么做，既符合美国的战略需要；同时，也跟国内政治力量的变化有关。冷战之后，随着全世界的政治光谱向右整体移动，日本的左翼力量趋向式微，军国主义思潮越来越缺少了制衡。自民党的政治倾向会越来越军国主义化，它在寻找时机死灰复燃，东山再起。

日本政要认为，成为一个正常国家，百年难逢的机会已经来了。它已经确定了目标，那就是蓬勃发展中的东方大国。日本对中国的布局之深，仅次于美国。

中国人并不是一个心胸狭隘的民族，反而特别善良大度，唯独对那些不仅不反思侵害中国的历史，而且还在现实中继续做着不利于中国的个别国家，大度不起来。以德报怨，反受其噬，这样的教训太多。坚持道义，不惹事，但也不怕事。爱好和平，但也要有保卫和平的雷霆手段。只要路不走错，谁也阻挡不了我们。我们应当有这个自信，但我们也要对风险和威胁有着及时清醒的感知和预判。

第二部分

冲突为什么很难避免？

（一）

美国在全世界有三个重要的安全机制：在欧洲的安全框架是北约；中东安全框架是美元的石油结算机制的基础；亚太安全框架是以美日同盟关系为基础。

美国的全球霸权就建立在这三个安全框架之上。布热津的“大棋局”，也是围绕这三个安全框架进行谋篇。

美国的亚太安全机制，形成于冷战，以前主要是用来对付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亚洲的扩张。冷战结束了，苏联没了，遏制中国就成为亚太安全框架最重要的目标。

而且，随着中国的强势崛起，亚太安全框架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显著上升。奥巴马政府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本质就是把亚太安全框架置于更重要的位置，重要到什么程度呢？美国要把军力的60%部署到亚太：

2012年美国防长帕内塔提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提出美国将在2020年前将60%的美国战舰部署在太平洋。2013年，美国新任防长哈格尔又宣布将增加亚太地区地面部队的部署，同时将美国空军60%的海外力量部署到亚太。

现在美国正在极力把亚太安全框架升级为“印太框架”，核心还是亚太，并且更加凸显亚太安全框架在世界格局变化中的重要性。

日本本来就是美国亚太安全框架的主要战略支点。一方面亚太安全框架越来越重要，一方面美国需要日本在该框架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日本被美国赋予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就是日本外交特别活跃的外部因素。美国可以直接出面的，需要日本更多捧场。美国不适合直接出面的，可以交给日本。

日本是美国遏制东方大国最重要的帮手。现在美国正在按这个定位打造日本。既然美国越来越需要日本，美国就不得不向日本让渡一些曾被阉割的国家主权权力，至少要给日本这样的期待和想象；甚至在美国遇到极端不利的情况下，日本还有可能被美国进行核武装。

日本作为受美国严密控制的国家，自然会配合美国的全球战略。日本政府的利益排序表面上看应该是这样的：美国重大利益大于日本安全利益，日本安全利益大于日本经济利益。

美国利益置于本国利益之上，这是所有未取得完全独立地位的国家共同的命运，即使不想这么做，也要不得不这么做。做美国的朋友，更要有做“耗材”的觉悟。

日本当年在美国威逼之下签下“广场协议”，发展的动力遭遇遏制，但并没有见到日本有积极的反抗。日本的发展边界至今都没有超出美国允许的范围。日本要做的，就是如何表现得更为恭顺和配合，换取美国更大信任，以扩大美国允许日本活动的范围。这种非同寻常的背后也藏有日本非同寻常的隐忍。

同时，日本也“巧妙”地把日本的诉求融入到对美国的配合之中，实现正常国家地位，寻求政治军事大国地位，作为日本外交的两大重点目标，在美国实力依然很强的情况下，日本并不想通过反抗美国的方式来实现，而是通过积极的配合行为，获取美国更多的信任，借助国际局势的变化，寻找机会。

现在，日本认为这个机会已经来了。日本政府4月下旬发布《外交蓝皮书》，开篇部分就明确了日本对国际局势的最新判断：“美国从以压倒性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在国际形势上支持世界稳定与繁荣的时代。这个世界进入了‘美中竞争和国家间竞争’的时代。”

正是出于对时代趋势的认识，日本要在其认为的“美中竞争和国家间竞争”时代，充分借助美国的力量，寻找机会实现期待和谋划了70年的国家正常化和政治大国地位。

美国这几年针对中国组织了很多小圈子，日本并不是一味被动地加入，也在主动地借助美国力量进行谋划。

日本主动提出针对中国的战略，当然也有“一石二鸟”的目的：既通过美国遏制中国，又通过中国消耗美国。无论是亚太安全框架，还是印太安全机制，日本在配合美国，日本也在利用美国，促成中美相争，实现日本得利。

日本想实现国家正常化和政治大国地位的目标，中美哪个国家的力量太强，都不是日本想看到的。中美之间的力量互耗越严重，日本的地位就越重要，美国就不得不向日本交付更多的利益，日本成为正常的国家希望就越大。

配合美国只是日本的手段，但并不是目的。这样的表现才符合《菊与刀》对日本国民性的刻画：他们性格温顺，却又不轻易服从上级的控制；他们忠诚宽厚，却又心存叛逆，满腹怨恨。

在中美实力出现逆转之前，日本会继续选择站在美国一边。这符合日本恃强的本性。

（二）

还有一个原因也很重要，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又把自身定位为海洋国家，选择站在海洋国家阵营，寻求对大陆国家的遏制。

日本与英国有同样的岛国心理，并不认同共谋发展的“亚洲共识”，本质是内心并不希望有一个强大的陆权国家出现，更不希望亚洲大陆国家实现经济一体化。日本学习英国在亚洲推行“大陆均势政策”、扮演亚洲的“离岸平衡手”角色，在中国还未实现民族复兴之前，这是日本必然的选择。但亚洲毕竟不同于欧洲，欧洲不存在超大块头的国家，在亚洲搞“离岸平衡”的难度只有在中国还未强大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日本为此执行“远交近攻”策略。同时日本深知自身能力的不足，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热衷于建立各种不同的小圈子。2006年由日本外相麻生太郎提“自由与繁荣之弧”，提出把欧亚大陆外围定义为“自由与繁荣之弧”，要以日美欧共享的“普遍价值”，联合亚欧大陆的外围国家，针对目标国家、形成“自由与繁荣之弧”。

同理，2013年，日本呼吁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的夏威夷共同组成“民主安全菱形”（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和2016年日本提出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也都是出于同样的目的。

在地缘策略上，日本深受马汉“海权论”以及斯皮克曼“边缘地带”学说的影响，宣称“从地理政治学的角度来看，日本是个海洋国家”，要联合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国家一起围堵亚洲大陆的心脏地带国家。日本的排他性“海权论”主张日本的国家对外战略优先课题是对付来自“大陆国家”的威胁，中国首当其冲。

（三）

虽然中日之间的力量对比与前两次日本赌国运已经大不一样，但有一点却是相似的，日本现在同样面对着深刻的内部危机。

1868年，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脱亚入欧”，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但很快就面对国内资源匮乏、市场狭小的资本主义难题。1890年，纺织业就出现生产过剩危机。根据《日本帝国主义史》（第1卷，P74），“觊觎朝鲜和中国市场的纺织资本与其他一部分产业资本，以及与这些产业资本相关联的商业资本，都一致希望扩展政治力量对付中国，甚至希望根据情况采取军事压力。之后，越来越强烈要求天皇势力发动军事行动。”日本投入国家财政收入的60%发展海军、陆军，准备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这就是甲午战争爆发前的日本危机。

1933年爆发世界经济危机，资本主义进入“大萧条”时代，日本也被卷入到危机当中，经济濒临崩溃，国内矛盾尖锐，对外发动战争就成为日本摆脱经济危机和转移内部矛盾的主要办法。而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民国高速发展的“十年黄金时期”，日本为了解决国内危机，同时也不想坐视中国发展壮大，发动了第二次“国运相赌”的战争，全面侵华战争开始。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而军事又是政治的延伸。日本国内遇到严重危机时，日本都选择了通过战争暴力手段夺取外部资源、开拓外部市场，缓和国内危机，转嫁国内矛盾。

现在的日本没有当年针对中国的国力优势，但日本国内的经济问题严重程度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加重。从上个世纪90年代算起，日本已经失去了“三十年”，但就日本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看，现在依然不是日本“失去”的终点。日本经济遇到了很大麻烦。

其中，最大的麻烦是日本的经济总量变化虽然不大，但日本的制造业实力距离颠覆时期下降严重。

日本作为一个资源严重匮乏的国家，经济地位主要依赖日本的制造业实力。目前，虽然日本还在一些行业领域还保持着很强的竞争力优势，但随着中韩的制造业竞争力不断增强，日本保持领先的行业越来越少，是不争的事实。从整体看，日本制造业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盛极而衰，经过三十年，日本从电视、通信、计算机、手机等产业细分领域全面败退。NEC、索尼、东芝、松下、夏普这些耳熟能详的制造业终端品牌的衰落，标志着日本制造业黄金时代的终结。虽然现在日本仍然是世界上的制造业强国，但优势产业已经大幅收窄，目前前几行业是汽车业、机器人、机床、半导体材料与设备，而且日本的制造业更多向产业链的中上游退守。

一个国家强大的制造业理想状态是不会放弃下游的终端品牌的。拥有强大的终端品牌，不但会影响着供应链，而且直面消费者需求，可以更快地对需求变化作出反应。终端品牌的衰落，早晚会影响到产业链中上游的优势。

而且，日本制造业近年来爆出的丑闻不断。日本三菱公司“燃效门”造假，对燃效数据进行篡改，竟然涉及1991年以来销售的所有车型。日本高田公司生产的汽车安全气囊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也是隐瞒长达二十年。神户制钢所篡改质检相关证明，伪造了强度和尺寸等数据。日本三菱电机质检造假......日本制造业造假行为已经不是局限于个别企业，不是个别现象，原来赋予日本制造业的光环，就这样一个接着一个破灭了。

日本经济面向未来的新技术新产业新经济，手中的牌不多。虽然在机器人等局部领域也有领先优势，但已经失去整体上的主动权。日本在新一代通讯标准与技术，互联网、信息化等关系到未来新技术革命和新产业革命的领域整体上只能用“乏善可陈”进行概括。

从新经济领域看，日本已经掉队，看不到未来。从传统产业看，日本的竞争力在下降，维持现状都难以做到。再看看旁边，中国已经成长为经济的大象，经济面对中国的规模优势早就没有了，技术优势却在快速衰减。

日本现在最大的产业汽车制造，前景也不乐观。很多国家已经确定了传统燃油车的退市时间，未来是新能源汽车的世界。日本的优势集中在传统燃油车，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中美处于第一阵营，而且中国已经形成最完整的产业链，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占到世界一半。如果在新能源汽车时代，日本失去汽车制造业的优势，日经济将受到重大的打击。

经历过失去的三十年，日本经济的问题传导并集中表现在金融领域。

最近日元贬值严重，固然有日本央行在美元升值周期继续采取宽松货币政策的原因，但更深层的原因是日本经济实力下降在货币汇率上的体现。这个实力下降突出表现在，日元的汇率下降了30%还多，却没有带来出口超高速的增长，而且进出口逆差更大了。日元大贬值情况下，日本已经连续10个月维持外贸逆差，这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日本制造业能力的下降程度有多么严重。

而且，这样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日元汇率贬值，连创24年来的新低，意味着日本进口的能源和原材料成本大幅提高，考虑到以美元计价的世界能源和原材料大幅涨价，再加上日元贬值30%以上，日本国内制造业的成本大幅提高，以日元计价的进口石油价格甚至增长300%以上。这对日本制造业成本形成巨大的压力，减少日本企业的利润，降低研发投入，影响到未来的技术和产品竞争力。

日本放任日元贬值，也有不得已的原因。日本是世界上负债最严重的发达国家之一，2020年，日本的负债率达到267%，是美国负债率130%的两倍。日本一年的财政收入才有60万亿日元，支出却高达110万亿日元，可见赤字有多大。日本国债规模1200多万亿日元，升息1%，利息就是12万亿日元。升息5%，日本的财政收入除了支付利息就不能干别的了。日本央行把控制日元收益率曲线放在最优先位置，只能靠开动印钞机，购买市场抛售的国债，维持收益率保持在零左右。这样日本与美国的利差就越大，日元就越贬值。日元贬值如果不能改变经常项目的逆差，日元会继续贬值。贬值多了，日元维持多年的国际避险货币地位就动摇了。

从制造业到金融，目前没有看到日本找到办法走出老龄化少子化社会状态下的问题和危机。依靠印钞机维持社会运转，早晚有信用透支完毕，系统崩溃的那一天。未来随着中国的产业化升级，日本的产品竞争力会进一步下降，日本越来越依靠印钞机，就会越来越快地走向崩溃。

虽然日本没有和美国一样高通胀，日本和美国都得了同样的病，制造业能力下降带来绝对实力下降，又要面对着东方大国的实力上升带来的相对实力衰减。

日本和美国一样，没有从自身寻找问题的根源，而是把问题归责于外部原因，认为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和产业升级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因此，也把解决问题的出路寄希望于遏制他们认为的对手。美国认为要继续领导世界一百年，就要遏制最强的战略竞争对手。日本为找回失去的三十年，要在世界上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就需要遏制亚洲最重要的对手的发展。在目标选择上，美日实现了重合。在遏制中国这个问题上，日本甚至比美国还要积极，日本对中国再次崛起的容忍度甚至比美国还要低。

（四）

日本可以接受美国强大，但接受不了中国强大，这种心理还有历史因素。从甲午战争中国败给日本开始，日本就瞧不起昔日的“中央帝国”。抗日战争虽然中国也是战胜国，但日本并不认为它败给了中国。即便是中国取得了抗美援朝的胜利，让美欧列强都不得不接受中国在军事和政治上站起来了，日本政治主流对中国的轻视依然存在。

一直到中国真正强大到让日本心悦诚服，让日本人跟接受美国的强大一样之前，日本人都接受不了、容忍不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当中国还不够强大时，日本会把中国的强大视为对日本的威胁。只有当中国足够强大时，日本才会认为中国的强大是理所当然。在此之前，日本不想放弃机会，他们要借助美国以及整个美西方的力量，给中国的发展制造障碍。

日本在近现代史上，两次打断中国的发展进程，固然有中国国力衰弱的问题，但都是在中国没有对来自日本的威胁给予足够重视的情况下发生的，主观上存在的轻视和侥幸心理，是更为重要的原因。

日本现在有没有第三次打断我国发展进程的想法？这已经不是个问题，只要我们麻痹大意，只要给他足够的机会。

为了更大利益，日本会敢于冒险。这个国家历史上就有赌国运的传统。

无论是从历史的经验，还是根据现实的状况，我们都不能低估日本，否则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第三部分

日本选择的不归路与第三次国运“豪赌”

（一）安倍晋三留给日本的遗产

安倍走了，但安倍生前一直在极力推动而尚未完成的日本修宪，准备工作还在继续。

日本国会第26届参议院选举10日举行，结果11日揭晓。自民党大获全胜，以自民党为首的修宪势力继续在参议院保持超三分之二多数地位。

这是继去年10月份众议院选举，日本修宪势力取得众议院的三分之二多数之后，修宪势力向着目标迈出的又一关键步骤。

根据日本修宪程序，修改宪法需要参众两院三分之二多数通过之后，再经全民公投获得一半以上的民众同意，修宪过程即可完成。

日本右翼势力努力了七十多年的修宪目标已经越来越接近实现了。

安倍晋三对此“功不可没”。完成修宪，是安倍继承其外祖父岸信介的遗志，他走了，但修宪工作还在继续，甚至大概率会加速，日本在政治上继续没有安倍的安倍路线。

安倍作为执政时间最长的日本首相，安倍的经济政策已经破产，但后任依然在继承着没有安倍的安倍经济政策。

那些说安倍经济学挽救日本经济的，最重要的理由之一竟然是安倍在任期间日本股市市值增长了多少。事实上，安倍经济学用饮鸩止渴的方式，把日本经济送上了不归路，才是真的。

所以安倍意外死了之后，日本民众对他并没有一些“精日”表现得那么悲伤。

2001年小泉纯一郎执政，实行放宽限制和结构改革等新自由主义政策，滋生了“富者恒富穷者恒穷”的新贫富轮回。安倍经济学进一步便利了大企业和富裕阶层聚敛财富。截至2020年3月，日本大企业内部现金留成高达470.84万亿日元（约合26万亿人民币）。而与大企业腰包膨胀相比，日本工薪层平均工资2012年11月为26.1547万日元，到2020年6月时是26.1554万日元，几乎没有增加。安倍经济学造成日本贫富差距增大。安倍经济学超发货币等政策明显牺牲了普通民众的利益。所以这次安倍意外而死，日本人很多都是持这样的态度：

现任日本首相上任之后，赶紧提出“基于成长与分配好循环”的“新型资本主义”，更加重视分配，解决日本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上任开始就努力与安倍的经济政策切割。表态要对高收入阶层提高税收水平，以平衡贫富差距，但根本不可能实行，自民党公约中已经删除“金融所得课税”字样。

安倍的后任已经与安倍经济学切割不了了。日本经济调节内部矛盾的空间已经很窄，后任已经没有太多办法，解决安倍留下的三大经济问题：严重依赖货币增发，政府债务规模不得不继续扩大，日本制造业竞争力持续衰退。

这三个问题才是决定日本有没有未来的关键，这三个问题解决不好，能要了日本的命。

当然，上述第三个问题不是安倍制造出来的，而是从“广场协议”开始，在美国的压力下，结合日本自己的失误，一步步积累产生的。安倍上任开始，面对日本失去的二十年，通过货币增发和政府大幅举债，来解决第三个问题以及国内消费疲软等问题，但第三个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还产生了第一和第二个问题。

这三个问题，会死死缠绕着日本经济体，一直到日本经济窒息。

中文互联网为了美化安倍，说安倍全心全意为日本民众谋福利，基本是瞎扯。安倍经济学，一脚把日本踹到了深渊，而且是很难再爬出来的那种。

现在的日本首相，面对这三个问题，也是一筹莫展。虽然他在经济政策方面想跟安倍进行切割，但安倍的经济遗产太沉重了，想切割都不容易。日本现在依然在执行着安倍的货币宽松政策，即便是日元被做空，也没有停止。不是不想停，而是停不了。日本的债务规模已经达到GDP的266%，是美国的两倍以上，但债务规模却止不住继续扩张的步伐。日本政府一年收入60万亿日元，但支出却高达110万亿日元。中间的差额，从哪解决？只能靠增发日本国债。这么大的国债，谁能消化得掉？只能是日本央行出面。日本央行的钱从哪里来？只能靠开开动印钞机。

这就是安倍经济学的“奇妙”之处，就跟毒品一样，虽然刚开始吸的时候很爽，但发现问题想戒，就没那么容易了。

现在的日本，不得不继续日本政府继续发行国债，日本央行继续增发国币购买日本国债的安倍经济学，走没有安倍的安倍经济路线。什么时候能停下来呢？暂时还看不到希望。

日本自己也知道，债务规模这么大，并且还在继续增加，早晚要出大事的。日本的货币超发和政府债务就如富士山，虽然不知道具体什么时间喷发，但喷发是必然性事件。

所以，日本的政客，焦虑感是很严重的。现在的焦虑感，还不是担心失去在亚洲的领头雁地位那么简单，现在日本的焦虑是生存问题。

（二）日本经济困境的深层次原因

日本政府每年需要举债这么多，才能维持收支平衡。这本身就说明日本出现了很严重的财政危机。如果没有现代央行超发货币，日本早就出大问题了。历史上，爆发财政危机的国家，甚至要经历王朝倾覆的磨难，典型如大明王朝。日本现在是靠印钞机续命，维持一个发达国家的基本运转。2011年3月11日发生了日本福岛大地震，还导致日本福岛核泄漏，日本政府重建工作缓慢，时间过去了十年，还有很多福岛灾民没有得到安置，无家可归。让对日本政府特别抱有信心、地震后写下“一年之后，整个世界一定会惊诧日本重建的速度和勇气！立贴为证！”王局志安脸都被打肿成猪头三了。重建工作缓慢的最重要原因，就是陷入财政危机的日本政府拿不出那么多钱。

日本政府为什么不能实现财政收支平衡了呢？这里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日本对于控制财富的富豪阶层，实行的税收照顾政策。二是日本的本土制造业，已经无法给日本创造出维持高福利社会提供足够的财富盈余。

第一个原因，这是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共同难题。因为对私人资本如果征税高了，他们就考虑向外转移，到税收更低的地方去。资本成功地在不同国家之间搞起了税收竞争，把税收水平压在很低的水平。

第二个原因，其实也是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要面对的问题，其实是第一个问题的另一个面。国家发达了，职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跟着涨，影响到成本优势，所以就先把低端产业向外转移，接着再转中端产业，保留一部分高端产业，可以吸收高工资福利待遇的同时，保持高利润，维持着发达国家高福利生活的体面。但这样做，有一个问题，那就是高端产业的竞争力和控制力，能不能够一直维持。

日本就维持不了，从家电、电子、通信、造船，日本手中的优势产业越来越少，日本创造社会盈余的能力越来越弱。现在最大的优势产业汽车制造业，又面临着新能源汽车的替代竞争。日本现有的优势产业，无法保证日本继续保持一个高收入国家的福利水平不下降。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2020年日本平均工资为38514美元，与30年之前比，日本平均工资增长4.4%，几乎没有什么增长。考虑物价因素，普通日本人的实际收入和福利水平已经在持续下降了。

而且是日本政府依靠持续的增加负债，才能勉强维持住表面的福利不大幅下降。但增加的债务，最后谁来承担？

日本的经济就是这么令人绝望。

（三）日本政客为日本寻找的出路是死路、不归路

安倍晋三任内，还能通过“打鸡血”短期内护住日本经济的面子，但里子一直被不断的掏空，就跟抽大烟的大烟鬼一样。

日本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走出现在的恶性循环？有，且唯一。只能向马克思求教，结束资本主义。否则，日本的资本主义不治之症，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是没有根治了。

日本资本财阀和政治门阀当家，当然不可能自己革自己的命，所以只能靠继续输液吊着这条命的同时，寻找其他办法。

又不想终结资本主义，还能有什么办法？日本政客认为还有一个办法：战争。

这是历史上资本主义国家遇到不可解决的内部危机时，不约而同想到的办法，一战二战都是这么来的。为什么伟大导师列宁说“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实在是看透了资本主义的症结，而且是从头看到脚那种。

这就可以回到日本为什么要拼命地修改和平宪法，从法律上彻底解封军国主义禁锢的问题了。这并不只是日本右翼政客对于历史“高光时刻”的执念，更是日本政客在感触到内部危机加重，又不肯触动资本的利益，给日本开出的药方。内部危机没法解决，又不肯刮骨疗毒，那就对外想办法，从外面抢劫，弥补内部亏空。

只是，这个办法可行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二战就证明，战争的成本太高，通过战争抢夺资源和市场，实在不划算。而且，人类都进入核武时代了，大国之间通过建立核平衡维持脆弱的世界和平。时过境迁，这种办法已经行不通了。美国内心多么想发动战争对外抢劫，但也做不到。美国曾经表示不服，可自从打了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美国政府背上沉重债务包袱之后，最后不服也得服。美国布朗大学战争成本项目研究小组发布报告称，“9·11”事件后长达20年的战争使美国损失大约8万亿美元。

日本的问题，在美国身上也同样存在。美国的债务规模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增加，美国的印钞机开动速度也越来越快。虽然美国科技实力强一点，美元地位高一些，对外转移危机的能力更强，但美国一样逃不掉资本主义的制度诅咒。

资本主义产生了民族国家，就是为了更好地利用战争对外抢别人，又不能让别人抢自己。但民族国家又是资本的束缚，资本喜欢在全世界自由流动。在资本眼中，国家利益是不得不花钱维持的“累赘”。所以，资本就希望国家就作为“守夜人”出现，只要国内的社会矛盾不激化到快要房倒屋塌的程度，不要干预资本快乐的赚钱。这就是资本为什么喜欢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原因。

安倍经济学就是新自由主义。安倍能做那么久的日本首相，前提是安倍看透了日本的问题，善于迎合日本的资本财阀，实现了日本政治门阀与资本财阀的快乐时光。

但这种美好是短暂的。安倍不能刀刃向内，就只能选择向外挥刀。于是，在实行安倍经济学的同时，政治上走上了复活军国主义的道路，再不回头。

安倍应该是认为这是日本唯一的出路。

美国跟中国的对抗性矛盾增加，也让日本看到了机会。

（四）美国的态度与日本的宿命循环

日本要把军国主义从和平宪法的束缚中彻底解放出来，第一个障碍是美国。

和平宪法就是在美国占领日本的时候制订的，要推翻和平宪法，也得美国同意。

日本现在把修改和平宪法这件事喊得这么响，自然是得到了美国的默许。美国为了对付俄罗斯，就允许德国扩军；为了遏制中国，自然也会允许日本修改和平宪法。

美国为了遏制自己指定的主要对手，不惜放出被自己锁住的“猛兽”。

这件事也标志着，美国为了霸权永续，开始搬掉二战秩序的“基石”，解禁德日的战争机器。

安倍贼就贼在这里，他很早就看透了这一趋势，赶在美国之前，就撺掇美国搞印太战略，渲染中美对抗。

安倍日本实现国家正常化的希望寄托在中美关系走向紧张、对立和冲突上。最希望中美爆发大规模冲突的就是日本了。

通过美国遏制中国，通过中国消耗美国，日本火中取栗，最终实现正常大国、终点是取得“核大国”的地位。

安倍已经把路给日本铺垫好了。我认为日本政客中，安倍是最阴的那个。没有给后任们留下太多自由发挥的空间。安倍经济学祸害日本经济那么多年，把日本经济寻求其他解决办法的路给堵死了，也堵死了日本左转的路，日本只能沿着越来越右的路径走下去，一直到再次头破血流。

这是日本的宿命。日本七十多年前就已经这么走过，赌国运失败了。日本以前的政客都没有走通。日本现在的政客，依然要走上赌国运的道路，也不可能走通。

安倍走了，日本从政治到经济要继续走没有安倍的安倍路线，这是没有太大疑问的。

美国同样不走正路。美国已经从反法西斯阵营，转入支持法西斯的阵营。乌克兰的纳粹现象，得到了美国的纵容和支持，正如二战之前，美国也在大力支持德国的纳粹和日本的军国主义一样。

从1933年到1939年，在德国为二战做准备的6年时间里，美国杜邦财团与化学公司、洛克菲勒财团和美孚石油公司、摩根财团及它控制的电报电话公司、福特汽车公司跟德国签下了巨额订单。杜邦公司通过I.G.法本把氯丁橡胶和飞机防爆剂的技术卖给德国；美孚公司则卖给德国坦克润滑油的技术；美孚在德国设立的一家飞机专用汽油厂给纳粹德国发展空军提供了重要帮助；电报电话公司参加了德国新型飞机的研制，美国还向当时的德国提供了最先进的飞机发动机。

对日本也是如此。在1932~1940年间，美国不仅给日本提供了大量的军事物资，还给予了大额贷款，1937年，日本从美国进口的军事物资占进口军事物资总量的54.4%，这里边包括了价值1.5亿日元的机床，以及超过550万吨的石油。以至于美国国会议员都表示，“请大家记着，日本杀死100万中国人的时候，美国就是帮助日本杀死五十四万四千中国人的帮凶。”在这8年时间里，美国出口给日本的铝、铅、石油、废钢铁、铜，分别占到了日本相关物资进口总量的18%、45%、70%、90%。尤其是在1937~1939这三年间，日本累计花费了5.1亿美元从美国进口军用物资和战略原料，而这些物资在进口总物资的比重上也将近达到了70%。

所以，中国人根本没有任何必要对美国对日宣战感恩戴德。没有美国对日本的支持，日本的侵华行动很难持续。

历史不是简单的重复，但相似的情节又出现了。德国和日本又开始扩充军备了，同样是得到美国的允许和支持。

二战后的秩序已经走到了尾声。

人类又一次来到动荡的时代。俄乌冲突正式揭开了序幕。一切有利于削弱美国地位和实力的努力，都最终有利于实现世界和平。

日本就在中国近旁，日本修改和平宪法，扩军备战，都是把中国作为主要假想敌的。日本在这条不归路上已经走得很远。

2021年7月，日本副外相麻生太郎还公然称“日美必须共同保卫台湾”。

2021年12月，安倍参加“新时代的台日关系”论坛,在演讲中公开表态“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2022年4月，自民党政调会关于国家安全战略的提案中，首次将中国定位为“重大威胁”，在军事上“呼吁各国共同钳制中国”，日本还要拥有打击敌国指挥中枢的“反击能力”，指向性明显。

日本《产经新闻》报道，日本政府打算“最快于今年夏季”，派遣防卫省现役官员“常驻台湾”。

现在的日本不但把目标主要对准中国，而且已经不可能自己回头了。

（五）日本对我们最大的威胁以及实现和平的希望

中国不能把和平的希望放在日本政客幡然回头上，而是要强大自身，只有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才能遏制美日联合把中国拖入军事战争的想法，具备打赢战争的实力，才能制止战争，为东亚延续长期和平。

日本的准备不只是在国内修宪和增加军事预算方面，日本对中国的渗透也仅次于美国。一个安倍死了，国内那么多美化的，哭丧的，表现得比日本人还痛苦，这种现象当然不是自然形成的，背后是日本对中国长期的渗透工作发挥了作用。

这种渗透严重到什么程度？1985年12月，人民教育出版社与日本光村图书出版社，诸事（株式）会社签订合作。1987年，与日本国际教育情报中心进行历史地理教科书互审，双方协定每年轮流进行教科书的相互审查。自此以后，人教社全面与日本东京书籍，日本望文社，日本教科书研究中心，与日本国际教育情报中心，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等等官方机构及书社，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合作与交流。历史和地理的教材互审，几乎从来没有中断过。这样合作着合作着，日本教科书大量出现美化侵略、拒绝反省、妄图复辟军国主义的问题没有解决，中国新华字典里的“倭寇”字样倒是没了。

日本在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前，就曾经对中国发起持续几十年的文化渗透。

光绪八年，日本人冈正康，江南哲夫共同创办《上海商业杂报》，开始日本在中国办报。

1906年日本人中岛真雄在沈阳创办了《盛京时报》，后在佐原笃介经营下，销量猛增到两万份。

1919年，《关东报》在大连开始发行。1921年大连出现另一份重要的日本报纸《满州报》。1922年，《大同文化》创刊。

沈阳则有1921年矢野勘创办的《奉天日日新闻》和《奉天每日新闻》。

长春在1920年出现了《北满日报》。

哈尔滨在1918出现了《极东新闻》，1922年，中岛真雄在哈尔滨创立了《大北新报》。

有了这么多铺垫，才有了后来那么大数量的汉奸。从日本的长期准备看，“九一八”事变很难算得上日军“下克上”偶发事件。九一八事变之前，板垣征四郎在他的站前动员中就提到：“（中国）它是一个同近代国家的情况大不相同的国家，归根结底，它不过是在这样一个拥有自治部落的地区上加上了国家这一名称而已，所以，从一般民众的真正的民族发展历史上来说，国家意识无疑是很淡薄的”。

中国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精神面貌，固然有其他原因，但与日本长期的对华文化渗透也当然有很大关系。　　

结合历史，更容易看清楚日本的图谋。对于日本修宪解禁日本军国主义，我们保持高度警惕，但没必要对此恐惧。中日的国力，日本已经不是旗鼓相当的对手，我们的真正对手是日本的主人美国。既要防止日本刺激中美冲突，也需要防止美国把中国视线过度引向日本。解决了美国问题，也就大部解决了日本问题，日本问题是美国问题的附属问题。

因此，对外，盯住日本，把防止日本进行“核武装”作为坚决不允许触碰的底线。日本触碰这一底线，中国就可以联合俄罗斯对日本进行一切手段的预防性打击。坚决维护钓鱼岛等领土主权，尽快解决台湾问题，扼住日本海上生命线，预防日本做对不起中国的事情。必要时，我们还可以提出琉球地位问题。

对内，对于日本的渗透要进行遏制，对于日本（当然还有美国）对华各种以援助之名进行的渗透进行摸排。当然，最理想的情况是中国对日本进行反渗透，分化日本内部。就跟毛时代那样，毛泽东思想在日本影响了大批认同中国制度，主张中日友好的年轻人。这些人形成为日本的左翼，对日本右翼形成了制约。安倍的外祖父岸信介，当年想通过安保条约曲线实现对和平宪法的突破，没有成功，就是日本的左翼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解决日本问题代价最小的方式。

要从根本上削弱日本的战争潜力，就要进一步削弱日本制造业实力。中国的产业升级，可以顺带着完成这一历史任务。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明人明察”，综合修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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