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河南村镇银行储户被赋红码”一事,引发各方高度关注。
最新的消息是,郑州市纪委监委启动对赋红码问题调查问责程序。
调查仍在进行,我们等一个最终结论。
从目前媒体曝光的情况来看,确实存在“红码”被滥用的问题,本来是为精准防疫使用的手段,却被滥用,这是对亿万民众信任的严重侵蚀。
今天,我们就从学理的角度分析这一事件,去探究一下健康码背后的“数据正义”。
事件梳理
此前,有六家村镇银行的线上储户反映,他们存在银行里的钱取不出来了。这6家银行包括河南省4家、安徽省2家:河南省许昌市的禹州新民生村镇银行、驻马店市的上蔡惠民村镇银行、商丘市的柘城黄淮村镇银行、开封市的新东方村镇银行,以及安徽省蚌埠市的固镇新淮河村镇银行,黄山市的黟县新淮河村镇银行。目前,许昌禹州警方已介入村镇银行的相关案件,正全面侦办。
储户们来到郑州、开封等地后,发现健康码被赋红码,给日常出行带来困难。稍早前,有自媒体文章称,多名涉事村镇银行的外省储户也发现健康码变红,其中一名深圳的储户没离开深圳,健康码也变红了,询问得知是河南方面赋红码。
据天目新闻,郑州市12345工作人员回复称,经查证目前信息库出现问题,现在已将该情况上报政府,正在积极改进中。“建议进行后续的关注”。
另外,6月14日,澎湃新闻拨打郑州市12345热线,得到回复称,赋红码的事情,之前已有来电反映相关问题,具体情况正在落实中。具体原因不太清楚,被赋红码可以本人来电反映,这个需要通知到相关部门落实情况。
理论分析
01 “数据治理”:健康码的底层逻辑
在初始的意义上,“数据治理”原指一种以“公司治理”为摹本的资产管理。数据治理是一个关于数据的组织过程和结构,指向一个战略性的长期过程,它建立对数据的责任,组织工作人员通过系统地创建和实施政策、角色、职责和程序来协作并持续地改进数据质量。
2015年,国务院发布《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指出一个“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的管理机制亟待建立。“数据治理”由此演化为“用数据治理”,成为提升行政效率和管理效能的政府管理新方向。
数据治理中私人治理、政府管理与公共治理的范式区分,为我们检视健康码的优势及其不足,提供了宏观视野和微观工具。
对政府而言,健康码大幅提高了人员信息核验效率和精准度,通过“数据流”牵引带动真实世界中“人流”、“物流”、“商流”的复苏与回归,在疫情防控的同时有序恢复生活秩序。对个人而言,健康码不但避免了重复、多次填报信息的繁琐程序,避免个人信息过度收集和不当泄露,而且减少了人员聚集的传染风险。对企业而言,健康码便利了员工管理,有助于采取有针对性的精准联防联控措施,有效促进了复工复产。
但是,健康码收获并不仅是赞扬。事实上,对其可信度质疑的声音不时出现。由于健康状况等大量关键信息均是个人自行申报,难免稂莠不齐,还有少数人故意隐瞒病情,无怪乎被人批评健康码为“形式主义”。最为严重的批评是:健康码将人脸识别、大数据行为追踪用于“多场合人口管理”,不但过分强化政府的电子监控权力,而且打破了政府与企业的边界,最终侵犯了公民隐私。
02 数据效率与数据正义:健康码的正当性
数字技术并不中立,它始终被其栖身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所塑造,体现着设计者、使用者的权力行使和价值目标。健康码也不例外。作为一种“经由设计的规制”(regulation by design),健康码经过精心设计嵌入到疫情防控的流程之中。
健康码所具有的电子化、数据化、智能化特征,并未遮蔽原有的行政化自动评级的属性。“国家通过技术之眼观察社会图像时,它看到的可能是自己的倒影”。命令服从的权力运作、各行其是的地方割裂、控制优先的封闭体制、稳定压倒一切的极端思维都可能在科技外壳下,进到健康码之中。为此,健康码必须将多元价值注入其中,以避免不自觉地被单一目标所宰制。质言之,与数据私人治理和政府数据管理以“数据效率”(Data Efficiency)为原则不同,数据公共治理要求将“数据正义”(Data Justice)置于更高的位置。
在数据正义的视野中,是否使用以及使用何种数字技术,应当尽可能尊重个体的选择。“数据使用透明度”和“数据非歧视”对健康码提出了进一步要求。在疫情面前,个体权利当然可能受到一定限制,但“若要设定对基本权利的限制,就必须同时设定对这些限制的限制”, 正当程序、比例原则、禁止不当联接等原则仍应坚持,个人对其信息的知情权、更正权、删除权和获得救济的权利亦不得因疫情而遭到克减。
03 划定边界:健康码不能被滥用
现代化治理是“依规则的治理”,数据治理概莫能外。健康码规则是调控紧急事件的“非常规则”,在数据使用和共享环节,个人信息权益应受到更多的尊重。基于目的限制原则,个人信息不得用于与疫情防控无关的目的。同时,受制于《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第34条“国家机关在履行法定职责处理个人信息,不得超出履行法定职责所必要的范围和限度”之规定,即使在上述目的下,个人信息处理也应秉持“比例原则”,充分考虑公民的人格尊严和人格自由,尽量采取“去标识化(de-identification)或“匿名化”等损害最小的处理方式,保证手段与目的之间合理、适度、相称,不能因小失大、得不偿失。另外,数据的“整体治理”并不意味着大块头(one big lump)的政府,它并不摧毁职能边界。
命令服从的权力运作、各行其是的地方割裂、控制优先的封闭体制、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等,都可能在科技外壳下,被装进健康码中。因此,在健康码的运作上,相比“数据效率”原则,应将“数据正义”原则置于更高位置。
以数据正义为原则,应提高健康码的“数据使用透明度”,保证健康码的“数据非歧视”。疫情之下的个人权利当然会受到一定限制,但必须同时设定对这些限制的限制, 保证个人对其信息的知情权、更正权、删除权和获得救济权。负责防疫数据运营的政府部门和企业,应充分尊重个人信息权,不得将个人信息用于与防疫无关的目的。
以上理论分析引自:许可.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数据治理[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3(01):80-91.
评论观点
半月谈:给讨说法的储户赋红码?健康码不能被滥用(节选)
健康码是疫情防控系统的重要一环,是每个人为了自己和公众健康而让渡权利的结果,其存在目的只能是疫情防控。这是全社会的共识。任何人、任何部门都没有权力突破健康码为公众健康而存在的角色设定,把健康码另做他用。
给讨说法的储户赋红码,突破了公众对健康码适用范围的共识,当然激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与深深担忧。这种做法,一方面消解了健康码的本真功能,一方面也扰乱了疫情防控大局。我们不禁要追问,这一做法是经过了什么样的流程?又是由谁来决策使用的?相关地方应该查清楚来龙去脉,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河南这一事件所暴露出的“权力任性”的危险倾向,警醒我们必须加强健康码的规范使用。
健康码是为人们出行和流动提供便利的,绝不能成为任何人任何地方压制社会矛盾的手段。唯有完善健康码规范使用制度,建立起防范滥用的追责机制,才能防止乱动的手滥用健康码,让健康码回归其本真功能。
正和岛:河南红码事件,比唐山流氓更可怕(节选)
用红码限制储户维权取钱,用黄码限制拆迁诉讼开庭,河南着实把健康码玩溜了。
所以,现在必须参照公安系统法律法规政策,从人身自由的高度,尽快制定一套关于健康码的程序、申诉、追责等规范。
而河南这次也别瞎扯什么大数据系统原因,也别想捂,捂只会引起更大的反弹和反噬!
必须对整个决策链上所有相关人员进行撤职和追责!
而且要按照公安系统随意抓人的尺度,进行严厉追责!
滥用权力,随意限制人身自由,远比唐山流氓更可怕!毕竟,健康码滥用这事儿,要是扩散开了,就是核弹级别的社会巨震。
河南省开的这个坏头,不及时制止和追责的话,各地都会有样学样,那整个社会就乱套了。
只要想想,不知道哪里的什么人,就可以随意给你赋个红码,给你戴个“电子镣铐”,还有比“随意抓人”更可怕的吗?
(来源:昆仑策网,转编自“新传考研一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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