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文章谈到，“票证经济”是特定历史下的必要选择。在总消费水平低的情况下，票证制度的实施能保障人人获得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在国家层面，“票证经济”有助于解决重工业资本积累的问题，对中国启动现代化起了关键的作用。既要实现重工业优先发展和国家安全，又要保证人民的基本生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约束下，中国已经做了最可行的选择。

发展重工业，除了需要资金、劳动力之外，还需要科学技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依托计划经济建立了以真实需求为导向、全国大协作为主要特点的科研体制，实现了快速的技术进步，在一些尖端领域达到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归结起来，这一时期的科研体制有几个方面的特点：

首先是社会真实需要所牵引的创新导向。同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中国科研单位的主要目标既不是利润，也不是发表论文，而是服务于工业化的真实需要。这一阶段有代表性的科技创新，如两弹一星、牛胰岛素、杂交水稻、大型飞机、计算机以及断肢再植等，当时都处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这些创新，大部分都是着眼于国家战略发展的需要以及满足最普通的人吃饱、穿暖、健康、发展的需要。现实需求牵引使得创新资源能够更多地集中到基础性、战略性、长远性的领域，从而容易在基础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也容易获得更加长远的经济利益，最终达到“求其大兼其小”的效果。

以真实需要牵引的创新导向，典型代表就是20世纪20世纪70年代研制成功、2015年获得诺贝尔奖的青蒿素提取技术。疟疾是人类最古老、传播最广的传染病之一，至今在非洲依然危害很大，但由于疟疾主要是“穷人的病”，发达国家的医药企业对其投入相对不多。而中国从国际主义的理念出发支持第三世界国家抗击疟疾，从而产生了对抗疟药物的需求，影响了科技进步的方向。这就是从真实需要出发的科研路线。

其次是全国协作的“大科学”体制。主管我国科技工作的聂荣臻早就认识到：

“现代科学技术同十八、十九世纪有很大的不同。那时的科学研究往往是个人独立完成的，一个人一生可以有多种发明创造。今天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虽然有些基础理论和技术研究，比如某些数学理论的探索，还可以沿袭过去的方式，但是对于运用现代实验手段进行的重大基础理论、重大工程和重大设备等方面的研究和制作，个人和单位，甚至行业和地区的力量都不够了，需要国家的力量才行。我们制造导弹、原子弹、飞机、舰船、计算机等，需要许多新型材料，需要精密的仪器、仪表。当时国内没有，国外也买不到。我们就组织自己的力量下达任务，分工合作，限期完成。当时需要一万三千多种新材料，都是国内从来没有生产过的，结果在集中统一领导下，大力协同，在短期内陆续试制成功，达到国家规定的质量标准。随着科技工作发展的需要，我们还组织全国力量试制“九大设备”，以解决制造特厚、特薄、特宽、特长、特细等特种型号材料的设备。[1]”。

中国实行大科研体制，是为了在国家的领导和统筹下，“迅速壮大我国的科学技术力量，力求某些重要的和急需的部门在十二年内接近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2]。正是由于建立了全国大协作的科研体制，中国才能够在工业化刚刚起步、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开拓创新，并且在一些领域达到了当时国际的前沿。

例如，杂交水稻研究就离不开全国大协作的科研体制[3]，20世纪60年代，湖南全省开展了由专业人员和农民相结合寻找不育系的群众运动，不久席卷全国，各省成立了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形成了一个全国范围的大协作网，在长江流域、华南、东南亚、非洲、欧洲等地的1000多个品种里进行筛选，如果仅仅有袁隆平等少数科学家，没有全国各地的协作，就不可能取得杂交水稻研制的成功。我国自主研发的大型喷气式客机“运十”，共有21个省、市、自治区300多家工厂、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参加。在计划经济体制和集体协作文化的作用下，尽管不能说如臂指使，但确实相对于在分散的情况下靠企业自发协作，有更小的交易成本和更高的效率。1975年，中国成功预报辽宁海城地震，也得益于专群结合、群防群控的观测和预报体系。

科研领域的集体协作，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成果，那就是以“鞍钢宪法”为代表的普通工人和科研人员相结合的制度，使得科学研究从少数科学家的专利扩展到一线工人中间，这发挥了科学技术的外溢效应，提高了一线工人的研究能力和素质，造就了一代高素质的产业工人。倪志福[4]、郝建秀[5]等从一线产业工人成长起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经是工人中的发明家。科研上的集体协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也是科学研究本身的规律。今天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不应该丢掉这个优势。

最后，“大科学”体制不仅表现在科学研究，也表现在技术传播上。当前世界上通用的专利制度，固然有利于激励创新，但又会阻碍新知识和新技术的传播，因此即使在西方国家，也存在着专利制度存废的长期争论，需要在激励创新和传播创新成果方面取得一个平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把专利制度看作私有制的产物予以批判，实行了把知识作为公共产品的制度。无论是科研机构还是科研人员，研究成果产生之后，可以获得一定的报酬和奖励，但是并不拥有对科研成果的排他性使用权，而是由国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使用科技成果，这使得科学技术普及速度大大加快，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在农村依托集体经济建设的农技推广站，实行了多次推广新型农具和良种运动，一旦有先进农具和良种出现，就可以很快推广到全国适宜耕种的地方，农民并不需要花钱去购买专利和高价种子，这使得农业科技也能迅速得到传播。

注释：

[1] 光明日报社.聂荣臻同志和科技工作[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4:10-11.

[2] 中共中央.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A].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9):436.

[3] 李晏军. 袁隆平成功之路回眸[D].广西大学,2004.

[4] 倪志福，（1933—2013），1933年5月4日生，江苏省川沙县(今属上海市浦东新区)人，1953年创造三尖七刃麻花钻，被称为“倪志福钻头”，大大提高了钻头的使用性能和切削寿命，在国内外切削界引起重大反响。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七届、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

[5] 郝建秀，女，汉族，1935年11月生，山东青岛人，13岁进厂当工人，不到16岁摸索出改进整个纺织业技术的“细纱工作法”，1951年，该工作法在全国推广，整个纺织企业的产量大幅提高。2003年3月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本文节选自《大国新路——中国道路的历史和未来》，江宇著，中信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

（来源：“共和国经济史”微信公号；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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