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作者张汉音，社会学教授。原籍江苏，1980年代获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曾先后在中科院研究生院、北京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执教，后应邀去台湾辅仁大学帮助该校发展社会学研究与教学，工作几年后从辅仁大学退休，现住新加坡。疫情期间，他通过分析美国的两份情报和其它相关事实，撰写了《先于中国疫情而发出的美国情报说明什么？》研究文章发表于《南洋时评》，后作进一步修订，作为特稿请“昆仑策研究院”及昆仑策网发布（见文后【相关阅读】）。本文是张汉音教授给本院发来的最新评论，题为《高喊要动用情报机构调查疫情真相的美国其实很怕真相曝光》。他希望通过此文的分析，能增进国人对美国的了解，也能有助于推动世卫组织向美国提出要求，派专家组去美国对新冠病毒进行科学溯源，找到病毒的真正源头。并指出，固然美国会断然拒绝，但是它的拒绝恰恰会加深全世界对美国可能是新冠病毒源生地的猜测。
日前，李叶明先生在一篇文章里表示，他认为对新冠病毒应坚持科学溯源，应反对美国中情局的介入。他的这个主张是相当理性的。
科学的处理方式尊重事实，忠诚于事实，因此唯有通过科学溯源才能找到真正的病毒源头，以利于全世界未来的防疫抗疫；也唯有坚持科学溯源，摒弃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干扰，同时排除声名狼藉的中情局添乱，才能避免某些人因为政治利益而制造虚假证据或凭据国家实力和媒体话语权的优势而信口雌黄，从而防止美国和盲目跟着美国跑的媒体把病毒溯源引入歧途。李叶明还主张，比中国更早出现新冠病毒感染的国家应该更早协助溯源调查。这个主张也值得支持，因为任何有头脑的健康人都懂得，在最早出现新冠病毒的几个国家里，更早有此病毒痕迹的国家更有可能是COVID-19的始祖源生之地。
新冠病毒在美国、意大利的出现早于武汉疫情爆发
中国已知的第一例新冠肺炎患者是2019年12月1日发病，12月8日在武昌住院。当时医生把他当作普通肺炎患者予以治疗，直至出院。美国纽泽西州的Belleville市长Michael Melham在2019年11月21日发病，医生说他得了流感，但是他的身体告诉他，这一次不同于以往的流感经历，最严重的时候他感到如同快要死掉一般。在新冠病毒的概念出现以后，他才意识到他的那些症状是感染了新冠病毒的发病症状。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他在2020年4月到诊所做了血清抗体检测，医生果然发现他的血液里含有很强的新冠病毒抗体IGg。由此可知，他是在11月21日之前感染了新冠病毒，与中国的第一例已知患者相比，至少早了10天。他在感染发病之前的几个月没有去过中国，也没有去过其他国家。美国疾控中心的研究人员2020年11月30日在美国的《临床传染病》半月刊上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报告说他们检测了红十字会于2019年12月13日至2020年1月17日期间采集的7,389份健康人献血的血液样本，发现其中106份含有新冠病毒抗体，包括39份来自加利福尼亚、俄勒冈和华盛顿三州，采集时间为2019年12月13日至16日；67份来自马萨诸塞州、密歇根州等地，采集时间为2019年12月30日至2020年1月17日。这个检测结果说明，大约1.4%的献血者感染过新冠病毒，当时新冠病毒已在多州蔓延。新冠病毒感染从零存在到一个人被感染，再到多人被感染，再蔓延到一个市、一个县，然后再到一个州、多个州，并发展到1%以上的人遭到感染，这个过程至少需要2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由此可知，被检测到的这些感染者应该是在2019年10月、11月、甚至数月之前遭遇过病毒的感染。这个发现显示他们的感染应远远早于中国的第一例已知新冠肺炎患者。因此，倘若检测2019年6月到11月底收取的血液样本，甚至检测更早的样本，应该会发现有一批人的血液里同样存在着新冠病毒的抗体。按照这个线索检测下去，就会越来越接近于发现美国的最早感染者，甚至有可能越来越接近于发现始祖级病毒的活动区域。根据2019年7月26日美国Fairfax County Times的报道，弗吉尼亚州Greefield的一个退休老人社区（Greenspring Retirement Community）在大约1个月之前爆发过疾病感染，先后有63位老人和19名工作人员出现呼吸困难，轻的咳嗽，重的发展为肺炎，18人住院，其中3人死亡。美国是一个医学研究非常发达的国家，然而根据报道，国家疾控中心的医学专业人士没有找到这些人患病的原因。疾控中心取走过17份检测样本，对外却说没有得出结论。他们的检查结果到底是什么？患者发病的症状与新冠病毒感染颇为相似，引起社区感染的会是美国的第一代或接近于第一代新冠病毒吗？这个社区与马里兰州的美军德特里克堡（Fort Detrick）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生物实验室仅相距52英里。该实验室是一个研究生物武器、具有双重身份的研究机构。老人社区的感染病源与德特里克堡有关系吗？在老人社区遭到感染数日之后，2019年7月美国疾控中心（CDC）关闭了德特里克堡（Fort Detrick）的实验室。实验室的关闭与老人社区的感染有关系吗？与当年12月的美国献血样本中存在的那些新冠病毒的抗体有关系吗？如果美国政府不拒绝科学溯源的调查，只要中情局和其它机构不做手脚，通过科学溯源，这些疑点应可得到答案，新冠病毒的源头追溯应可获得重要进展。意大利米兰国家肿瘤研究所的研究者在2019年10月至12月取样的血液样本里也发现了新冠病毒抗体。出现新冠病毒抗体的血液样本中有几份是在10月上旬收取的。这个检测结果与2019年9、10月之后在意大利北部出现的所谓“奇怪的肺炎”正好对应。这意味着很可能在2019年的9月新冠病毒就已经在意大利北部出现，比新冠病毒在武汉的出现早了2、3个月。表面上，意大利人最早受到感染的时间可能是2019年9月，早于美国疾控中心所发现的那些感染者。其实，这个差别也可能只是源于样本的时间段选择而已。依据目前所知的证据，虽然不能否定意大利第一批人的感染有早于美国人的可能性，也不能否定新冠病毒的始祖最早是在意大利形成的可能性，但是如果检测2019年6至11月采集的美国血液样本，甚至检测更早的美国血液样本，并非完全没有可能会发现美国第一批人的感染时间实际上早于意大利人。感染了新冠病毒的患者如果变为重症，肺部通常会发生病变，肺部的CT扫描图片常常会呈现毛玻璃状的外观特征，因此，如果在美国的马里兰、弗吉尼亚、新泽西、纽约州和加利福尼亚等地复查肺炎患者的肺部CT扫描图片，让扫描的时间段跨越2019年11月30日以前的一整年、甚至更久的时间，应该也可以追踪到美国第一批新冠肺炎感染者遭遇感染的地区和时间。
在美国进行科学溯源的三种可能结果
假定美国政府同意世卫组织的专家进入美国对新冠病毒进行溯源调查，基于上述事实，我们不难想象专家们最终可能会得到以下三种结果之中的一种：
第一种可能：进一步确认美国第一批新冠病毒感染者的感染时间远远早于中国疫情的出现，但晚于第一批意大利人的感染时间。
第二种可能：发现美国第一批人的感染时间早于意大利人，但病毒的来源可能是大自然，而不是美国的实验室。
第三种可能：发现美国第一批人的感染时间早于意大利人，病毒的来源是美国的实验室。
无论哪一种结果，美国都是不愿意看到的。若是第一种结果，美国对中国的故意抹黑和攻击就会暴露于天下，成为史上的一大笑柄。若是第二种结果，美国就会成为一个隐瞒病毒真相而遗害美国、也遗害世界的责任方。若是第三种结果，美国就会成为制造病毒危害全世界的人类公敌。特朗普和拜登都很清楚，避免出现这些结果的最好办法就是以攻为守，打着调查病毒真相的旗号，利用美国的实力强势以及它操纵盟国和世界舆论的能力，通过制造谎言和传播毫无根据的猜测去点燃非理性、非科学之火，把火引向中国，在诬陷、打击中国的同时，让自己从追溯病毒之源的科学利剑下溜走。从特朗普到拜登，美国一直走在这条路上。中国很坦荡，早在2020年上半年就申明了支持对新冠病毒进行科学溯源的立场，也欣然接受了世卫组织的要求，欢迎世卫组织委派专家考察组，包括委派来自美国的资深专家，进入中国，以科学的方式进行病毒溯源的实地调查，包括详细调查特朗普政府质疑过、拜登政府仍然在质疑的武汉P4实验室。专家们在独立、慎重和全面的考察之后，得出并发表了调查结论。专家们在中国没有发现人类以外的任何动物在体内或体外带有COVID-19病毒，没有发现COVID-19病毒从动物进入人体的痕迹，并确认COVID-19病毒极不可能是来自他们考察过的武汉实验室。不久前，世卫组织要求意大利米兰国家肿瘤研究所提供被检查出新冠病毒抗体的血液样本，样本已经送到荷兰，让荷兰大学进行独立检测。可见意大利也很坦荡。他们和中国一样，应该也是相信科学溯源是有价值的，溯源的结果对他们是无害的。在完成对意大利的病毒感染和病毒源头的调查之后，世卫组织应该也会提出在美国进行病毒溯源的要求。美国会答应吗？笔者认为不会。科学溯源是美国的死穴。美国不会容忍任何国际力量去威胁它的死穴。至少在五十年之内，我们认为美国不大可能改变它的这一立场。这意味着极有可能至少在五十年之内人类不会知晓新冠病毒的真正源头。不过，美国如果拒绝接受科学溯源，这将等同于向全世界宣告：病毒COVID-19的始祖极有可能是源生于美国。
附注：武汉P4实验室的全名是中国科学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2015年建成，2018年正式运行，用于病源病毒学的基础研究，为防止和对抗病毒侵害的总目标服务。在实验室工作的石正丽等学者曾与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大学有过多年的研究合作。他们在实验室所做的关于蝙蝠病毒的研究是在美国的资助下进行的。作为合作的交换条件，他们也曾把一定数量的云南蝙蝠和蝙蝠携带的病毒送给北卡罗来纳大学的合作方，以便对方能够直接用于他们自己的研究。根据合作协议，石正丽等学者毫无保留地定期向合作方和资助方披露自己的研究结果。在武汉疫情出现之前，武汉P4实验室无人知晓新冠病毒COVID-16，更谈不上研究此种病毒。他们也没有合成制造COVID-19、并且能够在基因结构上不留下人为合成痕迹的技术能力。武汉疫情爆发前，武汉P4实验室曾多次接待美国和其他国家学者的参观考察。关于实验室的研究对象、研究主题、研究方式、研究结果和研究安全的保障机制，关于石正丽等学者的研究技术和能力，美国的相关学者和情报人员了如指掌。拜登政府十分清楚，武汉P4实验室和新冠病毒的形成没有任何关系，和武汉的疫情没有任何关系。更何况如有关系，美国大使馆和情报机构应该早已将证据呈报给特朗普政府，特朗普应该早已将证据公告于天下，然后煽动全世界讨伐中国并向中国索赔。
因此，拜登总统应是故意“装萌”，虚张声势，不仅是为了打击中国，更是为了浑水自保，把世卫组织的病毒溯源引到错误的方向，以免美国的真相遭到调查，被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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