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河淮济，是为“四渎”，指的是上古时期四条能够独立入海的大河，济水如今已经干涸，河道也为黄河所占，淮河河道数次为黄河所夺，故而在历史上始终能够保持独流入海的，只有长江和黄河。由于历代的统治中心大多在北方，所以黄河的治理尤为统治者所重视。黄河一旦泛滥，轻则十数县，重则数十县，州邑惨遭“漂没”，百姓“顿为鱼鳖”，河灾后对灾民的赈济，安抚更是一大项财政支出，可以说，黄河治理稍有差池，便“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黄河的修治，成为历代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

一、历史上几次重要的河道变更

黄河自青海巴颜喀拉山北麓星宿海发源，流经青海、甘肃、宁夏、内蒙河口镇这一段乃是黄河上游。自河口镇往南，流经陕西、陕西、河南郑州。这一段称中游。历朝历代，黄河上游的河道变化较下游来说不大，黄河泛滥的主要地区是在黄河下游。黄河自河南孟津往东，至荥阳（现属郑州）、武陟（属焦作市），由于河道为山势约束，故而只在南北两岸间发生很小的移动，自荥阳、武陟往东，黄河进入华北平原，一马平川，直到入海，黄河即在这个范围内如折扇一般，北起海河，南到淮河，泛滥不休。

据相关文献记载，先秦到新中国成立的三千多年间，黄河下游决口达一千九百五十三次，据清初胡渭整理历代资料，在其《禹贡例略》中提出“五大徙”之说，再加上咸丰五年的铜瓦厢之决，共六次大迁徙，分为七个阶段。

今黄河下游河道自郑州至河南兰考县折而东北流，流经山东菏泽、济南、滨州至山东东营入海。

先秦时期，历史文献中记载的黄河河道是《禹贡》记载的“禹贡大河”和《山海经》所记载的“山经大河”。“禹贡大河”的流向大概从河南荥阳东北流入山西宿胥口，至河北合漳水，分流多端，至今天津东南入海。“山经大河”即在“禹贡大河”的基础上，于河北深县北流至清苑县折而东流，于天津东北入海。

禹贡大河

周定王五年，河徙，在禹贡大河的基础上，决宿胥口而东，至河南滑县，河北馆陶县，至今河北沧州黄骅县入海，此所谓“西汉故道”。据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考证，“西汉故道”长期与“禹贡大河”“山经大河”并存，周定王五年河徙之说不足信，只是由于战国时期齐赵等国各修川防，导致“禹贡大河”河“山经大河”断流，黄河专走“西汉故道”一脉，故而《汉志》和《水经》只论西汉故道。

王莽始建国三年（11），河决魏郡，河水在豫东，鲁西一代泛滥数十年，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王景治河，沿黄河下游筑堤千余里。   东汉河道较西汉偏东，至今滨县南入海。至此黄河总体保持平静，五代河北一带战争频发，北方军阀屡屡决河以淹敌军，遂于后代遗祸。

西汉与东汉故道

至宋庆历三年（1048），河决商胡口（今河南濮阳西北），    向西北而去，经河南内黄、河北大名、至青县入御河（即隋开之永济渠），汇入海河入海。此即宋人所称之北流，嘉祐五年（1060）又决河北魏县，经西汉故道，合马颊河至无棣县入海，称东流。自此，黄河时东时北，或东北同流。宋人恐辽国经北流入侵，丧失黄河天险，故而强行封闭北流。但北流入海处地势广深，并且又合西汉故道，虽强令东流，也屡次决口北流，单股北流时间大大超过单股东流时间。

北宋河道

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黄河第四次大决，于阳武口（河南原阳县）决口，灌河南封丘东去，至梁山泺分为两股，北入济水故道（北清河）入海，南入泗水故道（南清河）夺淮入海。金朝以邻为壑，故筑堤使其南流，以灌宋地。另建炎二年（1128），东京留守杜充为堵金兵，在李固渡掘开黄河，使其入泗水故道，夺淮入海，自此开黄河夺淮的先河，但此时北宋故道北流仍然未绝。至明昌时，北流断绝，从此黄河不再进入河北平原达六百余年。黄河从原本的由中原流经华北平原到山东半岛北部或海河流域入海，变为走泗水故道，经鲁南丘陵，到达淮水，在江苏入海。

金代河道

明代为济漕运，怕运河干涸，故而强行阻塞，令黄河保持南流，明弘治八年（1495），强行筑断元代贾鲁所开的黄陵岗支渠，遂“以一淮受全河之水。”至嘉靖年间，又阻绝黄河南流的分流水口，从此黄河单走淮河一脉。故明代黄河河患频仍，乃至兴大役五十余次以治黄河。此为黄河第五大变。

明代河道（没找到专门的河道图，只有工商图代替了）

明清均以潘季驯所创“束水攻沙”法治理黄河的泥沙，导致入海处河床严重抬高，“水在地面行”，同治五年终于在铜瓦厢（河南兰考县）决口，分为三股，总会于大清河（即济水故道北清河之一股）入海，从此黄河回归到经山东北部入渤海的道路，结束了长达600余年的夺淮历史。至光绪元年，在决河沿线全线筑堤，形成了今日的黄河河道。

二、黄河河道变迁的原因及影响

经上文可见，黄河至宋仁宗后大决频仍，历史学家钱穆认为，这是由于统治者因政治原因（或因引祸水灌敌，或因济漕运之水)，强逆水性，导致黄河屡次决口，这是彻头彻尾的“人祸”。他引徐桢明《潞水客谈》，认为统治者对沟渠的失修，以及治河政策重阻绝而不重疏导的特点进行了批评。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提到他对欧阳修所修的《新唐书.地理志》的考证，发现唐代天宝以前兴修的水利沟渠占整个唐代的十分之七，可见战乱对治河的影响之大。

但水土环境的原因亦不可忽视，人类活动造成的上游植被破坏，使水土流失日益严重，河水夹带泥沙流至下游，使河床增高，故而造成黄河决口。

黄河屡次决口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黄泛区的居民深受其害。大水使“民间田地决裂破坏，不成陇亩。”农民“耕者不得种，种者不得收。”最终结果时“齐鲁之间，一望赤地”。山东、河南一带的百姓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黄河决口导致的大批难民，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朝廷虽发放赈灾粮款，但贪官污吏层层克扣，灾民无以为继，只有揭竿起义。元末贾鲁治河造成的红巾军起义便是一例。

另外，钱穆认为，黄河在中古近古的长期泛滥，导致了北方经济的停滞，南方在高速发展高产作物，改进耕作方式的同时，北方却遭河水漫灌之祸，遂黄河泛滥也是促成经济重心南移的一个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中国历史地理》

《国史大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