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在中国现代思想史、政治史与社会史的一些重要关头，对五四运动的每一次探讨与评价总能带来新的历史兴趣与现实效果，甚至可以说是某些重大历史转折的先声。

由于五四运动具有政治的（反帝反封，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文化的（对儒家传统的激烈批判与宣传“民主”、“科学”的新价值）的双重维度，对五四运动的评价，也就往往通过对于这双重维度的不同认知而展开。

百年间对五四运动几类代表性评价

首先将简要介绍百年间对五四运动几类颇有代表性的评价。

革命史观：

毛泽东所确立的作为党的主流话语的革命史观，政治与文化的双重肯定；

自由主义史观：

a. 自由主义左翼：文化上肯定，政治上否定；突出作为“启蒙”的五四价值而质疑作为其政治后果的“救亡”，即“救亡压倒启蒙”论；

b. 自由主义右翼叙事：文化和政治上双重否定；

文化保守主义史观:

a. 文化保守主义左翼：文化上否定，政治上肯定；

b. 文化保守主义右翼：文化和政治上双重否定，“五四之祸，甚于秦火”。

以上是我们对国内近年研究的几种有代表性的研究倾向与我们对此的概要评价。

对五四运动研究则表现出了不同的方向，

第一值得注意的是保守主义倾向的继续发酵，此思潮中的激进派表现出了全面否定五四运动，特别是其启蒙方面的倾向，试图通过全面否定五四来开启全面回归儒家传统的进程，这是此前五四运动研究史上从未有过的；

第二方向则是在重新认识五四运动复杂性的前提下，在五四启蒙与儒家传统之间发现某种辩证的连续性，让五四精神和传统文化相互限制、彼此融合。这大概算保守思潮里有现实感的中道派，但其立场的不稳定性很强；

第三是强调政治的五四与文化的五四之内在矛盾的“救亡压倒启蒙”论与新自由主义话语的合流，五四的合理性与作为其继承者的革命建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合理性都被质疑；

第四个可能的方向则是把五四放到整个二十世纪的资本主义全球危机和中国革命史、建国史的背景上把握，特别是从新中国的奠基和道路回看五四运动。

在第三方向努力的人数较少，但出现了以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为代表的重要作品，这也许是最有前景的。

评价五四运动应坚持的几点认识

文化和政治、启蒙与救亡不能割裂，反帝和反封建既是政治上的也是文化上的。

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国运动，不但是政治上的救亡运动，同时也是思想和文化上的解放与启蒙。

“支部建在连上”、“打土豪分田地”、“妇女能顶半边天”、“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些革命过程中涌现的具有典型性意义的实践和表述，都是救亡的政治维度与启蒙的思想文化维度的有机统一。

而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先锋队与中华民族先锋队的“双重先锋队”定位，正是传统中国的先进性团体（它不仅限于儒家士大夫阶层，更包含鲁迅所说的一切“有自信，不自欺”、作为“中国的脊梁”的人们）在现代境遇中的自我改造与新生。

中国共产党的双重先锋队身份及思想建设在其党建过程中的优先地位，使其拥有相较于其它各种政党所极罕见的对于学习的持久热情和兴趣，这种学习风格、实践与机制，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质的体现，也是中国政教文明传统的延续与发扬。

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既是作为中国革命与建设的领导核心的政治主体建设，也是作为中华道统之承继者的文明主体建设，更是人民自己做自己的主人、管理国家也管理自己、进而通过管理自己来管理国家之伟大实践的觉悟主体建设。

“救亡压倒启蒙”之说，是既不知救亡也不知启蒙真义的颠倒见。

反帝与反封建不能割裂，要警惕自由主义右翼与文化保守主义的合流。

传统中国自秦汉以来，封建制逐步为郡县制所替代是大的趋势，统一性的中央政权与地方封建豪强及世家大族的斗争与博弈贯穿其中，因而传统中国的特性确实很难以欧洲意义上的“封建社会”加以涵盖。

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将“反封建”与“反帝”并举作为最重要的目标，是有极深刻之历史合理性的。

帝国主义列强正是利用中央集权的瓦解与缺失，扶植其代言人造成事实上的地方割据，以完成其对中国分而治之的图谋，而以特定集团的利益最大化为旨归的封建势力、封建意识、封建传统恰好与这样的图谋浑然契合，外来势力希望以华制华，地方封建势力则欲挟洋自重，二者具有天然的勾结倾向和同盟可能。

在当代中国，世家大族这种传统意义上的“封建”势力的代表转化为各种特殊利益集团，在面对本集团与作为整体性的国家-人民之利益分歧时，它们天然地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旨归，甚而不惜以损害后者为代价。

五四运动开启了中国革命以“反帝”与“反封建”并举的新阶段，正是深刻地洞见了在帝国主义对中国分而治之与各种反动割据势力挟洋自重二者间的内在关联。

非彻底的反帝不足以扫荡封建集团之存在与意识，非彻底的反封建不足以真正清除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蚀渗透。

五四运动的这种效果历史，使它成为儒家（文化）保守主义所深恶痛绝的对象，从肯定五四反对列强欺凌（反帝）的积极意义而否定其对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之激进批判（反封建），发展到“五四之祸，甚于秦火”乃至“应彻底否定五四”这样的言论，表达的不仅是对于作为文化运动的五四的态度立场，更包含着特定的政治诉求。

而这种政治诉求又与自由主义右翼的主张不谋而合，在这一背景下，二者有可能会以资本集团为纽带，进行更深度的结合，应对此保持足够的关注。

不应笼统地将五四运动表述为激进反传统或对传统的彻底颠覆。

五四运动一方面是对以儒家传统为代表的封建宗法制度及其文化表达的激烈反对，另一方面恰恰激活了传统中处于边缘地位的某些思想资源，如墨家所倡导的“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奉献精神，就与革命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极自然地结合起来。

即便对于儒家而言，也应认识到，儒家传统中有强调平等的维度，即其质家法；也有强调等差秩序的维度，即其文家法。

作为文化运动的五四所激烈批判的，是儒家的文家法，作为五四精神继承者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则将批判的矛头聚焦于儒家文家法之经济-政治-社会基础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与人身依附关系，土地改革，非但是调动最广大之农民群众的能动性参与革命实践的必然要求，也是对于封建宗法制度及其意识的彻底清算。

这就是海外新儒家所谓之“花果凋零”的本质所在。

但是，中国革命同时也是儒家质家法中的精华被空前激发的过程，作为这一脉络之典范的夏道（“忠道”），在中国革命中找到了最好的体现。

在此意义上，五四运动-中国革命与中国传统的关系都应进行更充分深刻的探讨与挖掘。

全球史视野中的五四运动是广义的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运动的一部分。

五四运动的直接诱因是《凡尔赛和约》中西方列强对于中国国家利益的粗暴侵犯，这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切非西方民族被强行摄纳到世界性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体系过程的共同命运的写照；

而先进的中国人站起来反抗这一条约、进而反抗列强主宰中国命运，是当时世界上正在蓬勃兴起的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它既呼应于现实的政治需要，也反映了东方民族通过反思自我文化、改造既有传统以重新自主命运的智慧和勇气，指出了一条通过民族自觉而民族自立、民族自新而民族解放的道路。

它与十月革命为代表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具有精神气质上的高度相应特征，也对后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建国事业产生了极深刻持久的影响。

五四运动是应民族危亡而兴起、以求民族独立自强为直接目标的伟大爱国主义运动，也是超越单一民族单一文明的局限、真正具有世界视野和情怀的人类进步事业的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将摆脱近代以来列强加于自身的屈辱压迫与以“远近大小若一”的方式与全世界人民共进于太平的“天下关怀”很自然地加以结合，从而为后来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上以“解放全人类”为旨归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进行了思想上的酝酿与准备。

天安门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与“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这两个标语的并举，正意味着新中国的成立既是民族国家的确立，又是对民族国家的超越。这是五四精神鲜活而高明的再现。

几点建议

在纪念五四100周年的过程中，可注意以下几点：

1.不宜将五四运动的文化立场简化为激进的反传统，从而陷入为这一立场辩护或否定的两难格局，而要突出五四本既是对前现代传统的激烈批判，也有对原先处于边缘化地位的某些传统的继承与激活。

特别要强调，五四和作为五四的继承者的中国革命，本身已经成为了中国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具有吸纳、包容、提萃、升华前现代传统的力量，能够与之水乳交融而生成一种更具现实性和世界意义的新传统。

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应充分认识其内在的丰富性，不能把中国传统简化为儒家传统，不能把儒家传统简化为儒家的文家法，不能把儒家的文家法简化为对封建礼法。

2. 应重申并强调，五四运动最重大的意义，在于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进行了思想与组织的准备，中国共产党是五四精神的继承者，也将不断推动其进一步升华；

3. 应把五四运动放在全球史中进行看待，突出其五与广义上的东方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伟大斗争的内在关联，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先声，具有不可磨灭的世界历史意义。

4. 要注意防范自由主义右翼和文化保守主义右翼的合流，特别是警惕它们借各种教材特别是中小学教材的相关内容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影响，如美化帝国主义、剥削制度、剥削阶级、否定人民革命的合理性等。

应旗帜鲜明地强调，五四运动将反帝与反封建结合起来，具有伟大的历史合理性和持久的真理性。我们这个时代同样需要坚持这一原则。

作者：白钢，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著名语言学家和世界史-宗教史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