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证制度，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保障那些从来不能吃肉的阶层有肉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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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从1953年开始，票证制度实行了三十多年，包括粮票、布票、肉票、菜票等，种类之多，堪称世界之最。这是不是因为新中国的经济搞得不好，解决不了消费品匮乏的问题呢？

当然不是。

根本的原因在于，新中国成立之后，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国家的工业化；而要实现工业化，在国家面临帝国主义包围封锁的情况下，就必须实行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一个较长时期内的消费品匮乏是不可避免的；而要确保每个人的基本生活需要获得满足，就必须实行票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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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一一道来：

为什么必须实现工业化？

其实工业化不是中华民族自己主动选择的，几千年来我们一直都是一个农业文明，过得好像还不错（相对于其他大陆的文明）。但在西方完成了工业革命，并通过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大门之后，中华民族就不得不面临选择：或者工业化，或者步黑人、印第安人的后尘，被贩卖为奴甚至灭绝。

所以工业化不是我们自己选择的，而是西方代为选择的。我们只有工业化一条路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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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工业化，为什么必须高积累、低消费？

搞工业化是很花钱的。对率先进入工业化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来说，可以很自然地将工业化的成本转嫁到殖民地半殖民地，所以工业化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

但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才启动工业化进程的中国来说，向殖民地半殖民地转嫁工业化成本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我们只能自己从牙缝里挤钱搞工业，也就是说，只能靠压低自己地消费水平为工业化提供资金，高积累、低消费就成为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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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要实行票证制度，实行消费品基本平均地分配呢？

这还要从历史说起。

工业化本来应该是民族资产阶级完成的任务，如欧美和日本那样，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应该是工业化完成之后的事。如果历史进程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就不必背“高积累，低消费”这口锅，不必承担工业化的重担，就可以在革命胜利后直接建设社会主义的幸福新生活了。

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很弱小，买办资产阶级很强大，新中国成立时，工业化的任务远没有完成。

1949年，中国现代工业产值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7%，到战争创伤基本得到恢复到1952年，工业产值也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6．6%，而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有35.5%。面对这种状况，毛主席在1954年说过一段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话：

 “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资产阶级没有完成的历史任务，只能由已经成为国家主人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来完成。如此一来，“高积累低消费”所导致的消费品匮乏的成本就不能仅仅由工人、农民来承担，有限的消费品不能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通过“涨价”的方式来进行分配，而只能用“票证”的方式让每个人都可以获得。

以肉食品供应为例。在新中国前三十年，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一方面，似乎肉食品总是供不应求，市民要靠肉票才能买到肉；另一方面，是在旧中国从来没有条件吃肉的人群（工人阶级）开始吃上肉了。

这两个现象是互为因果的。票证制度，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保证那些从来不能吃肉的阶层有肉吃，同时，也不允许那些从来都有条件吃肉的精英阶层吃得脑满肠肥，吃出高血压、高血脂，精英阶层也必须和工人、农民一样承担积累的成本。

可以用作对照是旧中国。无论内地的灾区饿死多少人，但上海、南京的食品店里永远是琳琅满目，摆满各色食品，无须任何票证，有钱就可以买——问题就在于绝大多数人根本就没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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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到了新中国成立30周年的时候，中国已经基本实现了工业化，工业产值已经占到了工农业生产总值的70%以上，建立了一个独立完整、门类齐全的包括最尖端的军事工业在内的工业体系。

从这个时候开始，“高积累、低消费”政策的历史使命已经基本完成了，和现在许多人想象的不同，事实上，无论有没有“春天的故事”，中国都必然要进入一个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历史新阶段，票证也可以逐步减少范围，直至退出历史舞台了。

票证制度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在消费品匮乏，中国必须快速工业化，还经常时不时地需要打一仗的情况下，保障中国的人均寿命、平均健康水平等都达到或接近当时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人口总数也翻了一番，达到10亿左右。这使得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有数以亿计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口——这就是传说中的“人口红利”，也是中国晚近四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秘诀。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