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写于2007年12月）

把前三十年与改革开放时期完全对立起来，是中国精英集团乐此不疲的事情。这里就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是否与前三十年相关做一些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所有人都把这些成绩归结为“批判了阶级斗争为纲，开创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路线”，以及“市场经济带来的巨大的活力，是唯一正确的发展模式”上。但事实并不这么简单。

首先，在不同时期，发展中国家可能取得高速增长的模式是不一样的，也就是一个时期如果用甲种资源配给方式会取得更高发展速度，用乙种模式不可能取得高速发展。在另一个时期，也许甲种模式就不合适了，需要用乙种。选择的正确不只表现在理论上，主要表现在结果上。

在工业革命后，世界所有国家要取得高速度的，有效的经济发展，目标就是迅速实现工业化。而后起工业化国家要实现工业化，最重要的问题是能否给工业化提供巨大的资金投入。尤其是到上世纪20年代，重、化工业投入的资金惊人的高，已经不是早期轻工业的投入概念了。

对工业投入大量资金有两条路，一条是提高国内积累率，一条是有外来援助。从上世纪初开始，所有新独立的国家都不可能得到发达工业国的资金投入。这个时期所有外资直接投资都是宗主国对殖民地国家的。到了五十年代前后，西方国家直接投资基本都在发达国家内部进行，就算有点政府贷款，也是对“听话”的国家说的。得到些借款，也是要还的，也是要回到国内积累率。

《发展经济学》研究发现，后起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都存在一个所谓“低水平均衡陷阱”。这个陷阱通常包括这样两个关系：

首先，人均收入低，国家贫穷，消费会略小于收入，积累率很低。积累率低，投入工业的资金规模就小，产业进步机会小，收入增长就慢。收入增长慢，积累率就低。这种均衡状态严重阻碍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

其次，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历史原因，都处于少数人占有大部分资产的状态，制度会倾向于保护少数政治和经济权贵的利益，加大了收入分配悬殊趋势。多数人收入改善的可能性小，使积累率、劳动力素质提高的可能性降低。这会进一步延缓工业化进程。

苏联如果继续新经济政策，结果一定会陷入这个“低水平均衡陷阱”。这也是被革命后第一个10年依然没有摆脱农业国地位可以验证。正像片中介绍的“直到1928年，苏联的工业产值还不到德国的一半，美国的八分之一”。

在一个相对封闭条件下的农业国提高积累率的方法显然只有一条途径：通过国有化形成政府控制资源配制的能力，通过“剪刀差”“剥夺”农民，并通过减少轻工业投入来降低消费率，从而提高积累率。由于苏联已经解决了低水平均衡陷阱第二个，也就是私有制问题，因此他们很容易的实现了计划经济模式。

对中国来说，要加速工业化只能有两条路，一条是借款，而且只有向苏联借款，二是像苏联一样实现计划经济，通过剥夺农民，减少轻工业投入降低消费率以提高积累率。

实际上，这个时期苏联与德国相比，中国与印度相比，在工业化速度方面都是取得了领先优势的。实践证明在后期工业化国家中，用计划经济模式工业化的速度高于市场经济国家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模式就是永久有效的模式，因为条件在发生变化。上世纪70年代后，世界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变化，使后期工业化国家发展的条件改变了。这个变化的基本特点是：包括股票、期货、汇市在内的金融市场交易量一飞冲天，完全脱离了物质生产的羁绊，世界成为一个大赌场。同时，西方工业国在70年代后期，尤其时90年代后以直接投资方式将产业资本向新兴国家转移（从70年代前的数十亿美元，增加到七八十年代的数百亿美元，然后到90年代后的数千亿美元），形成发达国家产业空洞化（世界贸易从1970年的6000亿美元，增加到80年的38800亿美元，在增加到2004年的185800亿美元）。同时，西方工业国的产业空洞化必然造成全球国际贸易猛增，这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次迅速工业化的新机会。能否有效利用这个机会，是所有后期工业国的能否实现高速发展的关键。

这种情况下，计划经济模式就有问题了。计划经济内部资源配置主要靠人来操作，计价方式与国际资本接轨困难。只有市场经济才比较适合利用国际产业资本的转移和国际市场的激增。于是，在70年代后，拉美国家、东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利用这个条件，经济迅速增长。但是这个时期，西方产业资本外溢的速度还很慢，数量也只达到百亿美元级，因此实际上对中国这样的大国作用是很小的，能够惠及的国家大多是千万级人口的国家。

于是，中国共产党很及时地在1980年前后选择了向市场经济转轨。使中国实现了持续近30年的高速增长。尤其90年代后到今天，缺少了这样一个国际背景，中国不可能取得高速发展的。

上世纪80年代，由于改革前长期高积累低消费，长期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政策，使国内需求积蓄了巨大的能量。我们利用已经发育比较充分的重工业和能源、交通条件和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把投资重心放在了轻工业上，使长期压抑的内需得到满足，旺盛的内需成为80年代经济高增长的基本动力。这个时期经济增长率除了1981年的调整，1989年和1990年财税物价改革带来的振荡外，增长率大多在10个百分点左右，84年和85年还分别达到15%和13%。这个时期每年都是贸易逆差，1986年和1987年逆差达到149亿和120亿美元，也就是国内总需求大于实际的GDP数额。在这个时期，平衡是靠借贷实现的，每年借贷都在100亿美元左右。由于西方还没有进行产业资本转移，外商直接投资数额很小，每年只在20到60亿美元左右。

情况在90年代发生了变化。1991年，外商直接投资第一次突破100亿美元，达到119亿，此后连年增长，大约在1992到1997年每年有600亿到900亿的外商直接投资。1997年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外商直接投资在1997~2000年，减少到每年500亿到600亿。但新世纪开始，外商直接投资又迅速增长，2001年~2005年，分别为：692亿、828亿、1156亿、1535亿、1891亿。从1991年开始，世界直接投资中，中国所得资本一直是发展中国家的第一，多数年份排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少数年份世界第一，累计达到1.3万亿美元。

同时，中国外贸顺差也迅速增长，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1997年，中国人开始重视GDP，因为当年GDP第一次在90年代下降到两位数以下，是9.3%，接着连续两年低于8%，即使好转的2000年好2001年，也仅为8.4%和8.3%，这些数字都是改革期间比较低的。但到03年开始，经济又开始向两位数增长了。如果分析经济增长率和顺差关系，会发现1997年以来，增长不是靠内需实现的，主要靠外需实现。

80年代的增长动力显然是来自压抑的内需。90年代前期，如果按1990年不变价计算，从1990年到1996年经济净增长17949亿人民币，同期外贸差额积累为顺差2843亿人民币。也就是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累计占总增长的15.8%。这个时期内需主导经济增长的增长模式还十分明显。

1997年发生根本性变化，仍按1990年不变价计算，1997年到2006年GDP增长56579亿人民币，而同期外贸进出口差额累计为顺差42909亿人民币，占GDP增长额的75.8%，四分之三强。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强烈的外需支持，中国仅靠内需，经济增长率会大幅度下降。这个时期经济平均增长率在9.6%左右，如果扣除外需支撑部分，只有2.4%！也就是这10年可能成为中国解放以来经济发展最慢的10年。

但是，我们必须明白一个重要道理，就是西方产业资本外溢并不只给了中国机会，也给了世界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一个机会，尤其数以千亿美元级的直接投资对印度这样的大国也是个机会。但是是中国利用了世界对新兴市场国家投资的最大部分。这是为什么呢？

如果不分析一下前三十年我们做了什么，就不会了解中国人为什么能够最及时地把握了机会。下面我们逐条做一些分析。

与美国不处于敌对状态属于充分必要条件，因为强权美国一定会制裁与它敌对国家交易的西方公司。中国虽然没有印度等国家与西方国家关系融洽，但是自1971年中美首脑会谈后，70年代初所有发达国家都与中国建交。这次资本转移不是政府贷款而是民间资金，除了美国明确进行经济制裁的国家，基本不受政治因素影响。而这个基础中国已经在改革开放前奠定了。

国家要足够大也属于充分必要条件。由于这次转移规模非常大，因此真正能够长期获益的只有人口大国。对于台湾地区、韩国、泰国等人口小国和地区来说，制造业一发展，劳动力就紧张，工资就很快上涨，西方产业资本很清楚这种情况。世界上发展中国家人口接近一个亿和一个亿以上的国家，有中国、印度、印尼、巴基斯坦、孟加拉、巴西、墨西哥等国。这里，巴基斯坦和孟加拉条件太差，显然没什么机会。剩下的应该是印度、印尼、巴西和墨西哥，其中印度的人口与中国接近，印度似乎更民主，更市场化，应该比中国机会更大，但是历史并没有青睐印度而青睐了中国，为什么呢？

因为质量高而且价格低的劳动力队伍也属于充分必要条件。上世纪初的直接投资是矿业和种植业，文盲就可以。对制造业来讲，初中以上文化水平是基本条件。一个国家没有足够的受过初中及以上中等教育的能够从事制造业的劳动力，同没有足够人口是同等意义。同时，劳动力是“按质定价”的。就这一点来说，中国处于绝对优势。中国早在1978年中学入学率就达到87%，文盲率只有34%。印度在1980年的中学入学率只有30%，1980年文盲率达到60%。到大量投资的1995年，中国中学入学率达到90%，文盲率下降到19%，而印度1995年中学入学率才达到49%，文盲率49%，依然达不到比中国改革前的水平。这样的劳动力素质结构，自然很难被产业资本看中。其他几个国家，在1980年和1995年的中学入学率好文盲率分别为：印尼：29%和48%；墨西哥：49%和61%；巴西：33%和45%，都没有达到中国改革前水平（统计显示，中国1978年中学在校生人数比1995年还高）。国际资本都是唯利是图的，质量高价格低才会来。

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尤其是重工业和交通、能源体系属于充分条件。确实，上世纪初西方给殖民地建过基础设施，但那是为了运走东西。日本人在东北建电厂、钢厂，修铁路、码头，是为了把产品运回日本。这次转移的产业资本是制造业，没人会先给你建好铁路，高速，钢厂，电站等。制造业要求充分配套，如果电力、钢铁、交通、技术装备条件不好，产业部类不齐全，单个制造业根本不会进来。1980年，中国1980年的发电装机容量已经达到8500万千瓦，到1993年达到18000万千瓦，而印度到1993年才达到中国1980年水平，人均装机容量只有中国的62%。印度那么热的夏天连空调都开不了，还哪里有电搞生产？1980年，中国钢产量是印度的4倍，巴西的2.5倍，墨西哥的5.3倍。1995年，扩大到印度的9倍，巴西的4倍，墨西哥的10倍。没有改革前中国钢铁工业的基础，根本无法与迅速增加的制造业配套。中国在1980年，铁路货运量是印度的3.4倍，1995年增加到4.7倍。人均货运量1985年是印度的2.3倍，1995年是印度的2.7倍，印度哪里有多余运力去满足新增的制造业？正是解放后我们正确地选择了重轻农的关系，大力发展能源、交通和设备制造业，中国才具备改革后承接大量制造业的条件。

为什么中国能早早就把工业做的部类齐全？因为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实行了高积累、低消费的国策，全国人民勒紧了裤腰带创造出这个局面。1970年，中国人消费率只有63%，积累率达到37%，印度人干什么呢？他们消费了78%的产出，只积累22%。到1980年，中国积累率35%，印度只有27%。一直到上世纪末，印度积累率才达到35%。没有毛泽东时期前辈们勒紧裤腰带，中国现在就与印度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其实还不是同一起跑线，因为美国肯定不愿意支持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达起来！

那么，市场化和民主化是不是必要条件或充分条件呢？不是。西方这次资本转移不是为了打开中国市场（发展中国家市场其实很小），而是两头在外，大进大出。计划经济国家可以更容易地选择窗口方式的“特区”解决这些问题。早在70年代周总理就指示研究建立“特区”的政策了。至于民主不民主则更不重要，中央集权国家反而更容易制定出对外资的优惠政策。“资本家没有祖国”，哪里能赚钱就往哪里去，管他什么政治不政治。能赚钱，沙特国王那里去的，萨达姆的地盘也去的。台商不是喜欢统一往大陆来，是因为这里能赚钱！西方资本家一评估，都会发现把资本投向中国最合适。中国既然早就开了口子，资本进入是必然的。

如果是旁观者看，似乎是中国共产党早就有预谋，费尽心机花了几十年功夫打造身段，以便赶上这个最有利的时期，把握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并利用这个机会迅速崛起。这样看，邓小平路线无非是毛泽东路线的继续，都是根据中国和世界基本情况做出了正确选择。把改革前后划成两个完全对立的时代，与历史事实和逻辑无关！

毛泽东这个人并不是经济学专家，但是毛泽东能够在他领导的时期为他去世后才发生的中国人迅速崛起的机会创造一个最优条件，也许是巧合，但既然做了，就是英明，是天才。

就以此篇来纪念这个伟人吧。

【邋遢道人，察网专栏学者，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本文原载作者博客，授权擦网发布，发布时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