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与会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由于行程的关系，今天不能亲身参加这个研讨会，深感遗憾。只能提交一个简短的书面发言，并委托主持会议的朋友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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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和其他国家与民族相比，中国是一个特别需要英雄的国家，中华民族也是一个特别需要英雄的民族。

英雄与我们的国家命运、民族命运休戚相关。

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华夏文明是一个非常早熟的文明，我们在两千多年前的秦汉时代，就基本建立起了一个“皇权官僚+自由小农”的体系，也可以比较简单地概括为“农业市场经济”。

有人说，小农经济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是不够准确的。西方的庄园经济才是自给自足的，他们所需要的大部分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都可以自己生产。但小农不行，他们哪怕需要一根针，也要到市场上去购买。

与市场经济相对应的文化是什么呢？世俗理性。对“成本/收益”的考量，是我们传统文化的真正内核。

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精英，喜欢攻击中国人“奴性”，这如果不是故意污蔑，就是完全无知，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

在西方的启蒙运动兴起之前，华夏民族是世界民族之林中最具“现代性”的民族，是最没有奴性的民族。

秦末的农民起义英雄陈胜吴广就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这哪里有奴性呢？半点也没有。

类似日本那样的武士文化，才是一种真正的奴性，武士道就是一种奴道。西方中世纪教权的黑暗统治，也使欧洲遍布奴性。

“世俗理性”是我们传统文化的特点，不是缺点。

在这样的文化支持下，中华民族创造了人类农业时代最高水平的经济和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繁荣！

看看“清明上河图”，就知道中华民族早就过上了一种相对于其他民族而言是富足的、世俗的生活，这是同一时期的处于黑暗中世纪的欧洲人把现实生活的全部意义，都视为为进入天国创造条件的想法所不能比拟的。

但是，以“世俗理性”为特征的文化也明显的缺点。概括起来有两条：

第一、  容易腐败。

无论是精英还是民间，都把享受现世的世俗生活看得无比重要，不太重视超越性的价值。

统治集团更是容易陷入贪得无厌、穷奢极欲的状态，最终官逼民反，走向自己的反面。

中国没有长达数百年的贵族，也没有欧洲那样长期存在的王权，农民起义的频密程度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黄炎培在和毛主席做“窑洞对”时所担忧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如果从文化上找原因的话，正在于此。

第二、  当重大危机来临时，容易溃散。

在中国历史上，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比较高的中原文明，每每被周边野蛮民族所征服，常常令历史研究者感到费解。

“清明上河图”的繁荣，正是被相对野蛮的女真族金戈铁马所终结。

这种现象，概由于精英阶层把现世的“幸福”看得无比重要，既不愿意约束自己的享受，更不愿意献出生命。

当大的民族危机来临时，他们往往率先逃跑，甚至率先投降，在“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借口下心安理得地当汉奸，于是整个国家也就随之溃散了。

中国最近一次大规模当汉奸现象出现在抗日战争时期。民国军政精英的1/3左右，跟随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落水当了汉奸。

若不是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坚持抗战，反对投降，中国将很难幸免北宋、南明的历史悲剧。

小农社会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很难形成统一的阶级意识，在危机面前往往一盘散沙，正如马克思在著名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分析的那样：

“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形成的，就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汇集而成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