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在建党96周年时隆重组织上演经典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在美国林肯纪念堂演出，赴朝鲜演出一样，均收到震撼效果，显示了系列红色经典戏剧的艺术魅力和生命力。年初因对博公堂引起的《红色娘子军》版权问题，其实是在社会主义社会最常见最普通的问题。化作政治文化的基础问题，就是由价值规律与剩余价值规律之间的关系派生出的资产阶级法权问题。

　　当初我们的前辈是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进城的，买卖公平，“公买公卖不许逞霸道”，这就是讲价值规律等价交换，是商品经济的基础。这是反对一切特权的衡器。相对于封建特权和殖民主义抢掠，它是进步的，也是当下反霸反腐败武器之一。进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时代，它是中性的，毛主席讲可以和社会主义，也可以和资本主义相联系。邓小平讲社资均可利用。由于剩余价值寄生在价值规律中，华尔街的资本巨鳄也在捍卫等价交换为基础的“民有、民治、民享”这个葛底斯堡原则，即资产阶级法权。这就是毛主席讲的在社会主义时期，要尊重价值规律，学习价值规律，又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原因。毛主席的这个思想，着眼于继承、发展了马克思《资本论》关于商品中存在价值与使用价值这个资本主义根本矛盾的思想。毛邓之间差异在人民群众实践和精英实用主义，主要是思想方法的差异而非政治目标的差异，但客观结果大相径庭，且毛的这个讲话连同继续革命理论被彻底否定。这在以问题导向，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准则为武器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我们坚信不难纠正。从历史角度看，市场经济是毛泽东思想实践发展的必经之路。如同混改，也符合马克思关于股份制是引入共产主义前适应社会化生产力的“完美”形式的观点。但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必须遵守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底线。这些是另一个话题不展开。

　　中国建立在商品价值规律之上的版权法，是维护个人权利的，因为是保护创新、创造的，从这个角度出发，也是确保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起步基础，我们要向学习价值规律一样学习知识产权法律，弄清署名权、改编权、这个权，那个权，但目的是为了保护创新、创作，提高生产力，保护个人的劳动成果和合法个人权益，而不是保护非劳动性占有，特别是后代前溯占有前辈共产主义义务劳动和集体性创作。法治是有目的的，不可盲目的为法而法。

　　与藏匿在等价交换中的剩余价值所驱使的资产阶级法权相对应，无产阶级法权则因无产阶级执政后发，而相对滞后。什么是无产阶级法权，至少应该包括对共产主义精神的保护。对无私奉献，对英烈，对红色娘子军前辈的无私无畏牺牲，对雷锋精神，对王铁人、陈永贵、钱学森的功绩与精神，对当代无数活雷锋，当代英模如杨善洲、黄旭华、黄大年等等的物质与精神的法律保护，应该也有相应的奉献形象权，不可亵渎权，具体公诉权，意识形态守土有责权，这个权，那个权，遗憾现在是滞后的。这就有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里，大致从八十年代开始的无穷尽的造谣、伪造。有了虽检察院组织法第四条明文规定公诉范围，却依然要英雄的垂老家属出面诉讼维护英烈声誉等等的光怪陆离怪事。

　　如果完全按照等价交换原则，任何奉献利他都可索酬，只不过虚伪的资本主义对超额劳动奉献历来装聋作哑罢了。而自古以来中国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也无法成立，同理，当今中国社会，谁有最大的知识产权追索权？政治、哲学、经济学、诗词、书法题词……有天文数字的是毛新宇，冯远征夫妇需要往后排，轮不上，还是先稍安勿躁。

　　毛泽东同志在晚年，既有五七道路的安排，更有自五十年代中期以来对商品经济的思考总结，又有对当时商品经济的弄潮儿社队企业的鼓励，还有对永贵同志关于割资本主义尾巴要出血的亲切婉转批评，更有对新生代关于限制而非取消资产阶级法权理论研究的重大任务部署。作为后来者，我们有四十年改革开放实践的正反面经验教训，我们有十九大精神，完全有做出重要的理论总结和创新的使命和时机。

　　以上是从《红色娘子军》诉讼中所想到的。因为马克思有话：政治问题的原因要从经济中去找。

　　（来源：昆仑策网，原载产业人网【作者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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