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再次出手制裁中兴，中国“芯”机会来了吗？

点击：  作者：综合    来源：昆仑策网【综合】  发布时间:2018-04-18 19:44:22

 

 

 

　　美国突然又下黑手！未来7年一颗芯片都不卖给中兴！

 

　　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16日宣布，因中国电信设备商中兴通讯未履行和解协定中的部分协议，美国商务部将禁止美国企业向中兴通讯销售元器件，时间有可能长达7年。

 

　　路透社报道截图。

 

　　罗斯在声明中宣称，颁布这项禁令的原因是中兴通讯违反了美国限制向伊朗出售美国技术的制裁条款。

 

　　美国商务部官员表示，据协议中兴通讯承诺解雇4名高级雇员，并通过减少奖金或处罚等方式处罚35名员工。但中兴通讯只解雇了4名高级雇员，未处罚或减少35名员工的奖金。

 

 

　　一年前美国就曾出手制裁中兴并重罚8.9亿美金。此次事件是中兴之前接受美国罚款的后续。

 

　　2017年3月，由于中兴违反美国禁令，向伊朗和朝鲜非法出口电信设备，中兴同意支付11.9亿美元的罚款和没收款项。对一家中国企业，罚11.9亿美元，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狠！

 

 

　　早在2016年，中兴通讯就美国出口禁令已经支付约9亿美元的罚单，现在又开出“封杀中兴7年”的规定，更是史无前例。

 

　　有媒体指出，此次禁令有明显的强加罪名意图。还有人说，本次制裁看起来更像是一场阳谋，中兴成了美国打击中国信息技术产业的“活靶子”。

 

　　商务部：随时采取必要措施

 

 

　　在美国再次制裁中兴后，商务部迅速反应，表态将随时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企权益。4月17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应询发表谈话。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注意到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中兴公司采取出口管制的措施。商务部将密切关注事态进展，随时准备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根据裁定，自2018年4月18日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原产于美国的进口高粱时，应依据裁定所确定的各公司保证金比率（178.6%）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提供相应的保证金。该产品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10079000项下。

 

　　英国NCBC警告：不要使用中兴通讯设备

 

　　同日，据《金融时报》报道，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NCSC）也发布通告，警告英国电信运营商不要使用中兴通讯的设备和服务。

 

 

　　《金融时报》引用英国NCSC技术总监Ian Levy的一封信说道：“使用中兴通讯设备或服务会给英国国家安全带来风险，而这种风险在现阶段无法得到有效缓解。”

 

　　这实际上把中兴挡在英国市场门外，无缘争取把该国电信基础设施升级为5G和全光纤网络的巨额合同。

 

　　回看美国的制裁令，将是全面禁止美国厂商销售、提供技术服务、甚至是技术支援。据估计，中兴的智能手机和电信网络设备等产品中有25%至30%的零部件来自美国供应商，英美这次“双杀”，可能对中兴造成毁灭性打击。

 

　　中兴的基带芯片、射频芯片、存储、大部分光器件均来自美国，图片来自中信证券研报。

 

　　中兴最新回应

 

　　17日，中兴通讯在官方微信和微博以中英文发文对此作出回应，表示已获悉美国商务部对公司激活拒绝令，公司正在评估和沟通。

 

 

　　随后，中兴内部信称，公司已第一时间成立了危机应对工作组。当前，公司在各个领域都在分析并制定应对举措，全力以赴、直面危机。任何通往光明未来的道路都不是笔直的，公司国际化征程也同样伴随着曲折和不平。

 

　　下一个，华为？

 

　　不仅仅是中兴，华为手机就已多次遭到美国的无端贸易限制。

 

　　早在 2016 年美国政府正在对中兴穷追猛打之际，也传出华为接获传票调查其违反禁运制裁条款的状况，虽然后来此一事件并未进一步升级，但足以让人捏一把冷汗。

 

　　仅2018年：

 

　　1月初，美国18名国会议员联名致信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艾吉特·帕伊，诬陷华为是中国在美的间谍，建议FCC重新考虑华为和美国运营商之间的合作。

 

　　1月9日，与华为一切协议都签好了的美国第二大移动运营商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突然宣布，取消在美销售华为手机。

 

　　1月15日，美国国会两位重量级议员发起一项议案，拟禁止政府机构采购华为、大唐及中兴的产品和服务。

 

　　2月15日，美国六大情报机构主管对华为下黑手了。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建议美国用户不要使用华为的产品或服务。

 

　　在缺乏运营商销售渠道和优秀第三方零售伙伴合作的背景下，华为手机所面临的难度可想而知。

 

　　据美国科技媒体AndroidCentral分析，美国方面阻挠华为的市场扩张主要有两个原因：

 

　　1、华为具有手机芯片业务。美国政府也担心，华为设备的一些零部件可能被用于进行通信监听，损害信息安全。

 

　　2、美国并不希望华为公司在下一代通信技术方面占据领先地位。

　　细思恐极？

　　有没有人想过，美国对中兴的封杀期，为什么是7年？

 

　　今年是2018年，7年后刚好是2025年——依据《中国制造2025》，2025是中国计划正式迈入制造业强国的关键之年！

 

　　实际上，据纽约时报报道，有美国官员直言不讳的指出，美国的真正考量是要遏制中国制造业升级，拖慢《中国制造2025》这一强国战略。

 

　　中兴所在的信息通信业，成为首要打击目标。中兴大力发展5G技术，或是被“盯上”的重要因素。当前4家全球性的4G／5G设备供应商中，有两家是中国厂商，其中一家正是中兴，而且中兴正计划在今年下半年率先推出预商用5G解决方案。

 

　　经过20多年筚路蓝缕，中国从“2G陪跑”到“3G跟跑”，再到“4G并跑”，如今逐渐走向“5G领跑”。或是这一切让美国开始害怕了。

 

　　除了5G，中国新型科技的实力不容小觑，比如AI。从下图可见，虽然美国资本投入总额高于中国，但是中国最近两年的增速一骑绝尘。

 

　　图片来源：Wind资讯

 

　　一方面买买买，一方面加大研发资金。这恐怕是美国害怕中国科技崛起，不停使绊子的根本原因。

　　刺痛软肋

 

　　此次美国对中兴通讯的出口禁令，再次刺痛了中国缺芯的软肋。

 

　　目前，国内在基站芯片的自给率几乎为0，成为了中兴通讯本次禁运事件里最为棘手的问题。曾经，在国内芯片行业有一句俗语：“除了水和空气，剩下的全都是从国外买的。”

 

　　因为芯片不能自主，我们在芯片进口上花的钱，甚至超越了石油。每年，我们都要为芯片花费2000多亿美元，近十年里，我们进口芯片的金额高达1.8万亿美元！

 

　　当我们国产手机占据国内70%销售额的时候，却要把80%的利润拱手送人，就因为手机的芯片和屏幕，用的都是国外的产品。

 

　　自主可控不仅仅是口号，而是涉及到国家安全，国计民生的要务！

 

　　中国的机会来了！

 

　　祸兮福所倚。

 

　　这是中国技术突破的一次绝佳机会。

 

　　危机之下，我们终于意识到在很多关键技术节点上我们受制于人，意识到形势严峻已迫在眉睫，意识到没有掌握核心技术的企业有多脆弱。

 

　　上一次面对美国、苏联的核威胁，我们的科学家舍身忘死研制出了原子弹和氢弹，罗布泊的一声雷鸣，宣告中国晋升核大国之列。

 

　　这一次，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技术危机甚至可以说是民族危机之下，我们越挫越勇、不畏艰难的优秀品质会被再次激发出来，更多科技企业会加大研发投入，展开全方位的集成电路、航空发动机、操作系统等产业研究，相信国家会加大核心技术产业的研发投入扶持。

 

　　我们相信，坚持《中国制造2025》强国战略，大力发展创新产业，逐步弥补产业差距，做大做强实业，才是应对此类风波的终极手段。

 

　　中国人是善于从压力、危机、苦难之下奋起的民族。这就是我们应该看到的，危机之下的中国机会！

 

　　关山万里，我们终将辉煌！

 

 

　　林爱玥：“造不如买”路线彻底破产

　　来源：“林爱玥”微信公号

 

　　美国只不过轻轻动了下嘴皮子，中兴就要付出11.9亿美金的巨大代价，世界上还有比这抢钱速度更快的么？

 

　　在看到商务部的表态后，很多朋友纷纷表示可以趁机制裁苹果一波。不过，个人认为很难，理由是，中兴和苹果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兴的关键器件掌握在美国人手里，说得不好听点，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中兴只有任人宰割的份，而苹果却完全没有中兴的烦恼，中国就算制裁苹果，最多也就能限制苹果在中国的销量而已，对苹果不能造成实际的损失和危害，而且就这还要看市场买账不买账。

 

　　中兴和苹果的对比再次说明了一个血淋淋的事实，命运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一个企业如此，一个国家同样如此，美英法等国以“莫须有”的罪名轰炸叙利亚，归根结底，在于叙利亚没有主宰自己命运的能力。再次被美国制裁对中兴来说当然是个非常难以迈过的坎，但是，却也并非完全是坏事，起码可以让那些长期一贯鼓吹“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人闭嘴。

 

　　新中国建立以来，就一直有“自力更生”和“造不如买”两条路线的分歧。文革期间就有围绕“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争论，改革后大飞机等多个项目下马也是因为“造不如买”占了上风。茅于轼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吹鼓手更用自由市场理论来论证“造不如买”的正确性。因此，茅于轼才在福特基金会资金扶持下叫嚣“中国应该取消18亿亩耕地红线”，理由是可以在国际市场随时买到粮食。事实上，国际市场粮食交易总量尚不及中国粮食需求的30%，而且中国一旦多买一些，国际粮价必然飞涨。

 

　　其实，粮价飞涨还是次要的，更可怕的是，一旦中国对粮食进口产生依赖，美国等流氓国家随时可以制造理由对中国搞封锁搞制裁，而粮食封锁无疑是最可怕的……真有那天的话，中国不战自败，福特基金会花在茅于轼等人身上的投资也算物有所值了。

 

　　现实是最好的老师，特朗普无端对我国发动贸易战，以及接连制裁中兴禁售美国关键器件，终于宣告“造不如买”路线的彻底破产。买是买不来国家崛起的，买更买不来民族复兴。所谓自由市场与全球化是霸权美国在各产业优势突出要打开发展中国家市场时的宣传愿景。如今，中国工业化突飞猛进对美国形成经济竞争威胁，美国便改头换面挥舞起了贸易保护主义大棒。美国如此双重标准再明白不过的说明了当今国际社会仍然是强权大于公理的丛林法则主导，1840年来丝毫未变。

 

　　毛主席在新中国建立前就指出：“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正是在“自力更生”方针的指导下，新中国面临美国与西欧封锁禁运以及苏联突然中断援建项目的重大困难，仍然独立自主研制成功两弹一星、核潜艇、杂交水稻等战略技术成果。

 

　　如今，我们国力比建国初更为强大，“自力更生”就有了更为有利的条件。美国发动贸易战和中兴被制裁事件反过来看是大好事，它能让中国同胞认清美国的凶残，认清亲美公知的奸诈，进一步统一思想：放弃幻想，准备斗争！在芯片、操作系统、关键原材料、核心设备等领域，更加坚决地加大自主研发投入，核心技术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才能彻底避免被掐住脖子遏制发展。

 

　　中兴再次被美国制裁后，很多人都为中兴感到痛心，我也不例外，我能理解中兴那种在面对强权时的委屈感和无力感，我更希望中兴能够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从此以华为为榜样，自力更生，加强研发，早日摆脱美国的束缚。

 

　　话说，我使用中兴手机已经有好几年了，一直觉得中兴手机从性能到外观都非常的棒，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中兴，支持国产。当然，支持国产并非纯粹出于感情因素，同时还因为国产的质量也越来越有保障，可以说，在手机领域，在同样价格的前提下，国产的质量一定是超越进口的，不信的话，不妨去对比下华为和苹果。

 

　　中国越强大，中国人三个字的含金量才会越高。支持国产，从我做起。

 

 

　　环球网社评：发展国产芯片，中国不能三心二意了！

 

　　中国的整体技术力量低于美国，但是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也打下了相当的基础，积累了实力。今天的中国如果下决心攻克一个难题，通常是能够做到的。

　　问题在于我们处在全球化当中，全球化提供了解决问题更廉价的方案，这是一种方便，但也滋生了惰性。当购买芯片比自产芯片更加容易也更便宜时，就会形成一种市场取向，并使得对外部技术的依赖不断固化。

 

　　中国已经能够生产中低端的芯片，生产更精密的芯片需要更大投入，也需要市场的响应。中国每年进口2000多亿美元的芯片，如果这一巨大市场有相当一部分用来支持国产芯片的发展，那么这一发展就将不可阻挡。而一旦失去了中国的这部分市场，美国的高科技公司继续升级换代产品的后劲将丢掉一大块。

 

　　过去中国市场不怀疑美国供应商的信誉，没怎么去想美方如果断供会怎么样。但是中兴的遭遇证明了，美方的供应并不可靠。世界供应链在政治面前是脆弱的，美国人已经开始认真考虑如何遏制中国崛起，对华高科技出口限制是它的一直在使用的王牌，它今后很可能会扩大这张王牌的适用范围。

 

 

　　中国必须要做好应对更坏情况的准备，形成把本国市场组织起来支持核心技术发展的强大预案。我们不能被美方对华出口松一松、紧一紧而打乱自己开发本国核心技术的节奏，现在到了我们真正下决心的时候。

 

　　中国是全球最大电信市场，而市场就是力量，我们一直希望以市场换技术，这是有道理的。美方很拒绝我们的做法，那我们就应该用这个市场直接扶持本国高技术公司的研发。或许在一段时间里，我们将比较困难，但这个困难期肯定能够度过去，结局将是中国本土公司的技术能力焕然一新。

 

　　我们肯定不能允许美方将芯片当做大棒对中国挥舞。如果说以往的采购方便让中国发展本国芯片三心二意的话，那么从现在起，我们可以靠美国芯片活得很好的幻想应该破灭了。中国有组织科技攻关的能力，也有推动国产芯片逐渐替代外来芯片所需要的动员力，最重要的就是决心。

 

　　特朗普政府在帮助我们下这个决心。如果中国真的转换了思路，也许过多少年之后，我们会感谢美国今天做出的限制决定，庆幸它促使中国早一点恢复了清醒。

 

　　一旦中国加速研发使用国产芯片的工作全面上路，美国方面的态度也将随之软下来。美国半导体产品还可以进入中国，但到那时主动权将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为了那一格局的转换，我们必须行动。

 

　　明德先生：英美封杀中兴：纯粹是中兴“咎由自取”！ 

　　来源：“戏说中华”微信公号

 

　　这是中兴“咎由自取”！为什么这么讲呢？改开之后，“造不如买”的风气开始盛行，许多企业盲目的相信金钱的力量，觉得我手里有钱难道还怕买不到技术？直到在现实面前碰的头破血流——核心技术你确确实实是买不来的！

 

　　六十年前，毛主席写过一篇文章：独立自主的搞建设，文章的主要内容如下：

 

　　“没有现代化工业，哪有现代化国防？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

 

　　这条路线总结起来就是：独立自主搞建设，自力更生谋发展！

 

　　两弹一星的完成，不是靠吃别人嗟来之食，靠的是独立自主的创造精神；大庆油田的发现和开采，也不是靠国外的技术援助，靠的是中国人自己摸索出来的经验；新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不是改开之后凭空建立起来的，而是在前30年自力更生地建立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之后才完成的！

 

　　这人呀，总要有点精神儿！

 

　　我们回过头来看中兴这次遭到英美的联合封杀，简直是要把中兴逼上绝路，可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你没有核心技术！有钱，也买不来核心技术，因为人家不卖给你；你不自主研发，你不自力更生，就永远要跟着别人屁股后面走，永远要看别人的眼色行事，永远要吃别人的嗟来之食！

 

　　去年3月份，中兴已经支付的8.9亿美金的“孝敬款”，可是并没有取得“主人”的认可，因为人家掌握了你的命门——只要不卖给你，你立马就歇菜！这个时候，难保中兴内部不会有人寄希望于继续“孝敬”的方式来求别人给自己一条生路，毕竟这剩下的3亿美金“孝敬款”还悬而未决呢！

 

　　可是，你若是如此这般下贱，就不要怪别人骑在你的头上拉屎撒尿！

 

　　中兴这个名字好呀，中华振兴！可是如果没有这点精神劲，没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气神，没有自主研发、重打鼓另开张的魄力与自信，就注定要被别人卡死自己的脖子，最终不可避免的沦为为别人赚钱的工具——除非你自己走向灭亡！

 

　　六十年后重温毛主席关于“独立自主地搞建设”的真知灼见，我们不得不发自内心的佩服老人家在六十年前的犀利眼光——当那些彻底沦为买办的不肖子孙们张牙舞爪的鼓吹着“造不如买”的无耻谎言时，当美国人就是要对你的科技产品征收巨额关税并希望彻底封死你时，重温老人家六十年前的教诲，重新走老人家走过的“独立自主搞建设”的中国道路，是帮助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的唯一选择，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通路！

 

　　知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如果中兴能够从自己的“咎由自取”中醒悟过来，不再跪求别人的施舍与恩赐，下定决心搞研发，独立自主搞建设，自力更生谋发展，那么，中兴这两个滚烫的大字，也必将成为“中华振兴”的代名词，并与华为（华夏有为）一道，成为中国科技企业引领世界潮流的弄潮儿！

 

　　关于中兴被美国制裁事件，最好的一篇评论！！！ 

　　来源：52RD社区

 

　　虽然这些年，国内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突飞猛进，自给率逐年提高。华为海思最新的麒麟芯片可以和高通骁龙820一比高下；龙芯积累了十多年，也终于可以和北斗卫星一起上天；随便拆开一个蓝牙音箱、机顶盒、冰箱洗衣机，里面的核心芯片已经大部分是国产品牌。但不可忽视的现状是，这些国产芯片的成功应用大多在消费类领域。在对稳定性和可靠性要求很高的通信、工业、医疗以及军事的大批量应用中，国产芯片距离国际一般水平差距较大。尤其是一些技术含量很高的关键器件：高速光通信接口、大规模FPGA、高速高精度ADC/DAC等领域，还完全依赖美国供应商。

 

　　进入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西方国家遏制中国，限制高技术产品出口中国的瓦森纳协议依然生效。上述几种芯片是限制出口的重灾区。如果想看看中国这几个方向的真实水平，每年查查瓦森纳协议的更新就可以了。而现代相控阵雷达里面，他们都是必需品，只能通过”你懂的”渠道获得。每生产一台国产示波器，里面的ADC都需要美国政府的同意才能进口，同时要承诺不被转做军事用途。打开中兴、华为出产的基站，电路板上除了几颗数字基带芯片是自产的，通信链路上RF，PLL，ADC/DAC乃至外围测量电源电压的芯片都见不到国产供应商的身影。虽然整机厂通过自产基带芯片掌握核心算法，但是，却无法解决被国外芯片供应商“卡脖子”的问题。了解整机产业的人都知道，一台基站假如有100颗芯片，其中只要有1颗被禁运，整台基站就无法交付。就算找到团队重新设计，根据IC研发的固有规律，一颗芯片从设计、测试到量产至少要1年以上，高可靠性的工业级芯片需要时间更长。如果制裁持续1年，这期间中兴的所有产品全面断货，合同无法履行，完全没有收入，结果不言而喻。唇亡齿寒，就算国产ICer们一年后把芯片给中兴做出来，又有什么用呢？这一次，美国政府是捏住了中兴的脉门。

 

　　诚然，这些年来中国电子整机行业水平突飞猛进。华为超越爱立信成为世界第一大通信设备公司。逼的其他几家公司只能不断合并，最后中兴得以挤进世界前四。联影、迈瑞等国产大型医疗器械的产品水平直逼GE、飞利浦等巨头。国产雷达完成主动相控阵的跨越式超越，052C/052D、歼16等高性能武器服役，其雷达制式和性能已经直逼美国，超越欧洲和俄罗斯。就在军迷们弹冠相庆，裤衩红的不能再红的时候，不能掩盖的事实是缺”芯”的命门其实一直掌握在美国人手中。

 

 

　　纵览历史，中国电子整机产业的突破其实也是电子技术演进和世界分工变化的结果。电子设备的核心是算法、软件和硬件。算法和软件有其自身的特点，中国人依靠聪明和勤奋容易完成赶超。客户需要一个feature，华为可以连夜派工程师加班编写；都是4G基站，华为可以做到一键配置完成，而对手需要按照操作手册一步步完成。早年的华为靠这些逐步建立起市场优势。而硬件随着IC技术的发展，芯片集成的功能越来越多，实际上技术含量都集中到了芯片中。以前一块电路板上上百个元件，调试和良率都是门槛，而现在变成一两颗芯片。只要你能买到芯片，照着参考电路设计一下，八成能用。除了军用的高端芯片，华为中兴之流几乎可以买到世界上最先进的商用芯片。尽管有瓦森纳协议，但美国供应商们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也在帮助我们想办法绕过限制。于是，买了一流的芯片，就有了一流的硬件，再加上勤奋铸就的软件和聪明凝聚的算法，打败懒惰的欧洲通信商们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于是中国成了世界工厂，有着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消费市场。但美国政府的制裁来了，我们才发现，世界领先的整机产业实际上是建立在沙子一般的地基之上，皇帝的新衣被人扒的一干二净。

 

　　互联网我们有BAT可以和facebook/google过过招，电子整机有华为中兴可以对抗思科爱立信，IT行业里面为什么独独集成电路，没有能跟美国抗衡的能力呢？这还要从IC设计产业的特点来说起。IC设计相对于互联网和整机设备，有两个重要特点，试错成本高和排错难度大。互联网做一个app，可以一天出一个版本，有些bug没关系，第2天就可以修复，试错和修改的成本几乎为零。整机硬件的电路板设计周期在1天到1个月之间，生产周期在3天到2周之间，出了错重新投板费用在几百到几千之间，最多数万块钱。而IC设计，不算架构设计，从电路设计开始，到投片，最少要半年时间。投片送到工厂加工生产，一般要2个月到3个月。最重要的是一次投片的费用最少也要数十万元，先进工艺高达一千万到几千万。如此高的试错和时间成本对一次成功率的要求极高，不得不把流程拖长，反复验证，需要多个工种密切配合，团队中一个人出错，3个月后回来的芯片可能就是一块儿石头。修改一轮，又三个月出去了。

 

　　与试错成本高并存的是排错难度大。互联网编个软件，调试起来几乎可以在程序任意地方设断点，查看变量当时的状态或者打出log。硬件电路板上，几乎任何一根信号线可以拉到示波器上看波形。而一颗手指甲盖大小的芯片，里面有上亿个晶体管，而最终能在电路板上测量到的信号线却只有十几根到几百根。如何根据这少得可怜的信息，推理出哪个晶体管设计错误，难度不言而喻。

 

　　两大特点导致对IC从业人员的素质要求极高，试错周期长需要逻辑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排错难度大需要一套科学的实验方法。而这两方面，恰恰是国内教育的软肋。过分重视知识的记忆，而忽略逻辑和方法。所以当软件工程师们靠自己的聪明和勤奋，不断快速迭代的时候，ICer们却经常遇到猪队友的困惑，导致原地打转。加班已经不能再多，却还是一次次的delay，上市时间依然落后。更有很多bug无法找到原因，反复投片实验也无结果，最后只能以项目失败收场。

 

 

　　高难度的产业背后蕴藏的是巨大的利益和商业价值。集成电路被誉为电子工业的粮食，除了对国家和行业安全有着巨大的意义，利润率也随着技术含量水涨船高。芯片本身的材料是二氧化硅，成本极低，上面凝聚的技术就决定了利润。消费类芯片产品一般毛利率在30%~40%，工业用产品一般能在50%~60%以上，更有甚者，以高性能模拟芯片为主的美国Linear公司，平均毛利率能达到90%！很多我们无法设计的芯片，例如高端交换芯片，毛利率都在99%以上。一旦中美开战，即便没有禁运，美国政府利用行政手段把自己电子武器的批量成本压到我们的1/10是分分钟的事情，细思极恐。

 

　　尝试突破

 

　　我们一直努力，从未放弃。

 

　　高校

　　有些高性能关键器件芯片规模不大，看起来挺适合高校来作为突破的主力军。但多年下来，业内公认是高校的水平不如工业界。这不是中国特有的，美国也这样。这和前述集成电路产业的特点密切相关。高校的优势是出新idea，对于算法这类领域挺合适，仿真实验看到结果快且准，仿出来有效果基本实际就会有效，顶多实现复杂度太高。芯片试错成本高，流程长，参与协作的工种多，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就看不到好结果。能把一个芯片做成业界普遍水平，不掉坑里，就已经不容易，需要多年积累。学生们积累少，纵有好的idea，往往躲不过路上无数的暗坑，还没看到idea的效果，就死在半路了。学校的特长是做更前沿的研究，适合弯道超车。而集成电路恰恰不好弯道超车，尤其是模拟芯片，你不解决100MHz的问题，到200MHz的时候那些问题还在。

 

　　仿制、抄袭

 

　　军迷们引以为自豪的山寨能力，就是看美军有什么，我们就抄一个。集成电路也可以抄，学名反向设计。虽然芯片很小，电路密度极大，但仍然可以通过显微、照相等方式获得他的全部版图信息，然后复制一份，送到工厂生产，似乎看起来就可以得到一模一样的产品了。其实不然，版图相当于软件编译后的机器代码，可读性很差，无法了解其原理和架构。而版图提取本身存在物理误差和人为错误，尤其对于高性能的模拟混合信号芯片，对工艺又非常敏感，稍有不一致都可能导致芯片性能和良率的巨大差异。而此时设计人员无法了解原理，定位错误犹如一个盲人在大海里捞针。军工研究所普遍采用这种方法，每次反向犹如一场赌博，有时候做出来OK最好，一旦出现问题，基本束手无策。所以多年下来，除了电路比较简单的射频和功放芯片，上述高性能PLL，ADC等关键器件反向成功，能量产装备的例子寥寥无几。

 

　　科研项目

　　国家近十几年来，一直通过863/973/核高基等国家级科研计划对关键器件进行支持，投入巨大。后期也要求工业界和整机厂加入，以解决应用脱节的问题。但这些年下来，真正能量产并转化为实际产品的成果寥寥。究其原因，

　　一个是目标脱节。IC界有个说法，实验室测试通过只是迈出了一小步，到量产还有巨大的工作量。科研项目只需要在评审的时候能够提供几颗样片，演示出所需性能即可拿到尾款。而工业级应用需要在各种温度和环境变化条件下保持性能稳定，以及解决批量生产的良率问题。如何保证量产是需要从设计一开始就考虑的，有些科研单位选择的架构本身就决定了成果只能交差，而不能量产。

 

　　二是指标脱节。科研项目的立项单位不考虑国内实际水平，盲目追赶世界领先水平。不管上一周期的项目是否完成，今年的指标一定要更近一步。申请单位恶意竞争，不考虑自身实力，申请时竞报指标，谁提的指标高谁拿到项目，才不管2年以后如何交差。这样的制度下，本来按照已有技术积累，做100MHz还能量产，指标竞价完成后目标变成500MHz，最后谁都搞不定。

 

　　人才引进。

 

　　2000年前后，国家利用人才政策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归国创业。这期间有陈大同、武平回来创立了展讯，魏述然回来创立了锐迪科等一批国产IC设计公司。这批公司一开始也许有想做工业级产品、关键器件的雄心，但很快发现产业环境不合适，中国整机还没有强大到今天华为中兴的地位，市场容量小，技术可靠性要求高，design-in周期长，所以这批中成功活下来的这批企业都是靠消费类市场和08年附近一波中国山寨手机热潮完成了原始积累，进入良性循环。然而对于引入工业级、关键器件的人才就没有那么一帆风顺。

 

　　首先合适的人选就非常少。例如在美国，由于瓦森纳协议的限制，华人无法进入ADI/TI等公司最核心的ADC产品研发部门，即使在他们设立在中国的研发中心，大陆工程师可以通过网络看到绝大部分母公司的设计，但高性能的ADC产品除外。这简直是90年代气象局被玻璃房子锁住超级计算机的另一个翻版。

 

　　2009年从美国ADI公司回来了一位李博士，通过非法手段带回了高性能DAC产品的版图，一下子提高了国产DAC产品的性能指标。但2013年事件被曝光，遭到ADI和美国政府的抗议。李事件导致美国政府对华人参与关键器件研发的控制更加严格，并对往来中国的留学生进行更严格的审查，相继查出Vanchip剽窃RFMD事件和天大教授张浩被FBI诱捕事件，不论是真是假，对海外留学生归国从事关键器件研发造成了心里阴影，很多人为了保住往来美国的人身自由，放弃参与国内高性能的关键器件研发工作的机会。

 

　　于此同时，在国际市场上，华为中兴需要遵守国际知识产权的游戏规则，李的方法和产品无法被正规整机厂采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工业界的问题。相反华为中兴对引入国产供应商在知识产权上更加担心，要求国产厂家自证清白，有的甚至到了要求国产供应商的创始人不能有ADI/TI履历的夸张地步，进一步导致国产替代进度的严重落后。最后，在没有知识产权问题的军用领域，由于受2013年被曝光的影响，到目前还没有看到李博士的产品被装备使用，甚是可惜。

 

　　整机厂自己努力

 

　　国内真正算在高性能关键器件领域有所突破的应该只有华为旗下的海思了。海思因为有华为不计成本的投入，麒麟的成就众所周知，在高速光通信及交换芯片上也有突破，已经在慢慢从低端蚕食broadcom等多年来构筑的技术壁垒。但之前任总的一篇讲话中，给海思的定位是备胎，任总要求华为一定要用最好的器件给客户提供最好的性能，海思做不到性能最优就不采用。实际上这个思路，笔者觉得是有问题的。芯片行业有个特点，很多问题在实验室是测不出来的，必须在大规模应用的时候才能发现、改进和提高。如果一看指标不好就不用，那永远没有机会发现问题，那这个备胎永远是个纸糊的，一上路就碎。实际上，正是华为终端部门被要求捏着鼻子也要用K3V2，才成就了今天的麒麟。

 

　　国家层面也看到了上述问题，2013年9月国务院副总理马凯调研集成电路产业，随后国家出台了新的集成电路产业振兴规划。改为成立产业基金，通过股权投资的方式对集成电路企业进行帮助。同时以紫光为首的国内民营资本结合政府基金，开始了国际市场上的疯狂扫货。展讯、RDA、OmniVision等企业纷纷被收归旗下。但时光转到2015年，紫光和大基金系的扫货开始遇到障碍，收购美光，西数，试图以此突破nandflash产业遇挫，华润报价Farchild被拒。连飞利浦照明业务的收购也因为美国政府担心功率半导体技术外泄而终止。

 

　　回过头来看，除了展讯这类本来就是国内公司、OmniVision本来就是华人公司，国家通过收购的方式并未采购到货真价实的核心技术，更不要说可以有军事用途的射频、ADC等关键器件技术，可以断定美国人是不可能卖的。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也许多年后回过头来看，中兴事件对国产IC产业是个转折点。

 

 

　　魏 旭：中兴“芯”痛，痛醒国人，“造不如买”的逻辑必须要倒过来！ 

　　来源：《理论月刊》2015年第5期

 

　　2014年5月23日，习近平同志在上海考察“中国商飞设计研发中心”时指出，

 

　　“我们要做一个强国，就一定要把装备制造业搞上去，把大飞机搞上去，起带动作用、标志性作用。中国是最大的飞机市场，过去有人说造不如买、买不如租，这个逻辑要倒过来，要花更多资金来研发、制造自己的大飞机”。

 

　　习近平同志的这一讲话，旗帜鲜明地倡导了我们党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习近平同志倡导的这一精神，原本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一直秉承的优良传统。但这一优良传统在我国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在对外开放的进程中，由于受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影响，特别是受比较优势理论及其在这一理论下所形成的“以市场换技术”逻辑的误导，在实践中逐渐被忽视甚至在不自觉中被抛弃，导致我国在参与全球国际分工的过程中，逐渐被锁定在全球生产网络的低端，出现了“链—网”的双重锁定，甚至陷入了“高端产业低端化”的陷阱。

 

　　为此，本文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运用马克思的国家价值和国际生产价格理论角度，在价值转形的理论框架下解读习近平同志这一讲话背后所蕴含的理论背景。

　　一、“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逻辑是西方比较优势理论误导的结果

 

　　长期以来，在西方经济学界一直占据主流地位的国际贸易及其利益分配理论是由大卫李嘉图开创的比较优势理论。在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李嘉图用“两个国家——两种商品”的简单国际贸易模型阐述了他的比较优势原理。在该模型中，李嘉图假定英国和葡萄牙各自都只生产毛呢和葡萄酒。首先从英国方面来看，英国生产一定数量的毛呢需要用100个工人一年的劳动。如果要生产一定数量的葡萄酒则需要用120个工人一年的劳动。其次从葡萄牙方面来看，葡萄牙生产葡萄酒需要80个工人一年的劳动。如果生产毛呢却需要用90个工人一年的劳动。李嘉图认为，对英国来说，生产毛呢并把它输出国外以换取葡萄酒更为有利。而对葡萄牙来说，输出葡萄酒以交换毛呢是有利的。李嘉图特别强调，即使生产毛呢所用的劳动时间也绝对低于英国，葡萄牙也应该专业化于生产葡萄酒，而把毛呢的生产留给英国。李嘉图的理由是，

 

　　“对葡萄牙说来，与其挪用种植葡萄的一部分资本去织造毛呢，还不如用资本来生产葡萄酒，因为由此可以从英国换得更多的毛呢。”

 

　　李嘉图的结论：在国际分工中英国应专业化为生产毛呢，而葡萄牙则应专业化为生产葡萄酒。这就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李嘉图对比较优势原理的论证。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往往都避开李嘉图而用机会成本等去谈论国际贸易理论的利益问题。事实上，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中恰恰是大卫·李嘉图才真正科学地揭示了国际贸易中不同的贸易国家在经济利益上的差别。对于上述英国和葡萄牙两国之间国际贸易的例子，李嘉图曾经十分肯定地断言：“英国将以一百个人的劳动产品交换葡萄牙八十个人的劳动产品。”在这里李嘉图已经明确地指出了，在英国和葡萄牙的国际商品交换中，有20个工人的一年的劳动从英国转移到葡萄牙。为了进一步澄清这个问题，李嘉图写道：

 

　　“这种交换在同一国家中的不同个人之间是不可能发生的。不可能用一百个英国人的劳动交换八十个英国人的劳动，但却可能用一百个英国人的劳动产品去交换八十个葡萄牙人、六十个俄国人或一百二十个东印度人的劳动产品。”

 

　　可见，李嘉图已经在理论层面上得出了结论：在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所进行的国际贸易中，必然有价值财富从不发达国家转移到发达国家。也就是说，发达国家取得了发展中国家所得不到的贸易利益。李嘉图的这一认识，在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史上达到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视野所能达到的最高界限。

 

　　虽然李嘉图在阐述比较优势原理时在事实上已经揭示了国际贸易的利益分配关系，但是，李嘉图对自己的这个结论却不能够坚持始终，而是发生了动摇。李嘉图及其学派由于不能科学地揭开价值转形之谜，不能科学揭开劳动和资本之间交换之谜，而导致其理论破产。因此，李嘉图在运用劳动价值论分析国际贸易的利益分配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理论的矛盾和困惑。前面我们看到李嘉图在资产阶级视野内已经认识到了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在贸易利益分配上的不平等。然而，李嘉图并不能够对这一经验上的事实给予正确的说明。李嘉图由于他的劳动价值上的缺陷，他没有科学的价值转化理论，因而也就谈不上运用价值转化理论来分析国际贸易中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的不同经济利益关系。李嘉图转而错误地认为，这是价值规律在国际交换领域作用的“失灵”。他说“支配一个国家中商品的相对价值的法则不能支配两个或更多国家间相互交换的商品的相对价值。”此后，李嘉图又回到了他的粗造的劳动价值论。他写道：

 

　　“毛呢在葡萄牙所能换得的黄金如果不比输出国的所费黄金多，就不可能输入葡萄牙；葡萄牙在英国所能换的黄金如果不比葡萄牙所费的黄金多，便也不可能输入英国。如果贸易是纯粹的物物交换，那只有当英国能够使毛呢十分便宜，以致用一定量劳动制造制造毛呢比之栽种葡萄能获得更多的葡萄酒时或当葡萄牙的工业出现相反的结果时，它才能继续下去。”

 

　　这里用“一定量劳动”衡量两个国家的商品交换，表明李嘉图又回到了运用价值规律说明商品交换的立场上来。按照这一思路，李嘉图又得出了国际贸易不能增加一国的交换价值的结论。对此马克思批评道： “他的国际贸易理论是错误的，他认为国际贸易只产生使用价值他称为财富，不产生交换价值”，“ 因此，在李嘉图那里就出现了价值和财富之间的绝对对立。”

 

　　大卫·李嘉图之后，约翰·穆勒又从需求和交换比率方面对比较优势理论加以补充，形成了相互需求论。相互需求论从供求决定价值出发来解释国际间商品交换的比率，认为供求规律决定国际间商品流转的水平和对外贸易中的商品价格，并将这一规律称为“国际价值法则”。这样，穆勒就把国际价值的决定归于供求关系，彻底抛弃了劳动价值论。

 

　　随着技术进步和国际分工的拓展，国家间技术扩散变得容易，由此导致国家间生产技术日益接近。然而，在实际的生产和贸易中，却仍然存在着国家间的较大成本差异，古典经济学的贸易理论无法给出有力的解释。由此，赫克希尔、俄林在彻底抛弃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继承了大卫李嘉图的比较成本思想，利用马歇尔的提供曲线方法，构建了新古典贸易理论，即H—O模型。新古典贸易模型将比较优势和自然禀赋联系起来，把决定国际贸易分工格局的因素归于生产中所使用的要素密集度和各国的要素禀赋。此后，萨缪尔森进一步用数学形式表达了H—O模型的所有内容，并认为产品贸易实际上是对要素贸易的替代。这样，就形成了相对完整的新古典贸易理论，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解释工业革命后贸易产生原因的主要理论。然而，这一理论在现实的实证检验面前遭遇了严重的挑战，即所谓的“列昂剔夫之谜”。

 

　　“列昂剔夫之谜”的提出，大大动摇了新古典贸易理论的基础，各种新的贸易理论不断出现，先后形成了新要素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等。其中最突出的代表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的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如果说传统贸易理论是在完全竞争市场和规模不变基础上来解释产业间贸易的话，新贸易理论则是用规模经济效应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来解释产业内分工和贸易现象。在此基础上，又先后形成了以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为代表的产品内分工和产品内贸易理论、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以分工、交易效率为核心，运用超边际分析来解释国际贸易成因及利益分配的国际贸易理论。

 

　　从西方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的演变来看，现代国际贸易理论就是一个逐步背离劳动价值论的过程。如果说李嘉图是在不自觉中放弃劳动价值论的话，现代西方主流国际贸易理论则是有意地背离劳动价值论。所以，现代西方主流的国际贸易理论不过是在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基础上对已有理论的技术缺陷进行不断的修补，并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新发展。正因为如此，李嘉图以后的国际贸易理论不但没有使这一理论朝科学化的方向向前推进，反倒是利用供求论、效用论和要素论等庸俗化的理论方法对古典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加以改良，使现代西方主流国际贸易理论沦为庸俗化。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初步结论：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伟大代表大卫·李嘉图从劳动价值论出发阐述了比较优势原理，并且初步揭示了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优势的发达国家和处于劣势的发展中国家或落后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贸易利益分配规律。但是由于李嘉图的劳动价值没有能够科学地解决价值转形问题，因此他所坚持的劳动价值论是有缺陷的劳动价值论。正是因为他的这一理论缺陷，使他不能从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出发，运用国际价值和国际价值的转化形式说明国际交换的现实关系，因此，在分析国际贸易的贸易利益分配问题时出现了认识曲折。后来的各个时期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采取了逐步放弃运用劳动价值论分析国际贸易问题进而误入歧途，他们自然得不出科学的结论。

 

　　二、马克思国际价值转形理论对国际贸易利益分配的说明

 

　　马克思的国际价值理论是从马克思的国别价值理论发展而来的。所谓国别价值就是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对商品交换中起调节作用的商品价值，它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商品的国别价值在形成过程中，不同劳动强度的劳动要进行平均化。而且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商品的价值（即国别价值）还要通过部门内部的竞争转化为市场价值，市场价值还要通过部门之间的竞争而进一步转化为生产价格。马克思关于国别价值的形成及其双重转形的思想，完全可以用于国际商品交换的价值理论分析。

 

　　首先，国别价值平均化为国际价值。在国际市场上，不同国家所生产的同种商品，将按照相同的国际市场价格进行出售。然而，它们却是在不同的国家、以每个国家不同的平均劳动强度以及不同的劳动时间生产出来的。也就是说这些相同的商品却有不同的国别价值。这些产品的国别价值形成一个阶梯。在商品按相同的国际市场价格进行交换时，这些产品的国别价值就以一定的梯度、以不同的国别价值依次平均化为相同的国际价值。这时，强度较大的国民劳动比强度较小的国民劳动，会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国际价值，因而表现为更多的货币。发达国家的国民劳动强度往往都大于发展中国家或落后国家的劳动强度，因此，发达国家的一定长度的劳动时间，在表现为国际价值时就会表现为一个比较大的量。相反，发展中国家或落后国家的相同长度的劳动时间，在表现为国际价值时就不能表现为一个比较大的量。例如，英国、法国和印度都生产小麦。假设英国的平均劳动强度较高用d1=1.5来表示；法国的平均劳动强度为中等用d2=1.0来表示；印度的平均劳动强度低用d3=0.5来表示。英国、法国和印度各自生产1吨小麦，他们使用的劳动时间分别是80个工作日、120个工作日和240个工作日。当这些小麦在国际市场上都安120个工作日出售时，作为发达国家的英国，就以一个较小的劳动时间（80个工作日）实现为一个较大的国际价值（120个工作日），相反作为发展中国家或落后国家的印度，却以一个较大的劳动时间（240个工作日），实现为一个相对较小的国际价值（也为120个工作日）。

 

　　其次，当国际市场上，各国资本家为追求超额剩余价值而展开部门内部竞争时，商品的国际价值就转化为国际市场价值。劳动生产率高于部门平均劳动生产率的企业生产的商品，其个别国际价值较低，例如是6小时。相反劳动生产率低于部门平均劳动生产率的企业生产的商品，其个别国际价值较高，例如是10小时。他们在竞争中都要按中等劳动生产率发展水平的企业生产商品的个别国际价值8小时来出售。也就是说，这个生产部门所生产的单位产品的国际市场价值是8小时。在国际市场上，这个8小时的国际市场价值，相对于劳动生产率高的企业产品的6小时国际个别价值来说，就表现为一个倍数的量或“自乘”的量；而相对于劳动生产率低的企业产品的10小时国际个别价值来说，就表现为一个打折扣的量。一般说来，发达国家的企业往往都是率先采用先进生产技术，其劳动生产率较高，因此，它的一定长度的劳动时间就会凝结在较大数量的商品上，单位商品的国别价值量较低。但是，在国别价值转化为国际价值时，在国际市场上商品按统一的国际市场价格出售，这必然使得发达国家的企业以一个较小的国别个别价值实现一个较多的国际市场价值。例如上面所说的6小时的国别个别价值实现为8小时的国际市场价值，表现出多实现2小时的价值。相反，那个10小时的国别个别价值却有2小时不能得到完全实现。

 

　　再次，当资本在国际市场上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展开为追求平等占有剩余价值或利润的竞争时，商品的国际市场价值就转化为国际生产价格。不同国家生产不同产品，但每一个国家生产自己投入到国际市场上去的产品都有一个中等资本有机构成的生产部门。这个具有中等资本有机构成的生产部门，它所生产的产品的生产价格就是其国别生产价格。然而当不同国家将其产品投入到国际市场时，不同国家的资本又形成一个“社会总资本”。这个“社会总资本”的不同部分之间又会围绕利润率的高低而展开部门之间的竞争。总的原则是资本会从利润率低的生产部门和国家抽出转而投入到利润率高的部门和国家。这样竞争的结果是形成过即平均利润率，相应地便形成国际生产价格。一般说来，国际平均利润率的高低，不仅取决于不同国家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而且还取决于不同国家和不同部门对世界市场商品生产所投入的资本数量。国际平均利润和国际生产价格形成以后，资本有机构成高于社会资本平均构成的国家或生产部门，其产品的国际生产价格高于其国际市场价值，在剩余价值的分配中能够多占有一定的剩余价值，相反，资本有机构成低于社会资本平均构成的国家或生产部门，其产品的国际生产价格低于其国际市场价值，在剩余价值的分配中就有一部分剩余价值不能够为自己所占有。在我国经济学界曾经围绕着马克思到底有没有国际生产价格理论展开过讨论。有相当多的学者以国际范围内资本和劳动力不能够实现自由流动为理由否定马克思有国际生产价格理论。须知，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不断发展限制资本和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障碍将会不断地被清除。另一方面资本和劳动力自由转移，只是加快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形成的条件，而不构成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形成的根本条件或原因。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形成的根本原因是资本追求平等占有剩余价值的倾向。马克思说：

 

　　“全部困难是由这样一个事实产生的：商品不只是当做商品来交换，而是当做资本的产品来交换。这些资本要求从剩余价值的总量中，分到和他的各自的两成比例的一份，或者在它们的量相等时，要求分到相等的一份。”

 

　　马克思价值转形理论的精髓就在于，它揭示了在生产价格（包括一国国内的生产价格或国别生产价格和国际生产价格两种）这种交换价值形式上，实现了剩余价值的重新分配。为此，马克思曾经以提纲的形式写下了他关于国际贸易利益分配问题重要观点：

 

　　“利润可以低于剩余价值，也就是说，资本可以通过交换获得利润，然而并没有在严格的意义上实现价值增殖，因此，不仅单个资本家之间，而且国家之间可以不断进行交换，甚至反复进行规模越来越大的交换，然而双方的赢利无须因此而相等。一国可以不断攫取另一国的一部分剩余劳动而在交换中不付任何代价，不过这里的尺度不同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交换的尺度。”

 

　　马克思的这一重要提示向我们表明：马克思很欣慰自己关于剩余价值和其转化形式利润（更应根据马克思这里讲话的情景理解为平均利润）相互关系的理论发现。事实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区别于以李嘉图为最高成就的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地方，就在于他发现并科学地阐述了价值转形理论即生产价格理论。马克思认为，把生产价格理论运用与国际贸易领域就可以科学地解释，为什么在有的国家没有把更多的人类劳动投入到生产领域去“在严格的意义上实现价值增殖”，但这个国家却可以获得更多利润或平均利润。也就是说，国际商品交换如果以生产价格相等为基础进行，那么，国际社会的一个国家的资本就有可能不以自己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为界限实现利润。马克思所谓的“这里的尺度不同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交换的尺度”，说的就是这时商品按生产价格相等，而不是按价值相等进行交换。按照国际生产价格理论，发达国家所提供给国际市场的产品一般都是资本有机构成较高的产品，因而在按照国际生产价格出售这些产品时，都能够占有比自己国内创造的剩余价值多。因而就实现了马克思所说的“一国可以不断攫取另一国的一部分剩余劳动而在交换中不付任何代价”的交换结果。大约是在2005年前后，人们曾经热议的“中国需要卖掉8亿件衬衫才能换来一架波音飞机”。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国际贸易案例中的国际贸易利益问题。美国的飞机制造业是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他的资本有机构成假设是90c+10v，在剩余价值率是100%的情况下，其产品的价值构成是90c+10v+10m；而中国纺织业虽然也在不断地改进技术，但是其科技进步速度还是没有那么快，因而决定了它的资本有机构成仍然处于较低的状态，例如可以假定它是50c+50v，同样在剩余价值率是100%的情况下，其产品的价值构成是50c+50v+50m；在国际市场上，中美两国资本展开部门之间的竞争，结果形成了国际平均利润率

 

 

　　按照这个国际平均利润率，中国纺织品的国际生产价格为50c+50v+30p；美国波音的的国际生产价格为90c+10v+30p。这样在等生产价格交换的情况下，就有中国人在生产衬衫时所创造的20m转移到美国。因此，在国际贸易中即使排除贸易霸权主义的干扰，平等自由的国际贸易也会使发达国家得到利益。

　　三、西方经济学比较优势贸易理论的本质

 

　　正如前文所述，西方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是建立在一个有着致命缺陷的比较优势理论基础之上的。在他们看来，只要按照这个原则，所有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都可以从中获得好处，因此，他们主张贸易自由化。然而，在世界市场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对资本的控制与技术垄断，贸易自由化的结果不仅没有实现真正的贸易互惠，反而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因此，这种贸易互惠论的结果，不仅不是世界经济和政治的统一，反而使全球政治经济发展更加不平衡。其实马克思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自由贸易的实质是资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碍着资本前进的民族障碍，只不过是让资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动罢了”。

 

　　从世界市场运行的现实看，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内，造成发展中国家普遍依附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形成所谓的“中心——外围关系”。特别是二战后，处于分工阶梯低端位置的发展中国家，在按照所谓的“比较优势”原则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时，专注于生产初级产品或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数量虽然剧增，但从贸易中获得的实际利益非常少。一些国家由于过于强调资源、劳动力等初级要素的比较优势的发挥，造成国内产业结构无法实现升级，并固化了原有的产业分工，从而使这些国家深陷“比较优势陷阱”而难以自拔，甚至造成了拉美国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出现增长停滞，并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近年来，在所谓的产品内分工及产品内贸易模式下，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过程中，大多被限定在价值链的最低端，从事“微笑曲线”中价值增值最少的加工制造环节，形成“俘获型”的产业链，绝大部分利益被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获得，甚至使发展中国家出现“贫困化”的增长。

 

　　对于这种不平衡，现代西方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要么有意回避其背后的真实原因，要么由于其纯粹的技术生产过程的分析方法而将这种不平衡归于各种外生变量。例如李嘉图模型将其归于外生的比较技术优势，H—O模型将其归于外生的资源优势，新贸易理论则将其归于规模经济优势。事实上，造成这种不平衡或者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剥削的根本原因，是价值规律在世界市场作用的结果。我们知道，在世界市场上，交换仍然遵循着等价交换原则。但是，在等价交换下，由于劳动生产率的国别差异，交换的结果是发达国家的产品实现更多的价值，而发展中国家则在平等交换下实现较少的价值。因此，在等价交换条件下，比较富有的国家实现了对比较贫穷的国家剥削。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的这种剥削，绝不是有些学者所认为的不等价交换导致的，而恰恰是价值规律作用下等价交换的结果。在当代，尽管国际贸易和各国间的经贸往来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世界市场得到了很大的拓展，价值规律的作用范围和方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但价值规律的优胜劣汰的功能依然未变。由于战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具有不断拉大的趋势，在价值规律优胜劣汰功能的作用下，通过国际市场交易所实现的利润不断地由发展中国家转移到发达国家，这也导致富国越富、穷国越穷、南北差距不断拉大。因此，我们很难想象战后的日本，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原理参与国际分工，还会不会成为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成员国。与此同时，在所谓的劳动力比较优势下，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往往以较低的工资受资本的雇佣，从而使全球的资本家实现了共同瓜分剩余价值和共同剥削劳动力的局面。因此，西方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的这种主张，不外是为资本的掠夺性进行辩护，从而服务于西方跨国资本的利益需要。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其在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中的这种不利地位，单纯依靠参与全球价值链体系的方式很难实现所谓的比较优势的升级。

　　四、马克思国际价值转形理论的现实指导意义

 

　　事实上，建立在比较优势原则基础之上的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并不是一个无懈可击的科学理论，因而基于此理论所谓的发展比较优势战略，不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因为，在世界市场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对资本的控制与技术垄断，贸易自由化的结果不仅没有实现真正的贸易互惠，反而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因此，这种贸易互惠论的结果，不仅不是世界经济和政治的统一，反而进一步使国家与国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甚至资本家之间的斗争更加激烈，全球政治经济发展更加不平衡。其实马克思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自由贸易的实质是资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碍着资本前进的民族障碍，只不过是让资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动罢了”。

 

　　从世界市场运行的现实看，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内，造成发展中国家普遍依附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形成所谓的“中心——外围关系”。特别是二战后，处于分工阶梯低端位置的发展中国家，在按照所谓的“比较优势”原则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时，专注于生产初级产品或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数量虽然剧增，但从贸易中获得的实际利益非常少。一些国家由于过于强调资源、劳动力等静态单纯而初级的比较优势的发挥，造成国内产业结构无法实现升级，并固化了原有的产业分工，从而使这些国家深陷“比较优势陷阱”而难以自拔，甚至造成了拉美国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出现增长停滞，并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特别是近年来，在所谓的产品内分工及产品内贸易模式下，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过程中，大多被限定在价值链的最低端，从事“微笑曲线”中价值增值最少的加工制造环节，形成“俘获型”的产业链，绝大部分利益被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获得，甚至使发展中国家出现“贫困化”的增长。因此，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比较优势作为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按照马克思的国际价值和国际生产价格理论，经济发展必将会丧失自己的独立性，以至于出现过度依附发达国家的依附性经济。

 

　　特别地，在国际资本积累体制金融化趋势在统治地位以后，全球的经济结构、权力基础的日益金融化，其核心特征是构筑了一个全球性的“美元体系”，并将世界各国纳入到该体系当中。在“美元霸权”体系下，金融资本对产业资本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掠占性日益增强，从而导致发达国家产业资本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更加注重技术的垄断性，防止技术外溢，以维持其对剩余价值或利润的占有。因此那种希望通过招商引资来承接国际资本转移，通过以市场换技术的方式提高自身的资本有机构成，从而提高民族资本的劳动生产率而增强自身的竞争力的想法，即使抛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的封锁，也是难以实现的。

 

　　我们知道，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及其辩证转形理论，在国际贸易领域里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利益的因素是劳动生产率和相应的资本有机构成的高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重视如何提高一个社会劳动生产率。邓小平在谈到在帝国主义时代，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时强调“落后就要挨打”。我们运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及其转化形式的理论研究国际贸易及贸易利益分配关系后，我们同样可以说在国家与国家之间所进行的国际贸易中，“落后就要受剥削”。

 

　　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中国要摆脱和避免处于国际受剥削地位，要实现自己的经济发展目标，根本出路在于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建设原则，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此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更加注重协同创新。”这是党中央高瞻远瞩从经济全球化的战略高度对中国经济发展所做出的战略规划和理论宣言，具有划时代的理论意义。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习近平同志说：“过去的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逻辑现在要倒过来”。我们坚信，在这一逻辑下，习近平同志重新倡导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在今后改革开放的新的伟大实践中，必将结出灿烂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硕果。

 

　　（来源：昆仑策网【综合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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