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日是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应该说，当前对于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评价在国内普遍是肯定的，但是在此基础上也存在着马克思主义与抽象人道主义之间的分歧。笔者在此想就这个问题简单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从社会历史透视西藏农奴解放

现在有一种流行的看法，就是从旧西藏农奴制的黑暗与残暴来肯定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的历史进步性，诸如农奴缺乏人身自由，统治者厉行严刑峻法等等。这一切当然是历史的事实，但是如果仅仅把西藏农奴制的黑暗与残暴当成是其必然覆灭的唯一理由或最主要原因，那同样也是站不住脚的。像在西方历史上长期实行的奴隶制要比西藏的农奴制还要残暴得多，但是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从抽象人道主义出发而简单全盘否定，反而指出了其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合理性：

【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因而为古代文化的繁荣，即为希腊文化创造了条件。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

因此，我们如果真正要了解西藏农奴制为什么必须被废除，就必须要从历史与社会发展的高度去审视。准确的说，解放西藏百万农奴之所以是历史的巨大进步，最主要原因并非是因为西藏农奴制的黑暗与残暴，而是由于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进步潮流。

一般认为，西藏的农奴制是在公元十世纪吐蕃奴隶制崩溃的基础产生的。到13世纪初，不仅原来的奴隶普遍转化为了农奴，而且整个西藏地区的自耕农和平民也普遍农奴化了。这个时期，西藏的农奴制较之之前的奴隶制是有一定历史进步性的。也正是由于农奴制的广泛实行，到14世纪中叶到16世纪，大体上相当于中原的明王朝时，西藏又出现了吐蕃之后的第二个繁荣时代。农牧产品的产量与质量都大大提高;手工业与建筑业也迅速发展，像雅鲁藏布江的大型铁索桥就是这一时期修筑的;与内地之间的交流也达到了空前的规模，比如著名的茶马古道就是在这一时达到了鼎盛;文化与艺术也突飞猛进，《格萨尔王传》等诸多西藏文化经典普遍是这一时期形成的。

但是到了清王朝时代开始，特别是18世纪以后，西藏的农奴制走向全面衰败。特别是以寺庙为代表的宗教势力出现恶性膨胀，导致西藏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几乎被窒息。以1733年为例，当时的西藏平均每2.6人中就要供养一名僧人。而这些僧人是既不从事生产，也不结婚生育的，显然超出了西藏社会的承受能力。到了近代，外国侵略更是使西藏的社会雪上加霜。比如说清政府在东亚的海关当时统计，西藏向外出口的产品主要是羊皮和羊毛，可是由于英国的压价，导致羊毛的价格只有国际市场的1/4，皮张价格更是只有1/11，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剪羊毛”加“剥皮”。到和平解放时，西藏的落后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那些并不发达的手工业没有工序上的分工，没有形成大的作坊，更没有工厂形式的工业;仅有的几个带有买办色彩的工厂电站，由于没有后续支持手段，存续不长的时间即告破产。在广大农区和牧区的生产方式数百年没有实质性的改变，日常的生产中铁质工具十分稀少，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农区仍然大量使用木犁、木铲进行田间耕作，人背畜驮是运输的主要方式，交通工具依靠马匹，轮式车辆包括独轮车也少之又少，十分罕见;农牧区产品交换仍然是传统的以物易物，辅之以少量的货币交换，商品经济很不发达。

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西藏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制度供给研究(课题组研究本),2010.12,第68页】

更糟糕的是，即使一个如此落后的经济体系，也已经到了难以运转的地步。因为农奴主们为了自身的奢华生活，不断加大剥削的程度。当时，劳役地租占了农户劳动量的50%以上，高利贷总数高达全区农牧业生产总值的两倍，60%以上的农奴欠下了永远也还不清的债务，大批农奴由于生活困难不断的死亡或者逃亡。正如阿沛阿旺晋美在回忆中所记载的：

【那个时候，我和一些上层开明人士都认为照这样子下去，用不了多久，农奴死光了，贵族也活不成，整个社会就将毁灭。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理论政策研究室编,中国民族年鉴  2010,第36页】

所以，中央废除西藏农奴制就是在这种人民无法照旧生存下去，统治阶级也无法照旧统治下去的状况下开展的。废除西藏农奴制并不仅仅是为了解放受压迫的农奴，更是西藏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用国际视野审视西藏农奴解放

当然，我们应该站在社会发展的高度审视西藏农奴解放并非不要人道主义。恰恰相反，在马克思主义的视域里面，只有社会主义的进步是实现了人与社会的共同发展，所以是全面性的进步，而在之前阶级社会的一切进步对于普通劳动者来说又带有退步的一面，也就是恩格斯在其名著《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中所指出的：

【    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对一些人是好事的，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这一情况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机器的采用，其后果现在已是众所周知的了。】

因此，站在劳动人民立场上的社会主义的变革才是真正的彻底的人道主义。如果我们运用国际的视野，把西藏百万农奴的解放与美国废除奴隶制和沙皇俄国废除农奴制来进行比较的话，就能够看出社会主义新中国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种解放的彻底性和西方抽象人道主义的虚伪性。

现在有一些人喜欢把中国的西藏农奴制解放和美国废除奴隶制相提并论，然而事实上，两者之间共同之处是很少的。西藏的农奴解放是一种彻底性的解放，农奴不仅获得了人身自由，而且获得了生产资料，改革之后的农奴首先变成了自耕农，然后很快又变成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下的新农民。而废除了奴隶制之后的美国黑人主要实行的是分成制与劳役偿债制，准确的说，两者特别是后者与西藏改革前的农奴制似乎共同点更多一些：

【分成制佃农没有土地，只拥有一部分生产资料，如种籽、农具等。地租是收获后按一定比例以实物交纳，一般占全部收成的1/4或1/3。大部分黑人都是这种分成制佃农。分成制雇农处境更为艰难。他们往往一无所有。一切生产资料都由土地所有者提供，按其条件从事耕作。秋收时把收成的一半或2/3交给地主作为使用土地的代价。这些谷物分成制佃农和谷物分成制雇农都一无例外地受着大种植园主和北部银行家、高利贷商人的层层盘剥。……种植园主为了把佃农束缚在土地上，勒索债款，便怂恿各州政府先后颁布法律，把佃户中断合同的行为定为犯罪。如1895年佐治亚州通过“流浪法”，对无雇主的劳动者罚款1千美元或判处6至12个月的监禁。这样，只要欠债，佃农事实上就被束缚在种植园主的土地上，不得不以劳役形式偿债，从而形成较残酷的劳役偿债制。负债佃农不仅被迫以全部劳动所得来偿付所欠的债务，受到残酷的剥削，而且在生产和生活上受制于债主，失去了经济独立性。甚至有时一个种植园主可将这种债权转让给另一种植园主，而债务人也就随之被转让了。

刘绪贻，杨生茂主编,美国通史  第三卷  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  1861-19世纪末,人民出版社,2008.5,第67页】

沙皇俄国的“解放农奴”也和美国的情况是类似的。按照沙皇俄国的法令，原来的农奴所耕作的土地当中不仅最好的一部分被割去，而且用来赎买的剩余份地的价格是实际地价的六倍。然而这一部分土地所种出来的产品根本无法维持生存，还需要向地主租种一部分土地并且借高利贷。据统计，1906年时农民仅交付的地租就高达100亿金卢布。这一切导致农民更加贫困，甚至很多人生活的还不如“解放”以前，正如革命导师列宁所指出的：

【臭名昭著的“解放”实际上是对农民进行的残酷掠夺，是对农民实行一系列的暴力和一连串的侮辱。】

也就是说，我国对于西藏百万农奴的解放比历史上西方资本主义时代种种抽象人道主义的“解放”的成就要大的多。其是真正的解放，是实现了普通劳动者当家作主的解放，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与中国道路的优越性。

三、阶级与民族视域下的西藏农奴解放

中外的“解放”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巨大的差别，是因为两者的领导阶级是根本不同的。恩格斯在其名著《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在少数剥削阶级私有制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当中，任何一种受剥削的劳动者生存状态，无论是奴隶制、农奴制还是雇佣工人制，在实质上都是奴隶制：

【奴隶制是古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继之而来的是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这就是文明时代的三大时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公开的而近来是隐蔽的奴隶制始终伴随着文明时代。】

因此，西藏的农奴解放之所以能够那么彻底，本质上还是因为无产阶级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是以废除剥削制度和消灭剥削阶级为指向的。而美国与沙俄的所谓“解放”之所以很不彻底，也是因为其实质不过是剥削阶级领导的用一种新的剥削制度代替旧的剥削制度的骗局而已。这在马克思主义在阶级分析话语当中是一目了然的事，而使用抽象人道主义的话语是很难回答的。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西藏农奴解放这一伟大的胜利正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战胜了传统的民族与宗教观念的产物。如果按照西方流行的所谓多元文化等观念来看，西藏是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带，又是宗教观念盛行的地区，由中央力推的改革应该是难以成功的，保留传统的制度由西藏地方政府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改良才是现实的明智之举。可是事实上，西藏农奴主的叛乱很快就被粉碎了，随后西藏的农奴解放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就顺利完成了。被解放的农奴也并未因为民族与宗教差异来否定改革，反而普遍拥护中央领导的这次改革。之所以出现这种奇迹，根本上说是因为阶级的差异本来就大于民族宗教差异。或者更准确的说，民族与宗教很大程度上都是用来掩盖阶级矛盾的产物。就像《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

【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 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从宗教的、哲学的和一切意识形态的观点对共产主义提出的种种责难，都不值得详细讨论了。】

当然，这并不是说民族与宗教的特点完全不需要被考虑。事实上，西藏农奴制的废除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也是因为中央充分尊重了西藏的民族与宗教特殊性。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与内地实行了无偿的土地改革不同，西藏除了对于叛乱的农奴主的土地进行了没收以外，对于没有参加叛乱的农奴主均实行了赎买的政策，对于爱国的上层人士也普遍实行了“包下来”的政策，保证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生活水平都不降低：

【为了充分体现区别对待的政策原则，除了是该类寺院所需的生产资料外，将其多余的部分按照当时市价并征求有关方面(特别是十世班禅喇嘛)的意见，折算成了赎买金。当时扎什布伦寺共获得赎买金为596万元，并支付了1960年度的45.8万多元的现金。此外.还对班禅堪布会议厅的602名成员采取了全部包下来的办法，或是安排他们一定的工作，或是发给生活费，确保了他们的政治待遇和生活水平不致降低。以上这些特殊优惠政策的实施，赢得了宗教界爱国上层人士的支持与拥护。

狄方耀，图登克珠，李宏主编;杨斌，张志恒，李继刚等副主编,西藏经济学概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07,第65页】

在这种充分考虑到民族与宗教特殊性的政策之下，西藏无论是上层与下层普遍能够拥护中央进行的改革，使得西藏对于中央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大大加强了。

因此，西藏的农奴解放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准确把握阶级关系与民族关系的成功。如果从全国范围来看，西藏与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与社会主义改造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大飞跃。因为在旧中国虽然也有一定的中华民族意识，但是由于各民族之间社会发展水平差异极大——像西藏是农奴制，凉山彝族地区是奴隶制，还有一些处于原始部落状态的少数民族等等——也导致了这些地区在事实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割据局面，民族之间的差异与隔阂同样不可忽视。相反，新中国通过民主改革与社会主义改造，解放了西藏农奴等大批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劳动者，也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这些少数民族与汉族社会发展的差异，从而使中华民族的认同大大巩固了。以老电影《农奴》为代表的一批文艺作品就充分体现了这种阶级意识对于民族隔阂的消弥。

总之，西藏百万农奴解放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一次中国道路的成功实践，我们只有站在马克思主义而非西方抽象人道主义与多元文化理论等等“普世价值”的立场上，才能够充分理解这一伟大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