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不仅经济长期陷入低迷和失业率上升，而且国内的收入不平等状况也进一步恶化。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国内失业率分别约为4.5%、6.5%、6%、10.2%和7%，而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2009—2011年，上述各国的平均国内失业率则分别上升至约9.6%、8.5%、8.2%、11.5%和9.5%。伴随着经济增长的放缓和就业机会的减少，这些发达国家的中低收入群体的境况也不断恶化，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拉大，社会财富在不同收入群体中的分布也更不平等。一些具有民粹主义价值观或思想的政客以维护低收入群体利益为名，将民众的不满情绪直接引向抵制经济全球化，从而使得其支持者相信“本国优先”战略会从根本上改变其国内的收入不平等状况。然而，这种一厢情愿的欲加之罪却没有理论和经验研究证据给予充分的支撑。

　　1.理论逻辑不支持经济全球化与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加剧的因果关系。

经济全球化涵盖了对外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劳动力流动和信息传播等各个方面，而本轮抵制经济全球化者主要将矛头指向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国际贸易影响一国收入不平等的理论基础源于赫克歇尔-奥林（Heckscher-Ohlin）的资源赋予理论和斯托尔珀-萨缪尔森(Stolper-Samuelson)理论。根据上述理论，国际贸易在整体上会增进各贸易国的福利水平，却有可能在改善一部分人收入状况的同时，使得另一部分人的收入受损，进而对一国内部的收入分配格局产生负面影响。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国际贸易一方面会通过减少发达国家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机会而使其收入状况恶化，另一方面则有可能降低低技能劳动力的相对报酬或收入水平，从而拉大其与高收入群体之间的差距。2017年7月1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公告，正式启动“美国制造周”。他希望借此为美国工人以及美国工业提供更有利的竞争环境，并认为“产品实现美国制造可以保证本国的就业岗位，增加美国工人的收入，并且创造的利润也会留在美国”，其反对经济全球化的逻辑正符合上面的理论。

然而，上述推论有着严格的前提或假设，如短期内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没有劳动力从低技能向高技能的转变机制，一国没有最低工资标准的法律规定，政府也没有对低收入人群进行转移支付等。但现实并非如此，中长期来看生产要素在国内基本可以实现自由流动，通过教育和培训可以实现低技能劳动力向高技能劳动力的转变，目前主要发达国家都有严格的最低法定工资标准，政府也会对低收入群体进行转移支付。就此而言，突破这些前提条件和假设之后，前述理论的各种推论都将不再成立，所以，理论推导并不能得出现实中进口贸易与发达国家内部收入不平等加剧之间的确定关系。

　　理论上来讲，金融一体化发展对一国内部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主要通过两个渠道，其中，基于直接渠道的影响机制主要取决于低收入群体的金融市场参与程度和金融中介服务的可获得性，而基于间接渠道的影响机制则通过资本流动对劳动力市场需求结构的改变来实现。一方面，相比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系统也更为发达和完善，因此低收入群体将有更多的金融市场参与机会并分享金融一体化发展所带来的好处，从而可能会改善而非恶化其收入分配状况。另一方面，由于发达国家总体上以资本净流出为主，如果资本流出主要导致低技能或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国外转移，则短期内可能会影响到发达国家相应产业劳动力的就业和收入水平，从而对其内部收入不平等状况产生负面影响。所以，金融一体化发展对发达国家内部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方向，将主要取决于该国金融服务的受众面或普惠程度，以及资本流动对不同技能劳动力需求的实际影响程度，而这两种效应的大小，会因一国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和相应的制度设计而有所不同，再考虑到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总体上会受益于金融一体化发展，由此增加的社会总收入会通过政府转移支付等其他渠道流向低收入群体，由此更难以得出金融一体化发展与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之间的确定性联系。

2.经验研究更得不出经济全球化加剧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的确凿证据。

在研究经济全球化影响收入不平等的相关文献中，国际贸易强度和金融一体化程度被绝大多数研究者所重点关注，并且进出口总额和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一般被分别用作贸易强度和金融一体化的衡量指标。总体而言，对于大量进口低收入国家产品的发达国家，国际贸易发展会导致其国内收入不平等状况恶化。但是，这种影响虽然在短期内是存在的，但中长期内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整体经济增长会改善低收入群体的经济状况，并且长期内生产要素会随着产业结构调整而进行重新配置，从而会弱化国际贸易对发达国家低技能劳动力的负面影响。所以，如果笼统地谈经济全球化会改善还是恶化发达国家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就很难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与贸易一体化相比较，金融一体化发展对一国内部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有所不同，并且这种影响也会由于一国总体发达程度和收入水平的差异而有所区别。大量的经验研究表明，一方面，金融一体化过程中发达国家的资本流出会对其收入分配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发达的金融市场体系和高度的市场参与率同时也会缩小发达国家的收入不平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研究发现，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与技术进步、资本回报率变化、教育公平性、人口老龄化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相比较，经济全球化本身对发达国家内部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恶化只起到非常有限的作用或影响。

　　不仅如此，在理论逻辑上，以解决内部不平等问题为理由而抵制或反对经济全球化，并不能反推出经济全球化就是导致一国内部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原因这一结论。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讲席教授丹尼·罗德里克所提出的全球化发展中的“不可能三角”理论，论证了一国不可能同时实现民主政治、国家主权和经济全球化这三个目标。例如在一个高度全球化的经济体里，由于金融和企业都能够自由流动，因此政府的政策空间会受到很大限制，这使得一国政府可能无法有效满足国内利益相关者的诉求，从而通过劳动者保护和累进税制改革等措施来解决社会发展不平等问题。现实中，“不可能三角”理论会表现为经济高度全球化发展中一国所面临的国家主权和民主政治之间的冲突，而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客们而言，选择以解决国内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名义来抵制或反对经济全球化，可以在避免上述冲突的同时，不但能够赢得普通民众的支持，而且将会使其承担相对更低的政治成本。由此可见，西方国家一些执政者（政党或政客）目前采取了各种措施以抵制或反对经济全球化，并不是真的相信抵制了经济全球化就会改善其国内收入不平等加剧的困境，而极有可能是基于赢得更多选票和巩固其执政地位等其他方面的考虑。

　　综上所述，从理论逻辑上看，经济全球化与发达国家内部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存在，并且，已有经验研究也没有给出确凿的证据和得到一致性的结论，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导致了发达国家的内部收入不平等。由此可见，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各种反对经济全球化的言论和行动，并非想在经济层面上改善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其是以此来转移国内矛盾并在政治层面上取得或稳固其统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