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时：翔宇密写草纸信，货轮重载碧海涛

点击：  作者：马达时    来源：昆仑策网  发布时间:2017-12-17 11:09:17

 

 

陈宝符(1899～1988)

一

 

　　南昌起义的前委书记周恩来形象，当下一般是由美术和影视作品共同塑造的：脖子上系着红领带，英俊，帅气，干练，潇洒，睿智、勇毅等等。这些都是真实的。可是，他还有一个重要的相貌特征，在传播中却失真了。

 

　　邱倜，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共，南暴前，在江西省农民协会筹委会任秘书。他的回忆文章写到：一九二七年八月二日，“我得到省委负责人的通知，要我去向一位负责同志汇报江西农民运动的情况。我带着省委的介绍信，前往三道桥附近的第一中学。经警卫人员带我到二楼东端的一间教室里，我一走进门，就看见一位蓄着很长胡须的同志，我仔细一瞧，啊！这是周恩来同志。因为我曾在黄埔军校四期学习，当时他是军校政治部主任，我是认识他的。”[1]美髯公，不到三十岁！这个细节，在南暴题材的作品中从来没有见过。

 

　　一个多月后，起义军从宝珠门进驻汀州。“四面青山三面水，一城如画夕阳中。”

 

　　就在第二天，这位日理万机的昌暴最高领导人（八七会议后由中常委降任政治局候补委员）竟专程亲到一个小小丝竹店。在革命委员会任职宣传委员的陈宝符南下时是吴玉章领导的秘书厅工作人员。他们就暂住这家乐器店。周要单独和他谈话。这很不寻常，必有大事。

 

　　陈宝符（亦名保符、居玺。）年方二十八岁，广西平南县人。一九二二年考入北京大学，二四年加入中共，后任北大党支部书记。毕业后，被中共北方区委派到黄埔军校。二七年在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政治部工作，授衔少校。该军军长李品仙。

 

　　六月二十七日，汪精卫向武汉卫戍司令部秘密下达“清共”的命令，李品仙奉命立即指挥军警人员分别出动搜捕共产党员，查封中国共产党机关，解散汉口总工会及农会，收缴湖北总工会纠察队的武器，并将苏联顾问集中看管准备遣送出境。李品仙纵容部下在武汉大批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制造白色恐怖。

 

　　在此关头，党通知陈宝符立即撤离武汉，前往南昌。七月底，陈抵昌住江西大旅社。山雨欲来风满楼，他这个楼中人并不知起义将要爆发。现在是九月初，他将不再后知后觉。

 

　　斗室门窗紧闭，二人对坐，“无丝竹之乱耳”。前中常委周恩来眉梢浓黑，目光锐利，说一口浑厚、低沉但清晰的江浙国语：“陈宝符同志，照目前情势来看，我们打到汕头是不成问题的了。现在派你去完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送一封密信到上海交给党中央，此信内容是建议中央与苏联商量，运些武器到汕头来支援我们。相信你一定能完成这个任务。”[2]

 

　　周指定陈化装成商人，亲手交给他一纸密信以及中交票二百块作置装费和往返路费；还仔细交待了接头地点、方法。密信是用蘸五棓子水的钢笔写在十六开草纸上──周恩来亲书；收信人──此信抬头所称“中原兄”即中央负责人。读信须用矾水毛笔轻扫洗显。这只是一张质地粗糙，稻草、芦苇、杂草秸杆制成的米黄色廉价纸张，近似蔡伦造纸时的原始形态，一个“草”字就说明了此点。这张日后的中央档案馆珍藏品之一就这样混同于一叠草纸（原用途不可言说）中。这不是鱼目混珠，而是珠混鱼目了。

 

　　周拈着胡须，目视他把这叠纸放在上衣左下侧口袋里，点了点头。嘱他明天就出发。

 

　　义军撤离南昌当天──八月五日，周恩来以前委的名义派人向当时还在武汉的中央送了一份报告，一直杳无音信，还不知中央现在具体到了哪里，只是估计可能在上海。（密信开头是这样说的：“八月五日在南昌送汉之报告，收阅否?自此遂无法传递消息。”）[2]
 

　　周恩来匆匆离去的身影已经在街角消失了，陈宝符还久久地佇立在店门口。此刻，他的心情“又激动又紧张”，正如他的回忆文章所概括的。周恩来通过了解，“知道我曾在北京大学做过北大党支部书记和一些党的工作；我个头大，是个胖子，装个商人倒合适；我这个广西佬会讲白话、客家话、国语，在上海住过，路途也比较熟悉，行动比较方便。” [1]（也许还考虑到他进过黄埔，军事经历，文武兼备。根据自身特征，倒推周此次选人用人标准──思路正确！深庆得人。）

 

　　他深知，参加革命以来（其实，是他整整一生中）最重大、最光荣的任务被这个不速之客交到──不，简直是从天而降──降到自己肩膀上！不是做梦吧，他下意识地按了按衣袋，软软的还在。

 

　　主管军事、又是前常委的周恩来当然知道，八七会议召开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就通过一项决议，同意给中共提供“足以装备一个军”的装备，为此援我一万五千支来复枪、一千万发子弹、三十挺机关枪、四门山炮及二千发山炮弹。总价值为一百一十万卢布。按计划，这批军火将从海参崴起运，运抵中共所能控制的任何一个中国港口。上述清单所对应的实物对这个老资格中共军事领导人来说，如雪中送炭，念兹在兹。

 

　　就在即将由陈宝符专送的密信中，他写道：“经此两战，我虽胜敌，但兵员与子弹之缺乏，实成为入潮梅后必生之最大困难。”（两战指壬田、会昌战斗。）“子弹及机关枪缺乏，请电知国际能于外埠装好貨物，一俟汕头攻下，在十日内即能运至汕头方好。”[2]

 

　　密写无痕，虽然看不见这些语句，但前委书记谈及密信内容的三个关键词已使他意识到自己奉命换装脱队北上这一行对生死与共的战友们是多么重要──“中央、苏联、武器”，充足、精良的苏制武器对战局是多么重要！最宝贵的就是党的信任和嘱托。

 

　　他的目光变得深邃──越过古城城头，向上抬升，穿云破雾，向着遥远的北方……

 

二

 

　　翌日清晨，一个穿一身深蓝贡缎长褂、长裤，头戴柔软、细腻的巴拿马软草帽的胖大商人，只见他浓眉大眼，鼻高口阔，英气勃勃，手提一个赭色藤箱──那里藏有桐油纸包着的“宝贝”，身上带了些现大洋，着黄色牛皮矮靿鞋──鞋垫与鞋底之间，踩着钞票。

 

　　他在码头与围拢过来的船老板们商谈──最后选定一个精瘦、黝黑的老者而不是精壮的青年。他问，这江上你行船多久了，这艄公回答是：三十二年了。在惊涛骇浪中行船，成了他的肌肉记忆。这是一份“保险”，是降低翻船几率的。

 

　　陈宝符不得不南辕北辙，启程南下，舟行上杭。陆路绝不可走：关山迢迢，军警宪特，杀机重重，时日迁延。汕头港乘外轮赴沪，相对安全、快速。这也是周的交待。

 

　　“天下水皆东，唯汀独南。”汀江发源于武夷山南麓，汇众山之水为一溪，穿过汀州古城由北向南奔向上杭。在广东境内，它与梅江汇合后称韩江。

 

　　他回忆说：“我坐上一条竹叶似的小船在汀江上飞快地行进。”[1]一浆一篙一艄公。“谁谓河广，一苇杭之。”竹叶、苇叶，何其相似乃尔。有人说上杭之所以得名，就是出自《诗经》此诗。一苇杭之，一苇杭之；今亦如此，今亦如是。

 

　　两岸多悬崖峭壁，江面狭窄，水流飞腾澎湃，白浪滔滔；河床礁滩处处，巨石罗列；一苇“漂流”，凶险万分。只见老艄公左撑一篙，右划一桨，或坐或蹲或站，点、撑、拈、捅，一根竹篙，一片木桨，像指挥家手中的指挥棒，疾徐有度，轻重有别，出神入化，直把江流、礁石，当成面前的乐手；轻车熟路，如履平地。

 

　　当晚，船泊文圩，夜宿一户客家人开的小客栈。清晨，再顺流而下，有惊无险，抵达上杭。至此，江面开阔，江底深深，可乘小火轮去汕。

 

　　陈宝符精神大振，早就向艄公问过轮船班期、购票情形，满脑子想的是尽快办理登船手续，刚下船，就被几个一律留着“黄埔学生头”发型的拦下，不由分说就搜身。他们是特工人员，军队已撤，在兵临城下之前，只对“叛军”派遣侦探张网以待。搜查中，引起他们注目的是一支笔──一支美国派克自来水金笔。这是他花二十多块钱买的──简直是奢侈品──那时还是少校嘛。心爱之物，行前未能割舍，铸成大错。秘密工作的一条“戒律”是不引人注意。不由分说就关押。晚上，审问开始了。

 

　　“你的职业？来上杭干什么？”福建国语，倒还听得懂。

 

　　“我是经商的，准备到香港去。我叔父在那里做生意，我去当个帮手。”

 

　　“商人要这么好的笔干什么？你是共党侦探！快招！”桌子一拍。

 

　　“共党好象是个穷党吧。做生意哪有不记事、不记账的。赚几个闲钱，赶一回时髦，让总爷多心了。”

 

　　“你这草纸，怎么用油纸包着，又不是宣纸。我好好看看……这不是脱裤子放屁嘛！”

 

　　“坐小划子，风高浪急，打湿了，就没得用了。江上拿着白花花银钱都没地方买。就怕人有三急……”

 

　　“少跟他废话！不动刑，就不知道‘马王爷有三只眼’！给我着实夹！”桌子又砰的一声响。

 

　　一个黄褐色竹制米升筒递给陈，叫他把左手掌盖上，用五支筷子插入其指缝，双手紧握筷子两端，促狭地微笑着用尽全力一夹，顿时痛彻心脾，果然十指连心！他神色不变，只是生理反应无法控制──重击之下，裤子湿透了。

 

　　“快招吧，招了就没事了。何必受这个罪呢。我们是干什么的？你捱不过去的。前面出来了吧，再不招，后面都得给我出来！你那些纸都不够用！”

 

　　“命你都可以拿去！共党侦探是我想当就能当的？就凭一支钢笔么？”

 

　　“今天撞鬼了！碰上一个共党死硬分子！”这是一句客家话。   

 

　　陈立刻说起纯正、亲切的客家话：“弟兄们，我就是个商人，做生意就要充充门面嘛，还不是为了让人家高看一眼。当个侦探能赚多少钱？当它干嘛？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天下客家是一家啦。”拱拱手，忽然倒吸一口凉气，左手钻心地疼，他故意呻吟着。

 

　　冷不防冒出来一个乡里乡亲！没有口供，没有证据，再用刑，大抵还是结不了案，特务们面面相觑，审讯中止，归还钢笔、籐箱，人押回监室。

 

　　第二天一早，两个士兵叫他的名字（化名）──出监。一左一右，武装押送；他提着藤箱走出来。

 

　　一个昨天审过他的特务走过来，恶狠狠地盯着他说：“拉出去打靶！”陈说：“‘拉’就不用了，我自己走！”信是送不到了，人在信在，人亡信毁，敌人永远不会发现它。他的左手缓缓地伸入鼓鼓的上衣大口袋……才出大门口，两个士兵的巴掌就打过来，他本能地遮挡着，倒退着。打了几巴掌，就放了他。这是何意？就这么放了，太便宜此人，打几巴掌找补找补？

 

　　恢复自由了？四面八方看看，抬头看看晴朗的天空，天是那样藍，云是那样白，从来没见过；自由是真的！信在，钱在，拍拍口袋，跺跺脚，右手提藤箱继续执行任务！他匆匆向轮船票务处走去。既使特务暗中盯梢。此时去汕头，才能转船去香港，和自己供述一致。迅速离开牢狱不祥之地，摆脱晦气，人之常情，没有破绽，不会“二进宫”。

 

　　汀江像“乌鹊南飞，绕树三匝，”又像一条青罗带，将上杭环绕三圈，形成著名的“三褶洄澜”，再向南流淌。他坐上黄烟囱的招商局小火轮向着汕头驶去。汀江啊，你就不要再兜圈子了，一路向南，向着蔚蓝色的海洋！看不尽的两岸峰峦、竹林，红花、绿树。这段行程真是顺风顺水。

 

　　船到汕头港太古码头。

 

　　汕头原为渔村，历属潮州府澄海县。英法联军侵华，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被迫签《天津条约》，潮州被该约列为五口通商之一。开埠以后，汕头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整个韩江海域唯一可以停泊轮船的；粤东、闽西、赣南地区最大、最繁忙的港口。英国人挟战胜余威，大捞战争红利。太古洋行的船只数量和吨位均占在华外国轮船公司的首位。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该行在汕头设立分公司，开办轮船、仓库、进出口贸易以及保险业务，经营从东北营口船运豆饼和大豆到汕头，再在汕头装载蔗糖北运。

 

　　码头当面──对岸是清奇秀丽的礐石山，英、美、德等八个国家在那里设领事馆，还设有基督教堂，海关，汇丰银行，高尔夫球场，洋房、别墅，一应俱全。他们把圆明园烧了，却在中国土地上到处营造自己的安乐窝。

 

　　码头上，挤满了人群，头戴大檐帽，青天白日徽；身穿灰色制式军装──中山装，腰扎武装带，斜挂手枪皮带的军官们。穿一身蓝布中山装、足蹬皮鞋的政府官员们，着清凉的香云纱、仿绸袍褂的富商们以及这三种人胖的瘦的、老的少的、大抵花枝招展的夫人或如夫人们，一个个身穿各色花绸或窄或宽滚边的旗袍，高跟鞋、中跟鞋，有的浓妆、有的淡抹，在“叛军来了”的传言中，纷纷抢购船票“避难”香港以致一票难求。抢到船票的兴奋，腰肢一扭尖叫着，塗着鲜红蔻丹的纤纤玉指举到齐眉摇晃，没拿到的沮丧。挑夫提着、挑着红黑皮箱、网篮，同自带细软的幸运者一起走过棧桥上船。

 

　　第二天他才买到去上海的太古船票。这是一艘蓝烟囱的五千吨船，大餐间十五元，用歺时有乐队伴奏，只有英文歺单。官舱八元，房舱六元，统舱三元；由于船公司之间竞争，各舱乘客都送白棉毛巾一条。他买的是房舱。

 

　　候船时，临行前，他长时间凝望着货运码头、棧桥和趸船，凝望着赤膊扛着、挑着、抬着货包行走的苦力们。起雾了。雾气渐浓，仍不想把视线移开。这里将是来自社会主义苏联货轮的目的地啊！胜利的旗帜即将在这里迎风招展，眼前的工友们将成为军火传输链条中重要的环节，为武装的革命反抗武装的反革命做出贡献。他轻轻拍了拍上衣口袋。

 

　　启航了。大雾弥漫，船不敢驶入公海，沿着岸边缓行，不停地拉气笛，避免撞船。偏偏又是北风，开的是顶风船，常常风雨交加。乘客哇哇吐个不停，人手一条的白毛巾派上大用场。他倒没有晕船，就是“上火”。海天茫茫，彼岸何在！甲板上，陈宝符急得跳脚。

 

三

 

　　航行六天六夜（本应三天三夜），上海终于到了！船到外滩码头。到处都灰蒙蒙的。一座座棧桥连接着陆地与海洋，远处木船的桅杆林立，像一片小树林。

 

　　他步行到电车站，花一个铜板坐电车到距外滩不远的弄堂，一家广东人开的太安客栈，跟茶房订好房间，提箱入住。这儿是十里洋场，浮华世界，只敬衣衫不敬人。他克制着自己立刻去接头地址的冲动，换了整洁衣裳，做了一番修饰，戴上巴拿马软草帽，“草纸”装在衣袋，兴冲冲地向着前委书记指定的黄埔江边报关行走去。 

 

　　上小学时就背过战国策《唐雎不辱使命》，尽管出使与送信不同，还是让他想起了这篇古文。江风陣阵，耳边响起小孩儿唱的儿歌：“烧饼油条，烧饼油条，糖麻花，糖麻花；一个铜板两个，一个铜板两个，真便宜，真便宜！”用的是“国民革命歌”（与战友们常唱）的曲调。童声清脆、稚嫩，不禁莞尔。

 

　　江中陆续飘来仰面裸身浮尸两具，他喟然浩叹：岂止江中浮尸，更兼路有饿殍。

 

　　走近一栋石头建筑，门前空地上停放着七八辆黄包车，车夫光脚，或蹲或站，有些穿号衣，有些不穿。眼巴巴地等着客人。门牌号码是对的！他回身再仔细观察附近地形、道路，默记在心，然后推开“畅流报关行”的玻璃木门。房间里有十几个人。

 

　　“您好！先生。请问×××先生是哪一位？”他朝坐在靠近门口写字台后、戴着金丝眼镜、西装革履的人点点头，俯身轻声问道。期待着马上就要实现与朝思暮想的同志握手。听到这个同事的名字，本来是彬彬有礼、微笑颔首的──

“拆烂污！”一个变脸，一声断喝。这是一个危险的警讯，出事了！这是好意暗示，还是恶意报信，已无须区分，他看见后座一双鹰犬般的眼光已扫射过来──巡捕房的包打听，立即转身冲出，一出门就奔向扎堆的一伙──“黄包车！”

 

　　闲散的他们或挺身而起或低头弯腰扶起车把，做出准备开跑的姿势，投射出希冀、热切的目光，异口同声地问：“先生，去哪里？”

 

　　他朝着瞬间选中的年轻“大长腿”跑去，一跃坐上车座：“直走！前面左拐！”车子箭一般冲出去，快而晃动。微微转头一瞥，一个身影冲出玻璃门。

 

　　他重重地跺着车踏板：“快跑！后面有人追！拆白党！左转！再右转。”刚转过街角，“注意，我下车后，别停，继续跑，见弯就转，转三个弯就行了！”说着就拉起车蓬，再摘下软草帽，跳下车，把一块银洋塞入车夫手中──这相当于他三天的车钱。（一次载客起价多为十个铜板，一块银元兑换一千个铜板。）“拜托了！大兄弟！”昨天，一个镶着金牙、穿一身黑的“爷叔”醉醺醺地催自己快跑，坐在车座上就一脚踢在他屁股上！“大哥，放心吧！”车夫喊着飞跑，空车蹿得更快。陈再也忘不了那孩子般纯真的笑容、那飞奔的光着的大脚和大长腿……

 

　　他又跳上一辆黄包车，弯腰伏身，坐得低低地，从后面看去，是辆空车，朝另一个方向跑去……

 

　　暮色苍茫。推着小车，点着耀眼电石灯、摆满老回香豆、豆腐干、韭菜饼，大声吆喝的小贩；在烟草和大蒜的强烈气味中，有一股甜腻腻、香喷喷而又辣烘烘的怪味儿，苦力们躺在小巷里破旧草席上，在点燃的烟头洒上一点毒品……终于飘荡一缕清香，卖花姑娘，胸前佩戴白兰花，手托篾盘，沿街叫卖，盘子里是白兰花、栀子花、杜鹃花、大丽花和梨膏糖。印度锡克人巡捕，黑黄的面孔，粗硬的络腮胡子，红头巾包得像暗红的洋葱头，又像一颗红木陀螺，被主人的鞭子抽得平移着团团转──皮靴橐橐，他们的皮鞭则抽打百姓──力度保证重过、频度保证多过英捕──替主子干脏活，这才是他们的价值所在。工资在英捕之下，却在华捕之上，这又是他们的动力所在.

 

　　他在街头徘徊。他摸了摸上衣口袋，软软的还在，本来那里应该是空空的。空空的肚子却不知道饿。线断了！信送不出去了！投递不出去的信，邮局就叫它是“死信”。信就要死在自己手里了？不，绝不！

 

　　到小饭馆吃饭，一个烧饼、一碗阳春面，回来路上，买了几份报纸，《申报》、《时报》、《新闻报》、《民国日报》，才几天就恍如隔世，炮火连天，军歌嘹亮，如在梦中。

 

　　回到客舍，去老虎灶买了一暖瓶常滚水，沏上茶叶，坐在桌前，摊开报纸，急匆匆找寻昌暴消息，他急需知道义军路线、驻地消息，映入眼帘的却是一排排“脱离共党启事”，白纸黑字，黑线框成长方形，像是一面面白旗（当然，不能排除也有敌人伪造的“启事”。）拍了一下桌子，杯盖在跳荡。他把报纸通通一扫，一杯清茶在手，正要喝，忽然想起什么，忙又从地上把报纸捡起来，把这些启事一一看过──这些人中的熟人、认识的，街上远远望见就要立刻避开。

 

　　次日，他买了副墨镜，揣在兜里。草帽压得低低的。如今“破帽遮颜过闹市”，就像“漏船载酒泛中流”，随时会遇险。要找到能转信的关系人，他想到，那些登过启事的，也会有人在寻寻觅觅，想用昔日同志的头颅，来做升官发财的投名状──得了许诺或是被逼迫。

 

　　转了几天，一无所获。还被盯梢──转了两条街，躲进一家富丽堂皇的摊馆賭场。严肃得像法官一样的宝官坐长桌上首，把一个镀金黄铜圆盖往一堆“围棋子”──番摊子上一盖，一晃，一挑，一压，拖行到长桌中央，放手，端坐不语，他的助手高叫“下注呀！下注呀！”只见人们单拳、双拳举过头，挥动着：“单！单！单！”“双！双！双！”喧嚷声中，没人注意初到者草帽一摘，墨镜一戴，从后门遛走，甩掉了尾巴。

 

　　街头既然难碰到，那就上门找。不怕吃闭门羹，就怕自投罗网，因此要精心选择。要找党员，要找同乡。党员才能靠组织递信，同乡容易知根知底，再就是要认识久的。这天，他来到一所政法学院的校园。找平南县同乡陈英，知道他过去是共产党员，此时可能仍有组织关系。

 

　　正是上课时间，绿阴中行走，校园里空空荡荡的。靠着教学楼畔大树主干，席地而坐，陣陣鸟鸣，午后阳光与暖风一样和煦，秋蝉唱个不停，连日来奔走、劳碌、紧张，在这宁静、安全的校园里，帽子往下一拉，他竟酣然入梦。

 

　　睡梦中，有人摘掉他的帽子，眼睛一睁，见是精瘦小个子、一身黑卡叽布立领学生装的陈英，留平头，娃娃脸，脸黝黑，不大的眼睛精光四射，往他身边一坐，“什么风把你吹过来了？这一向在哪里恭喜？”右手食指顶着帽子转了两圈，才把帽子还给他。

 

　　“浪迹江南，混不下去，只好来沪就食。”把帽子一翻，帽里向上，往前一伸。

 

　　“大老远就看见你，心想什么人在这里睡觉？打扰了你的黄粱梦！耽误了你升官发财，反正我也赔不起。没饭吃？走，到舍下去吃黄粱饭！”

 

　　“没做升官发财的黄粱美梦，只梦见高山流水！”

 

　　“哦，看来你是梦见知音啊！是谁人呀？莫非是你一睁眼就看到的鄙人？”

 

　　陈宝符哈哈大笑。一天课程结束，学生们涌向校门。二人随着人流走去。陈英的提议，正中下怀，就是要深入了解这位同乡的真实政治面貌，在猖獗的白色恐怖下，他还是不是同志？

 

　　陈英住的石库门亭子间离学校不远，陈宝符昔日居沪也当过“亭长”，与“苍凉唱大风”的“刘亭长”那八面来风的亭子不同。鲁迅、郭沫若等文豪也曾蝸居此种陋室。到这里真有宾至如归之感。屋主是银行职员夫妇，旅游庐山未归。          

 

　　进得房门，上楼梯过半，“亭子”位于灶披间之上、晒台之下，面积七到八平方公尺，高可两公尺，朝向北面。一窗，一床，一桌，一椅，一凳，一书架，书架最上层，放着半尺高的黄铜汽炉子。

 

　　陈英将一桌子书本一扫而空，往床上一扔，汽炉子垫上一块方正洋铁皮，就在桌上做起饭来。搪瓷锅里放上米、水，炉内加上亚细亚火酒和美孚洋油，擦着洋火点火，打一打气就可以煮饭，只是比例不准，一再加水，米饭煮成米粥。客人尝了尝，笑云：熟了就好。陈英伸伸舌头，只是苦笑。只有一个菜：青菜豆腐炒腊肉，虽然豆腐炒得有点儿散，腊肉有点儿嚼不动，二人仍吃得很香。客人坐在唯一的椅子上，陈英恭敬地坐在对面床上，又起身，端来一杯热茶奉上。

 

　　“尊趾踏于寒舍，蓬荜顿生光辉。君必有教于我乎？”

 

　　“豈敢，豈敢。来贵校谋一教席，赚点束修，为稻粱谋而已。”

 

　　“噢，我校人事处何时搬迁树下，小弟倒是不知。”

 

　　“其实就是前来看望，你还好吧。”

 

　　“还好。”陈英笑得怪异。

 

　　“你笑什么？”

 

　　“明明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么，我这个人丑，脸又黑，有什么好看的。”

 

　　“三宝殿？我看你这儿只有这一宝。”指了指汽炉子。

 

　　“家徒四壁，身无长物。我若搬家，什么都可以不要，这张报纸是一定要带走的。”说着起身，在书架上找出一本书，抽出夹着的折迭报纸──《南京日报》，打开来，大字标题：“宝山路上大惨杀”。

 

　　“我念给你听：四月十三日讯：昨日上海市总工会，为工人纠察队被缴械事，在闸北召开工人民众大会，群情奋激，会后即整队游行，……游行民众，全系徒手，并夹有妇女儿童。当行经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接到军事当局密电的第三师，立即用机关枪扫射，当场击毙百余人，伤者不可胜数。其时大雨如注，宝山路上，尸积如阜，血流成河。事后，为掩盖实况，当即断绝交通，以大卡车搬运尸首，运往荒郊，重伤未死者，惨遭活埋。”

 

　　他颤抖着把报纸缓缓夹好，放回书架。猛回身，眼眶充盈着亮晶晶：

 

　　“五个月过去了，就像发生在昨天。上海的党组织遭到很大破坏，牺牲很惨，‘访旧半为鬼’！我不知道你现在的情况，我是不回头的！”

 

　　陈宝符一跃而起，紧握陈英双手，摇晃着：

 

　　“同志！我有重要信件，必须尽快送交中央。发信人指定的江边畅流报关行已被敌人破获，我是递信无门哪！这封信，从闽西发来，十万火急，耽误不得啊！”

 

　　“我有办法！你住的那家旅社，我很熟悉。你就在那儿等，明天就会有消息到。放心！”

 

　　二人挽手匆匆出门，匆匆分手。陈英一溜小跑。陈宝符追上去，塞给他十块大洋：“不要推辞，这本来就是行动经费。你已经加入。”凑近耳边，声音更低：“请转告：信是大胡子周姓前委书记在汀洲亲手交给我的。”

 

　　领受任务这些天，陈宝符终于睡了一个踏实觉。清晨，附近常光顾的饭店，大饼、油条、豆浆吃罢，在房间里沏好一壶茶。他甚至想，也许应该在附近街边绿树上找一找，看看能不能发现喜鹊的踪影！就是屋檐下麻雀的喳喳叫声也格外悦耳。忽然，一陣担心掠过心头：这个时候，可千万不能出任何岔子啊！

 

　　满怀期待中，一个身着深灰夏布长衫、戴圆形玳瑁黑框眼镜的中等身材青年走进门来，方脸劍眉，细长、上翘的眼睛，精干、沉稳。

 

　　“哎呀！立栩！是你呀！我的心这下儿放到肚子里了！”

 

　　“怎么？原来它在天上飞吗？”

 

　　“没在天上飞，也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陈宝符同志，听说你有一封信要寄给我主人，我就是主家的门房，他派我来的，信就直接交给我吧。”

 

　　“是，‘门房’同志！”

 

　　来客正是中共上海沪南区委书记陈立栩。昨晚，陈英心急火燎地找到他，听取汇报后，他立刻启动与中央紧急联络预案，报告这一重要情况并向中央建议自己一人亲去取信，理由：在北京高等商业学校读书时就认识与自己同为学生党员的北大陈宝符，彼此有过合作，相知甚深。临时中央与昌暴前委失去联系有时间了，十分焦急，得此消息甚慰，批准了他的建议，同时，做好意外防范。

 

　　陈宝符从衣袋中小心翼翼取出那叠草纸，指明密信的暗记，仍按原状双手递交，“仿佛抱着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别的事情，都已置之度外了。”陈立栩也双手接住，照样整叠放进裤袋，完成交接。

 

　　热茶端上后，陈立栩呷了一口。“宝符，咱们三个姓陈的可能办了一件大事，不辱使命，你是第一功！”

 

　　“不敢当，迁延时日，军法当斩！已经过去半个月了。我只知道，这信送不到，送得迟，可就误大事了！”

 

　　陈立栩摆了摆手：“不必苛责。今后行止？”

 

　　“我的任务完成了，该归队了。就是不知道部队确切驻地。”

 

　　“不要过于仓促，战况瞬息万变，稍安毋燥。有事就与陈英联系，怀念往昔，无睱叙旧。信在身上，就像一团火，这些天你的焦虑，感同身受。不能久坐。哪天有空，你得好好给我讲讲你这一行。告辞！”

 

　　太安客栈大门外，陈宝符目送陈立栩的身影渐渐远去、消逝，呆呆地，一动不动，像个木头桩。引来茶房惊讶的目光，他回转身来，掩饰地笑笑：“嘿嘿！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了！”傍晚，陈英来访，陈宝符请他到邻家饭馆用餐。一团和气的老板没想到：这位近日常客竟大破吝囊，必点的玻璃般透明的清汤阳春面变成四菜一汤，再加一瓶老酒，连日来的愁眉也换成欢颜。

 

四

 

　　苏州河与黄浦江汇合之处，优美弧线、灰色全钢结构的外白渡桥横亘河口，苏联驻沪总领事馆坐落于桥畔──北堍公共租界黄浦路南侧。建筑呈现巴洛克与德国文艺复兴时期风格。楼高四层，坐南朝北，苏联国旗──左上角绘有交叉的镰刀和铁锤以及一颗金边红星的红旗在领馆最高处凉亭顶端迎风飘扬。在劳苦大众深受三座大山压迫的中国，这面旗帜上鲜明的革命象征难得一见，让他们中的先进分子倍感亲切、深受鼓舞。

 

　　大门在大楼正中。一个华籍雇员进出之间，已将中共临时中央一个俄文请援报告传递给了秘密设立这里的、以外交官身份掩护的共产国际联络处人员。这个报告立即被领馆电台发送莫斯科。报告包含周恩来致“中原兄”密信若干要点。其信要点：

 

　　“1、我军如已取得潮汕，望即由上海派一得力人来接头。
　　2、革会至汕头后，当在国民政府名义办事，外交缺人，请派太雷前来主持。

　　3、子弹及机关枪缺乏，请电至国际能于外埠装好货物，一俟汕头攻下，在十日内即能运至汕头方好。

　　4、兵员之补冗，需大量招募费，请向国际商借香港票或沪票四十万元，此款如借得，请先集中于上海为要。

　　5、如汕头攻下，请派得力人员尤其是军事人员前来工作为要。

　　6、望电知粤省委另号召东江潮汕工农响应一切，以巩固工农政权及其武装。”

 

　　信中写道：“先得潮、汕、海陆丰，建立工农政权，如情势许可，自以早取广州为佳。”[2]

 

　　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收到周恩来的急迫请求后都立即行动起来。中共中央即派张太雷作为代表启程到汕头寻找起义军。通知粤省委发动东江、潮汕工农运动予以支援、配合。（周恩来一九二五年曾任汕头东江行政主任）。

 

　　苏联：海参崴港口仓库的军事装备开始装船。

 

　　会昌战斗后，起义军经汀州、上杭，沿汀江、韩江南下。于九月二十三日占领潮安（今潮州）、汕头。至三十日，向揭阳撤退（俗称“潮汕七日红”）。是日晚，黄绍竑部攻占潮安。起义军主力在流沙（今普宁市）与由潮汕撤出的革命委员会会合，继续向海丰、陆丰地区撤退，遭到东路军的截击，激战不胜，部队大部溃散。革命委员会和起义军领导人分散转移，余部进入海陆丰地区。

 

　　陈宝符信交陈立栩在九月中旬，那以后，他持续关注战局和汕头港情况。街上偶遇一亲戚，说家中父母等亲人耽心他的安全，嘱他在外面不要干危险事，尽快回家。陈宝符宽慰几句，答应闲下来一定回乡看看，就分手了。

 

　　义军撤离潮汕后，一天，他看到《申报》和《时事新报》上登载了一条消息：有两艘不明国籍货轮，装载沉重，吃水很深，驶向汕头，没有靠泊，只是飘流，似有所待，终于折返，踪影消失于海平线……

 

五

 

　　中南海西花厅。春雨潇潇，满院梨花海棠、桃李花事正盛。周恩来下午去三座门开军委会议。忙得未吃午饭，迈上斯大林赠送的大吉斯轿车后，他坐在后排靠左窗老位置，司机启动，缓缓行驶，副驾驶位是卫士。总理已经饿透了。吃着面包夹香肠，喝着大搪瓷缸子里的玉米粥，对身边的军事秘书说：“开始吧。”。

 

　　秘书早有准备地掏出一叠汇报纸条。这是秘书们呈报问题或事情专用纸条。纸条抬头四个大字：“每日汇报”。这是专门印制的公文箋。整张纸空白黑色横线一分为二，上面写汇报，下面空白供总理写批示（如不需要批，则画圈。）一般总理自己阅看，这样快。但现在两只手占用了。汇报条按规定用深色钢笔书写，字不能小，不能草。次要不写，重要不漏。何谓次要、重要？秘书要以总理立场、观点来判断，这就难了。（有时，重要的事情总理可能要批示原件转呈毛主席。）两个条子念过。第三张，秘书念道：

 

　　“广西陈宝符给您写信──希望来京从事法语翻译。”余光见到总理转头、胡子刮得光光的脸（西安事变时剃须。邓颖超有时还叫他胡公。）投来思索目光，马上说：“他说一九二七年九月初，奉您的命令从汀州南暴军中赴上海递送给中央密信──关于苏联军援事。原送信地址被敌破获，有延宕。信交中共上海沪南区委书记陈立栩。由于南暴失败，未能按规定归队。”

　　［这封无标题信函被定名为《周恩来给中共中央的信──向潮汕进军的问题》，收戳盖有“九月”的字印。原件存于中央档案馆。一九八五年，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复制展出。］

 

 

　　周恩来点点头：“我那时发了几封信，有人卷款跑了。只有陈宝符送到。”

 

　　话音刚落，秘书立刻接着念──这罕有的插话不是放缓汇报的理由，反而要加快速度赶上进度：“陈后来情形，经核实：沪南区委安排他以教书为掩护从事革命宣传工作。家里变卖田产加亲友筹款送其法国留学，学的哲学，脱离了党的关系。留法七年，获文学博士。三六年返国在广西中学、师专任教。后被聘过参议员，未查到其从事反动活动。现仍与解放前一样，在桂平浔州中学高中部任教。”

 

　　周用餐完毕，接过汇报条，画了一个圈，还给秘书。车到三座门，停在楼前，他一步跨下，霏霏细雨中快步流星地走着，扭头对紧随的秘书说：“请人事局代我给陈宝符同志复信，欢迎他参加革命工作。现在到处需要知识分子，不一定都到北京来，由广西当地人事部门按照需要和可能给予妥善安置。”

 

　　秘书明白，首长对陈信很重视。虽未亲笔批示，有口头指示，地方会办的。就是这话：需要和可能。国民经济困难很多，老百姓温饱都成问题，先要雪中送炭啊！国资民财，蒋介石劫掠一空，运到台湾去了。没有钱，很多事情想办也办不了。他忽然想到，今天会议议程之一就是我军通信工程建设问题，当年要靠人送信进行联络，抚今追昔，沧海桑田。

 

　　他深知，总理交待的事必须要经得起检查。过了些日子，打电话询问广西区府人事厅、教育厅后续情况，以后总理如问到，将据此汇报：陈宝符升任浔州中学校长。

 

      参考书目：

 

       [1]江西人民出版社  沈谦芳主编：《亲历南昌起义》

      [2]江西人民出版社  王小玲曹佳清主编：《八一记忆──文物背后的故事》

 

　　（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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