塘约道路重新开启了我们对于农村意义的认识 ——对话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徐俊忠

点击：  作者：刘学文    来源：贵州日报  发布时间:2017-09-14 09:54:30

 

徐俊忠教授（右）与全国人大代表申纪兰在探讨农村问题

 

    徐俊忠，哲学博士，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代哲学》杂志主编。系广东南澳岛中柱村人，恢复高考后首届大学生。读大学前，参加过渔业生产，当过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中山大学哲学系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曾挂职中共东源县委副书记三年，任广州大学副校长八年。

  

    刘学文，资深媒体人、策划人，CCTV老故事频道《荣耀中国》栏目出品人、总策划，影响力英才（北京）国际文化发展中心秘书长。 

 

      “塘约道路”关乎着人们对于中国农村未来的思考。在地处改革开放前沿的广州，有一位对于农村有着深厚情结的学者，不仅他自己与他的学生关注塘约，还邀请《塘约道路》的作者王宏甲，给大学生讲述关于塘约的故事和塘约道路的意义。他购买了一批《塘约道路》的书，不仅送给农村的“村官”朋友，还送给台湾的学者。他，就是广州大学原副校长、中山大学哲学系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教授徐俊忠。2017年5月16日，本报刊登了对徐俊忠教授的专访（上），本期继续推出对徐俊忠教授的专访（下）。让我们一起领略这位资深学者那交融着历史、现实与未来维度的丰富内容与思考。

 

       农村是一个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 ——对话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徐俊忠（上）

 

贵州发现了塘约道路的意义，并旗帜鲜明地支持塘约道路，这就为更多“左文学”的涌现，创造了更加良好的社会生态

 

刘学文：随着《塘约道路》一书在全国的宣传，不少人对塘约村支书左文学的印象深刻。许多人问去哪里找这么优秀的村支书？对此结合地方实际，做好基层党支部书记的培训和党员的培训尤为重要。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徐俊忠：其实，人间何处无芳草？在我们共和国的历史上，曾经有过英雄辈出的年代。为什么这样的人物，现在会变得稀缺？关键还在于时势的变化。当我们的社会还热衷于把人预设为利己的理性人时，社会必定弥漫着利己主义的风气。当政策仍然停留在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时，共同富裕的带头人就必定是稀缺的。但是，我们的国家毕竟是一个浸润着社会主义价值思想几十年的国家，中国共产党也仍然坚持立党为公的倡导，因此，即使在盛行个人发家致富的社会背景下，仍然会有一批忠诚于社会主义理想、带领群众共同富裕的优秀基层干部。
     

我拜会过的黑龙江兴十四村的书记付华廷、河北周家庄的书记雷宗奎、河南南街村的书记王宏斌、山东代村的书记王传喜，等等，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所以，我认为，产生左文学这样的优秀农村基层村支书并非特例。只要国家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的旗帜，共同富裕成为社会珍惜的共同价值，依靠集体经济的发展成为解决农村问题的一种重要选择，各地就会涌现出许许多多的“左文学”。
   

当然，在我国当前的状况下，普遍形成这种大势，仍需一个过程。为此，通过各地对于农村基层党支部书记和党员的培训，不断传播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灌输我党立党为公的宗旨，帮助更多的“左文学”的涌现，都是十分必要的。但我仍然相信时势和大局的作用。贵州发现了塘约道路的意义，并旗帜鲜明地支持塘约道路，由此形成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前的时势与大局，这就为更多“左文学”的涌现，创造了更加良好的社会生态。在我们的农村社会中，并不缺乏有社会担当的先进分子，关键还在于社会发展大势的营造。
     

我认为，在农村干社会主义离不开一大批“左文学”，然而，社会主义理想的最终达成，并非像一些批评者所说的，是维系于个别杰出人物的出现上的。民心所向是形成社会发展大势的重要基础，制度的建构与成熟，则是社会主义事业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毛泽东当年在领导中国进行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时，就非常清醒地告诫大家：“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不行，还要研究解决制度问题。人是生活在制度之中，同样是那些人，实行这种制度人们就不积极，实行另外一种制度，人们就积极起来了。……人是服制度不服人的。”（《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 —— 一九七六）》，第二卷，第529页）。所以，我们说，社会主义理想的最终达成，要靠人，也靠制度。只有把人的培养和制度的建构两个方面，很好地结合起来，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才有持续蓬勃发展的明天。

 

      塘约提出以农村集体经营为基础的发展方案，对于深化农村改革令人鼓舞

 

     刘学文：您一直以来都致力于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的研究，您认为塘约道路对于深化农村改革有那些现实意义？

     徐俊忠：在全国都在寻找如何有效摆脱由“分田模式”而来的农村发展困境出路的大背景下，塘约提出以农村集体经营为基础的发展方案，并且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其对于深化农村改革，意义当然令人鼓舞。

     可以说，自从小岗村的“分田模式”泛化以来，人们对于农村集体经营模式，是缺乏理性思考的。在改革开放前的农村集体经营发展的过程中，在很长时间里，大部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被捆住手脚的。熟悉那段历史的人，都不难理解以下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几点基本内容：

     一是中国农村必须走集体化的道路。这既有人多地少的国情制约因素，也有国家“统购统销”政策实施碰到巨大困难的原因。在人多地少的国情下，靠一家一户去耕种人均不多的土地，根本无法满足农民经济解放的要求。广东土改后，全省贫农的人均农地仅为1.3亩，加上当时农业生产条件很落后，一家一户的生产方式，正常年景，也许可以勉强过日子，但几乎没有什么防抗灾荒的能力，更谈不上经济上大翻身或者说“经济解放”。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国家为了确保工业化发展目标的实现，不得不实施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在个体家庭生产的条件下，实施这一政策，等于国家直接面对着1.2亿农户去征收公、购粮。这不仅把国家推到了与农民的直接利益冲突之中，而且在管理上，几乎面临着无法处理得好的天量般的行政性事务压力。所以，农村集体化道路的选择，绝对不是哪一位国家领导人头脑发热的产物。
   

二是农村的集体化经营必须坚持“精耕细作”和“多种经营”的产业发展方针。到了人民公社时期，这一方针的提法是“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农林牧副渔”均属于农业的范畴，它意味着农业的发展应该种、养结合，而不是单纯的种植业，当然更不是像后来那样，被压缩到单一的粮食作物种植上。“工农商学兵”则有另外独特的意义。抽去其中的“学”（即办学）和“兵”（即民兵）的内容，就是“农工商”的结合。毛泽东对此有非常自觉和明确的说法：我们的人民公社不能办成苏联的集体农庄。苏联集体农庄只搞农业，不搞工业，农业又搞广种薄收。由此可见，不论搞“精耕细作”和“多种经营”，还是实行“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一个明确的基本思想就是组织起来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能只搞农业，更不能把农业限定在种植业上，尤其不能限制在只种植粮食作物上。但是，自从1962年以来，我们的农村恰恰就是被引导到单纯的农业上来，而且是单一的粮食种植道路上来。这里面有着深刻的历史教训需要后人去反思。但不论如何，就当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初心设计，其产业方针就是种养结合，加“农工商”的结合。
   

三是“政社合一”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改造相统一的治理思路。“政社合一”，既是为了行政效率，也是为了节约行政成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相统一的治理思路，体现了农村改造与建设的综合性要求。依据这种思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仅要搞好产业发展，还要致力于农村道路交通、邮政、广播、水文等网络建设，要组织“扫盲”识字学文化，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组织农村文化体育活动，推广移风易俗，搞勤俭持家教育等等。因为只有这样做，农村才能逐渐达成好的生活方式和文明的社会生态，才能逐步告别被人标定为“愚贫弱私”的局面。即使从今天的视野来看，我认为，这样的农村发展方案依然是光辉四射的。

      塘约道路的最大意义就是以其成功的实践，接通了共和国“两个三十年”农村发展的基本逻辑

 

     刘学文：从历史到现实，特别是在“分田模式”思想的主导下，我国农村的发展道路选择，一直处于摸索状态。您认为塘约道路的出现，具有什么样的特殊意义？
     徐俊忠：塘约道路某种意义上就是上述发展方案在新时期的实践和光大。所不同的是，通过改革开放的洗礼和积淀，实践这种方案的条件更加成熟、配套和宽松。尤其是束缚农村手脚的“统购统销”政策的取消，“社队企业”发展彻底松绑。因此，对于当前深化农村改革来说，塘约道路的最大意义就是以其成功的实践，接通了共和国“两个三十年”农村发展的基本逻辑。大家都知道，“后三十年”虽然有“分田模式”的主导，但大家不要忘记邓小平同志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提出农村发展“两个飞跃”的构想。塘约道路的实践恰恰说明了“第二个飞跃”思想的科学预见性，也为克服农村由“分田模式”所导致的农田与生产的碎片化，老人、儿童、妇女留守化，村政治理劣质化等等困难，展现了一种新的有效方案与前景。因此，塘约道路的意义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既有经济的，也有政治的。
   

同时，我非常欣赏塘约道路坚持农民主体论的发展思想。这些年来，我们的社会弥漫着精英史观，瞧不起农民，甚至类似于“愚贫弱私”的指责也不绝于耳。其实这是一种“致命的自负”。在这种不好思想的影响下，很少有人想到要依靠农民自己的力量去解决农村发展的困难。他们想到的是“资本下乡”“龙头企业”“大户带动”等等。其实，资本的本性，不是扶贫，而是增值。支持龙头企业和大户发展，正如《塘约道路》所说的，是扶强。能否通过扶强而达到扶贫的带动效应呢？至少成功的案例不多，闹得遍地鸡毛的事件却不少。
   

塘约道路与此完全不同。它坚持农民主体论，实际上建构了一种以集体经营为经济基础的民有、民创、民管、民享的农村发展模式。在这一模式中，农民是主体，基层党支部是核心，面向市场全面发展在地多样化产业，实行村社一体，有效实施农村的综合改造与建设，使农村重新成为农民安居乐业的家园。可以说，这是任何以单一的经济效益为追求的外来资本、“龙头企业”以及“大户带动”模式都不可能具有的功能和不可能达成的目标。我们必须坚信：农民，只有农民，才是实现中国农村持续繁荣发展的主体力量。

 

      塘约道路重新开启了我们对于农村意义的认识：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

     刘学文：面向未来，农村必将成为新中国最有发展潜力和活力的地方之一。透过塘约道路，您对中国农村的未来发展有什么样的期待？

 

徐俊忠：塘约的实践还再次提醒我们，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在农村出现了土地撂荒、村政凋敝、民生困顿、大量劳动力抽离农村等危机性现象时，资本却从中看到了商机，并大肆下乡圈地、开发。这是一个值得反思的现象。对于农村是否具有开发价值的问题，由资本大规模下乡已经得到肯定的回答。问题在于以资本大规模下乡的方式去开发，对于中国来说，不是一种好的方式。至少有两点是明显的。
   

其一，资本下乡形成的农业只能是非在地性的雇佣农业，这一农业形式根本失去“劳动积累”的可能，由此必定成为一种成本相对较高的农业。资本是无法摆脱逐利本性的，一旦逐利出现问题，势必导致土地开发的“非粮化”，甚至“非农化”。这对于人多地少的中国，基本就是一个无法接受的结果。
   

其二，资本下乡圈地开发，还造成大量失地农民。尽管我们的土地在法律上只让农民拥有承包权，但由于设计了土地经营权的流转环节，资本可以通过这个环节而长期获得经营土地权。这实际上就开始疏离和切断农民与土地的联系。从历史上看，农民失地正是许多社会危机的重要根源。我们看到，许多地方政府基于土地年度流转考核指标的压力，正在向资本下乡敞开大怀。但由资本下乡所造成的利益冲突、矛盾以及对于政府形象的消极影响，也日益突出。
   

塘约道路与此截然相反，“七权同确”创造了在地化、集体性的农田集中连片开发，它具有资本开发所无法比拟的成本优势。多种在地化产业的开发和产业价值链的延伸，也以资本下乡所不可能具有的地缘、人员和业缘优势，使农村的各种资源和潜在资源得到全面激活。向来被各级政府当作沉重压力的劳动力出路，不仅得到化解，而且人又被当作最宝贵的！
   

更为重要的是，这里创造的价值，属于民创、民管和民享的。这就为百姓生活、环境等方面的改善，为和谐社会的实现，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所以，我认为，塘约道路也重新开启了我们对于农村的意义的认识：那里是一个广阔的天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关键的问题还在于要有正确的思想、政策和具体实施的措施！ 

 

农村是一个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 ——对话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徐俊忠（上）

 

贵州发现了塘约道路的意义，并旗帜鲜明地支持塘约道路，这就为更多“左文学”的涌现，创造了更加良好的社会生态

 

刘学文：随着《塘约道路》一书在全国的宣传，不少人对塘约村支书左文学的印象深刻。许多人问去哪里找这么优秀的村支书？对此结合地方实际，做好基层党支部书记的培训和党员的培训尤为重要。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徐俊忠：其实，人间何处无芳草？在我们共和国的历史上，曾经有过英雄辈出的年代。为什么这样的人物，现在会变得稀缺？关键还在于时势的变化。当我们的社会还热衷于把人预设为利己的理性人时，社会必定弥漫着利己主义的风气。当政策仍然停留在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时，共同富裕的带头人就必定是稀缺的。但是，我们的国家毕竟是一个浸润着社会主义价值思想几十年的国家，中国共产党也仍然坚持立党为公的倡导，因此，即使在盛行个人发家致富的社会背景下，仍然会有一批忠诚于社会主义理想、带领群众共同富裕的优秀基层干部。
   

我拜会过的黑龙江兴十四村的书记付华廷、河北周家庄的书记雷宗奎、河南南街村的书记王宏斌、山东代村的书记王传喜，等等，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所以，我认为，产生左文学这样的优秀农村基层村支书并非特例。只要国家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的旗帜，共同富裕成为社会珍惜的共同价值，依靠集体经济的发展成为解决农村问题的一种重要选择，各地就会涌现出许许多多的“左文学”。
   

当然，在我国当前的状况下，普遍形成这种大势，仍需一个过程。为此，通过各地对于农村基层党支部书记和党员的培训，不断传播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灌输我党立党为公的宗旨，帮助更多的“左文学”的涌现，都是十分必要的。但我仍然相信时势和大局的作用。贵州发现了塘约道路的意义，并旗帜鲜明地支持塘约道路，由此形成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前的时势与大局，这就为更多“左文学”的涌现，创造了更加良好的社会生态。在我们的农村社会中，并不缺乏有社会担当的先进分子，关键还在于社会发展大势的营造。
   

我认为，在农村干社会主义离不开一大批“左文学”，然而，社会主义理想的最终达成，并非像一些批评者所说的，是维系于个别杰出人物的出现上的。民心所向是形成社会发展大势的重要基础，制度的建构与成熟，则是社会主义事业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毛泽东当年在领导中国进行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时，就非常清醒地告诫大家：“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不行，还要研究解决制度问题。人是生活在制度之中，同样是那些人，实行这种制度人们就不积极，实行另外一种制度，人们就积极起来了。……人是服制度不服人的。”（《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 —— 一九七六）》，第二卷，第529页）。所以，我们说，社会主义理想的最终达成，要靠人，也靠制度。只有把人的培养和制度的建构两个方面，很好地结合起来，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才有持续蓬勃发展的明天。

 

      塘约提出以农村集体经营为基础的发展方案，对于深化农村改革令人鼓舞

 

刘学文：您一直以来都致力于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的研究，您认为塘约道路对于深化农村改革有那些现实意义？

 

徐俊忠：在全国都在寻找如何有效摆脱由“分田模式”而来的农村发展困境出路的大背景下，塘约提出以农村集体经营为基础的发展方案，并且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其对于深化农村改革，意义当然令人鼓舞。
   

可以说，自从小岗村的“分田模式”泛化以来，人们对于农村集体经营模式，是缺乏理性思考的。在改革开放前的农村集体经营发展的过程中，在很长时间里，大部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被捆住手脚的。熟悉那段历史的人，都不难理解以下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几点基本内容：

 

一是中国农村必须走集体化的道路。这既有人多地少的国情制约因素，也有国家“统购统销”政策实施碰到巨大困难的原因。在人多地少的国情下，靠一家一户去耕种人均不多的土地，根本无法满足农民经济解放的要求。广东土改后，全省贫农的人均农地仅为1.3亩，加上当时农业生产条件很落后，一家一户的生产方式，正常年景，也许可以勉强过日子，但几乎没有什么防抗灾荒的能力，更谈不上经济上大翻身或者说“经济解放”。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国家为了确保工业化发展目标的实现，不得不实施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在个体家庭生产的条件下，实施这一政策，等于国家直接面对着1.2亿农户去征收公、购粮。这不仅把国家推到了与农民的直接利益冲突之中，而且在管理上，几乎面临着无法处理得好的天量般的行政性事务压力。所以，农村集体化道路的选择，绝对不是哪一位国家领导人头脑发热的产物。
   

二是农村的集体化经营必须坚持“精耕细作”和“多种经营”的产业发展方针。到了人民公社时期，这一方针的提法是“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农林牧副渔”均属于农业的范畴，它意味着农业的发展应该种、养结合，而不是单纯的种植业，当然更不是像后来那样，被压缩到单一的粮食作物种植上。“工农商学兵”则有另外独特的意义。抽去其中的“学”（即办学）和“兵”（即民兵）的内容，就是“农工商”的结合。毛泽东对此有非常自觉和明确的说法：我们的人民公社不能办成苏联的集体农庄。苏联集体农庄只搞农业，不搞工业，农业又搞广种薄收。由此可见，不论搞“精耕细作”和“多种经营”，还是实行“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一个明确的基本思想就是组织起来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能只搞农业，更不能把农业限定在种植业上，尤其不能限制在只种植粮食作物上。但是，自从1962年以来，我们的农村恰恰就是被引导到单纯的农业上来，而且是单一的粮食种植道路上来。这里面有着深刻的历史教训需要后人去反思。但不论如何，就当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初心设计，其产业方针就是种养结合，加“农工商”的结合。
   

三是“政社合一”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改造相统一的治理思路。“政社合一”，既是为了行政效率，也是为了节约行政成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相统一的治理思路，体现了农村改造与建设的综合性要求。依据这种思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仅要搞好产业发展，还要致力于农村道路交通、邮政、广播、水文等网络建设，要组织“扫盲”识字学文化，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组织农村文化体育活动，推广移风易俗，搞勤俭持家教育等等。因为只有这样做，农村才能逐渐达成好的生活方式和文明的社会生态，才能逐步告别被人标定为“愚贫弱私”的局面。即使从今天的视野来看，我认为，这样的农村发展方案依然是光辉四射的。

 

塘约道路的最大意义就是以其成功的实践，接通了共和国“两个三十年”农村发展的基本逻辑

 

刘学文：从历史到现实，特别是在“分田模式”思想的主导下，我国农村的发展道路选择，一直处于摸索状态。您认为塘约道路的出现，具有什么样的特殊意义？
   

徐俊忠：塘约道路某种意义上就是上述发展方案在新时期的实践和光大。所不同的是，通过改革开放的洗礼和积淀，实践这种方案的条件更加成熟、配套和宽松。尤其是束缚农村手脚的“统购统销”政策的取消，“社队企业”发展彻底松绑。因此，对于当前深化农村改革来说，塘约道路的最大意义就是以其成功的实践，接通了共和国“两个三十年”农村发展的基本逻辑。大家都知道，“后三十年”虽然有“分田模式”的主导，但大家不要忘记邓小平同志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提出农村发展“两个飞跃”的构想。塘约道路的实践恰恰说明了“第二个飞跃”思想的科学预见性，也为克服农村由“分田模式”所导致的农田与生产的碎片化，老人、儿童、妇女留守化，村政治理劣质化等等困难，展现了一种新的有效方案与前景。因此，塘约道路的意义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既有经济的，也有政治的。
   

同时，我非常欣赏塘约道路坚持农民主体论的发展思想。这些年来，我们的社会弥漫着精英史观，瞧不起农民，甚至类似于“愚贫弱私”的指责也不绝于耳。其实这是一种“致命的自负”。在这种不好思想的影响下，很少有人想到要依靠农民自己的力量去解决农村发展的困难。他们想到的是“资本下乡”“龙头企业”“大户带动”等等。其实，资本的本性，不是扶贫，而是增值。支持龙头企业和大户发展，正如《塘约道路》所说的，是扶强。能否通过扶强而达到扶贫的带动效应呢？至少成功的案例不多，闹得遍地鸡毛的事件却不少。
   

塘约道路与此完全不同。它坚持农民主体论，实际上建构了一种以集体经营为经济基础的民有、民创、民管、民享的农村发展模式。在这一模式中，农民是主体，基层党支部是核心，面向市场全面发展在地多样化产业，实行村社一体，有效实施农村的综合改造与建设，使农村重新成为农民安居乐业的家园。可以说，这是任何以单一的经济效益为追求的外来资本、“龙头企业”以及“大户带动”模式都不可能具有的功能和不可能达成的目标。我们必须坚信：农民，只有农民，才是实现中国农村持续繁荣发展的主体力量。

 

      塘约道路重新开启了我们对于农村意义的认识：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

 

刘学文：面向未来，农村必将成为新中国最有发展潜力和活力的地方之一。透过塘约道路，您对中国农村的未来发展有什么样的期待？
   

徐俊忠：塘约的实践还再次提醒我们，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在农村出现了土地撂荒、村政凋敝、民生困顿、大量劳动力抽离农村等危机性现象时，资本却从中看到了商机，并大肆下乡圈地、开发。这是一个值得反思的现象。对于农村是否具有开发价值的问题，由资本大规模下乡已经得到肯定的回答。问题在于以资本大规模下乡的方式去开发，对于中国来说，不是一种好的方式。至少有两点是明显的。
   

其一，资本下乡形成的农业只能是非在地性的雇佣农业，这一农业形式根本失去“劳动积累”的可能，由此必定成为一种成本相对较高的农业。资本是无法摆脱逐利本性的，一旦逐利出现问题，势必导致土地开发的“非粮化”，甚至“非农化”。这对于人多地少的中国，基本就是一个无法接受的结果。
   

其二，资本下乡圈地开发，还造成大量失地农民。尽管我们的土地在法律上只让农民拥有承包权，但由于设计了土地经营权的流转环节，资本可以通过这个环节而长期获得经营土地权。这实际上就开始疏离和切断农民与土地的联系。从历史上看，农民失地正是许多社会危机的重要根源。我们看到，许多地方政府基于土地年度流转考核指标的压力，正在向资本下乡敞开大怀。但由资本下乡所造成的利益冲突、矛盾以及对于政府形象的消极影响，也日益突出。
   

塘约道路与此截然相反，“七权同确”创造了在地化、集体性的农田集中连片开发，它具有资本开发所无法比拟的成本优势。多种在地化产业的开发和产业价值链的延伸，也以资本下乡所不可能具有的地缘、人员和业缘优势，使农村的各种资源和潜在资源得到全面激活。向来被各级政府当作沉重压力的劳动力出路，不仅得到化解，而且人又被当作最宝贵的！
   

更为重要的是，这里创造的价值，属于民创、民管和民享的。这就为百姓生活、环境等方面的改善，为和谐社会的实现，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所以，我认为，塘约道路也重新开启了我们对于农村的意义的认识：那里是一个广阔的天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关键的问题还在于要有正确的思想、政策和具体实施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