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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民 | 《战狼2》:中国优先?抑或“人类命运共同体”?
点击:  作者:郭松民    来源:昆仑策网  发布时间:2017-08-21 10:08:45

 

《战狼2》热映以来,我已经写过两篇影评,并有所批评,一些读者认为我对《战狼2》的评论太过苛刻,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战狼2》的50亿票房,在一定意义上说明当今的中国多么认同爱国主义也多么需要爱国主义。但认同爱国主义,并非就不能保持冷静分析的立场。

 

《战狼2》触发了国人一种被压抑已久的情感——为自己的祖国而自豪!然后人们又通过对《战狼2》的观影热潮,把这种情感淋漓尽致的展示出来,这是《战狼2》所产生的具积极意义的社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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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为什么不能为自己的祖国自豪?这是一种最自然而然的感情,理应得到最大的尊敬,要知道,甚至连印度人都为印度而自豪!但晚近三十多年来,中国的主流文化精英,总是用明示或者暗示的方式告诉我们,只能以自己的祖国的为耻,否则就不能“走向世界”,不能为“世界主流文明”所接纳。《战狼2》所受到的追捧,证明他们的努力已完全失败,他们的命运不会比西西弗斯更好。

 

但是,正是因为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战狼2》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我们才更要对其进行认真的研究与分析,看看还有什么问题,以便未来能够做的更好。这个道理,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明白。

 

 

先从“战狼”这个让人“闻之色变”的名字说起。

 

印象里,用动物做部队代号,似乎不是解放军的传统,以我多年的从军经历,从来没有听说过哪支部队或者连队是用动物做代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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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基层单位拥有被上级授予的光荣称号,主要是和光荣历史或者英雄人物联系在一起。比如“红三连”,是从井冈山一路走来;“硬骨头六连”是在战斗中表现出了过硬作风而获得命名;“雷锋班”,则是因为雷锋曾经担任过班长,等等。

 

崇拜凶猛野兽,从来不是中华文化的传统,蔑视野兽才是我们的传统,如毛主席诗所言“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一来,中华民族文明开化比较早,早就确立对野兽的优势和主导地位,这一点和西方有很大区别;二来,中国的军事文化强调“仁义之师”、“王者之师”的形象,并不把凶猛看作最高境界。秦军曾被称为“虎狼之师”,但这是六国对秦军的贬称。

 

况且,狼在中华文化中始终具有负面意义。比如成语中的“狼子野心”、“狼心狗肺”、“引狼入室”等,和狼有关的成语几乎没有正面的。狼也不具有凶猛的意象,而通常是残忍、贪婪、狡诈的形象,如《聊斋志异》中的“狼三则”就是如此,至于“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大家就更是耳熟能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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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以狼自喻,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其实是一种自我贬斥,反映的是文化错乱后的自我认同错乱!另外,这也许是受了伪文化《狼图腾》的影响。

 

随着《战狼2》在世界各地的热映,“狼”——残忍、贪婪、狡诈——也许将成为中国军人,乃至中国在其他国家观众中的形象,甚至会成为对中国军人的代称,这真的有利于增强中国软实力吗?存疑。

 

从历史上看,解放军和“狼”的形象毫无共同之处。对待人民,解放军是“人民子弟兵”,是帮助大娘挑水、扫院子、收庄稼的形象;对待敌人,解放军是威武之师、文明之师,是“缴枪不杀,优待俘虏”的形象,这些和“狼性”毫无共同之处。

 

 

这些年来,在和军事有关的文艺作品中,确实出现了一种歌颂“狼性”,崇拜兽性和“亮剑精神”这种匹夫之勇的潮流,这不是偶然的。这种现象所反映的,是对勇敢精神丧失的一种焦虑,同时试图用一种病笃乱投医的方式重建勇敢精神。

 

从毛主席在井冈山建军以来,人民军队的勇敢精神,主要建立在高度政治认同基础上,毛主席在历史上第一次成功解决了“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问题,并建立了“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的生死观,这是人民军队勇敢顽强、不怕牺牲、战无不胜的基础性原因。

 

但在今天,正如《战狼2》开篇时的强拆镜头所暗示的那样,靠政治认同来建立勇敢精神已极困难,于是就只能转而依靠男性的性别认同(如《亮剑》)、性格认同(单纯的血性、狼性)来重建勇敢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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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的微妙之处在于,狼的“勇敢”来自本性,不需要对它进行政治启蒙,所以一个人一旦“一日为战狼,终身为战狼”,问题就变得非常简单,对其进行政治动员的成本趋近于零。性别认同也好,性格认同也罢,内在的具有盲目性,事实上回避了对“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追问。也许,这正是《亮剑》、《战狼》系列渐次成为主流文化的根本原因吧?

 

“单纯的血性、狼性”来解决勇敢精神不足的问题,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是:假定人是本能的、非理性的。但这种假定是错误的!狼性也好,单纯的血性也罢,都经不起理性的追问。

 

仍然以《战狼2》设定的情景为例:假如富二代卓亦凡的工厂陷入麻烦,中国海军舰队派出一支小分队去保卫工厂。其中一个战士原本血性十足,可他忽然产生了一个疑问:“难道我们出生入死就是为了让卓亦凡发财吗?”我想,除非指导员能够及时化解他的疑问,否则他的“血性”恐怕会迅速蒸发。

 

 

我前述评《战狼2》的文章,指出冷锋并非“中国英雄”,而是“美国英雄”,于是有人就说我“非要把冷锋刻画成一个毛主席的战士”。这种指责,完全是一种无的放矢,是长期浸淫感官文化中所导致的不认真阅读就急于下结论的恶习。

 

我不会这样要求冷锋,因为冷锋并非生活在革命年代,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也不足以支撑他成为这样的战士。但无论如何,冷锋是一位中国军人,是在解放军这所大学校里教育成长起来的,所以他的行为方式应该表现出中国军人的特征,体现出中国价值观,而不是表现美国军人特征,体现出美国价值观——这样要求有什么不合理吗?

 

在今日世界,一个退役的解放军军人流落到非洲,然后偶遇一场动乱,在失去组织支持的情况下单独处理危机,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关键在于他到了非洲之后用什么眼光看非洲,遇到危机之后用什么样的方式处理危机?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当地人民?

 

我之所以说冷锋是一位“美国英雄”,就在于他看非洲的眼光和处理危机的方式,完全是美国式的,而不是中国式的,冷锋身上只有解放军的标签,没有解放军的传承与气质。这才是问题关键。

 

透过《战狼2》的镜头,我们看到的非洲,竟然和好莱坞电影中十九世纪白人冒险家看到的非洲一样——也是冒险和淘金的地方。黑人则要么是拯救的对象,要么是杀戮的对象,反正没有任何主体性;冷锋和影片中的“中国”,都只是把非洲作为展示自己英雄行为的舞台,而不对非洲的前途做任何安排……

 

这怎么可能?要知道非洲已经经历过二十世纪民族解放运动的洗礼,他们赶走了白人殖民者,尝到过获得解放的滋味,有些国家,如北非的阿尔及利亚,还出现过长期反对法国殖民者的游击战争,他们怎么能够忍受中国人像白人殖民者那样对待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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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值得深思的是,在整个二十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遍及亚非拉广大地区的“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历史大潮,恰恰是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所引发的,亚非拉人民被中国革命的胜利所鼓舞,他们的斗争也得到了中国人民在道义和物质上的大力援助。

 

如果冷锋是在中国的语境中成长起来的,他就会尊重非洲人民的主体性。比如,在卓亦凡的工厂里,冷锋为什么不能把工人们组织起来呢?在初次击退了雇佣军之后,他已经获得了足够的威信。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不仅能够更有效的战胜雇佣军,而且更重要的,这更符合一位受过人民战争思想熏陶的中国军人的行为方式。增加了这一情节,不会对冷锋的形象有任何损害,反而使他的形象更加立体、丰富,也更加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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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和非洲之间的密切联系,也使冷锋在非洲不会完全孤立无援。比如,冷锋为什么不可能遇到一位70年代参加过坦赞铁路建设,在中国专家领导下工作过,对中国怀有友好感情,经验丰富的老战士呢?这些年,中国高校,包括军校为非洲培养了许多人才,冷锋为什么不能得到一位毕业于中国某陆军学院的年轻军官的帮助呢?这不是更能增进观众的自豪感,凸显爱国主义主题吗?

 

这些因素都没有出现,只能说明《战狼2》主创者的视野受到好莱坞模式的严重局限,并没有对中非关系进行认真的研究。

 

 

我在前面说过,《战狼2》触发了中国人一种被压抑已久的情感——为自己的祖国而自豪!但如果仔细想一想的话,《战狼2》中的“中国”给我们带来的自豪感是要打折扣的

 

不是吗?《战狼2》塑造的“中国”形象其实是一种“只扫自家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小岗村农民的形象,自私自利,胆小怕事,满足于用铁丝网把自己的侨民围起来,但对非洲人民的苦难无动于衷。

 

现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许多学者都谈到,我们将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取代西方的“普世价值”。但在《战狼2》中,观众没有看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连影子也没有,只看到了“中国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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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评论把《战狼2》和2003年的好莱坞大片《太阳之泪》相比较,认为情节惊人相似。但在《太阳之泪》中,美军特种兵撤出尼日利亚时,还为该国留下了一位新酋长、新总统,预示了未来的新希望,但在《战狼2》中,冷锋高举五星红旗进入由中国军人守卫的安全营地之后,在他的背后什么也没有留下,只有战乱和一片狼藉。

 

“中国优先”在今天是有合理性的,但用来领导世界就不行。比如我们在一带一路方向就不能提倡“中国优先”,而只能提倡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否则谁和你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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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一世纪,中国将可能获得一次领导世界的机会,但我很担心,这次机会很可能会因为中国不能抛弃小岗村文化而被浪费掉,舆论对“中国优先”的沉醉和公众对此的沾沾自喜更让人担心这一点。

责任编辑:红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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