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主席在《软埋》的后记中写道：“我小说里写到的土改部分，正是她母亲经历过的一段历史。非但她家，我自己的父母家、我诸多的朋友家，以及我四周很多邻居的家人，无数无数，也都共同经历过。他们的人生各不相同，但他们背后家人的不幸却几近雷同。而株连到的子女们，亦都如前生打着烙印一般，活在卑贱的深渊之中。这些人数，延展放大开来，难以计算。当一个人成为“地富反坏右”分子，或成为“地富反坏右”的子女，那就意味着你的人生充满屈辱。这种屈辱，从肉身到心灵，全部浸透，一直深刻至骨。”

无需评论家们解读，凡是识字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上述文字的阶级意识十分浓厚，政治取向极其强烈。方主席明确无误的向读者宣示，她不是在为某一个地主喊冤，而是在为正个地主阶级叫屈，在为全中国的地主阶级翻案。因为在土改中遭受“软埋”的不是小说主角的一家，还有她的父母家，诸多的朋友家以及四周很多邻居的家人，无数无数，都经历过相同的命运。这些人数，延展放大开来，难以计算。由此可见，方方主席的创作动机昭然若揭，她不想让这一段历史被“软埋”，要用文字鞭挞土改的罪恶，要用手中的笔作为射向土地革命的投枪，将这一段屈辱的、“一直深刻至骨”的历史抖落出来。

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在阶级社会里，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由于方方的父母在土改中也遭受了与《软埋》主角丁子桃同样的命运，因此，作为地主阶级的后人，方方要报仇雪恨，这也不难理解。但是，你方方明明是在借《软埋》报共产党土改之仇，却不肯承认，这就让人小看了，如果方方能够挺直腰杆说：我就是要为地主阶级翻案!那么，尽管方主席站在剥削阶级的立场上，但是，从人格上说来，方主席还能算是一个有担当的人、诚实的人。而方主席在“再次回应极左派对《软埋》的围攻”中不仅指责前中组部长张全景“对文学的理解有所欠缺”，还指责批评《软埋》的赵可铭将军：“赵先生读了这么多书之后，仍然认为文学是阶级斗争或政治宣传的工具吗?好遗憾。”“不但大批判了，而且还向上级提出了四条建议。条条都很凶狠，条条都很“文革”。”在对批评《软埋》的北大哲学博士王诚的劝诫中说：“你怎么会以为你们几个网站加一伙极左分子，或再联合几个退休高官，就能把经历过文革浩劫的社会再拉回到文革中去呢?”这就让人觉得滑稽而可笑了，对你作品提出批评，就是要将社会现地拉回到文革中去，尊此逻辑，那么，你对土改的批判，岂不是明摆着要将经历过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中国拉回到民国去吗?你明明是借所谓的“文学”为地主阶级招魂，明明是在用阶级的眼光批判土改，而当你的文学遭受到批评时，更是挥舞起政治棍棒砸向他人，却不允许人们对你的作品用阶级分析的眼光评析，却要求人们对你的批评去政治化，好比两者对擂，只准你对别人施之以刀枪，而不准对方施之以拳脚，岂不是只准州官放火，不许许百姓点灯的强盗逻辑，可见，方方一类的文人公知们一贯对事物采用双重性标准的两面派嘴脸已是暴露无遗了!不仅逻辑荒唐，而且作风泼妇!

几千年来，中国农民为地主阶级当牛做马，受尽了刘文彩、黄世仁之类的地主阶级的残酷的压迫与剥削，长期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在中国的历史上，曾暴发多次的农民起义，几乎每一次起义都与争田夺地有关，最为典型的是太平天国，制定了革命纲领《天朝田亩制度》提出了“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口号，想要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保暖”的理想社会。突出反应了农民阶级要求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强烈愿望。但是，由于还没有能够用阶级分析与阶级斗争的眼光看待社会，缺少革命理论的指导，因此《天朝田亩制度》并没有真正实行过。

由于旧中国的工业资本主义不发达，除官僚买办资本外，民族资本家寥寥无几，而地主、土豪却遍布全国各地，全国80%以上的基本农田的控制在不到农户人口7%的地主、富农手中，而占农户人口57%以上的是贫雇农，地主占有可耕地是贫雇农的40倍。正是一个基本这样的国情。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顺应最广大中国农民的愿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就领导开展了土地革命运动,在革命根据地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革命。正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土地革命是共产党领导国内革命战争的动力源泉，没有土地革命运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就不可能迅速发展壮大。就不可能战胜国民党，最终夺取政权。邓小平说：“过去我们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国后完成了土地改革，又进行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那是一个伟大的革命。”(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4页《对中国改革的两种评价》1985年8月21日)历史已经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农民要求获得土地的愿望才终于成为了现实，因此，土地革命是最符合中国国情，最受全国人民欢迎最伟大的革命，否定了土地革命，就否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就否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同时也否定了中国共产党存在的合法性。

虽然，在方主席们的笔下，不是将地主、土豪劣绅们包装成为积德行善、扶贫帮困的贤达，就是描绘为知书达礼的文人雅士，甚至于将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主仆关系也被刻画得唇齿相依与亲密无间，当然，在实际生活中，个别的开明的乡绅，地主也是存在的，但是，在千百年来的阶级社会中，占有土地则意味着富贵，意味着奢侈，意味着阶级压迫与剥削，在封建社会中，总是也只能是地主压迫与剥削农民，哪有农民压迫与剥削地主的道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总是也只能是资本家压迫与剥削工人，哪有工人、雇工压迫与剥削资本家的道理?这是生产关系的本身所决定的铁律，就在私有高度发展的当代中国，旧中国才会有的刘文彩、黄世仁、南霸天压迫与剥削劳动人民的事件并不新鲜见，富士康的“十三跳”，张海超的“开胸验肺”屡见不鲜的农民工讨薪事件就是铁的例证。因此，虽然《软埋》也能吸引一部分丧失阶级分析的人们的眼球，也能蒙蔽一部分读者，但要想达到为地方阶级翻案的目的，终将是徒劳的，因为为地主阶级翻案不仅不得人心，在法理与情理上也是说不通的。

邓小平说：“我们的国家还有极少数的反革命分子，当然不能对他们丧失警惕。”(邓小平文选《解放思想，实是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78年12月13日，第2卷第145页)反革命分子历来有两种，一种是拿枪的，另一种就是拿笔的。邓小平称土地改革是伟大的革命，请问方主席，你是支持土改呢，还是反对土改?如果你是反对土改的话，那么，说你是反革命分子一点也不冤枉你。

《软埋》的创作动机是要“软埋”掉中国的土地革命，“软埋”掉中国共产党，“软埋”掉中国的社会主义。然而，就是这样一部反社会主义革命，反中国共产党的作品，不仅被《人民文学》隆重推出，竟然入选获得第三届路遥文学奖，虽然路遥文学奖属于民间奖项，但是，也足以反映当代中国的文学艺术界一股强大的反社会主义革命的蚀流，当前中国的政治生态的乱象也就管中窥豹、略见一斑了!　　

二0一七年六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