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伍继红的悲剧命运告诉我们，在社会以相对比较公平的方式所提供的大学教育中所获得的知识与智商，已经不再是人生旅途中所向披靡的有利武器，只有发展于家庭这一私人领域的情商才是在现代社会中克敌制胜的法宝。

最近，我的一个原本默默无闻的校友突然成了名人，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98届毕业生伍继红的故事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居然沦为贫困地区的低保户，这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人生结局。在人们的想象中，人民大学的毕业生即使不是锦衣玉食，也定当衣食无忧。

正因为如此，该事件才会在网上引发轰动，就连她母校的领导也亲自出马探望，热心的校友们则纷纷解囊慷慨相助。我和伍继红在求学期间从未谋面，但却是在同一时间走出人大校门，也就和她一起体会到了大学生自谋职业的艰辛。当然，我是有北京户口的博士生，加上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的经历，在求职的道路上自然比来自农村的本科毕业生伍继红占有更大优势。

如果不移民加拿大的话，或许我一辈子也无法理解伍继红为何会落到如此地步。那时，还未亲身领教过西方式自由市场经济厉害的我根本想不到，商品与市场所认可的只是赚钱的能力，学历与才华从来不在它的考虑范围之内，名牌大学的学位也就无从成为就业的可靠保障。

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并不需要改造社会与启发民众的学识，也无意提高国民的知识素养。资本家需要的是在现实存在的状态下审时度势进行商业决策的本领，是察言观色建立广泛人脉以贩卖商品的技能。这样一来，与这些活动无关的专业的毕业生也就很难在工作上大展宏图，他们在职场上不受青睐也就是一件可以理解的事情了。除了比尔∙盖茨及扎克伯格等极少数商界巨头可以呼风唤雨以外，绝大多数日常的商业活动实在是不需要太多的书本知识与太聪明的头脑，除非你的知识与头脑能够给企业带来高额利润。

在缺乏制度性人才保护措施的体制之外，有些时候名牌大学的学位反而会成为就业的障碍。据说，伍继红毕业后曾在某私人教育机构短期任职，后因不能适应公司的工作环境而辞职。我无从得知伍继红辞职的前因后果，但是不难想象，当她脱离体制内的生活轨迹，进入一个以赚钱为日常运营目标与衡量员工能力大小的盈利机构，那种所学不能用，所用非所长的残酷现实，必会令其产生一种强烈的无能为力感，名牌大学的光环无疑更加重了这种痛感。

无可否认，伍继红对自己的人生命运负有不可推卸的个人责任。或许象某些人所言，伍继红的情商真的不高。在一连串的生活打击面前，她不幸作出了一系列错误的人生选择，才无可避免地导致了今日难以挽回的人生悲剧。

然而，如果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就算不能如其所愿留京工作，她也会轻而易举地得到一个体制内的好职位，过上温馨舒适的小日子。即便是日后家庭的变故袭来，在工作单位的集体呵护之下，也会有惊无险地顺利渡过难关，断不会一再被迫做出令人震惊的婚姻选择。

然而，计划经济的解体在彻底摧毁了对高学历人才制度性的培养与保护之后，又进一步瓦解了对弱势群体的制度性保障与支持。双重社会保障的丧失要求伍继红必须完全依靠私人资源来应对一切生活难题，这就将初入社会又无任何家庭资源可供利用的伍继红推向了以一己之力克服重重难关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情商的重要性自然也就呼之欲出。

伍继红的悲剧命运告诉我们，在社会以相对比较公平的方式所提供的大学教育中所获得的知识与智商，已经不再是人生旅途中所向披靡的有利武器，只有发展于家庭这一私人领域的情商才是在现代社会中克敌制胜的法宝。

当贫寒子弟在学校里寒窗苦读所获得的知识，已经抵不过富家子弟在家庭生活中所自然习得的情商和顺便沿袭的社会资源，寒门也就再也难出贵子了。当获取成功的关键因素从大学这一社会领域转向家庭这一私人领域，社会规则也就以既成事实的方式公开认可了人生命运家族传承的合法性。如果这一趋势不能得到有效扭转，阶层固化的符咒将把整个国家的活力与创造力扼杀殆尽。

记得小时候常常在电视里看到资本主义国家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报道，哪里想到这样的悲剧有一天会在神州大地我的校友身上上演。

伍继红的悲惨遭遇显然是改革开放后一些人执意鼓吹与西方接轨的必然结果，唯一不同的是，在西方人们对伍继红式的人物早已司空见惯，视为常态，无论如何也不会造成如此轰动效应。

因此，我在大洋彼岸真诚地希望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与强弩之末的西方尽快脱轨，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伍继红式的人生悲剧再度重演!作为人大校友，我也借此谨祝伍继红师妹在娘家人的帮助下东山再起，早日归队!

【李建宏，察网专栏作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现旅居加拿大】

延伸阅读：

《旅加学者：我为何再度选择中国的社会主义》

作者：李建宏

资本主义制度不为知识分子提供任何就业保障，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必须在异常残酷的就业市场上独自承受自由市场的严酷洗礼。在被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百般蹂躏、戏弄之后，绝大多数人身心俱疲。

中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阎真教授在其纪实性文学《白雪红尘》中回顾了自己在加拿大探亲、留学期间的悲惨境遇。超乎想象的求职艰辛让他心生自己“一钱不值，窝囊”之感，觉得自己“人都是个废人了”。虽然好不容易在餐厅找了个聊以糊口的工作，仍然面临随时被解雇的风险。

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之下，他感到“几千几万斤压在身上，我都觉得腰要折了神经要断了”。更悲惨的是精神上的巨大痛苦，硕士博士们一二十年如一日寒窗苦读所学的知识不能用以谋生，又身无其它长技，在申请低级职位时反而竞争不过有着丰富体力劳动经验与技能的初高中毕业生。即使在餐厅打工、在屠宰厂杀鸡，面对低学历人的领导、排挤、嘲笑与凌辱，他们也只有忍辱负重。个中苦楚，谁人能够体会?

他们所受的教育、所学的知识，非但不能给他们带来更好的生活，反而令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痛苦与艰难。如此残酷、荒诞的现实，使得阎真身心饱受摧残，自尊心、自信心丧失殆尽，精神几至崩溃。

他在书中写道“内心挣扎使我简直要发狂，我感到了神经由于过度紧张而快要崩裂。我想象着大脑中那根细细的肉质的线，渐渐地拉紧再拉紧，临到极限，终于在一瞬间断裂，发出一声轻微的脆响。然后，大脑中只剩下黑洞洞的一个空间。”这样度日如年的生活使他感到在“这里再多呆一年，我得不得神经病也难说”。 

三年之后看不到任何出头之日的阎真再也无法忍受这种非人的生活折磨，毅然放弃绿卡，回到祖国温暖的怀抱。在社会主义制度所提供的就业保障下，阎真得以摆脱为生计奔波的厄运，一心专注于学术研究。他撰写的文章、书籍获奖无数，目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阎真在中加两国截然不同的人生际遇，绝对不能被单纯理解为种族歧视与文化适应的问题，而是真实地反映了两种社会制度下知识分子的不同命运。失业与贫穷绝非有色人种与移民的特权，即使是土生土长的白人知识分子也无法逃脱厄运。

出于自由竞争的需要以及教育产业化所造成的受教育人口过剩，发达国家的知识分子早已加入了日益庞大的失业大军。很多卓有成就的西方科学家、艺术家都饱尝失业的辛酸与无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翰∙纳什博士及三次获得奥斯卡奖的著名电影导演李安都曾长期闲赋在家。

The American Interest 戏称自然科学博士学位是通往失业的一条新途径。更加残酷的是，有时它还是通往死亡的一条新途径。2013年1月27日，三十一岁的英国人Philip Eilliott在伦敦跳楼自杀。这位风华正茂的物理学博士毕业后只能在一家电话中心屈就，他因无法接受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而毅然走上了不归路。其实，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的博士学位都越来越成为一条通往失业与贫穷的新途径。根据该文援引的统计数字，25% 的工科博士、40%的文科博士及 75%的理科博士毕业后找不到正式工作。

2012年5月一篇题为《如今博士也领食品券》(The Ph.D. Now Comes with Food Stamps ) 的文章爆出大量美国博士毕业生包括大学教师领取政府福利的惊人内幕。文章说在2007至2010年间领取福利救济的硕士学位获得者从101,682人增至293,029人，博士学位获得者从9,776人增至33,655人。文章称还有很多大学教师因为薪资太低也不得不靠政府福利度日。四十三岁的美国大学历史教师Melissa Bruninga-Matteau博士每月工资只有区区九百美元，但是光房租一项每月就要花去七百五十美元，迫使她不得不屈辱地靠领取政府救济为生。

更有很多硕士博士被迫从事清洁、保安及餐馆等低级体力劳动，造成人才与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据美国劳动统计局公布的数字，美国有5,057个博士从事清洁工作。在西方社会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其中不乏为科技发展与社会进步作出卓越贡献的人士。被称作诺贝尔化学奖奠基人的美国人Douglas Prasher由于失业的打击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为了养家糊口竟成了一名拿着最低工资的司机，落得个债务缠身的悲惨命运。这种理想与现实、付出与收获之间的巨大落差沉重打击了知识分子的自尊心、自信心、幸福感与满足感。我有一个叫Tim的德裔加拿大朋友，名牌大学建筑工程硕士毕业，也一直从事朝不保夕的装修维修等体力劳动。

他的大学教授曾经在课堂上说，他们这些学习建筑的学生中，将有三分之一的人不能完成学位，剩下的人中将有三分之一找不到专业工作，再剩下的人中另有三分之一日后将因各种原因离开建筑行业。聪明伶俐、勤奋好学的Tim顺利完成学位，经过一番波折之后总算找到了一份专业工作，到最后却终因无法应对复杂的办公室政治而成了被迫离开建筑行业的那三分之一。金发碧眼、高大英俊又心地善良的Tim至今仍靠领取政府福利及打零工维生，虽已年过五旬却仍孑然一身，既无妻儿又无房产。拜资本主义制度之赐，他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无产者。

那根在阎真大脑中由于他最终选择回国而没有断裂的“细细的肉质的线”，却在Tim的脑中“渐渐地拉紧再拉紧，临到极限，终于在一瞬间断裂，发出一声轻微的脆响。然后，大脑中只剩下黑洞洞的一个空间。”

面对如此凄惨的人生悲剧，我常常想，如果Tim生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或者他的父母当年选择留在东德，他将会有着怎样截然不同的命运呀!当我在中国从事学术研究的时候，我接触的西方知识分子大都是哈佛、耶鲁等西方名牌大学的知名教授。

当时我非常羡慕他们极其优越的工作条件与生活条件，但是我却不知道他们都出身于怎样的社会阶层，不知道为了得到这一职位他们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也不知道西方社会还有更多的象Tim一样在社会底层为生计苦苦奔波的知识分子，更没有想到有朝一日当我满怀憧憬投奔西方自由世界后，我本人也会落到如此悲惨的境地。

学习实用的建筑专业且对资本主义制度不构成任何威胁的知识分子命运尚且如此多舛，不但无法为资本家赚钱，反而以批判现存社会秩序为己任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则注定要经历更多的人生苦难。曾获美国全国图书奖及普利策奖提名的美国著名诗人艾伦∙金斯伯格一生就饱经磨难，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因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一直居无定所，曾做过各种短工，甚至坐过监牢，进过精神病院。他的成名作《嚎叫》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知识分子悲惨命运的血泪控诉：

“我看见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毁于疯狂，挨着饿歇斯底里浑身赤裸，拖着自己走过黎明时分的黑人街巷寻找狠命的一剂，

天使般圣洁的西卜斯特渴望与黑夜机械中那星光闪烁的发电机沟通古朴的美妙关系，

他们贫穷衣衫破旧双眼深陷昏昏然在冷水公寓那超越自然的黑暗中吸着烟飘浮过城市上空冥思爵士乐章彻夜不眠，

他们在高架铁轨下对上苍袒露真情，发现默罕默德的天使们灯火通明的住宅屋顶上摇摇欲坠，

他们睁着闪亮的冷眼进出大学，在研究战争的学者群中幻遇阿肯色和布莱克启示的悲剧……”

金斯伯格在另一首名叫《卡迪什》的诗歌中详尽描述了从俄罗斯移民到美国的母亲Naomi在“吃了美国第一个有毒的西红柿”之后，被“有毒的金钱——神秘的资本主义”折磨至精神失常的惨状。诗人愤怒地质问“这是什么生活?”难道这就是公知们自己朝思梦想的生活吗?难道这就是公知们想要强加于中国人民的生活吗?当我看到那些在中国不肯向权力低下的高贵的头颅，却不得不在资本家面前无奈地垂下;当我看到那些在中国不愿通过溜须拍马而青云直上的高洁之士，却不得不为保住一个极其低微的职位而奴颜卑膝，我的良心再也不允许我继续为西方资本主义点赞。面对大量西方知识分子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人格被侮辱、尊严被践踏的凄惨生活状况，我不能不从内心深处发出一声声怒吼，诅咒这个造成千百万人悲惨命运的可恶的社会制度。在这个制度之下，就连人类之中最有知识的人群也不能享受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就连人类之中最骄傲的群体也不敢渴求最基本的人格尊严!

真正的知识分子与资本主义制度必然是水火不能相容的。资本家注重物质生活享受的人生目标与知识分子专注于心灵安宁的人生追求有着天壤之别。资本家谋求个人私利的自私本性与知识分子追求客观真理的崇高使命可谓南辕北辙。资本家倾力维护现存剥削制度的保守意愿与知识分子批判社会不公、推动人类进步的社会理想更是背道而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有从事那些能够帮助资产阶级发财致富的职业才能兴旺发达。

但是，为探索自然界规律及为人类长远利益服务的科学研究，则由于投资大见效慢等特点而很少有人问津。人文学者致力于社会发展进步与人类终极幸福的艰辛求索，在只知赚钱享乐的资本家眼中自然更是无能之辈的无用之举。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的资产阶级为了吃喝嫖赌可以一掷千金，却绝不愿意为科学艺术有所投入。

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完全相反，在以金钱为衡量一切价值标准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百无一用是书生。

因此，凡是对西方社会有着比较深入、透彻了解的知识分子，都无法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歌功颂德。那些在中国极力美化西方的公知们之所以对西方赞美有加，正是由于缺乏在西方长期生活工作的人生经历而无法深刻洞察西方社会的种种弊端。

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社会深层了解不足的知识结构性缺陷，导致他们对西方社会和资本主义制度的误读。正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知识分子并不了解真实的西方，他们只是“制造了一个浪漫化的‘西方’来让中国模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