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夏,习仲勋在陕西关中考察工作时与农民群众亲切交谈。(中红网-习仲勋纪念馆网提供照片)
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中红网-习仲勋纪念馆网提供照片)
大家回顾和学习习仲勋同志联系群众、改革开放的光辉业绩,江山同志邀我结合切身体会谈点感想。习老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被毛主席称为从人民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他的忘年交卢瑞华同志讲过:“对习仲勋同志来说,人民过上好的生活,才是他关心的终极目标,其它所做的一切,都是为这个目标服务的。”我围绕这段话,讲点感受。
第一,政通才能人和,习老是人民政权的开创者
这个感受来自高原平息新叛。战斗伊始,四川阿坝有三个前指,一个是成都军区的茂县前指,另两个是兰州军区的甘南前指和果洛前指,在介绍诺尔盖的红星和果洛久治县的情况后,领导特意提醒,要重视做好上层人士的工作,并讲习老坚持实事求是,“七擒孟获”的故事。
大意是:解放初,青海尖扎最大的昂拉部落有个千户叫项谦,受马步芳残部的挑唆,组织反共救国军第二军,自任军长,经常武装侵扰邻县人民政府和群众,甚至公然袭击人民解放军。青海省委和西北军区分别向西北局和中央致电请示,用军事手段彻底解决项谦问题。
当时,西北局的第一书记彭德怀元帅参加抗美援朝,由时任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习仲勋同志主持工作。他经过反复分析指出,我们对藏族各部的工作还没有做好,如果盲目地采取军事行动,会对以后工作增加很多困难。
他指示:要做好上层人士的工作,“团结上层才能更好的便于我们争取下层”。但是,青海省委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没有做通,再次致电西北局要求军事进剿。习老立即给青海省委书记张仲良打电话,指示说:“决不能打,万万不能擅自行兵,只有在政治瓦解无效以后,才能考虑军事进剿。”
按照习老的指示,青海省委派人民政府副主席喜饶嘉措和统战部长周仁山及许多藏族部落头人到昂拉,多次与项谦谈判,但项谦仍然一意孤行。延至第二年春,习老和西北局审时度势,同意青海省委和青海省军区进行军事进剿,但他特别指示:在进剿中,要派前几次去昂拉谈判的头人随军去做项谦的工作。战斗开始后,他又两次致电青海省委,强调进剿中“做项谦的工作,绝对不可放松。”
这次战斗,项谦带少数人,逃入尖扎西南的深山密林,青海省委按照习仲勋的指示,召开群众大会,贯彻党的宽大政策,发放救济款和救济粮,派出工作队,带着大量布匹、食盐、茶叶、药品、电影和藏文宣传品,前往昂拉部落慰问,为两千多藏族群众医伤治病,并特别为卧病在床的项谦之母治好了病。在军事进剿顺利的情况下,习老分析青海省委的几个报告后认为,争取项谦的力度还不够,当即指示,争取项谦归来,不但利于迅速安定昂拉及其周围地区,更重要的是对争取团结青海各少数民族群众有重要的意义。
经过多次工作,仍未见效。张仲良书记提出:只需五个团的兵力,就能解决问题。习老说,五个团也解决不了。擒贼易,获取人心难。仍坚持让喜饶嘉措去做工作。经过八九次的工作,项谦和部分宗教人士终于投诚归来,他们协助政府做工作,局势很快稳定下来。
毛主席高兴地表扬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我们听了很受教育,但对其深刻意义是在后来认识到的。
那时,我们打下一个山头或寨子,就组织被裹挟的群众忆苦思甜。旧社会藏区实行的是农奴制,牛羊、草原、土地归吐司、头人和寺院所有,农牧民处于奴隶状态,衣不遮体,食不果腹,还经常遭受挖眼睛、割耳朵、挑脚筋等酷刑。共产党来了,他们翻身当了主人,有吃有穿。回想这些,他们觉得再跟着搞叛乱,实在对不起共产党,对不起毛主席。
部队觉得教育目的达到了,但通司(翻译)提醒:“要让他们起个誓!”
大家觉得共产党讲究启发自觉,哪能搞这一套!但是在通司的一再劝说下,还是做了一些。
后来,部队边打边走,越甘孜,跨德格,即将渡金沙江时,一个衣衫褴褛的牧民骑马追了来,走到跟前才弄清——他是阿坝麦尔玛起过誓的牧民。原来,部队走后,叛乱骨干又回来了,喇嘛对他们说:
“金珠玛米在忆苦对比中讲的道理是对的,共产党不来,你们没有今天的好日子;但喇嘛活佛是管命运的,让你晚上死,你就活不到明天!”
牧民想了许久,觉得好死不如赖活着,牛羊再多,人死了也吃不上,还是应该跟着喇嘛、活佛干!
他千里迢迢找到这里,就是为了解除誓言。
基层干部讲了许多无神论的观点,但对一个世代生活在宗教氛围中的牧民,哪里能信!
这件事使我们顿时领悟到习老当年做好项谦工作的深远意义。列宁讲过,新社会是旧社会脱胎出来的,它必然带着那个社会的痕迹,它的思想还会每日每时的影响着人们。不通过相应的人士做长期艰苦的工作,企图通过一次教育让人转变过来,是绝对不可能的。只有和群众息息相通的人,才能真正知道他们心里想什么,怎样才能做通他们的工作,才能实事求是的制定政策和方法。
此事给我们很深的教育和启发,从此,我们更加严格地执行对待上层宗教人士的政策,有针对性地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习老的名字和业绩,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我多次去陕北和延安等地,瞻仰毛主席、中央领导居住过的遗址,了解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开创陕北根据地的光辉革命实践,以及习老作为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和新中国建立后西北政权建设中的业绩,特别是学习他的理政论述和经验,深深感到习老实事求是的精神,团结了各阶层人士,赢得了群众衷心爱戴,是人民政权的开创者。西北根据地的照金、南梁和整个陕北,与第一方面军的井岗山、瑞金和中央根据地,有许多相似之处,与秋收起义的部队先上井岗山,后去赣南一样,习老他们一开始也是带着队伍上了照金的山区,后来才到了南梁,逐步开辟了陕北根据地。由于政策稳,群众关系好,这块根据地始终没有丢失。大家都知道,红军长征是被迫进行的战略转移,由于种种原因,立足点始终难以确定,幸亏陕北保存了这块根据地。每次到陕北,特别是到南梁和照金,总有很多感慨。有一年,我还情不自禁地写过一首打油诗:
《咏照金》
照金位于陕北南部的铜川山区,山高壑深,地势险要,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此创建革命根据地,逐步发展为陕、甘、宁边区苏维埃,是红军长征落脚的地方,为党中央把革命的大本营放在陕北,提供了奠基地,功勋卓著,历史地位极其重要,素有陕北井岗,南有瑞金、北有照金之美誉。
长征终点何处寻?左冲右突频更新[1]!
川豫鄂皖皆丢失,云贵荒凉难屯军。
一步征程一寸血,草地分兵更惊魂[2]。
哈达铺镇得喜讯,陕北红旗仍照人[3]。
将士欢呼足生风,奠基新都凝亿民。
驱倭战蒋如席卷,神州大地换乾坤。
圣地延安闻天下,燎原火种在照金!
注:
[1]中央红军几次欲与鄂豫皖、川陕等根据地红军会合,均未成功。
[2]一、四方面军会师,张国焘挑起南下还是北上的争论,擅自引军南下,并企图危害中央未逞。
[3]北上红军从哈达铺邮局买来报纸,从中得知陕北根据地尚存的消息。
2014年我到铜川,又去了一趟照金,说到这首诗,铜川市委领导还要去在报上发表。
第二,以心才能换心,习老是当之无愧的群众领袖
这个感受,来自洛阳。我当兵之初在济南军区26军,那时,每个军区有一个步兵学校,培养基层军官,我们济南军区的步校在洛阳,我们的许多干部,都在那里学习培训过。后来,这里改为洛阳外语学院,归总参领导。因此,我有机会多次去洛阳。在那里,听到了习老的许多故事和传说。
习老因小说《刘志丹》受到诬陷迫害,下放到洛阳矿山机械厂、耐火材料厂多年。起先,有人总想,这么高层的领导,为革命做过那么大的贡献,因为莫须有的罪名,下放到基层,肯定会有很多不满和抱怨。但是,在洛阳听到的全是习老乐观的革命态度和密切联系群众、关心国家建设的故事和传说,从来没听到过任何消极的东西,每个故事都真切感人。
矿山机械厂有位职工名叫杜道杰,家住郊区,爱人带着半岁的女儿来看他,习老每晚下了班,都要到他们的临时住房坐一坐,聊聊农家生活,倾听他们对政策的看法,还亲热地抱起孩子要认她做干女儿。杜道杰老伴不好意思地说,按年龄,应该喊爷爷。习老说:“那就叫我伯伯吧!”
有个星期天,他向杜道杰提出:“我到你家去看看吧!”杜道杰不好意思地推辞说:“我家住的太远了,又是土路,公共汽车只能到西关,前面还有好长一段路要走。”但习老用圆珠笔在一张废报纸上写下“老范(习老的秘书),我去杜道杰家”之后,就拉着杜道杰出门,上了公共汽车。到站后,他们又步行了12里路,才到杜道杰家。路上,他对杜道杰说:“我到河南农村,这是第二次。”他一边走,一边看庄稼的长势,农民的劳动情况。到家后,他与杜道杰的父亲、哥哥拉家长,对农民的生活、农村的生产、大家的反映,前前后后都问了一遍,一会儿喜悦,一会儿深思。看得出来,他是在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思考党和国家的建设。
一天,习老的一条秋裤破了,让杜道杰的爱人给缝补,他们看到,这条秋裤已经破烂得不能再穿了,根本没办法补了,就用自己织的土粗布,给他做了一条粗布秋裤。习老看了很是满意,哈哈大笑说:“缝纫手艺真不错!”杜道杰的爱人说:“这是我用手工做的。”习老惊奇地问:“你没有缝纫机?手工做成这个样子,真不简单。”杜道杰说:“现在农村还没有缝纫机,见过那玩意的人也很少。”习老的笑容慢慢收敛,他说,我们一定要加快轻工业发展,让缝纫机进入百姓家。后来,他托人从北京给杜道杰家寄来了一台上海牌缝纫机,村里人像见了珍宝一样看来看去,启发了人们对机械化的向往……
患难见真情!习老当时身处逆境,仍然一心惦记着群众的冷暖,始终不忘共产党员联系群众,为人民服务的真谛,因而得到了大家的诚心爱戴。许多真实感人的故事一直在群众中流传,不仅有习老的故事,也有夫人和子女的故事,都发自肺腑,充满真情。多年前,《人民日报》的一位记者曾和我一起整理过一次。
“文化大革命”中,大批老干部被打倒,“老干部等于民主派,民主派等于走资派”的谬论甚嚣尘上,“四人帮”还诬蔑他们专为个人谋特权、搞私利。陕、甘、宁、青、新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当年西北军区留下来的,都是彭老总、习老的老部下,联系习老的故事,我调查了很多领导干部,亲眼见到他们当年都是驰骋疆场的功臣,解放后,以边疆为家,艰苦奋斗,战斗不止,许多人在运动中受了冲击,仍然不忘联系群众,为党的事业工作,他们的事迹令人感动。
毛主席也多次讲过,老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还讲过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好的。怎么可能都是和“民主派”划等号的走资派呢?于是,我就写个老干部典型——《不为个人谋特权,全心全意为人民》。《解放军报》在2月27日的头版加编者按发表。没想到,第二天,江青就派人给贴了张大字报。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办公会议成员的张春桥,也在总政干部大会上给予严厉批判,并称其为“2.27事件”。因为这篇报道和其他两件事,《解放军报》被勒令停止编稿,只能刊用新华社发的稿子,我也受到严厉的审查。
但广大老干部和群众听说后,都给予很大的支持,说这个稿子写的对、写的好。老干部中确有不好的,但绝大多数老干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解放后一心一意为人民,不管遇到多少挫折,他们都联系群众,埋头苦干,勇于探索,敢于担当,是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人民群众的人。不少人谈到习老两次受到错误处理,但一生不改初衷、始终密切联系群众、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件件往事,所以被毛主席称为“从人民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是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典范。真没想到,群众不仅没认为这篇文章有错,反而觉得我做了一件好事,这些充分反映了习老在干部群众中的深远影响和人格魅力。
第三,无私才能无畏,习老是改革开放的伟大先驱
1975年1月中旬,第四届全国人大胜利召开,我到北京为会议代表准备材料,这次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重提实现“四个现代化”,与会代表非常高兴。会议期间,军委召开了几次小型座谈会,我去送材料时,大家正热烈议论:搞了这么多年的革命,该抓经济建设了。当知道我是“227事件”被批的人时,都热情地与我打招呼。几位领导说,看来你很动脑子,中美关系破冰后,西方与我国的交往增多,这些年,他们的经济发展比较快,已经不是我们宣传的“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了解这一情况的人也越来越多,你们搞宣传的,应该提前做点研究,给大家讲清这是为什么,提高教育的针对性,说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当时,广州军区驻宝安部队有个典型连队,许世友司令员还提出让到那去看一看。后来,在叶寒青社长的帮助下,我去了趟宝安,了解到当地经济和对面香港的巨大反差,听到不断有人偷渡的情况,发现我们宣传中存在的问题。接着,我又到樟木口岸,找了些介绍西方的材料研究,发现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工人阶级的觉醒、社会主义的胜利和资本主义危机的加深,迫使资产阶级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进行了部分改良。尽管它的固有矛盾没有改变,但是,其内部蕴含的生产力还是有了很大发展,民众的生活相对改善。后来的电子技术革命,又为其注入了一股活力,他们凭借经济、技术、军事优势,对外的不平等贸易,也获取了巨额利益,这些使资本主义又有了新的发展。
可惜,多年来,我们没有研究这些发展变化,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一直停留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和垄断阶段,一直认为,我们正处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这种认识的滞后,造成了极“左”思想蔓延。弄清了这些,多么盼望我们国家能有一位领导敢于站出来,从我国的国情实际出发,加快经济发展啊!但这需要无私无畏的勇气和卓越的领导艺术与政治智慧。
想不到,这位站出来的领导人又是习老!1978年,他到广东任书记,在全面抓好党委建设、经济发展等各项工作的同时,专门到宝安等地调研,耳闻目睹粤港之间巨大的发展差距,感触很深,他认真分析这些年世界格局的变化,依据社会主义的优长,思考解决的办法和对策。
在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习老代表省委,请求中央允许在毗邻港澳边界的深圳市、珠海市和重要侨乡汕头市各划出一块地方,搞贸易合作区。他语出惊人地说出一句振聋发聩的话: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但是,现在的体制,统得太死,优长不能发挥,就不容易搞上去。当时,这种出格言辞,别人都不敢说或不能说,只有他无所畏惧地坦荡直言,令当时头脑仍未转过弯来的人大吃一惊。但是,他的要求得到了多数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邓小平主席、叶帅以及许多老同志都说过: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习老曾是陕甘宁特区的代理书记,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为根据地的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现在,广东划出一块地方来搞特区,杀出一条血路来,可以带动全国的发展。在习老的领导下,特区建设和广东发展很快。没过多久,许多偷渡到港澳去的人,看到家乡经济大踏步发展,又成批成批地回来了。经过不懈的努力,深圳被建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示范区,对全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多年来,我们数次去广东和深圳,每当看到那里日新月异的变化,总会记起习老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先河,他的伟大功勋,人们永远不会忘记!
(作者系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来源:中红网—中国红色旅游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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