潇湘农夫：是艰难辉煌，还是人间地狱？——九评于幼军、黎元江的《社会主义五百年》

点击：  作者：潇湘农夫    来源：搜狐  发布时间:2017-05-16 10:35:30

 

 

 

　　在于幼军笔下，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几乎就是一部从错误走向错误，甚至是走向灾难和犯罪的历史。

 

　　在社会主义经济方面，这个错误从社会主义所有制确立的那一刻就开始了。

 

　　国家对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高级社与初级社相比，不仅所有制性质改变了，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实行大社一级所有和集中生产、统一经营、统一经济核算及单一的按劳分配制度，而且合作社的规模页扩充为平均每社200户左右。这种所有制形式和生产组织规模，超出了当时中国农村的生产力水平和绝大多数农民的思想水平。依靠强迫命令和群众运动强行推行，其结果是制约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破坏了农村生产力发展，给国家带来粮食供应紧张等一系列严重困难。”（《社会主义五百年》第二卷第306页）

 

　　国家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由于总体上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以及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思想的支配，盲目追求‘一大二公三纯’，其总体思路和具体措施，如盲目合并生产服务网点，集中统一经营等，违背了手工业个体分散生产的特点，必然会阻碍和破坏手工业的发展，而且，用开展群众运动的方式，一再加快改造的速度和步伐，要求过激，转变过快，......这些错误，不仅制约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且长期影响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的提高。”（同上第311页）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则更加不堪：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深刻教训在于不顾生产力的水平，人为提升生产关系，夸大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以为不断变革、迅速变革生产关系，拔高生产资料公有化的程度，就能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结果造成对生产力的大破坏。......‘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根本错误在于陷入了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而跳进共产主义的空想。”（同上第385页）

 

　　正是“头脑发热夸大话，违反规律终受罚。一步登天南柯梦，至今人怨公社化。”（同上第386页）

 

　　至于长达十年的文革经济呢，于幼军在第三卷中他还来不及提及。不过从他对“文化大革命”“把中国人民拖入”了“深重灾难”，“酿至一场民族大灾难”的判断来看，文革时期的经济，必然在于幼军心目中是“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了。（同上第450页、第451页） 

 

　　在社会主义政治方面，建国后几乎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一部党内阶级斗争史和党内斗争“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历史。

 

　　1951年，毛泽东就批刘少奇、薄一波的农民个体私有经济，并且“往往是最高领导人‘一言堂’”。（同上第300页）

 

　　1953年，批刘少奇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秩序”，并且是“毛泽东背离了自己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中最为珍贵、最具创新精神和理论价值的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思想”，因而只能是毛泽东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乱批的。（同上第317页）

 

　　1953年，批邓子恢是“用大炮轰”：“他们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同上第305页）

 

　　1957年，反右扩大化，“这55万多划分为右派的中共党员干部、民主党派人士、知识分子、干部职工等，轻则撤职降职、开除党籍团籍、下放劳动，重则开除公职，集中关押强制劳动改造、判刑蹲监狱等不少人含冤自杀或受折磨而死。”“此外，全国当时还有三十多万人被划分中右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等。也长期遭受歧视、打击。”（同上第352页）

 

　　1959年，庐山会议将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和周小舟四人打成反党集团更是：“莫道不识匡庐面，政坛风雨更难知；纠‘左’翻成大反右，正是忠良受苦时。”（同上第409页）

 

　　“四清”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已经公开化，这几乎已是文革的前奏，自然更是党内严重的阶级斗争了。

 

　　而长达十年的文革，则是“把中国人民拖入”了“深重的灾难”、“是一场民族大灾难。”（见上）必然更是惨绝人寰的党内斗争和社会阶级斗争了。

 

　　在社会民生方面，由于经济和政治路线的错上加错，甚至犯罪，导致人民生活长期生活在艰难困苦之中。最惨绝人寰的是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事件：

 

　　“国内专家学者研究这三年非正常死亡的人口，有的称1500万人，有的称2100万人，有的称‘大约3300万至3500万人’等等。”（同上第412页）

 

　　文革把“中国人民拖入”了“深重的灾难”、“是一场民族大灾难”！三年困难时期导致“1500万——3500万人非正常死亡”！我的乖乖，这哪里是毛泽东和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这无异于说，毛泽东领导下的三年困难时期和文革时期相当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造成的灾难！这无异于说，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相当于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

 

　　这是真实的毛泽东时代吗？

 

　　由于于幼军是高喊“实事求是”的口号的，那么，笔者就循着于幼军“实事求是”的逻辑，实事求是地看一下旧中国，实事求是地记录一下毛泽东时代。

 

　　一、旧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1840年，自大英帝国用大炮轰倒了中国的大门，中国就有了近代工业和近代经济。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迎来了实行“伟大”的“市场经济制度”并且实施“全面开放”“伟大战略”的“伟大”的民国。

 

　　这个“伟大”的民国，据说有过“十年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

 

　　可是，这个“伟大”的民国，在“十年黄金”发展期的工业和国民经济却是：

　　“抗日战争前夕，外资控制着大约42%的中国工业资产。当时外资企业生产了中国60%以上的煤炭、86%的铁矿石、80%的生铁、88%的钢以及76%的发电量；即使是在中国民族资本最强大的工业——棉纺织工业中，外国企业也拥有54%的纱锭和44%的织布机；外资还控制着中国造船工业和各种轻工业（包括木材加工、皮革、卷烟和饮料）一半以上的产量、73%的船舶吨位以及公用事业的大部分；中国的银行业、保险、外贸则更是由外资主导着。但是，那个时候的中国不仅依然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而且很快就遭到日本的全面野蛮侵略。”（路风：中国工业精神的涅槃）

 

　　可是这个“伟大”的民国，直到它生命的最后阶段：

 

　　“我们能造什么？造桌子、椅子，可以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可能造。”（毛泽东语）

 

　　“解放前五十多年间，全国除东北外，钢的生产一直只有几万吨；加上东北，全国的最高年产量也不过是九十多万吨。在一九四九年，全国钢产量只有十几万吨。”“旧中国几乎没有机器制造业，更没有汽车制造业和飞机制造业......”（《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73页）

 

　　——之所以要“加上东北”，是因为这可怜的“九十多万吨”的钢铁组成部分绝大多数还是日本在东北“殖民”的“功劳”！

 

　　这就是“伟大”的民国工业和国民经济！

 

　　这样的民国工业和国民经济，意味着中国近代和现代工业发展一百余年，还是典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还是典型的传统农业型经济。

 

　　意味着矗立于这样的经济基础之上的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必然是对内残酷压迫剥削、对外投降卖国的腐朽政权。

 

　　意味着由这样的经济状况决定和由这样的卖国政府统治的中国社会，必然是一个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百业凋敝、民不聊生的社会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接手的就是这样一个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百业凋敝、民不聊生的烂摊子。

 

　　二、毛泽东时代已实现了中国社会的初步工业化

 

　　工业和工业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工业，是指工业经济；工业化，是指因工业经济并且主要因机械装备为基础引发的社会现代化。工业是工业化的基础和主要内容，工业化是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毛泽东时代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仅仅用不到27年的时间，就实现了中国社会的初步工业化或曰第一次工业化，中国社会由典型的农业社会一步登天跨入了初步的工业社会或曰初步的现代社会。

 

　　（一）毛泽东时代取得的工业化成就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际上对毛泽东时代取得的工业化成就已经作了初步的概括和总结。（对这个概括和总结，笔者是持保留意见的，因为觉得概括和总结得还不很充分和全面。）《决议》是这样概括和总结毛泽东时代的工业化成就的：

 

　　——在工业建设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980年同完成经济恢复的1952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二十六倍多，达到四千一百多亿元；棉纱产量增长三点五倍，达到二百九十三万吨；原煤产量增长八点四倍，达到六亿二千万吨；发电量增长四十倍，达到三千多亿度；原油产量达到一亿零五百多万吨；钢产量达到三千七百多万吨；机械工业产值增长五十三倍，达到一千二百七十多亿元。在辽阔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兴建了一批新的工业基地。国防工业从无到有地逐步建设起来。资源勘探工作成绩很大。铁路、公路、水运、空运和邮电事业，都有很大的发展。

 

　　——农业生产条件发生显著改变，生产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全国灌溉面积已由1952年的三亿亩扩大到现在的六亿七千多万亩，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辽河、松花江等大江河的一般洪水灾害得到初步控制。解放前我国农村几乎没有农业机械、化肥和电力，现在农用拖拉机、排灌机械和化肥施用量都大大增加，用电量等于解放初全国发电量的七点五倍。1980年同1952年相比，全国粮食增长近一倍，棉花增长一倍多。尽管人口增长过快，现在已近十亿，我们仍然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上保证了人民吃饭穿衣的需要。

 

　　——城乡商业和对外贸易都有很大增长。1980年与1952年相比，全民所有制商业收购商品总额由一百七十五亿元增加到二千二百六十三亿元，增长十一点九倍；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由二百七十七亿元增加到二千一百四十亿元，增长六点七倍。国家进出口贸易的总额，1980年比1952年增长七点七倍。随着工业、农业和商业的发展，人民生活比解放前有了很大的改善。1980年，全国城乡平均每人的消费水平，扣除物价因素，比1952年提高近一倍。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1980年，全国各类全日制学校在校学生二亿零四百万人，比1952年增长二点七倍。三十二年来，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培养出近九百万专门人才。核技术、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等方面的成就，表现出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有很大的提高。文艺方面创作了一大批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优秀作品。群众性体育事业蓬勃发展，不少运动项目取得出色的成绩。烈性传染病被消灭或基本消灭，城乡人民的健康水平大大提高，平均寿命大大延长。

 

　　对毛泽东时代的工业化成就，实际也是对《决议》的阐释和解读，著名党史专家沙健孙先生是这样总结的：

 

　　“尽管经过了两次大的起伏，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从总体上来看仍是相当快的。从经济发展的速度来看：从1952年到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11.4％。从我国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的位次来看：1957年和1978年，谷物3→2，棉花2→3，猪牛羊肉2→3，化学纤维26→7，布3→1，煤5→3，原油23→8，发电量13→7，钢9→5，水泥8→4，硫酸14→3，化肥33→3。除了少数农副产品产量的位次保持不变或稍有后退外，谷物和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的位次都明显提前了。

 

　　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得到逐步提高。全国居民的人均消费水平，农民从1952年的62元增加到1976年的125元，城市居民同期从148元增加到340元。在全国人民节衣缩食支援国家工业化基础建设的情况下，尽管人民群众生活逐年改善的幅度不大，但初步满足了占世界1／4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这在当时被世界公认是一个奇迹。教育事业得到长足发展，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0％以上。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沙健孙：《毛泽东与新中国经济建设》《光明日报》）

 

　　当然，更全面、更详尽、更能证明毛泽东时代是一个伟大的工业化时代的是国家统计局编的两本书《中国统计年鉴》和《奋进的四十年》。有兴趣的朋友不妨翻阅一下，毛泽东时代究竟取得了怎样骄人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成绩的。

 

　　因此，这些事实和数据说明，毛泽东时代，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时代，是大力推行以重工业发展为重点的工业革命时代，是追赶先进国家取得绝对速度优势的时代，是用短短的27年实现了国家初步工业化的时代，是用短短的27年实现了中国社会初步现代化的时代，是伟大的工业化时代！而决不是于幼军认为的“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并由此引起的工业发展缓慢、社会百病丛生的时代！

 

　　（二）比较中显现的毛泽东时代的工业化成就

 

　　说毛泽东时代是伟大的工业化时代，还必须进行历史的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因为有比较才有鉴别，并且，有科学的比较才有正确的鉴别。

 

　　（一）与有“瑜亮情结”的印度比较

 

　　中国与印度基本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并且印度的基础还好于中国。

 

　　1950年，中印人均GDP是43:100，人均粮食是136:100，人均棉花是86:100，大学生是52:100，科技人员是26：100，人均粗钢是24:100，人均原煤是83:100，人均石油是51:100，人均水泥是36:100，人均发电量55:100。

 

　　可是到1980年，中国粗钢是3712万吨，印度是943万吨，中国是印度的3.94倍；煤炭中国是6.20亿吨，印度是1.14亿吨，中国是印度的5.44倍；原油中国是10595万吨，印度是940万吨，中国是印度的11.27倍；发电量中国是3006亿度，印度是1192亿度，中国是印度的2.52倍；水泥中国是0.80亿吨，印度是0.19亿吨，中国是印度的的4.44倍；电视中国是2492万台，印度是88万台，中国是印度的28.32倍；小车中国是9万辆，印度是3万辆，中国是印度的3倍。（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统计月报数据库）

 

　　因此，中国龙与印度象的赛跑其实早在毛泽东时代决出了胜负，以至人们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是干出来的，印度的现代化是吹出来的。

 

　　（二）与世界工业化历程的比较

 

　　西方实现工业化的历史是一个数百年的历史过程。可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整整用不到27年的时间就基本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并走完了西方工业化国家数百年的路程，这难道不是一个伟大的工业化时代吗？

 

　　（三）与改革开放后工业化成就的比较

 

　　是的，毛泽东时代确实是”普遍贫穷“，工业化的深度和广度没有改革开放后这么深、这么广，发展的速度没有改革开放后这么高。但是条件不同，产生的结果必然不同。古人有言，要想果实累累，必先固其根本；要想源远流长，必先疏浚其源——毛泽东时代就是一个竣源、固根本、奠基础的时代——毛泽东时代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的，是基本在外国封锁的情况下，依靠自己有限的农业剩余，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起来的。在这样严酷的条件下，获得了年均工农业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达8.2%的骄人速度——这个速度远远超过当时世界GDP的发展速度。这难道不是一个工业化的奇迹吗？

 

　　（四）与日本、亚洲“四小龙”的工业化成就的比较

 

　　来自右边的朋友、深受主流意识影响的朋友习惯拿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说事，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是多么的富裕，毛泽东时代是多么的贫穷。但是，这个比较只能到此为止。因为各个国家和地区工业化的基础不同，发展的产业不同，奠定的基础不同，必然发展的后劲不同。就当时生产的财富来说，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是使毛泽东时代相形见绌，但就奠定的基础和形成的生产能力来看，毛泽东时代不仅不逊色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而且还强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因为毛泽东时代独立自主地建立起了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基本实现了国家的初级工业化。

 

　　因此，毛泽东时代是世界工业化最快的历史时期之一。

　　因此，毛泽东时代的工业化值得我们讴歌。

　　因此，毛泽东时代是伟大的工业化时代。

　　因此，于幼军说毛泽东时代的工业化“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是十足的谎言，十足的诬蔑！

 

　　三、毛泽东时代在逐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在阶级社会里，政治永远是阶级的政治，即哪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哪个阶级就取得了政治的统治。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和其它社会的政治，最大的分野是多数人的统治还是少数人的统治。在我国，最大的政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政治，意味着我国是以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统治。这一政治是通过具体的政治制度的设计和实际的政治生活实现的。毛泽东通过一系列具体的政治制度的设计，并通过不断调整实际的政治生活，逐步在实现着以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最广大的人民民主权利，让人民群众当家做主人。

 

　　（一）突出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以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

 

　　毛泽东强调：“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

 

　　这在毛泽东时代是不容讨论的政治原则、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中国共产党对其它六个方面的领导、党对国家、社会事务的领导，最重要和核心的领导是对“政”——人民主权的政体的领导。这实际反映了党的领导与人民主权的一致性和统一性。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代表了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它除了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外，没有任何自己的私利。那些宣称中国共产党也有自己利益的甜蜜观点，不过是要共产党改变自己的性质，成为资产阶级的社会民主党或民主社会党罢了。共产党真正走上了那条路，那就自取灭亡了，因为它既不能代表国家、民族，更代表不了人民，因而它也就失去了“使用价值”和实用价值。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始终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始终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唯一宗旨，这就从根本上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

 

　　（二）不断改革政体结构，以体现人民的当家作主的权利

 

　　我国的政体，实行的是政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会议，作为多党合作的参政、议政的机构，在发挥参政、议政的职能。毛泽东时代，人民代表大会、人民委员会（政府）和政治协商会议之间的关系和职能，根据实际变化了的情况也在不断地调整中。这些调整，是为了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

 

　　例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代表结构实际上就在不断发生重大变化。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来自生产第一线的普通劳动者代表、士兵代表就超过了70%，其中的绝大部分是有较高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的、与公有制经济生死相连的工人、农民代表。由于人民代表大会既处于党的坚强领导之下，又主要由工农兵等普通代表组成，这必然既能保证正确的政治方向，又能保证制定通过的法律最大限度地合乎人民群众的利益。这是因为人大代表中的绝大多数是普通老百姓，他们会按照天公地道和自身利益进行判断和选择；经过选择以后便成为法律，交由人民政府去执行。这样的法律，自然是体现人民性的法律。这样一群人在一起议论国家和地方事务的大事，实在是被那些官僚精英、知识精英和资本精英所不齿和嘲笑，以为他们不过是像陈永贵一样的政治木偶和摆设。但不要忘了，陈永贵本身不是政治木偶和摆设，他是具有一定哲学头脑并具有强大行政能力的中国六亿农民的杰出代表；还不要忘了，无数事实证明：“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最可笑的往往是嘲笑卑贱者的那些上等人，因为工农兵代表绝对说不出“银行也是弱势群体”、“资本也是弱势群体”、“官员也是利益受损”之类惊人之语来的；更不要忘了，嘲笑工农群众的代表人物，其实就是嘲笑自己的祖宗，因为精英们上溯两三代，保不定它的祖先就是工人、农民。正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人民代表的绝大多数来自于人民，也就更直接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实现。

 

　　（三）将政府置于中央和人民的监督之下，让“官老爷”成为人民公仆

 

　　治国就是治官、治吏。毛泽东在总结中国古代吏治教训和现代西方国家分权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建立了中国式的权力约束机制，把官僚集团同时置于中央和民众的双重约束之下，形成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重约束机制。

 

　　一方面，将布衣将相建立在人民大众的基础之上，直接选拔优秀分子进入党政领导层，通过吐故纳新保证党政领导层的锐气和朝气。另一方面，又将各级党政官员置于人民群众的言论自由和社团组织的强力约束和监督之下。

 

　　在这样的人民民主的监督之下，政府不阳光也变成了阳光，政府不民主也变成了民主；官员不亲民也变成了亲民，官员不清正廉洁也变成了清正廉洁。这既使得政府和他的官员清正廉洁，又同时增进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

 

　　（四）尝试建立“权”“利”分离制度，让官民逐步趋于平等

 

　　毛泽东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设计出了权与利相分离的新型权力制度，切断了升官与发财之间的内在联系。毛泽东时代后期，国家人事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就是职务变动不再和工资、待遇相联系，无论是工厂厂长、大学校长、国家部委的司长、部长，地方的市长、省长，工资收入都可能低于普通百姓，甚至出现了仍然在农村拿农民工分（陈永贵）、仍然在工厂拿工人工资（吴桂贤）的国务院副总理，这就是政治局开会时他们不敢喝茶只喝白开水的原因（政治局开会喝茶要收费）。

 

　　这套新型管理制度的意义在于：由于包括党政最高领导在内的各级领导干部和老百姓在利益上完全融成了一体，基本消除了官民对立的经济基础，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政府绝不可能制订出危害百姓利益的政策法规；它彻底改变了古今中外官员的成分和来源，由于当官已经无利可图，只是实现政治抱负和展示政治才干的途径，这在制度上就保证进入官员队伍的必然是那些具有真才实学的马克思主义者。

 

　　建立这种权与利相分离的新型权力制度的理论根源，其实可以上溯到马克思、列宁对无产阶级国家的雏形巴黎公社的有关公职人员只拿工人工资、不得高于普通工人工资的论述，从而“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列宁选集》第三卷266页）

 

　　通过官民逐步趋于平等的制度设计，毛泽东时代实际增强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

 

　　（五）赋予人民言论自由，让人民群众拥有监管的民主权利

 

　　毛泽东三番五次地告诫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落实在政策和法律层面上，就是他1950年代提出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自由民主权利。四大自由是中性的东西，无产阶级可以用它，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它，关键是怎么用它和它运用的范围。资产阶级看似拆除了民主的权利门槛，其实却在不断地加固资本门槛和知识门槛，从而把自己阶级之外的人排除在民主之外。社会主义革命虽然拆除了资本门槛和权利门槛，但权力门槛并没有完全削平，知识门槛也横亘在社会之中。

 

　　不管人们怎样看待毛泽东赋予的人民言论“四大”自由，但这“四大”自由，确实让那些原本只拿着锤子、锄头的人们，拥有了自由表达自己民主诉求的方式，推倒了横亘在他们面前的资本门槛、权利门槛、权力门槛和知识门槛，拥有了监督和管理国家、监督和管理政府、监督和管理企业、监督和管理学校的民主权利。

　　这是毛泽东的创举，也是人民群众拥有的实质的民主权利。

 

　　（六）赋予人民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和罢工的自由，让人民群众拥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权利。

 

　　毛泽东时代，在人民内部，不分民族、不分宗教、不分阶级、不分贵贱，有了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和罢工的自由。当然，这些自由权利，是要有利于人民的团结而不是有利于人民的分裂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建设的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破坏或削弱无产阶级专政的，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削弱民主集中制的，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削弱共产党的领导。而对于那些反对和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反对和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和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反对和否定共产党的领导的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和罢工是要坚决打击和取缔的。

 

　　这是社会主义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的分水岭，这也是社会主义人民民主权利的实质体现。

 

　　（七）赋予工农兵先进分子的管理权力，让人民群众间接拥有从政议政的权利

 

　　不管人们怎样看待毛泽东时代的这一事物，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从中央到地方，到最基层的权力阶层，都有了工农兵群众的代表人物。在中央，有陈永贵、吴桂贤等代表人物。在地方，从省市自治区到人民公社，都有工农兵自己的代表人物，实际的从政议政的人物占了相当的比例。至于在基层的厂矿企业和农村的大队、生产队，则更是工人、农民从政参政议政的一统天下。

 

　　比如农村生产队的“政治”，几乎都是生产队社员几十张屁股坐在一起“议论议论”、“讨论讨论”、“决论决论”做出的。这是什么?这实际就是社会主义民主。

 

　　因为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就是“无论在政治方面、经济方面和文化方面，社会主义民主的唯一目的，都是为了加强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为了发展他们同一切反社会主义势力做斗争的积极性。”（《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因为社会主义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社会主义民主观和资产阶级民主观是根本对立的，“如果有一种民主可以被利用来进行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可以被利用来削弱社会主义事业，那么，这种所谓‘民主’就决不会是什么社会主义民主。”（同上）

 

　　因为这就是毛泽东关于人民民主的最大权利就是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企业、管理学校观点的具体实践和探索。尽管这个实践和探索不能与社会主义民主划等号，尽管这个实践和探索仍然白璧有瑕，但终究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一个勇敢和有益的创举，是让人民群众间接拥有当家作主权力的创举。

 

　　因此，毛泽东时代，是工农大众不仅是经济上，而且是政治上、文化上获得解放的时代。

　　因此，毛泽东时代，是以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时代。

　　因此，于幼军将广大的人民群众说成是毛泽东搞的群众运动“被运动”的一群，即没有民主权利的一群，是公然的撒谎，是公然的诬蔑！

 

　　四、毛泽东时代党在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领导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这是经过历史检验的颠扑不破的真理。

 

　　但是，中国共产党，要想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取得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中国共产党必须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忘初心，继续前进，除了人民的利益外，没有任何自己的私利。这就必然要求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只有这样，才能使党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实现党的利益与人民利益的一致性。

 

　　（一）从严治党，将党建成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1、建立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是我们党根本的党内民主原则。

 

　　毛泽东认为，“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

 

　　毫无疑问，民主集中制的集中必须建立在广泛的民主的基础之上，党的领导必须是密切联系群众的领导。这就必然要求各级党组织，一方面要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保证党内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尊重每一个党员的民主权利；另一方面，又要用毛泽东思想集中广大党员及群众的正确意见，执行党的纪律，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这也必然要求，各级党组织正确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一是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民主与集中是对立统一，是这对矛盾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民主是集中的基础，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但是，“这个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是无政府状态。”发扬党内民主，是为了实现党的高度集中，而不是搞极端民主化。因此，党员既要珍惜自己的民主权利，更要自觉维护党的纪律；

 

　　二是领导和群众的关系。领导与群众相结合，不仅是我们党基本的工作方法，也是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重要环节。一切领导人员，都要有高度的民主作风，真正做到襟怀坦白、开诚布公，而不是盛气凌人、让人害怕；要有事同群众商量，虚心向群众学习，认真听取群众意见，而不是自恃高明，独断专行，老子天下第一；能够“引而不发，跃如也”，听得不同意见，特别是批评意见，而不是“一言堂”，一触即跳，“老虎屁股摸不得”。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领导干部还要善于集中，敢于集中。应该集中的不集中，在上者是失职，在下者是专擅。善于集中，就是要用毛泽东思想分析、鉴别群众的意见，集中群众的正确意见，形成决议，坚持下去，成为领导和群众的共同意志;敢于集中，就是要坚持党的原则，批判错误倾向，排除各种干扰，坚持党的决议，实现正确领导；

 

　　三是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的关系。加强集体领导，是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重要保证，实行集体领导，就是一切重大问题都要由党委会（支委会）集体讨论，充分发扬民主，不搞家长制作风。实行分工负责;就是要求每个领导成员都要有全局观念，关心全局工作，坚决维护集体领导。集体决定了的事情，每个成员都要担起担子，坚决贯彻落实，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圆满完成各项分配的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下，将领导成员、人民群众的力量，拧成一股绳，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立于不败之地并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2、严格执行党的纪律。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毛泽东时代，“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组织纪律原则是全党铁的纪律。正是靠了这种铁的纪律，我们党又充分发挥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才使我们党成为坚强、团结、统一的党。

 

　　3、将基层党组织建成牢不可破的战斗堡垒。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整个组织的基础，是党联系群众的纽带，是进行三大革命实践的战斗堡垒，是基层单位统一领导和团结的核心，在党的建设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基础作用。要将基层党组织建成牢不可破的战斗堡垒，毛泽东明确提出：

 

　　“从中央委员以至每个党部的负责领导者，都必须参加支部组织，过一定的党的组织生活，虚心听取党员群众对于自己的批评，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

 

　　党性锻炼是通过学习、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最主要是与当时的中心工作和主要任务联系起来进行的。通过上述措施，将基层党组织建成朝气蓬勃的具有高度战斗力的战斗堡垒。

 

　　（二）抓关键少数，使各级领导干部成为无产阶级的“火车头”

 

　　毛泽东认为：“领导者和干部，具有重大的作用。没有好的领导者和干部，人民群众的斗争事业，就不能顺利前进。”（在中国共产党全代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还认为：“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干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毛主席语录）

 

　　要想使各级领导干部成为无产阶级的“火车头”，就必须使党的各级干部尤其是党的中高级干部：

 

　　一要廉洁自律。“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当年刘青山、张子善将手伸过了“界”被杀了头，可是避免了成千上万的刘青山、张子善被捉、被杀头，从严管理就是要使各级干部“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拒腐蚀，永不沾；

 

　　二要坚持“三要三不要”。“三要三不要”，就是要求党的干部尤其是中高级干部“要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是马克思主义者与机会主义者、无产阶级的“火车头”与资产阶级的代理人的政治分野，是不能逾越的政治高压线；

 

　　三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就是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95-1096页）

 

　　“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符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是向人民负责”。（同上第四卷第1128页）

 

　　从严管理就是使各级干部成为人民公仆，成为为人民服务的模范。通过上述三条红线，将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和干部打造成人民的公仆，而不是人民的老爷。在党的核心层，就是要培养一大批像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那样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人民的领袖；在党的高层，就是要培养一批像陈永贵、吴桂贤、王进喜、甘祖昌那样的能上能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领导人;在“郡县治，天下安”的党的中层，就是要培养一大批像焦裕禄、谷文昌那样的一批心牵百姓、以百姓事业为己任的领头雁;在党的基层，就是要培养一大批像吴仁宝、史来贺那样的任劳任怨、身先士卒的带头人。通过党的各级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使我们的党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廉洁为公的党和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党。

 

　　（三）抓党的队伍，使共产党员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员

 

　　“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和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批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这是毛泽东为共产党员画出的“群像”。

 

　　共产党员要“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和世界的大多数人谋利益；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包括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并且认真改正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个人野心家、阴谋家和两面派，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永远掌握在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手里；有事同群众商量；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

 

　　具体地，还要求共产党员做到“四在前”，就是：毛泽东思想学在前头，思想改造走在前头，对敌斗争冲在前头，艰苦工作干在前头；五过硬”，就是：思想过得硬，立场过得硬，作风过得硬，劳动过得硬，生活过得硬。从而保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保证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组织。通过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将全体共产党员培养成为共产主义的接班人，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力量，社会主义事业的开拓者和建设者。

 

　　因此，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马列主义的党，是一个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

　　因此，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而不是半心半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是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党而不是践踏人民利益的党。

　　因此，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是基本践行了民主集中制原则，而不是肆意践踏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党。

 

　　于幼军蓄意将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对立起来，将毛泽东在民主集中制方面的某些失误和过失说成是专制独裁，是对毛泽东的诬蔑，是对共产党的丑化！

 

　　五、毛泽东时代全社会风清气正、健康向上

 

　　毛泽东时代，通过学习毛泽东著作尤其是对“老三篇”即《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的学习，干部通过对“平凡干部”中的“非凡干部”：焦裕禄、甘祖昌、谷俊昌等人的学习，全社会通过对“平凡人”中的“非凡人”：张思德、白求恩、雷锋、王进喜等人的学习，实实在在将中国缔造成了一个道德理想国。

 

　　（一）全社会乐于吃苦和奉献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不管毛泽东时代有怎样的党内矛盾，不管社会上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你不能不承认，中国社会上至国家主席，中至党的各级干部，下至庶民百姓，基本拧成了一股绳，劲往一处使，汗往一处流。人们的社会表现基本都会用“一丝不苟”、“踏踏实实”、“任劳任怨”来评价。县委书记焦裕绿能为治沙而累死，谷文昌能为绿化舍小家，为大家，一大批的县官们的办公室在工地上，业绩写在中国大地上。广大人民群众，更是在他们的感召下，打泥滚，出黑汗。正因为有了社会全体人员乐于吃苦和奉献，才有了毛泽东时代“叫高山低头，令河水让路”的数不胜数的英雄壮举。

 

　　（二）全社会都以善为荣以恶为耻

 

　　1940年2月1日，毛泽东曾在延安民众讨汪大会的讲演中颇为自豪地说：

 

　　“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建国后毛泽东时代的“十个没有”，除“没有人发国难财”应改为“没有人发国家财”外，其它的仍基本适用。

 

　　毛泽东时代，不仅基本实现了这“十个没有”，而且在其它方面还有所发展和光大。整个社会善恶分明，人们对吃喝嫖赌、坑蒙拐骗深恶痛绝。一旦有人沾染了这些，他确实是自绝，也自绝于社会。

 

　　（三）全社会崇尚忠诚老实的品格

 

　　“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是毛泽东时代社会的主流风尚。社会不仅不会让老实人吃亏，而且，欺负老实人会受到全社会的谴责。整个社会氛围迫使那些耍奸溜滑的人夹着尾巴做人，也使整个社会保持健康向上的状态。

 

　　对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风气，国际友人斯诺先生曽经有过一段生动的描写：

 

　　“人民的营养丰富，身体健康，衣着合身；每周六天工作、参加政治活动或学习技术。空闲的时候，人们打乒乓球或者是同朋友去游泳。人们偶尔也有一些担心的事，但担心的不是食品价格上涨、医药费用或税收增加。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是很高，但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借债和典当，不必担心折磨过他们的父母的饥饿和贫困。人们看到的报纸和杂志登的首先是政治和鼓舞人的消息，现在没有一个中国人是不关心政治的。另一方面，人们不必因这样的消息而感到担心：犯罪行为、经济危机、侮辱、种族骚乱、婚姻丑事、吸毒、腐败行为、对富人的阶级性妒忌等等。正如一个观察家所说的那样，中国是‘道德的渊薮’”。（斯诺《我们同毛泽东谈了话》）

 

　　因此，毛泽东时代是风清气正、健康向上的时代，是正气上升、邪气下降的时代。

　　因此，于幼军认为那时的中国社会沉闷、不健康，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六、毛泽东时代是有失利和错误的时代

 

　　列宁有句名言：“让垂死的资产阶级和依附着它的小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走狗和瘟猪们，用层出不穷的赌咒、谩骂、嘲笑来攻击我们，责难我们所建设的我国苏维埃制度中的失利和错误吧。我们一分钟也没有忘记，我们工作中的失利和错误。无论过去或现在，确实是很多的。在这样的全世界历史上的新奇事业，即创立空前未见的新式国家制度中，难道能够没有失利和错误吗！我们将百折不回地来为纠正我们的失利和错误而奋斗，力求改善我们实际运用苏维埃原则这还远未完善的方法。”（转引自《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我们一分钟也没有忘记，我们工作中的失利和错误”！

 

　　这是列宁的观点，这也是毛泽东的观点，当然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观点！

 

　　但是，我们对待错误的态度是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分清这些失利和错误产生的那个时期，成绩是主流，还是错误是主流，既不能缩小，也不能夸大，更不能妖魔化；要分析失利和犯错误的原因，从中吸取教训，作为前进的向导，而决不是作为否定某个时代、某个领导人的武器和工具。

 

　　毛泽东时代是有失利和错误的。这些失利主要是反右扩大化的错误、大跃进急躁冒进的失利和错误、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错误和文革的错误。

 

　　（一）关于反右扩大化

 

　　反右是必要的，错在反右扩大化。反右扩大化是怎么产生的？根本上是违反毛泽东的反右理论和政策造成的。对此，中共中央原书记处书记邓力群曾有公允之论：

 

　　“我们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是怎么造成的，是不是毛主席这套理论和政策造成的？人民内部矛盾讲得很清楚……按照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只要不是反对党的领导，不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即使他有严重的错误，也不应当成敌我矛盾，不应划为右派。还有一个数字的控制，最早毛主席说是4000人，后来扩大到 8000人，最后毛主席全国展开以后控制在10万人，实际上搞了55万人。各个单位、各个地方违背了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造成了严重的扩大化，这不能归于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相反是违背了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造成的。”（邓力群《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讲话》）

 

　　邓力群的这段讲话是公允之论，他基本说明了反右扩大化的由来和责任。但还是有几点是需要补充和说明的。

 

　　第一，扩大化后的右派数绝对少于55万。55万的右派数是1980年代的右派平反统计数。这个平反时的统计数就很成问题了——1980年代右派分子成了“金字招牌”后，一些因强奸、贪污、盗窃等犯罪被判罪的人、一些因政治经济问题被处理了的人、一些因各种运动打成右倾的人竟被忽悠成了右派，而成为了“劳心者治人”中的一员。

 

　　第二，其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是真正的右派。像茅于轼那样“被准确地打成了右派”的不在少数，他们也照样给平了反。

 

　　第三，右派基本还是人民中的一员。被划为右派的人基本工作照干、工资照拿，而且这些右派的工资普遍高于干部和工人的工资——像陈寅恪这样的“国宝级”右派的工资竟比国家主席的工资还高。

 

　　第四，右派改变了中国的政治进程。1957年的政治主题本来是整顿共产党“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三风”，是使共产党成为一个更加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可是突然冒出一个共产党的反对派，结果共产党内的“三风”不仅未得到遏制，反而愈演愈烈，成为文革的导火索，右派也直接成为这“三风”的直接受害者。从这点看，右派是“罪莫大焉”。

 

　　第五，毛泽东只能负间接的领导责任，一线领导人负有主要的直接的领导责任。因为他们制定的具体的反右斗争的政策是违反毛泽东确定的原则和标准的，并且放任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把对领导有意见或提了意见的好同志打成了右派。《决议》说“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是事实，但之所以语焉不详，真实的原因恐怕就在这里。

 

　　第六，具体领导负有最直接的扩大化责任。某些具体领导有右派恨不得搞得多多的；没有右派，恨不得掘地三尺，也要挖出几个的，怎能不造成反右斗争的扩大化？怎能不败坏我们党的优良作风？怎能不使“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作风愈演愈烈？

 

　　第七，反右斗争是完全必要的和非常及时的。只要看看当时右派的表现和当今右派的表演就完全清楚了：他们完完全全是推墙派，不将共产党打倒、不将人民民主政权推翻、不将社会主义制度推倒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二）关于大跃进的失利和错误

 

　　大跃进是有成绩的，按照毛泽东和当时党中央的估价是有得有失，得大于失，是七个指头与三个指头的关系。但是，就像辉煌总是伴随着苦难一样，成就和失利、成绩和错误有时就是孪生姊妹。

 

　　第一，一个不足以支撑高速工业化的物质经济基础，却在“高指标”、“瞎指挥”的指挥棒下，只讲多快、不讲好省，盲目大干快上，造成了环境的大破坏、工程的大下马、人力物力的大浪费。

 

　　第二，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制度设置，违背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适应的原则，实践中造成了一定的严重后果；一些微观经济制度如人民公社大食堂、将人民公社变成大兵营的制度设置，违背了人类以家庭为基本生活单位的原则，破坏了正常的家庭生活。

 

　　第三，“共产风”、“大食堂”、“坏干部”在严重的自然灾害的共同作用下，造成全国大饥荒并饿死了200--400万人。

 

　　（三）全国性的大饥荒和饿死人的错误

 

　　中国1959年——1961年的大饥荒早就被右派和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妖魔化为“和平时期人类最大的饿死人事件”、是“最大的反人类罪"、是“审判毛泽东的最大的罪证”。好在有铁的事实，好在这些铁的事实有孙经先、杨松林等先生不辞辛劳地去挖掘、严谨求实去求证，还原了这一事件的真相：

 

　　“严重的自然灾害加‘共产风’、‘大食堂’和‘坏干部’造成了200——400万的人口非正常死亡（孙经先认为是200万，杨松林认为是350——400万）。”（参见孙经先：《“饿死3600万”的重大谬误是怎样产生的?——对杨继绳先生两篇文章的答复》等文章，杨松林：《总要有人知道真相》）

 

　　这里不得不说句不是辩护词的辩护词：毫无疑问，三年困难时期人口非正常死亡，毛泽东和共产党有责、有错，因为毛泽东和共产党是绝不允许饿死人的！非正常死亡了人，自然错误难逃。但非正常死亡200——400万与1500——3000万还是有本质的差别的：对于前者是失误和错误，而后者确乎是“反人类罪”了！

 

　　正如《八评》中分析的，1959年——1961年的大饥荒主要是天灾——是一百五十年来前所未有的大旱造成的。而人口非正常死亡则主要是“共产风”、“大食堂”和“坏干部”的罪责。

 

　　一是“共产风”。所谓“共产风”，包括无限制地扩大单一核算集体经济的规模和混淆集体经济和全民经济的界限。一些地方片面追求“一大二公”的体制，无偿调走下属单位的资产，不仅完全违背了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而且不顾这些单位的死活，扩大了灾荒的程度。

 

　　二是“大食堂”。粮食供给制和公共食堂化，“只要有粮就放开粮袋做，敞开肚皮吃”，可惜，“公共食堂名义上是一种粮食‘供给制’，实际是一种粮食‘集中制’”——有限的粮食在大手大脚的消费面前，很快露出它的面容：铧锅里没有米自然要饿死人的。

 

　　“最主要的是，一些地方官员一方面对农村进行高征购，使很多农村食堂长期断粮，另一方面隐瞒灾情，使政府的救灾、赈灾措施严重拖后、滞后。”

 

　　“如果观察‘大跃进’时期究竟哪一个体制与发生较严重的非正常死亡是同步的，就是‘大食堂’。‘大食堂’一关门，粮食一分到农户手中，非正常死亡就基本结束！”

 

　　三是“坏干部”。

 

　　“我在调查中注意到，信阳地区光山县在执行‘粮食到堂’时非常极端，绝对禁止家里‘冒烟’，也就是不准农民家里生火做东西吃。“（杨松林《总要有人说出真相》）

 

　　（四）关于文革的严重错误

 

　　文革早就被党的历史决议否定了，但是，正像俞正声指出的，它的出发点并没有错；正像邓力群生前认为的，要将文革运动和文革十年的建设成就分开来讲——将文革取得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要讲够——如果这样看待文革，文革绝不是“深重的灾难”、“民族的大灾难”。而是既有巨大的成就，又有严重的错误。

 

　　文革的严重错误，毛泽东说得很形象，也很经典：“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句话稍微展开来说，就是毛泽东对国际友人斯诺先生的一段回答：

 

　　（毛泽东）回答说，文化革命中有两件事他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话。有人一面说要文斗，不要武斗，而实际上却在桌子下面踢人家一脚，然后把脚收回来。当被踢的那个人问他：“你为什么踢我啊？”他又说：“我没有踢啊。你看，我的脚不是在这里吗？”毛说，这是讲假话，后来，文化大革命中的冲突发展成了打派仗——开始用长矛，后头用步枪，又用迫击炮。外国人讲中国大乱，不是假话，是真的，武斗。

 

　　主席很不高兴的另一件事是虐待“俘虏”——即罢了官和接受再教育的党员和其他人。（《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访华文章》）

 

　　当然，你还可以举出个人崇拜、砸烂国家机器、踢开党委闹革命、个别地方乱杀人、1967年、1968年造成生产停滞等等错误。这些错误都是存在的。

 

　　一些人认为，这些错误把文革钉在了耻辱柱上，把毛泽东钉在了耻辱柱上，把共产党钉在了耻辱柱上。但我宁愿相信文革把毛泽东和共产党钉在了“十字架”上——文革让毛泽东和共产党死亡，更会让毛泽东和共产党复活！

 

　　七、毛泽东时代是艰难辉煌而不是人间地狱

 

　　这里的“艰难”有“苦难”的意思，因为毛泽东时代终究让一少部分人，遭过痛苦，受过灾难。

　　这里的“艰难”准确地说明了毛泽东时代发展的内外部环境的严峻：即在帝国主义国家的严密封锁的情况下，依靠自己十分有限的农业剩余白手起家发展起来的。

　　这里的“艰难”更主要是“艰难”的本意，既“艰难困苦，玉汝如成”——艰难困苦的生活，能够使人或社会完善并获得成功。它准确地说明了，中国人民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同心同德，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地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

 

　　苦难是被动的遭受，是命运被时代拖着走的痛苦和无妄之灾。但是，苦难不仅仅是遭难受苦，苦难更是人生的老师，也是社会命运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社会发展不可避免需要付出的成本。这种苦难，同样化作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融入了毛泽东时代壮丽的社会主义事业之中了。因而那些高举着放大镜不断放大、无限放大他们苦难的人，自身不仅没有格局，而且也很难托体同山阿。尤其是那些本没有遭受苦难，却将毛泽东时代出现的一些苦难，高举着放大镜不断放大、无限放大，将毛泽东时代渲染得昏天黑地、暗无天日，仿佛人间地狱一般的人，则不仅是卑鄙无耻，更是司马昭之心了。

 

　　艰难是主动的遭受，是主动去承受艰辛、艰苦和清苦，是自觉地响应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号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图强，改造中国。明知艰难而不怕艰难的，才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脊梁。

 

　　苦难和艰难成就了毛泽东时代的辉煌，但最根本的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成就了毛泽东时代的辉煌。毛泽东时代的艰难辉煌，是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变成了社会主义的中国的辉煌；是将典型的农业国变成了初步工业化的辉煌；是将奴隶般的人民变成了人民当家作主的辉煌；是将道德沦丧的国度变成“道德的渊薮”的辉煌；是共产党和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一刻也未忘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辉煌；是追求革命老人谢觉哉说的“与官国决裂”，基本实现了官民平等、社会平等、经济平等、文化平等和政治平等的辉煌；是实现了国家初步繁荣、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有所提高的辉煌；是不断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为改革开放积累了雄厚家底的辉煌；是国民经济较快发展，使国家逐步走向了现代化的辉煌。

 

　　毛泽东时代的辉煌，与毛泽东时代的苦难相比，是一个低成本、高收益的辉煌，因此，毛泽东时代人民遭受的痛苦和灾难是发展必要的代价和成本。毛泽东时代的辉煌与毛泽东时代的艰难相比，是一个完全正相关的关系：正是中国人民“一辈子吃了两辈子的苦”，牺牲了自己的一些幸福、自由和安宁，才成就了毛泽东时代的辉煌！因此，我们要致敬中国人民，致敬中国共产党，致敬毛泽东时代！

 

　　对于毛泽东时代的艰难辉煌，台湾著名作家李敖有过比较公允的评价。他认为：

 

　　从硬件方面讲，毛泽东时代中国已建立起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包括国防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一个由铁路公路、内河航运、民航空运构成的交通运输网络；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治理大江、大河、大湖，修建了长达20多万公里的防洪堤坝和几万个水库，大大减少了肆虐千年的旱涝灾害；进行了大规模农田基本建设，使灌溉面积比例由1952年的18.5%大幅度提高到1978年的45.2%；基本上保证了10亿中国人吃饭、穿衣的要求。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毛泽东时代不仅结出了现实的丰硕成果，而且更是极大地提高了结果的能力。毛泽东的中国不仅能造桌子、椅子、茶碗、茶壶，而且能造坦克、拖拉机、军舰和大飞机，这不仅为今后的改革开放奠定了经济基础，更为改革开放奠定了生产力基础，为当代中国经济的腾飞创造了条件。从“软件”方面看，建国后开展的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以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种种措施，使中国变成了一个十分扁平化也即极为平等的社会，不存在任何势力强大的“分利集团”，直到80年代中国的平等程度仍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李敖：《话说毛泽东》）

 

　　因此，不管什么人，如果不带什么有色眼镜，不带什么偏见，都会认为毛泽东时代是艰难辉煌的时代，是创造了人间奇迹的时代。

 

　　然而，于幼军却不是这么看的。

 

　　于幼军出生于1950年代初期，几乎与共和国同龄。并且从他的履历看，共和国的好事几乎都被他赶上了：

 

　　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时候，他在工厂当工人；

　　知识分子成为香饽饽的时候，他上了大学；

　　从知识分子中选拔干部的时候，他坐上了直升飞机，至今还在安享毛泽东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红利。

 

　　按一般常识，几乎亲身经历过整个毛泽东时代发展历程的于幼军，不用什么脑袋就是用脚也能感受到毛泽东时代新中国的巨大发展和变化的。可是，他不，他偏要用他阐明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并且用他阐明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到处教条地指责。指责毛泽东抛弃了他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指责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过早地进行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指责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搞早了、改糟了，指责反右斗争“千百倍”地扩大化，指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一场“笑话”和“空想”，指责毛泽东在党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指责毛泽东实际变成了“斯大林”加“秦始皇”。尤其是他对文革的妖魔化，在他眼里，文革简直成了相当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所造成的灾难。一句话，除了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毛泽东时代几乎一错再错，到文革则是无以复加的犯罪了，新中国差不多就是被打倒的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就是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

 

　　但是，于幼军描述的不是新中国，不是毛泽东时代。

 

　　于幼军的描述只是证明，于幼军背叛了他原来的阶级，滚到另一边——被新中国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一边去了。

 

　　（【原创】来源：昆仑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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