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不是处于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

中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建立原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上述两句话，决定了中国的法律制度和中国的市场经济，具有一个本质特征：人民性。以民为本，绝对不是一句口号。这是法律、制度、政策的依据。

但是，当法律、制度、政策不能很好地体现人民性的时候，谁来进行道德追问？谁来进行检查和监督？谁来进行有效改善？

中国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刻。市场体系处于建立和完善过程之中。依托于计划经济体制的行政权力，仍然对经济体系具有极其强大的干预能力。并且，这种干预，是处于不规则和非线性的。在相当程度上，也是无约束和无监督的。这就形成了中国经济转型过程巨大的风险：道德风险和技术风险。这种风险分散在法律、制度、政策的各个环节，“魔鬼藏在细节中”。于是，形成法律、制度、政策的缺陷。我们必须期待，中国的领导集体拥有高尚的道德水准和优秀的管治水平。否则，中国经济的运行将持续处于高度风险之中。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小心地处理公平和效率的关系。邓小平同志为了打破计划经济的僵局，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在改革开放初期，采取了必要的政策倾斜。中国于是以极快的速度，冲破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起了初步完整的市场经济体系，并且真的使一部分人富裕起来了。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保持了超过8％的GDP长期增长水平，这是一个很高的增长水平，堪称人类历史的奇迹。但是，为了维续这一高速增长水平，中国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资源的掠夺性开发：二是对环境的严重破坏：三是对多数民众福利的变相剥夺。这也就构成了现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不可延续的原因。资源的枯竭：环境的恶化：内需严重不足。

中国的最高领导集体对于问题的严重性有清醒的认识。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治国方略。政府已经着手采取措施加以改善。

但是，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上述问题是几十年逐渐形成的，已经形成法律、制度和政策的惯性，阻止和逆转这样的趋势，需要极大的勇气、意志和耐力。尤其令人忧虑的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富裕起来的人们逐渐形成特殊利益集团，他们已经逐渐涵盖了中国的学术精英、政治精英、商业精英等精英阶层。也就是说，包括思想权、话语权、立法权、司法权、执法权等一切有形和无形的权利，相对地集中于特定的精英阶层手中。我们只能寄望于他们的道德良知和思维理性。遗憾的是，直到今天，这种道德良知和思维理性仍然只是漫长暗夜的点点萤火。也就是说，没有人能够代表精英阶层和富裕阶层以外的人们，对于现行的法律、制度、政策进行道德追问，推动和监督必要的变革。

中国经济当中有两个值得关注的热点：楼市和股市。这两个市场仍然延续着使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故事。这故事的背后依旧是强大的政策力量。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两个市场均具有再分配的特征，它将以更快的速度使财富向更少部分人手中集中，其结果是使城镇中产阶级相对贫困化。

中国经济当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低利率、高存贷差和利息税。低利率政策的本质，是转移存款人收益给予贷款人，形成贷款人利润；高存贷差是转移存款人收益给银行，形成银行利润；利息税是抽取存款人收益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这一现象的直接结果就是企业、特别是银行、国家财政的收入的大幅度增长；而作为广大存款人的民众应获得的收入被剥夺，致使他们不能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收入增长缓慢，直接导致国内需求严重不足（国内消费占GDP的比重只有36％）。更为严重的是，实质负利率有一个挤压效应，迫使存款户转投资于楼市和股市，制造楼市和股市虚假繁荣，也就是所谓的泡沫。楼市和股市的泡沫，有终极受益人，那就是土地持有者、上市公司先期股东和管理层、交易中间人。泡沫的经济学含义，就是提前套现未来利润，按照中国股市的平均市盈率，他们可以提前套现未来35年的利润。谁是受害者？民众和国家。将由他们支付一些人提前35年套现的利润。上述问题仅仅只是经济政策之中的金融政策问题，只是所有政策的冰山一角而已。

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已经不是什麽效率问题了。在几乎所有重要的经济政策背后，都有着利益再分配的背景和考量。而这种考量无一例外，都是盯着民众和国家的钱袋，用力压出本就可怜的财富。所以，也就不用奇怪，为什麽西方的金融机构和企业、国内的商业机构和商人，如此的盛赞中国的经济政策。中国的媒体充斥了各种国际的、国内的各种机构的经济学家和分析师们的言论，他们用民众永远听不懂的理论、概念、数据，以不容置疑的方式证明：文明抢劫就是通过合法渠道和合理方式，通过资本优势和信息控制，通过对政策、甚至包括法律和制度的操纵，有计划和有秩序的掠夺最后的国有资源（主要是矿产资源）和民众仅有的金融资产（居民储蓄）。国家和民众几乎是不设防的，因为法律、制度、政策的壁垒慢慢拆除了；国家和民众没有代言人，学术和媒体的商业化已经使言论倒向了利益（而不是公平正义）；国家和民众没有改变的能力，全部的希望寄望于中央最高领导集体的道德良知、道德勇气和管制能力。毫无疑问，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以来，最关键、最危险、最艰难的时刻。历史考验中国，能否跳出历史上无数次发生过的，由土地兼并导致的流民暴乱；能否跳出国际上无数次发生过的，由寡头垄断导致的经济危机。

温家宝总理在2007年3月15日全国人大会议的记者招待会上深刻地指出，中国经济状况存在着“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显然，中央政府清醒地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但是，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学术界、媒体、各级政府机构对此的沉默、冷漠、麻木；外国的、中国的商业机构展现出的强大的反制力量。难道真的就不怕，汹涌涌入楼市和股市的人潮，在失落之后，也会演变成另一种汹涌吗？

好的法律、制度、政策应该鼓励法人和自然人创造价值，特别是鼓励他们高效率地创造价值。而不能鼓励任何机构和个人投机于法律、制度、政策漏洞，疯狂地进行价值掠夺。这种疯狂的掠夺，中国历史上无数次出现过，它导致王朝覆灭：这种疯狂在很多落后国家出现过，它导致许多国家的社会动荡和发展停顿。中国目前资源使用权的极低价格和资金使用的极低价格，构成一种无形的大规模利益输送，它使得国际机构和国内垄断性行业和企业，无需追求技术进步，无需加强管理，无序面对残酷竞争，轻松获得超额利润。这种超额利润，反过来构成，中国经济泡沫的原始诱因。遗憾的是，中外经济学家，却非要将这一现象合理化，进而成为经济奇迹，成为神话。中国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好的法律、制度、政策。绝对不是神话。特别不是满城尽带黄金甲是的神话。难道我们要等到爆破破灭之后，用血泪见证神话背后的鬼话？

笔者对中国当代精英们的集体表现十分失望。无论是知识精英、政治精英、商业精英。在精英们相对富裕之后，他们反而失去了国家观、社会观、民众观，没有使命感和责任感，没有道德的底线，甚至没有人性。他们疯狂敛财，办证移民，转移财产、肆意挥霍。中国的一部分精英们让世人见识了，戴眼镜的匪徒比拿刀子的强盗更加凶残的一面。这不是一个优秀民族应有的现象。

老百姓，没有深刻的思想，没有说话的渠道，没有影响法律、制度、政策的能力。他们的未来，也就是国家的未来，也就是中华民族的未来，全部寄托于中国的精英们身上，特别是知识精英的身上。如果中国的精英们，特别是知识精英，沉默了、冷漠了、麻木了，那就没有人为他们代言了。没有了道德追问，就只有欺骗和谎言，就只剩下看谁无耻的竞赛。难道这样的竞赛会有胜利者吗？

中国人穷怕了，一门心思拼经济。中国改革开放的基点，就是引入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制度，它也是一种哲学思想，它毫不留情地开始破化中国建立在共产主义理想基础上的道德基础。我们可以假装不知道这个事实。但是，中国人却无法逃避市场经济带来的一个重要的命题：现代商业伦理无法建立在道德沦丧的基础之上。不忠，则不义，则无责任，则无信用；不孝，则不顺，则无纪律，则无法制。无信用加无法制，不能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基督文明基础上的，中国古代文明也是建立在儒家文明基础上的。西方国家有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作为立法的道德伦理基础，中国古代有《论语》作为立法的道德伦理基础。这就是西方的经济体系的伦理基础，信用加法制；也就是我们古代法律所推崇的忠孝。遗憾的是，中国今天竟然有人说《论语》是关于快乐的学问，说什麽要活在当下，并因此而赚钱。在高度发达的商业文明面前，中华文明不仅仅变得苍白而肤浅，更可怕的是没有了灵魂。我们终于开始有钱了，开始有很多很多的钱。然而，我们也在失去一些重要的东西，失去一些极为重要的东西，这就是中国赖以建立政治伦理、商业伦理、社会伦理的的道德伦理。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进行深刻的道德追问。并且在道德追问的基础上建立我们文明的法律和制度。中国人一旦开始进行道德追问，中国将产生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和真正世界级的学者。问题是，全国人民都在忙着赚钱，谁来进行道德追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