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摘自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朱云汉的新著《高思在云：中国兴起与全球秩序重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出版）。朱云汉是台湾最具国际声望的政治学者之一，对两岸问题颇有洞见，又兼具国际视野，是少有的受两岸尊敬的台湾学者。

在《高思在云》一书中，朱云汉以大历史观解读全球大变局与中国道路，深入探讨了中国兴起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意义。本书荣获“2015中国好书”，以及中央国家机关“强素质·作表率”读书活动2016年上半年推荐书目，《人民日报》曾整版刊登本书内容。

 一、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体制

到今天为止，中国的经济体制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可以叫做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这是中国官方对自己国家经济体制的界定。我们要对这个概念认真对待，不要把它看成一个宣传或包装，其实它透露了这个体制一些很重要的特征。它充分运用市场机制，来调节大多数商品市场以及劳动市场的供需，以价格来引导资源分配。从这个方面讲，它充分运用了市场机制，对促进中国整个经济体系效率的提高有很大的正面作用。

在所有权方面，这一经济体制是有多种所有权并存的，它们之间既竞争也共生，彼此共同发展与相互引导。它们有国有的、有集体的、有民营的、有外资的。国有企业今日在中国，仍主导着整个经济体系中最骨干、最核心的部门。如果你去看上海的上市公司，前20大甚至前30大的公司都是国有的，无论是金融、能源、运输、通信、石化或钢铁企业，都是国有企业的天下。

到今天为止，中国还坚持农村土地仍旧是农民集体所有，不会轻易地跨出完全私有化这一步，因为私有化很快就会使农民丧失土地，这会导致农村出现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化，例如土地兼并、农民流离失所，中国历史上这种教训班班可考。所以这不是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出发，而是根据中国自身的历史经验教训来思考这个问题。

中共领导精英也不断试图解决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社会不均衡问题，当然，目前已经做到什么程度见仁见智，但这个自我修正与响应社会需求的动力还是存在。这个政权不断试图追求平衡发展，包括让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更完整，尽可能用财政移转支付来化解城乡、区域、劳资、发展和环境之间的矛盾。如果从中国自己的历史角度去看，有一些措施也是史无前例的，包括：取消所有的农业税；对于农村的医疗与基础教育，由中央与地方财政全面进行补贴。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三千年未有的大变。

中国政治体制最突出的设计就是“一党执政”。这个体制表面上看起来和世界潮流有点格格不入，但观察的重点应该在于一党执政如何维持政治稳定和治理能力。有几个值得注意的地方，一个是它解决了继承危机问题和个人独裁问题。一般而言，一党执政常常很难克服这两个门槛。但自从毛泽东以后，中国建立了一些制度去克服这两个门槛，一个是任期制，一个是集体领导。邓小平之后，中共经历了两次最高领导人更替，分别是中共十六大选出胡锦涛担任总书记，以及中共十八大选出习近平担任总书记，这两次领导人的新老交替分别展现了中共的任期制和接班制的实际运作，也就是领导人有任期限制，在位最多两任(十年)，预定接班的人选在五年前就经过党内协商后浮现，然后让这位接班人有五年时间见习，做好全面接班的准备。

在中共体制下，各级政府与机构都有常委决策机制，解决了个人独裁问题，贯彻集体领导。所以说中国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就像一个非常强势的“总统”——当然这个“总统”是由所有常委一起做，各自有各自的分工，只有最重要的决定要寻求共识。

另外，这一体制也在不断提升自己的执政能力，来适应快速变迁的社会环境。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提供人才筛选和内部竞争的机制，让有一定资历、条件与能力的人，能够在这个体制里循序渐进，承担更重要的责任。这个体制也鼓励地方政府在公共治理方面不断创新。中央政府本身还扮演核心的统筹角色，因为它仍有一个相当大的协调和制衡机制掌握在自己手上，包括大军区制、人民银行大分行制，中央控制基本能源、运输、通信、国土资源，也控制宣传工具与人事任命权，这些都是中央面对地方时可以发挥节制作用的关键手段。

但另一方面，中国又像是实施“联邦制”的国家，省这一级的政府职权在有些领域比美国的州政府还要大。这个分权体制没有宪法作为依据，但在实际运作中却也体现联邦制的若干特色，各个地方政府可以因地制宜，进行各种不同形式的试验创新。其结果是，中国内部出现剧烈的区域竞争，不仅省和省直接竞争资源、人才与资金，甚至县和县之间都要竞争。例如，苏州辖下的昆山，从一个农村突然一跃变成一个高科技产业重镇，接下来旁边的城市像是无锡和常州，都开始模仿它，都想变成另外一个昆山。

这一体制也有足够诱因，让地方政府本身成为利益主体，所以地方政府就是有能力调动与统筹自身管辖范围内各种资源的企业集团，政府首长就像企业集团的CEO。中国普通的一个省就等于欧洲的一个中型国家；沿海省份一个经济比较发达的地级市的GDP，就相当于一个全球500强企业所创造的附加价值。

二、世界上最复杂的人力资源管理

中共政治体制面对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进行人才选拔与淘汰不适任的人，确保适当的人被摆在适当位置，并且受到监督。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共中央组织部是全球任务最艰巨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这个人力资源管理部门面对的管理挑战，远远超过世界上最大的公司——不管是美国通用汽车还是微软。事实上，它也远超过我们认为最庞大的一个官方机构——美国国防部。

从某种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内部关于人才筛选、定期淘汰与选拔竞争的机制，很像美国国防部的人力资源管理。为什么？这是一个封闭体系，所有领导层级干部都是由内部晋升。你想要做总司令，不可能空降，必须从少尉开始做起，从体制里逐级而上。不是每个少尉都有机会做到上尉，不是每个上尉都有机会做到上校，也不是每个上校都有机会做到少将。最后到了顶端，只剩下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样道理，美国军队中有几个四星上将，有几个三星上将？

这样一个金字塔体系，要用什么机制去管理、筛选？这是一个庞大的、极为艰巨的任务，其他人类社会从来没有面临过这样的挑战。在离中南海不足一公里的北京西长安街南侧，坐落着一幢没有任何标志的大楼。大楼坐北朝南，与东西两侧的配楼、南侧的门楼合围成一座三合院式的封闭院落。院内的中央绿地、东西两侧的下沉式庭院以及周边宽阔的绿化带，共同营造出一种宁静氛围。整组建筑，与西长安街对面繁华、喧嚣的西单商圈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就是中共人力资源管理的总部：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的组织系统，管理着全国8 000多万党员，大约60万党政领导干部。

中国的政治体制，虽然没有西方经验定义下的民主机制，但它自己的社会主义民主机制也不是纯粹表面的东西，而是有它实际的作用，最重要的就是干部选拔与考核。在中国，很多地级市组织部每年都要委托民调机构，针对这个市的所有政府部门进行民意调查，看民众对这些机构的表现满意或不满意。凡是评分最后一名的部门都会被警告，第二次再评分位列最后一名，领导人会被撤职或调职。还有，很多单位在进行内部提拔之前，会公布合格的候选人，然后让这个单位的所有成员对这些候选人进行匿名投票。这些例子说明了中国有自己摸索出来的制衡与问责机制。

很多中国城市，尤其是沿海地区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市民参政要求高，这些地方的政府都有设置纳入利益相关者意见的咨询与协商机制，重大建设必须要让居民或者是利益攸关群体参与协商机制。另外，地方政府有时候不一定会教条式贯彻中央的政策和要求，可以体现因地制宜的灵活弹性。

中国近年来不断涌现群众抗争事件，这未必是政治不稳定的征候；换个角度来看，这些事件频繁地出现，意味着这个体制也允许社会矛盾和压力的释放，上层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默许串联、举报、上访甚至抗争的。集体抗争是地方民众面对无法容忍的事情时，最可能采取的自我保护手段，采取这种激烈的手段就是要让问题曝光，曝光以后中央政府就会派人调查，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很多时候就会揭露弊端。现在中共领导层对于处理大规模群众抗争事件有非常严格的要求，对于大规模群众事件地方的党政一把手要亲自处理，而且绝对不能轻易动用公安或武警介入。这些都是中国在面对一个快速变迁的转型社会时的举措。

中国实际上不断在调整自己内部的很多机制，去化解社会矛盾，让社会利益也有一定的表达机制，以及形成对干部的制衡，即“问责”。中共中央从1999年开始试点推行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2004年全面实施，先从副厅级以上干部开始，领导干部在任内经手的预算与费用要经过审计才算完成离任手续，在审计过程中常会发现贪腐与滥权问题。多年来这项制度已经日益完善，并逐级向下推行，不但覆盖国有企业与事业单位，更覆盖村一级干部。2015年开始，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领导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通过了《关于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试点方案》，目的在于杜绝领导干部为求快速经济增长而破坏生态资源的短期行为。

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接班后，为了弥补高层贪腐案件对中共政权正当性的损害，开始通过王岐山主持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纪委)，对贪腐问题进行严厉扫荡。中纪委仿照中国历代王朝使用的明察暗访机制，全面推出中央巡视组，以及各级举报机制。自十八大起算，到2014年底已经有54位省部级干部落马，还果决处置了“大老虎”周永康，打破刑不上政治局常委的惯例。这些例子可以说明，中共内部在不断进行对干部管理的机制调整，有些是借鉴传统治理经验，有些则是与时俱进。

本文摘自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朱云汉的新著《高思在云：中国兴起与全球秩序重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