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讨论了西方政治模式的三个基因缺陷，并且一同探析了西方政治模式在不同国家的发展状况。而我们不禁要产生这样的疑问，西方政治模式今天到底遭遇了哪些困境？面对国家有机体政治、经济、社会三种力量的动态角逐，中西方又表现出了怎样的差异？对于这些问题，张维为教授将自己的研究心得拿出来与大家一起进行了探讨。

谈西方民制度的时候有一句话，是英国前首相丘吉尔1947年在英国议会上辩论民主问题时谈到的：“民主制度很不好，但是其他制度更不好。民主是最不坏的政治制度。”从上下文可以看出，他明确指的是西方文化语境下的政治制度。 

但他的这句话后来反复被人使用，一讲到民主制度，就是最不坏的制度，事实上没有更好的制度了。

我们怎么解决所谓的“坏皇帝”的问题？即使我们回到中国历史上，我碰到好皇帝的朝代，至少都是250年的，那比美国历史都长。这是实事求是，美国历史很短。

至于我们现在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就引用丘吉尔这句话，我说丘吉尔讲民主制度是最不坏的制度，他讲这话的前提是什么，就是我这个制度虽然有很多问题，但我四年一次或者五年一次选举，一个领导人做的不好，或者种种原因，他之后是要被换掉的。所以可以换上一个新的领导人，那么这个制度是比较好的。

那我说中国也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过去三十多年中，进行一系列的政治体制的改革。包括建立领导人退休制度，建立任期制度，有明确的年龄限制，这个西方是没有的。而且关键是我们还有集体领导，这很重要。我们即使总书记他是班长，他是核心，但是我们也是集体领导范围内的。

西方制度安排，或者丘吉尔讲的最不坏的制度，实际上如果用中国的话来说，就是叫下下策。就是我这个制度设计里边，有一个下下策，保底的。我说这个我们现在也有了，我们的年龄限制、我们的任期制、我们的集体领导，保底的。但同时我说，我们有一个东西你是没有的，我叫上上策，就是我们一定要通过努力，找到久经考验的、经过长期锻炼的、经过方方面面锻炼的一流的领导人，来治理国家。因为中国人坚信，治理国家要靠一流的人才。

我觉得我们现代的制度设计，是包括了下下策和上上策，两者的结合，所以这个政治制度，是非常有力量的。

还有一个是问责制的问题，像美籍日裔学者福山说中国模式之间最大的问题，是没有问责制。我说怎么可能呢？

就像英国这次公投脱欧，一脱欧结果大家就都说，把这个游戏玩砸了，全都辞职了，拍拍屁股走人了，没有人承担责任了，现在把一切都交给新的女首相特里莎梅。那么我说我们实际上是探索一种完全的、全面的、新型的问责制。这个问责制不光是政治、也涉及经济、也涉及法律，涉及方方面面。

西方制度今天面临最大的困境，我叫做金钱政治、失灵政体和债务经济。

金钱政治：

美国的最高法院通过裁定的方法，就是对于公司竞选的捐款不设上限。后来又裁定，对于个人的捐款，也不设上限。但理由是这个金钱也是自由使用，也是跟言论自由一样，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而美国又很自豪这个法治国家，尽管很多美国人，包括美国一些保守派的政客，像麦卡恩什么的，都认为这会导致美国政治丑闻不断，但既然最高法院这么裁决，你也必须这样做，它就是合法的。这个法尽管不好，但是只要在这里，你也得这样做。

失灵政体：

债务经济：

今年西方国家几乎都是陷入严重的债务，资不抵债。

我一直开玩笑，我说中国也有本事这样借钱的话，那我明天就是发达国家，至少账面上。这个40万亿，当这一半变成GDP，那就是20万亿对不对，我现在11万亿美金，那我就增两三倍。所以有时候我们考虑整个问题，我说用中国人的眼光，包括新的指标来看，如果这个钱借来的，人显得很富，跟你实际到底财富有多少，这都是我们可以思考的问题。但显然这样下去是有困难的。

我自己讲过这个观点，就是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实际上这个各种各样的竞争，说到底是制度竞争。我也讲过这个意见，我说我们可以竞争，美国这个制度，一人一票多党制，一人一票是1965年才真正实行的，而我们这个中国模式，形成于1978年底开始的改革开放。所以两个模式真正开始也就差十几年，实际上我们可以竞争。看哪个模式效果更好，我自己是更加看好中国模式。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实际上这个各种各样的竞争，说到底是制度竞争。

由吉林省委宣传部、吉林电视台联合推出的理论宣传栏目《有理讲理》，近期邀请了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张维为教授担任主讲嘉宾，录制《有理讲理》之“维为道来”系列节目，从9月19日开始，每周一18:00在吉林卫视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