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南：“还权于民”之思想解放运动质疑

点击：  作者：司马南    来源：作者来稿，昆仑策网编发  发布时间:2016-09-02 08:07:35

 

 

　　【导语】2008年汶川地震那年，以南方系为代表的普世价值派猖獗活动，党的指导思想在某些地方出现一时混乱，个别地方官员扮演“开明绅士”，离开党章宪法原则乱提口号标新立异，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

　　就在这个时候，党内有些同志勇敢地站出来，旗帜鲜明地捍卫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从理论层面正本清源，司马南同志此文在当时即具代表性。今天重读这篇文章，有利于我们温故知新，认真领会十八大以来的中央决策，也有利于思想曾经一时糊涂的同志提高认识做好工作。

 

 

　　　“还权于民”万言书

　　——“还权于民”为核心的思想解放运动中俺弄不明白的一大堆问题

 

 

　　近来，南方周末诸精英鄢烈山党国英等以各种方式盛赞某省委领导同志，谓之“还权于民”口号提得好。有分析者认为，如果说“真理标准的讨论”是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话，邓小平南巡时期，关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讨论就是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而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非“还权于民”的大讨论莫属。这场运动是从湖南发起的，发起人是某省委领导同志。是其把“思想解放”运动和“还权于民”联系了起来。他的基本表述是：当前思想解放 “还利于民的同时，更应该偏重于还权于民”。 （2008年9月16日中新网）

 

　　部分媒体跟进了一些解释型的报道，尤以其任职的当地媒体为多，据悉，海外有人为此专门开了“理论研讨会”，兹说纷纭，猜想颇多。

 

　　笔者不解其意，更不明究竟，专门求教当地学界诸友，大家哼哼哈哈，个个有的可说，没人讲得清楚。余天生愚笨，遇事爱认死理，想不明白的事，日日萦绕于心，累累不肯释怀。今以一篇万言碎书求教方家，包括某省委领导同志本人，拜请诸公不吝赐教。为避免坠入知寡言多的愚蠢陷阱，此文以设问为基，点到为止。所谓设问，横是笔者有所想，而无所得的问题。据称，某领导同志在一个多小时的报告当中，先后90次提到“思想解放”，笔者索性凑整写出一大堆死活弄不懂的问题。诚意求教，难免粗陋，不揣冒昧，不计混乱，恭请“先觉者”慈悲为怀，启示一二。

 

　　【1】“还权于民”的主体问题，是笔者首先遇到的困惑。

　　“还权”，是一种行为，一组动作，一个过程。谁的行为呢？谁来完成这组动作呢？谁来实施这一过程呢？“还权者”，究竟谁人也？中国共产党“还权”吗？还党权乎？中国共产党的分支机构，省委“还权”吗？还“部分党权”、“区域党权”乎？国务院“还权”吗？还“行政权力”乎？省政府“还权”吗？还“部分行政权力”乎？中央军委“还权”吗？还“军权”乎？……

 

　　如果“应还之权”不在党，不在政，不在军，而在“一部分民”，或者说，在党、政、军之外，仍有还权的其他主体存在，是否符合事实呢？这个议题，是否隐含在当地“还权于民”思想解放运动总议程当中呢？部分人改革之初，通过人所共知的方式，占有公共资源，成了“问题富人”、“劣根豪强”，上了体面的福布斯排行榜，变作上流社会的一部分，贪婪的官员与之互动，通过服务这些老板而巧取私利，遂成社会公害。

 

　　依照作为社会分配公平前提的资源的占有程度，今天社会两极分化日趋严重，有人愤而言之，罗尔斯所说的“结构正义”，现实社会已成奢谈。那么，是否意味着这部分“还权的主体”应该在法律的规范下“退权还民”呢？有否配套政策保证这一点？

 

　　假如这个“还权的主体”根本不在“还权”考虑范围之内，那意思是党和政府应该豁出去“自己还”吗？须知，没有分配的正义，便没有有效的权利。不知点出这个还权的主体，是否有必要？是否会被斥之为多事？是否会被一脚踢到地铁轮轨之下？

 

　　如果“还权于民”的大道理一定要讲下去，一个尖锐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必须给予回答：党和政府是人民权利的争取者、创造者、保护者、捍卫者吗？人民权利的争取者、创造者、保护者、捍卫者为什么成为“还权于民”的主体？这是个多么复杂难缠的逻辑啊！但是，我们绕不开。不破题，将无法深入讨论此问题。

　　【2】上述问题也可以简化回答：那么，谁是人民权利的剥夺者？何时，以何种方式剥夺？

 

　　既曰今生，必有前世。此时盛“还权说”，彼时有“欠权事”。什么时候——怎样的情况下——以怎样的方式——什么样的“权利”——如何置换到了现在实际掌控“权利”的主体手中？

 

　　仅凭猜度冒蒙发问：是曾经“野蛮占有”的吗？是凭借“外力剥夺”的吗？是某时“合法转让”的吗？是过渡时期“赎买”的吗？是特定条件下“借用”的吗？……为什么是现在，而不是过去，或者将来的某一个时候，提出来“还权说”？

 

　　【3】讲“还权于民”的文章，似乎篇篇理直气壮，句句慷慨激昂，但是若轻声问一句“权利是什么耶”？赳赳者很可能立码失却抖擞，迫而陷入思考状。

 

　　权利是个颇具创造性的古为今用的新词，与中国传统文化“或尚仁义，或务权利”中的“权利”已有本质不同。没有当年美国学者丁韪良先生与中国助手惠顿先生的合作，英文中的right不会变成今天的政治法律专门用语“权利”。

 

　　“权利事实上是简单的，不可定义的，不可分析的原初概念”。(费因伯格语) 法理学上，人们多从“伦理的”和“实证的”两维角度刻画权利概念，将“利益、主张、资格、权威、自由”列为权利的五要素。关于权利，一个不完善的定义是“特定主体对特定客体提出的，与自己的利益或意愿有关的，必须作为或必须不作为之要求的资格”（夏勇语）。

 

　　有了循“资格”路径而来的定义，总是方便一点。请原谅，我想换一个角度重复问一遍前边已经有所涉及的问题：

 

　　（1）按照“还权于民”的普遍说法，特定主体“权利人”明确是指人民，那么特定客体“义务人”呢？是指党和政府吗？

　　（2）是义务人不尊重权利人的权利，致使权利人的权利丧失或部分地丧失其价值吗？构成侵权的要素有哪些？侵权的事实依据在哪里？

　　（3）权利人与义务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一种关系？这种权利与义务的对应关系是怎样建立起来的？权利人权利要求的道德依据在哪里？

　　（4）“还权于民”是否为一项“适当救济”措施？救济的方法是什么？

　　（5）权利人并未主张权利，义务人主动“还权于民”的行动，对过去的所谓侵权行为，是否可以构成宽宥的（免责的）理由？

　　（6）“还权于民”是否带有强制性？谁是可以强制施与救济的主体？施与救济的主体本身如何强制自己呢？自己的刀如何削得了自己的柄？

 

　　【4】，“还权”的形式是什么样的？换言之“此权怎么还”？这个问题越理越乱，治丝益棼。“还”者本义，“恢复原状，返回原地”也。“还权于民”是在这个意思之下展开的吗？

 

　　假使就是这个意思，“人民-权利”最佳状态模式何处何时得见之？“人民-权利”最差状态模式何处何时得见？笔者不知道“人民-权利”状态怎样标记，亦未见到“人民-权利”范式或模型，为简便起见，姑且以具代表性的历史阶段（时间）作为标记，这样，关于“原状恢复”和“原地返回”问题，便有了一系列悬疑存在：“还权于民”是指恢复到改革开放之初“人民-权利”状态吗？那时“人民-权利”状态难道较为优化？或是恢复到文革开始吗？或是恢复到1956年的“八大路线”吗？或是恢复到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之初吗？是恢复到延安时期吗？…抑或恢复到中华民国吗？……

 

　　之所以用时间（历史阶段）为标记，来讨论“人民-权利”模式，盖因为“权利不可能超出社会经济结构，以及由这个结构所决定的社会文化的发展”（恩格斯语）。慈禧太后没吹过变频空调，袁世凯没坐过京津高铁，红军长征时李德也没有牛奶巧克力吃就是这个道理。

 

　　假使有人坚持“人民-权利”模式与时间（历史阶段）无涉，倒也无碍此问题的讨论，那么，“还权”所欲之结果，必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之状态了吧？吾族未有，他族曾经有过此等我们向而往之“人民-权利”最优状态吗？何妨指出来，我们大家学习一番。

 

　　如果彼岸、彼国亦不曾见之，那么，“还权于民”显然不是基于事实的一种判断，而是基于信念（理念）的一种善良的愿望了？也就是说，“还权于民”的倡导者，在大讲“应如是也”，而不知如何“必如是也”。

 

　　不知如何才能做到“必如是”，这义务人对权利人的救济，全部的法律依据岂非想象之产物？想象之产物，信念之产物，如何具有法律的严肃性？如此这般，“还权于民”，啥子个还法嘛？“还”了之后，又是个啥子样哟？俺自认迷糊，谁人不迷糊？

 

　　【5】恢复原状，返回原地，谓之“还”。应该说，恢复到什么时间段，取决于“原状”被改变的时间段。而“原状”何时被改变（被打破），迄今未见有人给出任何说法。在没有说法的情况下，“原状原地”纠缠下去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即使有人给出了说法，告诉我们某时某刻即为“原状原地”，问题就解决了吗？某时某刻的“人民-权利”如何媲过此时此刻“人民-权利”呢？这个论证大约更为复杂。

 

　　举例来说，总结改革开放30年经验，部分人坚持认为，文革时期人民享有的权利，要多于30年之后的今天：看病不难，读书不难，上学不难，买房不难，吃绿色食品不难；找贪官难，找桑拿难，找毒品难，找二奶难……另一部分人誓死不同意这个结论，称此说法是历史倒退。人们为此争论不休，莫衷一是。如果这个争论——论证没有完成，社会尚无共识，“还权于民”的正当性、正义性，从何说起呢？

 

　　此刻，断然喝住笔者发问的人，一定不少。他们会强调：“还权于民”不是倒退，更不是要回到文革中。诚然如是也，但是，究竟何时始，属于人民的权利，到了人民对立面——“权利掌控者”手中了呢？同是评价文革，有人称自己是“权利被剥夺者”，哀鸣《往事并不如烟》；另一部分人则信誓旦旦，称在文革中曾经享有充分的，迄今依旧怀念不已的，高于资产阶级的，真正的民主权利。认识如此分立，此刻放言“还权于民”，咋个还法？

 

　　【6】“还”字的另一层意思是“归回，偿还”，余料可能更接近“还权于民”中“还”之本意。

　　但是，这种“还债”“还钱”意义上的“还”，仍有双解：“归回”与“偿还”涵义大不同焉。完璧归赵，意味着“归回”，而不是“偿还”的意思，“还回来，即作了结”，也意味着“归回”，重要的是，这里边没有“增量”出现。但是“偿还”，则不排除“增量”出现，这个增量可正可负，可大可小，大到N倍于原值，小到N分之原值——完全取决于“偿还”所指具体情况。

 

　　偿还的动作方（法律用语的义务方），多半处于道德被动语境下，所谓“主动偿还”也是建立在先前有过失、有错误、有愧于人的前提之下。舆论热炒的口号“还权于民”，究竟是将权利“归回”人民，还是因为过失、错误、失误、愧悔，而现在要“偿还”人民呢？若是“归回”，完璧者若何哉？若是“偿还”，“增量”复若何哉？

 

　　“还权于民”，民即人民，对这种说法，似乎没有人提出需额外审视。我的疑问仅仅在于：

 

　　（1）“人民”是一个政治概念，不是一个法律概念。部分之于公民的权利，其适用口径小于人民，所以其政治权利的兑现，必定不能照应到全体人民；

　　（2）“还权于民”，是还给民之个人，还是还给民之集体？“义务人”所救济的是个人权利，还是集体权利呢？

　　（3）集体权利与个人权利的差别，并非是一个与多个的关系，而是权利与义务的关系，拒绝承担义务的权利人是可怕的；

　　（4）今天的中国，集体主义，公众利益，国家利益，受到来自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前所未有之挑战，一个社会成员为什么偏偏要把政治参与权等，仅仅理解成个人权利呢？

 

　　【7】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此乃“人民共和”固有之义、恒定之义、本来之义、不变之义。

　　无论是共产党领导，无论是政府履行管理职能，还是全国人大制定法律监督政府，其权力都来自于人民，行使权力是为了人民，所有的工作旨在服务人民，所有的利益悉数属于人民。

 

　　这个意思在中山先生那里可以找到很精练的说法，“民有、民治、民享”。毛主席的话更精辟，“为人民服务”。近年成为流行语的“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多用了几个字，倒也具体明确。如此重要的大原则，大逻辑，今天难道有什么变化吗？如果没有变化，那么，“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这一条宪法总则中，关于公民权利的规定也就依然庄严神圣有效。

 

　　我们现在是要在宪法之外，另行一套“还权于民”吗？若在宪法框架之内，依法保证公民合法权益，“还权于民”从何说起呢？所依之法又是什么法呢？当然，宪法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中国人对“宪法修正案”尤其不陌生。我想悄悄地问一句：今天的“还权于民”为核心内容的思想解放运动，难道是为了“酝酿修宪”不成？

 

　　【8】有文章披露，所谓“还权于民”，某领导同志的一种解读是：“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要通过发扬民主，使人民群众真正成为利益主体和权利主体。” 

 

　　笔者十分需要有人帮助，在这个节骨眼上，提高认识，因为琢磨来琢磨去，实在琢磨不出这两句话的特别含意。党的17大讲得很清楚，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人民当家作主，也是民主政治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人民当家作主，是民主权利使然，同时是根本利益使然。这不就是“利益主体”同时兼具“权利主体”的意思吗？从哪里能推导出“还权于民”呢？

 

　　【9】“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理所当然地要还给人民”——这种解读某领导同志“还权于民”的奇妙说法，好似不把人绕糊涂了不肯罢休似的。

　　“权力是人民给的”，这话很实在，意思不错。但是，“理所当然地要还给人民”，就不靠谱了——人民给你权力，你又还给人民，象敬酒一样，还推来推去的。

 

　　那到底谁来行使权利？如何行使权力呢？没人行使权力，国体、政体怎么体现？人民的意志又如何贯穿在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中？人民通过什么方式来当家做主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呢?又通过什么方式来保证自己的根本利益呢？难道人民（中国有13亿之巨）自己不通过政府，不通过政党直接能够决策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领域当中的一切事项吗？世界现代政治中不知哪里有这样的生动例子？亦不知这样的浪漫幻想如何变作了时评文字？

 

　　【10】据称，北京大学某教授对“还权于民”的解释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宪法虽然明确规定了。但是，中国有两套不同的规则：一套是纸面上的规则，一套是潜规则……制度在实际运行过程当中，人民实际上是被架空了……这位北大教授的观点，难道是“还权于民”的本意吗？

 

　　关于“人民实际上被架空了”的说法，理解起来很费力。如果所谓“架空”，系指中国的民主政治还不完善，我们的法制建设还有漏洞，我们的人大制度，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政治协商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自治制度哪方面不尽如人意，那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但是假如“潜规则”的存在，“人民实际上被架空了”是基于事实的客观描述，那可就不是小修小补的事情了，此种意义上的“还权于民”岂非等同于推翻积木重新搭建？这和某些人处心积虑的“去毛化”、“非共化”、“去社化”区别在哪里呢？
 

　　   【11】海外媒体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过度解读“还权于民”四个字，称“看上去简单，其实包含很多丰富的内涵”。

　　据某报分析，“这个权，可能包括‘所有权’。中国公民可以拥有很多私有财产，但是不包括土地。如果把土地所有权还给人民，那将意味著中国土地管理体制要进行改变……”

 

　　近来，关于土地私有化的声音，某些自由派人士调门颇高，有人甚至连通常盖着脸的纱巾都摘了，气喘吁吁满头是汗，赶在三中全会之前要拼死一搏。胡锦涛小岗村关于未来农村政策向农民交底的话，让他们心里阵阵发狠又无可奈何，接过某省委领导同志“还权于民’的话大做一番自己的偏心文章，这难道有什么奇怪吗？一点也不奇怪，奇怪的是，我们有些患”右派幼稚病”的媒体也跟着瞎忽悠。

 

　　【12】大约是为澄清糊涂认识，有理论家出面来讲了些东西，他们不讲还好，越讲我们越听不懂了。

 

　　他们着意强调“还权于民”的理论根据，说“还权于民”并非是一个新概念，其论据为《刘少奇文集》，称《刘少奇文集》中曾有专门章节论述应该“还权于民”，但是他并没有出示给我们，没有告诉读者，少奇同志究竟是在怎样的具体历史背景下，籍怎样的历史事件，如何论述“还权于民”的？少奇主张还什么权？以什么形式还？少奇同志所讲的“还权于民”是否与其同时代领袖的论述相一致？其区别在哪里？等等，这所有的一切，都需要理论家给我们讲的清楚一点。

 

　　更为重要的是，关于“还权于民”这样的根本原则，除了少奇同志的一个秘不示人的说法以外，是否还有其他的理论根据？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典成果的毛泽东思想，关于“还权于民”有怎样的论述？就一般情况而言，人们引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会首推毛泽东，而今天首推刘少奇，仅推刘少奇，不提毛泽东，也不见引用邓小平，满腹经纶的理论家，出于什么考虑如是为之呢？

 

　　【13】某报文章专门论述“还权于民”有两处提到了邓小平的话。

　　早在1962年，针对一些地方农民关于“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要求，邓小平就提出了“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回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323页）。在1992年十四大召开前夕，邓小平又说，“乡镇企业是谁发明的，谁都没有提出过，我也没有提出过，突然一下子冒出来了，发展得很快，见效也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来的……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邓小平年谱》下卷，第1350页）

 

　　问题是邓公这两段论述与“还权于民”关系并不大，邓公说的无非是毛主席倡导的共产党的传统做法——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非得把这样的内容，都列到“还权于民”的名下，是因为在小平同志们那里寻找关于“还权于民”的理论依据难度系数比较大吗？

 

　　【14】一种关于“政府交出权力”，建设“小政府”的说法，近年来很时髦，借着某领导同志的“还权于民说”，其改头换面又神气活现起来，仿佛他会同意其主张。

 

　　这种说法混淆了“权力”与“权利”的界限，更不懂得“公权力”救济“民众权利”受损，是从“血亲救济”、“私力救济”艰难过渡到今天，带有标志性的人类文明成果。

 

　　按照这些人的说法，一个政府，把权力交出去，自己手中的权力变少了，就一切OK了。

 

　　“政府少权”就好吗？那“手中无权”岂不更好？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懒堕成性岂非公务员的标兵？无所作为，干脆不作为，岂非好政府的最高境界？

 

　　相对于机构臃肿的、滥权的、事无巨细统揽的政府状况而言，从精简消肿角度看，“分权”“小政府”的说法是有一点点道理。但是，这不是所谓“还权于民”的问题，而是如何提高公务员素质，提高政府工作效率的问题。

 

　　从管理学角度看，政府的工作，核心在于用权，一个好的政府和不好的政府，其区别仅仅在于，谁把权力用得对路，即所谓守法、高效、廉洁，体现人民意志，归根结底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进而得到人民的拥护，而不是比拼什么那家政府权力少。

 

　　余不解，那种把权力交出去的政府，在现实生活中将如何“权能分治”（孙中山语）？做不到“权能分治”，不能有效地施政，将如何“执政为民”？不能“执政为民”，或曰，执政为民不力，止于“还权”就行了吗？美其名曰“还权于民”就行了吗？“还权”不能一俊遮百丑，况且，还权俊不俊，现在还在讨论当中，下结论不宜过早。

 

　　“夫权者，非兵威之谓也，非官势之谓也。权者，谓所执以行天下之大经大法，所持定天下之至正之中者。执法者必有其物，无以名之，名之曰‘权’而已矣”。（何启胡礼恒语）“天下之大经大法”是干什么？无非求“本固邦宁”，无非求其公平正义。交出政府权力，片面强调“小政府”，分明是“右派幼稚病”秋季发病，用天津人的话说“可不老好”。

 

　　【15】新华社发表过一篇文章，归纳了人民的权利包括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选举权，选任官员权利等等，新华社的文章还提到人民的生存权、弹劾权、申诉权、所有权、发展权等等。

 

　　抽象地说，这些提炼和概括没有什么大问题，所谓权利还可以举出更多。这位领导同志讲话之后，一些成年人像幼儿园小班可爱的小朋友一样，争先恐后地扳着指头数权利，似乎数出的越多越好。

 

　　枚举如此之细如此之多，真的那么有意义吗？

 

　　思想解放的大讨论中，鲜见有人对权利本身略作一点生态学意义上的分析，不知力倡“还权于民”的同志是否注意到，权利酷似森林中的蘑菇，其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必须与森林生态环境相伴。每一个权利人，“都是相互负有义务的公民当中的一个主体”。（托克维尔语）而独立的权利主体与权威（好比政府吧）之间，必须有一种“完美的结合”。夏勇先生在《中国民权哲学》第三章中曾写道，通过这一结合，公民个人来获得“对秩序的喜爱”，来理解“权力的平衡”，来聚集“明晰的实践观念”——这些都是出于他的义务。

 

　　如果缺乏德性，关于权利的对话，不过是“一本只有词汇和词组，而没有句法和语法的书”。中国不能步某些国家的后尘，从“权利缺失”，径直进入“个人权利绝对化”——人民大众虽然眼下尚无此之虞，但是在反体制精英报纸的鼓噪下，绝对个人主义在中国的时髦，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大家想想看，范跑跑先生难道仅仅是个孤证吗？

 

　　强调责任与德行，必然与伸张权利相悖吗？

 

　　当“还权于民”成为流行语的时候，责任、义务、德行、操守、合作、秩序、集体、公众、家庭……就应当自然受到冷落，自然被边缘化吗？

 

　　综上所述，虽然关于“还权于民”的理论问题，摄于认识能力和信息黑障，本人一脑袋浆糊，但是有些简单的事情，大概还是看得明白的。譬如，某些人热切希望的某领导同志异于中央部署，走一套单独的政治体制改革路线，眼下似乎没这个可能；譬如，某领导同志、鄢烈山、党国英虽然都在讲“还权于民”，但是，浑然不是同一个意思，心中所托物不同，路径、方法亦不同。

 

　　（原文写于2008年10月4日，重发时有个别校改；来源：作者来稿，昆仑策网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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