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贝：解析阎长贵文章中的谎言

点击：  作者：文贝    来源：中国将军政要网  发布时间:2016-05-01 21:19:44

 

 

        值得怀疑的口述历史

 

        以政治事件、政治人物为内容的谣言，或歪曲、捏造政治新闻事件，或调侃、污蔑政治人物被归类为政治谣言。政治谣言不仅“惑众”，而且能“祸国”。

 

        因为在中央高层领导人身边工作过、曾经的国家级干部子女、与高层有比较密切接触的，后来靠写秘闻轶事成名获利的所谓作家很多。许多时候人们不相信那些高官自己写的或请人代笔写的回忆文章，因为他们往往粉饰拔高自己，但这些“第三者”讲的故事却有许多人信以为真。

 

        如果把这些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写的东西放到今天来看，或者对比一下他们后来反复修改重版的作品，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自我否定。就像徐明清在文革时证明江青不是叛徒，江青倒台后因这份证明被关进监狱，又在专案组的指导下证明江青是叛徒，晚年又揭露专案组逼迫她拼凑污蔑江青材料的事实一样。这些应景文章没有多少价值。

 

        《邓颖超日记》、《杨尚昆日记》、《李鹏日记》、《薄一波十九次讲话》等等虽被当事人及其子女否认，很多人至今仍把它们当作信史。

 

        最早写文章的要算自1947年8月到1962年4月在毛泽东身边工作15年的卫士长李银桥，因为曾经随毛泽东南征北战，形影不离在毛泽东身边，而且与毛泽东家人交往甚多，他的《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一书曾引起许多人争阅和讨论，而与权延赤合作出版的《走下神坛的毛泽东》1989年，由于双方分歧而闹上法庭，结果是权延赤公开道歉。

 

        只当过一年毛泽东兼职秘书李锐，跑到美国去所谓的毛泽东的私人保健医生李志绥，只当过江青一年秘书的阎长贵，江青第一任秘书杨银禄；以红墙传记作家出名的叶永烈、权延赤、师东兵、丁东等，这两类人多年来一直靠揭秘和所谓的采访曝光内幕走红于媒体。而真正了解内情的在毛泽东身边接触更多的张玉风、王海容、唐闻生以及毛泽东亲属毛远新、李敏、李纳等却三缄其口，不仅闭口不说，而且连回应都少见。

 

        他们自己不讲并不代表没有人替他们发言，网上有许多打着他们的旗号写的文章很多，但几乎没有一个出自于他们之口。

 

        阎长贵可能是因为涉及“五一六“分子而倒台。

 

        阎长贵大学毕业后师从《红旗》杂志社中国哲学史组组长关锋。1962年9月22日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短文《永不走路，永不摔跤》被发现，文革开始时被调到中央文革小组简报组工作，调他的人是中央办公厅政治秘书局的领导戚本禹。

 

        阎长贵1967年1月至1968年1月任江青的机要秘书一年，主要任务是收发管理文件和接电话等。

 

        据他自己说后来被江青关进监狱的原因是因为转给江青一封信，信是北京某电影制片厂的一位女演员写来的，这位女演员在信中讲了她的从艺经历，说她也曾经叫过“江青”这个名字，解放后就改了；又说，她有一些存款，愿意作为党费交给组织；再说到她在“文革”中受到的冲击，以及赞扬江青等等。这个女演员写信无非是希望江青为她说句话，以减轻或免除她正在受到的冲击。阎长贵只是在信上附了一张条子：“江青同志：这封信中有您的名字。”就因为这个，他被解除了秘书职务。后来“江青诬蔑我盗窃毛主席手稿，说我是安插在首长身边的‘坐探’”。“他们对我布置了一次小规模的‘抄家’，结果当然是一无所获”。最后被投入到秦城监狱。因这点小事而被关确实小题大做，喊冤叫屈是有资格的。

 

        然而据他自己讲1975年5月22日专案组的结论却不是这样，主要有两条：一、妄图用假材料陷害中央负责同志；二、包庇“五一六分子”吴传启、林聿时。

 

        是不是只有这两条没有看到结论的原件，仅就这两条而言，他的被捕根本不是女演员的事。

 

        按阎长贵的话在处分决定上签字是“为了能安排工作，我违心地签了字。” 

 

        笔者发现这其中许多问题不对。妄图用假材料陷害中央负责同志由于阎长贵本人没讲也没有见到具体的问题，尚且不论。而包庇“五一六分子”吴传启、林聿时的罪名应当有事实根据。

 

        阎长贵是关锋发现并推荐的人。关锋因1967年在拟定《解放军报》的“宣传要点”时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而于8月26日被停职审查。当时虽然在江青的保护下升任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的组长，却在一个月后被免了职。随后被关进监狱。

 

        而调他进入中央文革的戚本禹也是与阎长贵一起被中央隔离审查。

 

        吴传启、潘梓年、林聿时、周景芳、洪涛、王恩宇等学部造反派被北京卫戍区收监是1967年的8月份，是由戚本禹传达周恩来指示执行的。

 

        事情清楚的看出，阎长贵的倒台是涉及到“五一六分子”（反周恩来的）。

 

        他包庇吴传启、林聿时这两位后来被打成的“五一六分子”绝非空穴来风，只不过他自己不讲罢了。因为从后来揭发的材料看，戚本禹、吴传启、林聿时在此期间最是风头正劲。而当时江青是力反“五一六分子”的。

 

        阎长贵一直把给江青的那封信作为入狱的前奏，显然是为了遮掩其涉及“五一六分子”的事实。

 

        借口别人妄谈历史

 

        阎长贵自1968年1月被隔离审查，基本没有接触高层的机会，也不可能揭出什么秘密来。

 

        仅凭一年的中央工作经历显然无法写出更多的东西来。但是，阎长贵有自己的办法，那就是胡编滥造，或者是通过道听途说来发挥。

 

        阎长贵有一篇《毛远新谈毛泽东二三事》的文章，其中引用了《张玉凤揭示若干重要历史事件的真相》文章的内容。

 

        毛远新是毛泽东的侄子，毛泽民烈士的儿子，小时候曾与母亲一起坐过国民党的牢房。从上小学起，一直跟毛泽东生活。文革期间曾经做过三次联络员，第一次是周恩来的联络员，第二次是中央处理东北问题的联络员，第三次是毛泽东的联络员，文革后被处以“颠覆无产价级专政”被判17年有期徒刑。1989年经杨尚昆批准保外就医，1993年10月17年刑满后以“李实”的名字，被安排在上海汽车工业质量检测研究所工作。2001年以高级工程师退休，每月领取1080元的养老金。毛远新后来不仅隐姓埋名，退休后被人认出后也很少谈及往事。

 

        张玉风原为牡丹江铁路局的餐车服务员、广播员，后来曾为毛泽东出巡全国时专列车厢上的服务员，1970年7月以后长期担任毛泽东机要秘书兼生活秘书。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六年。

 

        阎长贵在文章中谈及毛泽东对身后常委安排的事，其中以毛远新的话说：“周总理逝世后，毛主席就翻来覆去地考虑谁做总理，在几个副总理中，掰着指头数。说实话，毛主席当时最看中和属意的还是张春桥，但又觉得他不能服众。毛主席问我对张春桥的看法，我说：张春桥有思想、有能力，仿佛又有点阴，往往不知道他想什么，说什么。就在毛主席经过再三考虑选定华国锋做总理、做接班人时，还是希望张春桥做军师，辅佐华国锋。毛主席叫我向张春桥传达一句话：‘从1935年遵义会议起，我不就做了10年的副手嘛！’我向张春桥传达了这句话，同时我也把这句话告诉了华国锋。”

 

        他还引用《张玉凤揭示若干重要历史事件的真相》一文中以张玉风的口气说“提了5个人名：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对此，毛远新和我都有记录资料。”

 

        无论是毛远新还是张玉风，都否认接受过这些采访，更没有说过这些话。

 

        阎长贵和杨银禄（江青的另一秘书）亲自询问汪东兴和张玉凤时，两人都否认。

 

        毛远新明确、坚定地回答：“胡说八道，从1976年以后，除了‘你好’之类的简单话，主席说话谁也听不懂了，连张玉凤也听不懂，相互交流都是用笔写，谁要说有这件事，请他拿出文字根据来！”。

 

        毛远新和张玉风都坚决否认毛泽东关于身后谁任常委的传闻。

 

        毛远新还在回答自己“酒后吐真言”说自己是七名常委名单第一的回复中说：“这完全是瞎编。我从不喝酒，过去在军队时都不喝；我不喝酒，怎么会有酒醉后的胡说八道呢？”

 

        当事人都否定了，阎长贵假借张玉风和毛远新之口的话被证明是虚假的。

 

        阎长贵许多文章中的环节或内容不真实，或者说经不起推敲。问史容易求信难，这也就是这位曾经秘书的问题所在了。